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裁厘改税述论

厘金是清朝统治者为镇压农民起义而抽征的工商附加捐税,进而推行到全国,成为一种恶税,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成功裁撤了厘金,使中国税制走上了正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没有达到真正振兴中国民族经济的目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现代化初探

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现代化演进划分为十年内战、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三个时期，侧重于从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三大职能角度考察分析，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现代化的历史走向特征，并对国民政府与中央银行现代化的关系加以简单评价。     

反思我国欲建立行政法院的理论模式

行政法院的建立被认为是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但是,针对具体的国情而言,是否建立行政法院制度还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尤其是在行政诉讼制度尚不完备的我国,本文试从法国行政法院建立的历史背景等各方面与我国进行比较,审查行政法院制度在我国是否具有理论上真实的可行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现代化初探

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现代化演进划分为十年内战、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三个时 期,侧重于从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三大职能角度考察分析,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南京国民政府时 期中央银行现代化的历史走向特征,并对国民政府与中央银行现代化的关系加以简单评价。     

南京国民政府对段祺瑞去世的反应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去世,社会各界深表哀悼。南京国民政府主动参与段祺瑞丧事的办理,林森、蒋介石及中央要员或亲往祭奠,或唁电悼念,或派人前往,地方官员也积极协助,政府并为其国葬做相应准备。南京国民政府对段祺瑞丧礼的重视,不仅在于树立自身的宽容形象,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段祺瑞一生确有值得尊崇之处。     

南京国民政府离婚法律制度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的离婚法律制度对中国传统的离婚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变革,既体现出西方法文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反映了转型时期社会的变化。虽然其超前的法律相比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存在实施上脱节的情况,但其所表现的某些进步的价值观念,对于转型期中国的社会价值体系建构和人们思想意识的重塑,仍具有积极的引导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社团立法略论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承继前政权的社团法律资源，分四个阶段和五个层次初步建立了一套社团法律体系。这一体系与之前的社团法律法规相比有一定进步性，但仍远未完善。     

南京国民政府社团政策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将民众运动纳入到其整体执政框架内,以社团为工具,以社团立法和民众训练两种方式实施对民众的双轨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政府实施的社团政策符合现代国家管理的趋势,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远未达到通过社团控制民众的目的,党民关系渐呈疏离之势。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律师制度与现行律师制度之比较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律师制度是旧中国最为完备的律师制度。本文试从历史沿革、律师的权利义务等方面将其与现行的律师制度加以比较，以阐述我国律师制度发展变化之过程。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养老保险立法（1927-1937年）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由于受西方养老保险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养老观念发生了变化,一些地区、部门和企业制定了职工退休养老的规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施。     

试论1931年底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

1931年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时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此次变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本文拟就此次政治体制变革的内容、特点、背景和意义等有关问题做一个初步探讨。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地位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发展,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具体而言,表现为3个方面,其一,高等教育发展的成效显著;其二,高等教育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三,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南京国民政府事后审计制度考论

事后审计是政府审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规范政府审计方式、提高办事效率的视角,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不断立法的形式,明确事后审计的职权范围、部门归属、操作程序、注意事项和处理意见等,以加快事后审计制度的建设步伐,并使事后审计制度建设不断走向规范化与科学化。     

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社团立法略论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承继前政权的社团法律资源,分四个阶段和五个层次初步建立了一套社团法律体系。这一体系与之前的社团法律法规相比有一定进步性,但仍远未完善。     

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婚姻法立法原因考察

一部正式颁布施行的法律文本往往是解读一个历史时代最原始、最真实的文化载体与文化密码。若欲真正理解法律文本的内涵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则必须厘清立法原因。南京政府1930年婚姻法立法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清末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收回治外法权的需要;第三,女子解放运动的思潮与实践的压力;第四,国民党党纲党章的要求;第五,20世纪初期国际亲属法立法的新趋势。     

简析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权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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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女儿的继承权及实践

在中国古代,受宗法家族制度的影响,女儿一般没有财产继承权,只有获得妆奁或父母赠与的权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女儿继承权开始发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最终女儿继承权得以确立。不过良好的法律却难以适应旧的社会环境,其结果是女儿无法得到民法所允诺的完全平等的继承权,法律表达与实践的分离由此可见。     

简析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权形态

南京临时政府在中国第一次建构了民主共和制度,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试行作了有益的探索,但其政权形态并不完备,总统权力过大,参议院没有弹劾权,司法权也尚须建立与独立;在实际运行上,政府与参议院未能互相协调,以收指臂之效,行政权抑压立法权,而参议员则“狃于三权分立之说,好持异议“,束缚着政府的运行。     

论陈其美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建立的过程中,沪军都督陈其美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过去,学者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陈其美在取得沪军都督这个关键性职位以后,立即倡议组建临时中央政府,并大力推崇革命军统帅黄兴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将组建中央政府的主导权从官僚、立宪派转移到了同盟会手中.随后,陈其美与黄兴、宋教仁等密商决定推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在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无庸讳言,由于多方面的复杂原因,陈其美在这个过程中既立下了值得称道的历史功绩,也做了些亲痛仇快的事,给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留下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