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的“安定”取向与现代法治要求之冲突

以德为政，民安不争的社会“安定”思想，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这种文化传统有巨大的历史惯性，直到今天，秩序稳定在立法决策层那里依然作为中心价值取向，毋庸置疑，秩序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长治久安，根本而可靠的办法是实现法治。现代法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下的秩序是以维护民主，平等，自由为目标的，是个体实现权利义务行为的有序性与国家行使权力的有关性的统一，而传统中的“安定”价值取向与此有着明显的矛盾和冲突。     

中国民间舞的价值取向

中国民间舞蹈来源于民间，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一种流传形式。民间舞蹈的价值取向大体上体现在它的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这种简洁、明朗的艺术，能缓解人身心的疲惫，满足人们对简朴稚拙的美学形态的渴求，使人达到心理和生理上的平衡，因而仍然赢得人们对民间舞蹈艺术的青睐。     

论中国传统价值取向对教育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土地本位、群体本位和伦理本位等价值取向对中国教育的影响，说明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棱对当今中国教育的促进与阻抗，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中国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知识产权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实践回应

当代知识产权制度所秉持的“占有性”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具有显著的西方社会个体自由与经济理性的人文底色,它在回应后疫情时期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密集性挑战上渐显不适应性。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和泛知识产权国际竞争新格局需要站位更高远的价值理念来引领知识产权制度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主张,为新发展阶段我国知识产权文化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科学而系统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指引。知识产权价值链上利益相关者应以共存、共赢、共享作为共同体意识回归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共识,以切实的知识产权文化实践路径助力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良政善治格局的形成。     

亲亲相隐原则的法理探析及其在当代中国命运之检讨

亲亲相隐在中国古代作为体现儒家思想、维护封建家长制统治的一项法律制度，在新中国已作为封建糟粕被摒弃。但从现代法治社会的眼光审视，其对社会最基本的人伦血缘关系的承认与关怀，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前瞻其在中国未来之命运，应在刑事立法中占有一席之地，它表现为一定的亲属间相互享有作证豁免特权，但必须对内容进行一定的整合。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市民社会是国家和法得以产生的基础。民法在市民社会中居于基本法地位，这一地位的确立对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民的政治心理特征及其调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时期，在这个转型时期内，我国公民的政治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从主流看，主要表现为趋于有序化、道德化、理性化、成熟性、实际化、多样化。同时还有一些如失衡与迷茫、焦虑与浮躁、自危与怀旧、冷漠与无助、愤懑与担忧、心理矛盾与评判标准的二元化等非主流特征。为了使公民的政治心理呈良性发展，应该根据公民的这些政治心理特征，对公民的政治心理作适当的调适。     

人文精神对民法影响的阶段性分析

人文精神秉持的人文关怀是民法的最高价值理念。人文精神的历史变迁使民法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人文精神对民法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有利于深入把握民法的时代特征,从而使人在价值和制度层面上不断被考虑和关怀。     

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转型,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宏观背景,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企改革走过了一条艰难的探索道路。本文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和谐社会法治构建论

自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如何从法学理论上认识这一重大课题显得尤为紧迫.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目标是建设一个和谐法治社会.要达到这一目标,应从两个层次上进行构思:首先谋求的是法治控制下的权力,这是和谐社会的手段追求;其次谋求的是法治保护下的权利,这是和谐社会的日标追求.通过这两个层次的法治调控,达到构建和谐法治社会的最终目标.     

论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律价值

诉讼时效制度是一个多元的价值体系,它包含了自由、效率、安全、秩序及正义等法律价值,而且相互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其根源在于民事主体自身的内在矛盾性.我国诉讼时效制度应着眼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求,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完成对不同制度的具体设计.     

试论中国古代固有民法的开放性体系

近年来法律史研究中对正律以外的大量史料的考证足以说明:既然中国古代曾有辉煌的国际和国内贸易是不争的事实,且调整这些社会关系的大量的行为规则和裁判规则的存在亦不容置疑,那么,只要转换思路,从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渊源的角度来看问题,就不但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固有民法的实在体系,而且能够概括出其特有的调整模式。这无疑对目前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民社会的价值诠释与现代意义

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摇篮，它孕育着民主所需要的一切。在社会管理民主化、国家政治文明化的发展进程中，公民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强力支撑。公民社会的建立，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体的健康人格之塑造和完满，推动我国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提高社会资本存量，为构建和谐社会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     

市民社会的三个维度——法律、道德与信仰辩证关系的宏观阐述

市民社会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经历史环节。放眼当下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启示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征程中,辩证地看待配置调和法律、道德与信仰这一市民社会的三个重要维度,是相当必要和必须的。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更加清晰表述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的宏观背景下,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动摇,正确处理衔接好制度、伦理与精神三要素的对立统一关系,不断调适政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意义深远。     

西方公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

公民社会概念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公民社会通常是指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类的自然（或野蛮）状态。现代公民社会概念的出现是近代欧洲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分离的反映,它包括了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它是由黑格尔在吸收了众多思想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并由马克思予以完善的科学概念。当代公民社会理论认为经济领域已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主张采取公民社会-经济-国家的三分法,指出公民社会应该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当代西方公民社会概念可以说是古希腊罗马以及17、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代表的古典公民社会概念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代表的现代公民社会概念在当代的融合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