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论语集解》的成就及影响

<论语集解>是我国训诂史上第一部集解体训释专著,它打破了两汉学界的师法门户之限,杂糅古今经学,吸收了汉魏以来八家学者的优秀成果,援道入儒,训释简洁精当,不但本身成果卓著,跻身于<十三经注疏>之列,亦能破除两汉注经的烦琐和阴阳五行之说,给经学注入一股清新简洁之风,也导致了魏晋经学"儒道兼综"思想格局的形成和经学的玄学化,可谓影响深远.     

从《孟子》中"之"的分布看其语法功能的演变趋势

<孟子>中的"之"字可以记录不同的语法单位:1、能够独立运用的词;2、用于人名的结构单位."之"记录的词可以是实词也可以是虚词:实词"之"包括名词和动词;虚词"之"包括连词、代词和助词,其中以助词的用法较为复杂.用于人名中的"之"可以作为构成语素的音节、语素、名词和助词;不用于人名中的"之"可以是实词,也可以是虚词.本文着重于对<孟子>中"之"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试图展示出<孟子>中"之"的语法体系及其语法功能的演变趋势.     

“《大衍》写《九执》”公案再解读

在征引大量有关文献记载的基础上,从分析"<大衍>写<九执>"一案发生时的天文历算"人际关系现场"和"学术现场"出发,论证了中唐时期印度天文学在官方天文学机构中的重要影响和<九执历>在当时历算学界的强势地位,阐明了瞿昙馔等提出指控的真正原因在于<大衍历>没有完整地"抄袭"<九执历>.最后指出瞿昙馔等提出指控的目的是维护印度天文学在唐代官方天文学中的地位,而朝廷对该公案的判决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其后中国传统历法对印度历法中先进成份的吸收;同时指出该项指控还反映了南宫说、陈玄景等一些职业天文历算学家设法维护他们所代表的官方天文历算机构之正统地位的意图.     

胡安国学术述略

胡安国是两宋治春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者,他的学术渊源于孙复和程颐之学,为程氏私淑弟子.他的<春秋传>不仅对南宋理学战胜新学产生了重要作用,对后世<春秋>学以及湖湘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花间》与《草堂》在明代的接受比较

明代中期之前,独<草堂诗余>广泛流行于文人雅士与市井百姓之中,嘉靖之后<花间集>始与之并行词坛.<草堂诗余>民俗性的分类、明人对词体言情浅俗的认同以及明人对总结词乐的热情,是导致<草堂诗余>在明代词坛极为盛行的关键因素.然而随着明词创作的千篇一律,不善学<草堂>者使得词体创作中世俗气日益严重,于是更多一些文人情韵之气的<花间集>得以不断刊刻,成为除<草堂诗余>之外,人们作词效仿的又一主要对象.     

试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及其六书研究特点

桂馥为清代研治<说文解字>四大家之一,其精力之作为<说文解字义证>.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于研治<说文解字>和文字学、词义学均有重大贡献和不可低估之价值.其论六书自有其特点:征引广博,宗许佐许,虽有说形不忘义证,鲜下己意追求客观.其独特之点,亦为其著书指导思想之使然.     

东坡词与黄州、惠州、儋州

谪居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仕途人生的三大低谷，同时也是东坡词发展变化的三大坐标。东坡词的创作高峰显现于黄州；而东坡词晚期的衰退、平淡，则与惠州、儋州独特的环境密不可分。黄州、惠州、儋州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影响了东坡词的创作及其风格的发展变化，成就了东坡词的精彩纷纭；同时也折射出了历史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微妙关系。     

《红楼梦》甲戌本新论——纪念重印《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

甲戌本是乾隆十九年(甲戌年)脂砚斋的抄本.脂砚斋为了纪念曹棠村,因袭了曹棠村初评石头记的体例与次序,称自己的甲戌年初评为脂砚斋再评石头记,书名则定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曹雪芹新成之书已定名<金陵十二钗>,因为脂砚斋要纪念曹棠村,曹雪芹仍用本名<石头记>.这样原来删去的石头的神话及曹棠村的原序就在甲戌本保留了下来.     

《边城》爱情悲剧成因述评

近十年来,随着"沈从文研究"、"<边城>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边城>爱情悲剧性原因的关注和探讨也十分热烈,多有创新.这方面的观点经过梳理可归纳为孤独说、误会说、天命说、义利冲突说、本能与道德冲突说、文化冲突说、恋父情结说、主动选择说和寻找平衡说等九种.     

《长恨歌》:建立现代都市民间神话的一种努力

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创作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然而无论从写作手法还是叙事角度方面看,都与盛行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鸳鸯蝴蝶派"有很多相似之处,呈现出明显的海派文化特征.<长恨歌>与现代都市民间神话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现代都市民间叙事是以现代都市世俗审美叙事的方式出现的;<长恨歌>体现了对启蒙话语的消解;<长恨歌>中所描写和弘扬的道德与人情之高尚充分体现了世俗之美.     

通于古今,无物不然——从《论语新解》看钱穆的学术期待

钱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版的著作《论语新解》,旨取通俗,以务明《论语》本义为主,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指出了一条有别于学术探讨的读书道路。他的经典普及工作不仅是对《论语》的毕力钻研,也流露出对文化传承和民族复兴的殷殷期待。     

《论语》中的师生相处之道及其当代启示

《论语》中孔子对有关教育的理解与感悟深深地影响着后世。其通过记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所表现出的师生之间互尊互爱、亲密无间的关系,被视为师生关系的楷模。这对于当下大学校园如何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创建稳定有序的校园氛围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直面孔子:《论语》君子观片论

《论语》作为研究孔子的重要资料,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直”在《论语》中共出现22次,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指正直的人,二是指直率、公平、正直的心态。而且可以上升为儒家伦理哲学的“直道”。拙文在此将“直”作为研究孔子君子观新的切入点,并由此说开去。     

《论语》“子见南子”章正诂

在《论语·雍也》篇中＂子见南子＂一章里,夫子＂矢辞＂中的＂否＂、＂厌＂二字的读音直接影响着本章训诂的准确性。历代学者对这一章的翻译,或主观上强改字意,或辗转意译附会旧说,究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否＂、＂厌＂二字的读音。通过研究,在＂子见南子＂章里,＂否＂字正音念＂pǐ＂,＂厌＂字正音念＂yā＂。而本章的正确释义是：夫子见过南子,子路不高兴。夫子对子路发誓说：＂我如果心思不正,上天惩罚我!上天惩罚我!＂     

《论语》中的“礼”

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面对这种时境,坚持依礼而行,以礼救世,《论语》中就具体的记述了孔子对“礼”的一些观点。在对《论语》中“礼”的集注的基础上采用整体结构分析的符号方法与具体文化语境分析的方法,按照《论语》中对“礼”的源起、发展这一流动过程来进行分类,在集注的基础上对“礼”加以解读,以期望接近孔子的原意。按照《论语》中对这一流程的记载,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一是礼之因革;二是礼之本;三是礼一乐一仁;四是礼之规定;五是礼之实践。     

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关系”研究

中西方学者对关系的研究,从关系的定义、对关系的认知、研究的意义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双方社会与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背后是强大的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持续影响力。正确引导和利用好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辜鸿铭《论语》译本“杂合”特征解读

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杂合"概念解读辜鸿铭的《论语》译本,指出辜鸿铭的译本体现了一种杂合特征,展示了他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抵制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构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间平等对话的良苦用心。     

略论孔子关于“君子”的人格标准

“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对于君子,孔子在《论语》中论述很多。孔子关于君子的人格标准有九个。     

《论语译注》指疑

对《论语译注》中的三个句子“斯害也已”、“末之也已”、“其终也已”的解释与杨伯峻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对《论语》和《左传》中所有“也已”句分析后认为在《论语》时代，“也已”已经结合为一个语气词，它们不应拆开解释；其二，“已”的演变过程告诉我们，“也”与“已”的结合处在动词“已”逐渐虚化的过程中；第三，“也”置于主语后表提顿只限于特定的句子，而论语中这三句都不符合这一条件。     

从《论语》看孔子私学的教育管理思想

《论语》一书全面体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治学必须具有勤勉好学、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教育既要重视知识传授,更要注重道德修养的提高。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因材施教、学思结合、启发诱导、注重内省、言传身教等都是有效的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