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门教与佛教神观念比较

婆罗门教和佛教是印度古代的两个主要宗教。两教关于“神”的观念有重要不同。婆罗门教的主流思想认为存在着一个作为世间一切事物根本凶的神，而佛教则通常认为事物是缘起的，不存在实在的作为本体的最高神。两教的神观念与其各自理论体系的基本倾向一致，也与印度古代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冲突直接相关。     

自性、佛性与艺术心理——佛学对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思想的影响二题议

佛教修行中的“观想佛相”，实际上是诱发宗教的想象和幻觉，用佛的形象引起信徒的敬畏，而在客观上也可以成为一种形象思维的训练，因而其方法论原理与文学艺术创作思维是可以相通的。中国佛教信奉的是非位格的神，因此，有“自力”说的提出，即主张修行不以神为中心，而以修行者为中心；他们认为众生都具有“佛性”，问题是如何把这种自身蕴藏的佛性挖掘出来。道生和禅宗的“自力说”，对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思想中重视主体能动性的趋向起了很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包含值得今天挖掘利用的思想资源。     

康巴藏族民间故事中的山神信仰

山神信仰是藏区原始信仰体系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藏族其他原始信仰一起构成了藏民心中完整而神秘的神话世界.山神是康巴藏族民间故事中大量出现的一个特定形象,其来历有自然的神化、神的自然化、自然与神的二重构三个方面.山神信仰源于原始自然崇拜,在苯教中得以“合理化”与系统化,在佛教中被全盘吸收与改造,使山神信仰在藏民的幻想世界中得以延伸和深化.在民间故事中,山神是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复体,并形成独特的“山-人-神”的藏族民间叙事的三维格局.     

佛教广律套语研究

虽然部派佛教广律是正统的宗教文献，但是，它也是口头叙述文学。佛教广律作为口头叙述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存在大量的套语，这些套语在不同部派广律中的使用有同有异。它的使用，在佛教广律中是有特殊的意义的。     

奶奶的菩萨

奶奶今年八十多岁了,很喜欢去寺庙拜菩萨。她不知道释迦牟尼是谁,也不知道佛教的思想中心是什么,她甚至不了解佛教的佛、菩萨、罗汉的等级分类。有时,还把一些道教的神和菩萨搞混。她只知道菩萨就是菩萨,可以保佑一切——可以保佑我学习好,可以保佑伯父的生意兴隆,可以保佑爸爸平安,可以保佑爷爷的病快好。爷爷的病已经拖了几十年了。大夫说他的病不可能好,只有一天天熬着过去,能活多久是多久。伯父的生意也越来越惨淡,几乎要关门了。但奶奶依然执着地相信她的菩萨可以救爷爷,可以救整个家……记得我九岁那年,大雨滂沱。奶奶执意要去寺庙拜…     

略论共命鸟的起源与变化

共命乌是佛教壁画、雕塑中常用的题材，是很特别的娱乐神，在从西域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其形象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包括藏传佛教中也有不同，很可能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之前还有过一个在西域发展变化的阶段。     

论古代日本文化形成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吸收

从弥生时代开始一直到江户时代,日本一直处于中国大陆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这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汉字、儒学、佛教的东传以及古籍和艺术的传入等多个方面。可以说,日本文化正是在大量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过程中加以创新而形成的。     

方志在佛学研究中的文献功能与作用——以《番禺县志》为例

方志是地方史书,内容非常丰富。在方志中包含着大量有用的佛教资料,如寺院的建设与沿革演变、佛教人物、与佛教有关的风物人情和名胜古迹等都可以被方志所记载。以乾隆朝《番禺县志》为例,具体展示了佛教研究中方志资料的重要性。     

《列仙传》佛教渊源探析

《列仙传》被后母奉为道教早期经典作品,是一部道教辅教之书,但是其一定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教的传入发展是道教产生的催化剂,道教经典中出现大量的佛教用语,《列仙传》中也出现了佛教用语。《列仙传》中“积火自烧”、仙人奇相均受到佛教的影响;《列仙传》中孔雀形象是印度的舶来品;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对《列仙传》也有重要影响。     

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转变的原因分析

一种思想潮流的形成和转变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除了受外显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各种潜流的影响。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转变,政治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此外,佛教的传入也对知识分子造成很大影响,老庄哲学和佛教思想都主张消极避世,二者在相互激荡中必然产生共鸣。读经注经和思辨玄想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转变,表明了人类认识方式从感性思维到抽象思维的演进过程。魏晋玄学取代汉代经学,也把人从神本思想中解放出来,走向人本思想。     

戏曲十二音神推考

中国传统戏曲的行业神之一“十二音神”，其组成人员的籍贯事迹及得名迄今尚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音神”一词可能与佛教香音神存在因缘关系，而根据对十二音神生平和道教文献的查考，十二音神的组成与形成则可能受道教经典中所阐发的“黄帝制十二音律”及道教之十二月将之说的影响。     

“场”的词义发展历程及年代

“场”的词义经历了由表示“祭祀用的平地”和“收打、翻晒粮食的平坦场地”到泛指“进行某种活动的处所”,再到泛指“某种领域的演变过程”。由于佛教的兴盛,“场”被用于表示进行法事的处所,唐时,出现了借名词“场”来计量法事活动的次数的用法。之后,“场”词义继续虚化,出现了“计事”和“计时”两种用法,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的语义特征。     

统合儒释的文化贯通——柳宗元与佛教论略

柳宗元今存有关佛教的文章30余篇,以至多有评者认为柳宗元是佛教忠实信徒。柳宗元好佛既有家庭影响,也有社会环境的原因,更有个人对佛教独到的见解。“好佛”是为“求道”,“好佛”是为“统合儒释”,同时也反映其入世与出世的思想的碰撞。     

海德格尔与禅宗语言观的对读

海德格尔与禅宗在语言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其对主客形而上学的批判在后期的延续．也是非对象化运思在语言观上的表达。禅宗以得悟为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认为“语言文字,徒劳施设”。但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乃是存在本身既澄明着又遮蔽着的到达”这一观点与禅宗“心非相,非离语言,非不离语言”的观点存在对话的可能。     

从台湾红头小法格界看“格”的宗教功能

商、周时期的“格”字一义，经叶师舒宪综合前人之说，深入的探讨，认为“格”为巫师通神的媒介符号，巫自此沟通神人，也为天神下凡之阶，即天神降临之义。台湾红头小法在执行法术科仪的过程中，也有“格界”这一项仪式，法师在仪式中诵念“格界咒”，咒中所叙述的意义与仪式的意函，即是请神降临，守护神圣的场域、庙宇、村庄聚落，安顿人心祈求平安的仪式过程。亦见“格”字天神降临之义，虽经历了三千余年，迄今仍然存在台湾的汉人文化“红头小法”之中。     

冲突与对话——早期佛教对儒家孝道思想的融会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即面临着如何实现本土化的问题。在佛教初传之际的儒佛论争中,佛教被称为"无君无父的宗教",遭到了儒家伦理卫道士的极力排斥。早期佛教的弘传,一是通过格义式的辶多译佛经的方式,以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理念来比附佛教教义,以适应中国人重孝道的伦理观念;二是通过变造伪经的办法,将印度佛典进行剪裁、删改或重新撰述,创设新经,以达到宣孝和弘教的目的,这些做法虽背离了印度佛教本义,但却为中国广大世俗信众所乐于接受,从而使佛教取得了深厚的信仰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得以迅速传播。     

追寻原母神——关于宇宙创生神话的探索

关于宇宙起源,中国的老庄学说和古希腊创世神话都显示出了宇宙混沌的观念,却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阐释,老庄学说把宇宙之混沌抽象为＂道＂;而古希腊创世神话则把它具象化为一个生育了众神的原母神卡俄斯。无论是老庄学说中的＂道＂,还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混沌神卡俄斯,作为混沌时期孕育万物的生命之源,都具有原母神的意义。     

我国涉藏问题国际话语权制约因素分析——以宗教为考察维度

佛教在印度本土式微后,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但藏传佛教的复兴不仅未能促进涉藏问题的有利解决,反而成为制约我国涉藏问题国际话语权的战略"负资产"。将这种战略"负资产"转化为"正能量"的一种可行思路是,重视藏传佛教信众的心理认同,加强藏传佛教统战工作,争取宗教文化认同,占领道德制高点。     

桑的净化功能——《狐狸烟祭》中所反映桑的原初内涵

煨桑是藏族人的一种仪式,在产生之初主要是一种净化仪式。如今“桑”的主要功能是向神灵进献供品,人们通过焚烧供品进献神灵以求得到神灵的眷顾。其中佛教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煨桑这种仪式的内涵如今也是多元的,不但是祭祀仪式,还有净化、迎神等意。文章试图通过解读《狐狸烟祭》这篇仪轨经文,来说明煨桑这种仪式所具有的强大的净化功能。,     

论佛教与政治的交融与互动——以江南六朝佛教与政治关系为个案的历史考察和文化探析

江南的地域性概念因随不同历史阶段的行政区划而呈现出不同时期的政治意义。佛教传入江南后,迅速地影响了江南民众的信仰世界。孙吴时期江南区域政治经验,即以神异说来凸现政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东晋动荡的社会政治局势,也深深影响着江南的佛教发展。南方四朝民间社会在信仰佛教的层面上,不仅具有心灵契机,而且具有政治环境。江南区域性的文化根基与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互相涵化、渗融互摄,从而建构起了江南区域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就江南六朝时期佛教与政治关系来说,总体而言是一种良性互补的互动关系,它所集聚的政教经验具有历史和现实的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