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左派的统战政策

国共关系是我国统一战线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又是国共关系的重要内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值幼年,缺乏统战工作的经验,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曾出现严重的失误。特别是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等鼓吹以“左派领袖”为中心的思想,主动放弃统一战线领导权,导致国民革命失败。为了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早期统战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深入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有必要将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左派的统战政策进行认真的剖析。     

南昌起义前后“复兴国民党左派”政策钩沉

1927年"七一五"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全党继续执行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希望能复兴"左派国民党"。南昌起义正发生在此期间,因此起义后成立的政权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政策脱离了中国实际,受到党内同志的质疑。中共中央一方面贯彻共产国际对这一问题的指示,另一方面也对此政策不断作出调整,最终在9月中旬结束这一政策,随即派专人通知南昌起义领导机关。起义主力失利之后周恩来在流沙布置善后的会议上正式打出苏维埃旗帜。大革命失败后提出复兴"左派国民党"的政策是因为共产国际一直对国民党有过高的评价,并且机械地套用"三个阶段"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大革命。     

政党现代化视域下的国民党“一大”

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的大革命浪潮,不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前进的动力,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国民党的现代化。尤其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会上实现了国民党改组,明确了国民党领袖对政党重要性的新认识,完善了政党发展目标,同时对政党活动进行了规范,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动员等,都促进了国民党自身的现代化,并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浅谈邓演达反帝反蒋的政治主张

浅谈邓演达反帝反蒋的政治主张孙平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七·一五”在武汉背叛革命，邓演达面对这一急变，写了《告别国民党的同志们》等文章，义正辞严地谴责蒋汪...     

从排斥到联合：“二大”前后中共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

中共＂二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即由开始的排斥其他政党到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最后同意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始终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北伐前后国民党对民众运动态度的转变

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中国国民党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重组，积蓄力量，准备北伐，另一方面在苏俄与中共的影响下，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态度十分积极，逐渐认识到广大民众中蕴含的无穷力量，国民党利用民众运动来达到掀起革命高潮的目的，北伐过程中各地民众积极支持北伐军，民众运动的高涨也为北伐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支援，但是在北伐进行到长江流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对于民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支持变为抑制。     

怎样看待革命根据地的法──—兼与孙国华先生商榷

在传统的《法学基础理论》及《法理学》教材关于社会主义法的产生的有关章节中，都不约而同地谈到“我国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法”的有关问题。新近拜读1996年再版的孙国华先生主编的《法理学教程》关于社会主义法的产生一节，又见诸这种的提法，即“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的雏形。”其提法既已肯定，在新中国建立前，革命根据地已经是存在着法了．即存在着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律制度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法律制度、法律体系。对于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一、关于法的定义孙国华先生所主编的《法理学…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日本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国共两党旅日组织于1924年8月实现政治合作，在东京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党驻日总支部，标志着国共两党在日本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与国内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相比较，国共旅日革命统一战线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由于中共东京党团组织人数较少，人员流动性大，组织机构不固定，因而在驻日总支部的组织领导机构中力量偏弱，难以在重大问题上对总支部的决策产生足够影响。第二，由于受到中日两国相近地缘关系和国民党在日本有着悠久历史渊源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旅日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1926年初，随着国内“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东京的国民党右派也公开进行分裂活动，形成了在东京一地存在左右派两个总支部的对立局面。“四·一二上海清党”和“七·一五武汉分共”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破裂，东京国民党左派驻日总支部随之分化结束，而右派总支部则一分为三，最终沦变成为蒋、汪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     

印共(马)新党纲与其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

2000年10月20—23日,印共(马)在提鲁瓦南塔普拉姆举行特别会议,并对党纲进行了修订。新党纲全面阐述了印共(马)的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认为印度是大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联盟进行阶级统治的国家,印度社会是占支配地位的垄断资本主义与等级制度、地方自治和部落制度的混合物;印共(马)坚持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认为马上要实现的目标是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所有真正反封建、反垄断、反帝国主义力量的联合的人民民主;认为印度革命的性质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垄断的民主革命,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人民民主和向社会主义转变,即通过发展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把议会和非议会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提出要努力建立左派民主阵线,能够单独地作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政策的真正替代者。     

试析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国民政府，是广东国民政府的继续和发展，武汉国民政府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参加并在一定程度上领导的，以国民党左派为主的，国共合作的，执行联俄、职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政权；它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因素，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的政权。     

国民党大陆时期领导人及主要事迹

总理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前身为中国同盟会,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兴中会的基础上合并小党于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9年正式称为中国国民党,由孙中山担任总理。孙中山执掌期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在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后     

玻利维亚新总统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

在7月14日如期举行的玻利维亚大选终于有了结果。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领袖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8月5日被玻新议会选举为总统。此前还有一个小小的波折。8月2日,全国选举法庭公布投票结果,三位总统候选人(民族主义民主行动党的乌戈·班塞尔、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埃斯登索罗和左派革命运动的萨莫拉)得票都没超过半数。但由于埃斯登索罗得到左派革命运     

孙中山与李大钊的革命友谊

早在1919年，孙中山和李大判就有所接触，他看了李大树写的著名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后，对李大钊的“试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科学预言十分赞赏。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的发展，孙中山和李大钊的交往、了解、革命友谊与日俱增。孙中山与李大别的革命友谊，是在他俩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孙中山自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坚持革命斗争，走过漫长的曲折道路。为维护民主政治，他领导了第二次革命、护国反袁、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及支持五四爱国运动等斗争．他先后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     

中国国民党退台初期的土地改革及其政治意涵

1949年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初期，由于外交冷落，内政混乱，经济凋敝，台湾岛内人心惶恐，局势动荡，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危机四伏，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从1949年到1953年，退台后的中国国民党当局被迫采取“和平渐进”的措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土地改革。这次土地改革不但缓解了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的经济危机，也为其在岛上的政治统治奠定了基础，这次土改可喻为国民党败退台岛后的一棵“救命稻草”，它具有重兽古白政治素涵．     

毛泽东现代化观浅析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奠基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现代化为中国社会的前进取向，对革命和实现现代化的关系、对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均作了理论思考。这些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是为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思想镜鉴。     

邓演达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学校,它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且又是国共合作的结晶;它不仅为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骨干,而且还为亚洲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培养了人才。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时期。该校曾荣获“国民革命中心”和“东方红军”的美称。邓演达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先后出任教练部副主任和教务长等职。邓演达协助孙中山创办军校及以后他在军校的努力工作,成为他革命生涯中光照千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

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无产阶级、国民党等问题有偏颇的认识，产生了指导中国大革命的“二次革命”战略，虽然对中国革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推动了国共合作，但是，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生、大革命的失败也有很大关系。     

胡绳晚年论革命与改良

革命与改良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胡绳晚年对此发表了一些至今看来仍然很有新意的新观点。这些新观点贯穿在他对近代以来的农民革命的新评价、对近代以来改良的新评价、对辛亥革命的新评价、对社会主义时期革命与改良问题的新评价等方面。胡绳关于革命与改良的新阐述。为我们客观评价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周恩来、王京岐与国共旅欧统一战线

1923年秋冬,随着国内国共合作进程的加快,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旅欧支部和以王京岐为代表的旅欧国民党组织,在孙中山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率先实现了政治合作。国共旅欧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周恩来和王京岐带领广大旅欧国共党员,积极开展国际性反帝活动,坚决回击“国家主义派”和旅欧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分裂行为,确立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他们两人也在共同的革命经历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国民党的出路在于第三次国共合作——从国民党历史上闪光的两页看国民党的前途

孙中山先生缔造的中国国民党,在它的历史上,曾有过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这闪光的两页。而值得思索的是,这两页无不和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其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认真回顾这段历史,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的发展和进步是和联共分不开的,它的堕落和反动则是和反共分不开的。历史的启迪告诉明智的人们:国民党的出路不在于反共到底,而恰恰在于再度和共产党合作,携手共建伟大的祖国。本文拟就此作一历史反思,敬献给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