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明新儒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看佛教对儒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相当程度来自于佛教。隋唐时期,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一种开放的政策,儒、释、道三足鼎立,为各种思想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交融、相互吸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隋唐佛教的佛性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儒学化,这更为儒学吸收佛教的思想提供了方便。宋明新儒学之“心性”,无论是张载的“天地之性”,程朱的“天理”,还是陆九渊的“心”,王阳明的“良知”,都不是传统儒学的作为具体人的现实具体之心性,而在相当程度上已具有本体的性质,与佛教的“佛性”、“心性”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宋明新儒学区别于传统儒学之最根本处,就在于二者思维模式的不同。探讨佛教对儒学的影响,认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为《汉初三儒研究》出版而作

儒家学派创自孔子,迄今二千五百余年,是一个植根中国影响世界的重要学派.二干多年来,儒学的发展大体上可分几个阶段.孔子终生从事教育,孔了卒后,其弟子散游诸侯国,宗师孔子,设教于四方,“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战国时号为“显学”,而以孟轲、苟卿为两大流派.孟荀的取向不同,但宗师孔子,祖述六艺,则是一致的,是为先秦儒学.两汉经学盛兴,汉代儒学为经学时代.魏晋为玄学时代,玄儒会通儒道,后来又兼摄佛理用来解释儒家经典,而以《周易》为中心.宋代以来,理学兴起,理学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而又吸收消化了佛道思想,反映了以儒为主,三教合一的时代思潮.现代的新儒学则是与西学结合,汲取西方思想来丰富发展儒学.从这个发展过程看来,儒学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是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儒学随着时代发展,“与时偕行”是儒学的传统.其二,儒学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固步自封”的.它能融摄各种新思想新东西,因之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论王阳明对“何思何虑”的解读

王阳明对“何思何虑”的解读以程朱之学为背景,认为圣人无需思虑的原因是其能够去除思虑之私心、顺应万物自然之理并体悟天理。通过扬弃程朱之学,王阳明建构起了对“何思何虑”的独特理解,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何思何虑”的性质是本体与工夫的统一,而非效验;第二,达到“何思何虑”的主要途径是思虑天理和致良知,次要途径是去除私心;第三,去除思虑之私心的根本方法是穷此心之理,而非于事物上穷理,亦非分居敬和穷理为两事。王阳明对“何思何虑”的解读在明代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使阳明心学而非程朱理学成为众学者理解“何思何虑”时的主要参照。     

略论宋代儒学及其与现代东亚文明的关系

宋代儒学是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成熟形态和最高形态 ,是批判和融摄了佛道哲学而具有开放兼容精神的新儒学 ,是富有“崇实”意蕴的哲学意识形态。宋代儒学广泛传播到东亚国家和地区 ,对现代东亚文明仍具有较大的双重影响。其优秀成份和合理精神是现代东亚文明发展的积极因素 ;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偏执“理”、“欲”对立的理欲观等继续产生着消极影响。因此 ,“儒家资本主义”和儒教伦理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都是偏激的     

杨时理学思想研究

杨时继承了洛学的“天理”本体论，以“理一分殊”的观点纠正张我“民胞物与”思想中的“兼爱”色彩。强调“格物致知”这一向外求索的路向，另一方面，却更多采纳程颢的思维路向，将“格物致知”最后落实在“反身而诚”之上。播扬洛学，促成了日后阀学形成以及朱子学的诞生。     

朱子之“理”的天道自然观基础及其理气二元结构

朱子理学有着十分深厚的天道自然观基础,他成功地将天道自然观转换为天理自然观;“气化流行”是这一转换中的关键范畴,其思维取向是道体（理）自然而成化。朱子的“天理”观,显示了从天道自然到理所当然的人文道德之价值维度。朱子天理观中的理气二元结构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导致他偏轻偏重地言理言气,而太极范畴的推出,依然没有解决这一矛盾。     

程颢、程颐的道统思想

程颢（公元1032－1085年）、程颐（公元1033－1107年）兄弟二人是北来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宋代理学的创立着，亦是儒学道统论的确立者。二程创立的理学亦称新儒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变革，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道统论作为二程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举足轻器的地位，而过去学术界对其论述尚有不足。在过统论上，二程以天理论道，把道统之道与理等同，提升为了自本体。并在批佛老的基础上．吸取佛老精致的思辨哲学，对道统思想作了详尽的阐发，把道统的二要尽；8、圣人、经典三者联系起来展开论述。…     

天人合德思想对于儒学道德形上学的理论意义

儒学的主旨就是人学，它对于人伦道德给予更多的切实关注，故其形而上学实质上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儒学从其发轫（先秦儒学）、发展（汉唐儒学）一直到成熟定型（宋明理学），一直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天人合德”。“天人合德”思想为其道德形上学建立了理论基础，在儒学的伦理道德思想之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援儒学入“科学”和“民主”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他被美国学者艾恺称为“最后的儒家”。其“援西学入儒学”,将民主、科学与儒家人生态度融为一体的儒学观,彰显了“五四”时期儒学观的时代特色和思想特点。     

背负着欲望的理性思考--王船山对宋明儒学存理去欲观念的批判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论题.在王船山看来,宋明儒学的"存天理、去人欲"这个传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困境1.从理性中彻底分离欲求的愿望只是人为设置的神话,因为其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特殊的抽象使用理性的欲求.欲求与理性不可分割.2.感性活动本身并不妨碍存理的实践.当实践指向物欲的排除时,反而遮蔽了存理的实践.3.存理与去欲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实践方式,通过去除欲求的方式并不能导致理性的开显.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的差异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相比已具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理气论上，清代理学更强调理气无先后，把气提升到与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心性论上，认为气质是人性的重要来源，要求从气质上观性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从天理上观性；格致论上，强调格“事”、“物”之理，将儒家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建立在“事理”之上。     

二程“诚”思想的解析及其现代意义

解析了程颢和程颐的“诚”思想：他们认为天道、人道以及天人合一之道的最高境界就是“诫”,“诚”是天理的根本道德属性,是人伦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天人合一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提出,二程的“诚”思想的现代意义更多的应该是体现在对于民众注重修德成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的取向和引导上。     

论儒学道德精神的现代意义

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实施 ,用“扬弃”的态度去挖掘儒学的思想道德精华。就儒学“仁爱”精神 ,“诚信观”和“义利观”,“以德治民”思想三方面与新形势下的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建设相联系 ,去阐述儒学道德精神的现代意义     

从孙应鳌《琐言》探其对王阳明心学之继承与发展

明代大儒孙应鳌,贵州清平(今凯里炉山)人,官至工部尚书、国子监祭酒,生于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19岁时,受业于王阳明大弟子贵溪徐樾,“即传其所受阳明心斋之学”,系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孙应鳌对儒学,特别是对儒家主观唯心主义学派集大成者王阳明的心学造诣颇深。莫友芝在《黔诗纪略》中评其为“海内群以名臣大儒归之”。孙应鳌乡居时,筑学孔精舍讲授儒学,为王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作出不小贡献。其《寄学孔书院诸会友琐言》(简称《琐言》),“为乡里立教”,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宋代程朱理学的僵化教条,以及他们讲的穷“理”的途径比较繁难,士大夫把程朱理学当成获取名利的工具,使其学说逐渐丧失对人心的羁绊作用。王阳明批评明代中叶的社会风气是:“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因此,他想从整饬人心     

儒学对我国科技教育的影响及启示

儒学在其产生及演变的过程中,对科技教育的影响是多侧面的,积极的影响是传播了古代的自然哲学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技教育的发展；消极的影响是片面撷取和扩大了儒学中的德化部分并使之处于诸学独尊的地位,形成教育内容单一、教条化的局面,限制了科技教育的发展.在进行科技教育时,客观分析、认识儒学的影响,汲取其“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修身力行”的思想精华,对树立全面的科技教育思想大有裨益.     

《困知记》与明代的学术论战

罗钦顺在理和气、本性和物质之性、心和性、天理和人欲、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等问题上与佛学和程朱、阳明学派展开的论战中,成功地运用理一分殊的原理,提出了气一元论,心性分开,人欲实为天性且要约束,“见闻”为了解世界基本方式,强调“格物”等观点.而这些主要反映在《困知记》中。     

儒学对晚清礼法之争的影响——以伍廷芳和张之洞为考察对象

无论是礼教派还是法理派的修律思想实践都存在继承、运用儒学文化的内容。对儒学文化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促成了不同的修律思想。总体而言，伍廷芳和张之洞都继承发挥了其中“仁”、经世致用等精神。但是，张之洞视儒学为儒教，将其与封建政治紧密结合，固守其中的纲常理论，而伍廷芳则更强调儒学的社会文化意义，弱化其中三纲五常的部分，显得更为开放灵活。在修律中的表现则是：张之洞虽然积极主张并参与变法，但始终是传统伦理法内部的调节；伍廷芳则可以在继承传统法律“轻刑”、“仁爱”等思想的同时吸收现代法律中平等、尊法等内容。     

道统节制政统的历史性努力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治世、治朝的繁荣局面,这与道统对政统的节制不无关系,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利用古人传统的敬天之性抬出“天”、“理”,鼓吹“天人感应”,“存天理,灭人欲”：用“礼治”观念将君主引入“圣道”;以士人的勇于直谏来限制政统;以循吏的德政及教化功能来德化州县。     

儒学"人格"的发展与影响

儒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儒学文化的“人格”演变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中的“人格”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前儒学时期是“自然人格”;儒学形成时期是“理想人格”;儒学发展时期是“神化人格”;儒学教条化时期是“工具人格”;儒学解构时期是“批判人格”;后儒学时期是“寻根人格”。     

论杨万里重建儒学本体论基础的努力与成就

作为一名忠诚的儒家学者杨万里,尽管一直以文学成就著称于史,但其重建儒学本体论基础的努力与成就实际上更为重要。他的儒学本体论基础的建构是：天地自然是一种由元气构成的无意志的客观存在,宇宙间并不存在超越一切的“道”或“理”,但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诚”的推动下,认识和把握天地自然的客观规律,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的道理和法则,《周易》便是圣人认识和理解夭地的智慧结晶,儒学理论也正确地反映了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而且业已经过了历史经验的证明,因而是绝对合理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