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哲学革命与先验自由观

康德开创了理性的、批判的哲学革命体系。"前批判时期",康德的哲学革命首先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的,打破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僵化自然观;"批判时期",他又以理性思辨在认识论、伦理学领域综合唯理论与经验论、幸福与道德,继续推进其哲学革命,表达了他整个批判哲学所关注的四个问题。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提出了先验自由概念,通过实践理性批判以及历史和政治理性批判确立了先验自由观念。康德在星空上与心灵中进行的哲学革命蕴含着社会政治革命的巨大能量,具有崇高境界。     

道德哲学在康德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现实价值

康德哲学以实践本质为特征,以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为主要内容构筑了完整的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先验的自我作为理性的存在,在一切伦理行为中构成绝对命令的依据,使道德成为可能。因此,道德哲学在整个哲学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是全部哲学体系的实质和核心。康德道德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找寻做人之道,揭示规范“人的行为”的道德“法令”,构筑“至善”的道德人格,这些思想至今仍不失其启迪价值和功效。     

道德哲学在康德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现实价值

康德哲学以实践本质为特征,以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为主要内容构筑了完整的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先验的自我作为理性的存在,在一切伦理行为中构成绝对命令的依据,使道德成为可能。因此,道德哲学在整个哲学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是全部哲学体系的实质和核心。康德道德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找寻做人之道,揭示规范“人的行为”的道德“法令”,构筑“至善”的道德人格,这些思想至今仍不失其启迪价值和功效。     

罗蒂之镜中的康德“范畴”

要反对传统哲学,摧毁传统哲学的标杆.以康德为靶是最好不过的了.在康德的认识论中,把握其关于"先验逻辑"的理念,对于理解康德整个"纯粹理性批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先验逻辑的核心是范畴理论.在康德哲学语言中,范畴等价于纯粹知性概念.康德把知识形成的活动,从根本上看做一种对知觉加以综合并形成统一性的过程,而这其中知性能够借以实施这一综合活动并达到统觉的统一性的工具,就是"范畴".因此,对范畴的源起和客观有效性先验演绎就是康德认识论核心之核心了.罗蒂从康德范畴源泉、有效性、范围切入,显示其哲学的反表征主义、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特质.     

自由与必然关系的康德式解决——论康德的先验自由

自由,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中是一种先验的理念。通过对第三个二律背反的证明及说明,康德从理论理性的角度论证了自由是否存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康德的先验自由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在康德整个哲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康德的自由理论是康德哲学中公认的最难以解释,也最难以为之辩护的一部分,因此需要在其自由概念的变化和推移中加以理解。     

对康德实践哲学中“理性的事实”概念的一种阐释——基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视角

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理性的事实”是一个重要且富有争议的概念。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通过“理性的事实”概念确立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实在性。这引发了学界的两大争论：第一,“理性的事实”概念取代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这一做法是否具有合理性?第二,“理性的事实”概念的具体内容是道德法则的意识,还是道德法则,又或是它们二者的统一?我们可以基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视角,把“理性的事实”概念理解为纯粹实践理性通过与它自身同一的道德法则而确立的事实,理解为纯粹实践理性(即道德法则的意识)与道德法则在同一性中构成的统一体,由此为学界对“理性的事实”概念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解方式。     

席勒的审美人类学

席勒的美学著作是对18世纪人类境况反思的结晶，也是发挥康德以人为目的的哲学和美学的成果，它的中心旨意是通过美和艺术使人成为完整的、自由的、真正的人。因此，它实际上就是从审美关系角度研究人的问题的“审美人类学”。席勒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审美人类学问题：美和艺术的人类学基础，美和艺术的人类学属性，美和艺术的人类学结构，美和艺术的人类学功能，美和艺术的人类学特征。     

认识论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

本文通过对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知性理论、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原理、图型说以及现象和本体的划出的研究,明确指出康德的认识论是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的本体认识论,认识论在康德哲学中仅仅占有导出的地位,是康德哲学的入口.     

对康德“先天”和“经验”范畴的新理解

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先天＂和＂经验＂是一对重要的范畴,是理解康德先验哲学的关键,但过于思辩,难以理解。科学在发展,哲学也在发展,今天可以更好地理解＂先天＂和＂经验＂这对范畴。通过结合目前科学及哲学的成果,从逻辑必然性出发,可以进一步阐述并澄清＂先天＂概念。     

康德“自我意识”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价值

＂自我意识＂是康德认识论哲学的核心和难点,蕴藏了康德认识论哲学的源头。康德创造性地提出＂先验自我意识＂概念,解答了休谟在认识论上的遗留问题,并突破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藩篱,在认识论上实现了＂哥白尼式的革命＂,由此影响了费希特、谢林以及黑格尔,开启了自我意识问题研究的不同流派。     

康德先验哲学的“最终目的”

“康德主义＝批判主义”的等式是哲学界所公认的。以往我国哲学工作者多是从主观唯心论、二元论、不可知论和辩证法等方面研究康德哲学的，忽视了康德在人类学方面的思想倾向。本文试图对康德的人学作一番探讨。康德认为，人性是自然性、文化性和道德性的统一，自然性、文化性从属于道德性。人性本质上是自由或道德性。“文化—道德的人”是自然的最后目的。     

康德历史哲学中的先验主义因素

康德历史哲学与其先验哲学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它既想继续解决康德哲学中自由与必然的冲突,又想打通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分立,在这些尝试中,康德哲学流露出新的走向并对后世哲学有着重大影响.然而,康德历史哲学又难以摆脱其哲学固有的矛盾特征,它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     

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理论根源--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主体性实践哲学之规定

康德哲学并不是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唯一思想资源，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是主体性实践哲学之思维起点。李泽厚既受惠于《手稿》，也深化了《手稿》。他从马克思《手稿》中继承了“人化的自然”命题、人类学学术视野及群体本位、理性主义立场。这些因素既有益于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建构，也对它形成了制约。主体性实践哲学并没有走出《手稿》的人类学视野，仍未完成从工具本体论向心理本体论的过渡，是一未完成、不成熟的理论形态。     

公共理性的“困境”及其解决——剖析康德与罗尔斯的论证

人们经常使用＂公共理性＂这个词,但对其含义或许并未深究。康德和罗尔斯分别对＂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公共理性＂做了界定和说明,前者肯定理性的公共运用对于启蒙的重要意义,并对这种公用坚信不疑;后者则认为表面上存在公共理性的＂悖谬＂。前者以意志自由为逻辑起点,巧妙地消解公共理性的悖谬;后者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假设了秩序良好的公民社会。相对而言,康德的论证更具先验论证的色彩,而罗尔斯的论证却营造了实用主义的背景。借助他山之石,我们或将吸取其思想,对中国现实问题之思考具有借鉴意义。     

战争与疯狂：美国二战小说中“疯狂”策略运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战后小说重要主题之一。小说作者从狂欢理论、人格理论、偏执妄想狂病理特征、异化等角度多样性地描述＂疯狂＂的形象和本质,表述了理想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对权力和人格异化、追求人性的愿望,以及试图改造现实和理想破灭带来的绝望。精神疾病已超越病理学、美学和道德范畴,进入政治和种族领域,被符号化、功能化、政治化,成为政治斗争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小说中疯狂成为隐喻意象,表现为嗜血狂、双重人格、偏执妄想狂以及人格异化,各种疯狂形态都隐含着尼采的非理性哲学精神。     

席勒论悲剧和喜剧的人类学功能

作为一个以悲剧为主要创作体裁的世界大师级的戏剧家，席勒关于悲剧的理论无疑在西方戏剧理论史乃至世界戏剧理论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他认为：悲剧是表现道德的目的性与自然的或道德的反目的性的冲突，通过痛苦使人获得道德快感的美学范畴，它是崇高，特别是道德崇高的集中表现，因此，悲剧的人类学功能就在于，通过激烈的目的性与反目的性的冲突使人的道德本性得到表现和高扬，从而使人性完全实现。席勒不仅专门论述了悲剧的人类学功能，而且把悲剧与喜剧进行了比较，并从这种比较之中悟出一个道理：从使人得到自由、使人性完整的人类学功能的角度来看，喜剧比悲剧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戏剧美学的结论。     

重读马克思：文化也是社会存在

马克思著作中直接提到＂文化＂一词的地方并不很多,但是留下了丰富的文化思想。在马克思的时代,文化概念正在走向独立自足的过程中：一方面,前面有从康德、赫尔德到黑格尔开始创建的文化哲学,日益偏向从精神层面来阐释文化;另一方面,19世纪人类学把它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总体特征,而与文明互释。马克思言及文化多在后一人类学意义上使用该词,反之对只注重精神世界的＂文化史＂颇有微词。文化以它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内涵,本身也是社会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是上层建筑,同样也是基础结构,这应是马克思文化思想留给我们最意味深长的启示。     

从康德到皮亚杰——简论康德对近现代人格心理学的启蒙

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哲学思想观为基础，重点以其“模糊观念”和“先验图式”为切入点，通过对比分析的方式揭示了康德的思想对近现代人格心理学中极其重要的两个流派——古典精神分析学派以及认知学派的启蒙。     

马克思对康德自由观内在困境的反思与超越

康德将自由的实现寄托于人遵循纯粹理性规定,依照道德律令行事.为了确保人能实现自由,康德不得不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然而,将自由寄托于来世,将上帝迎接回来也就意味康德自由观的现实生命力就此窒息.马克思继承了康德哲学的宝贵遗产,并立足于现实世界对其进行了积极反思.马克思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反思"人是目的",指出人的自由在于人的最高本质的恢复;从"物质生产实践"反思"道德实践",将自由的实现落实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从"自由王国"反思"目的王国",认为人的自由将会在自由王国中实现.不同于康德的纯形式自由观,马克思以感性活动的人为出发点,立足于物质生产实践,找到了实现自由的途径,完成了对康德自由观内在困境的超越.     

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与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第三条道路

随着传统儒家文化的解体，中国存五四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和生存意义危机，五四知识分子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新文化建设方案以解决这种危机，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是五四新文化建设的方案之一，它是梁启超在汲取东西方优秀精神成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综合与创造，是一种人生意义的美学建构。它把传统儒家文化解体之后所导致的道德、知识和审美三个分离的领域重新融合在一起，使梁启超的人格理想建均得以实现，新文化建构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