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主体能力的再考察——布兰顿理性实用主义哲学浅析

布兰顿以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对语言主体进行了全新的界定,"我们"是拥有"智识"能力的语言共同体,语言的思考及表达是一种推论性的实践活动。布兰顿重新划分了语言主体认知能力的运用:"概念的恰当使用"归属于理性能力,并且在语言实践中具有优先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使其明确的能力"从理性能力中区分出来,归属于逻辑能力。布兰顿对智识、理性、逻辑能力的介绍与区分向我们展示出他语言哲学中的理性实用主义特点,是对传统理性主义同实用主义认识论的结合及发展。     

论生命哲学视域中的死亡观教育及其现实意义

在以科学技术为主导和以物质享受为轴心的现代社会里,人的生命正陷入重重误区,遭遇新的异化。高校必须以唤醒人的生命意识,启迪人的精神世界,建构人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的生命价值为宗旨,发挥其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践者的社会责任,对大学生进行积极的死亡观教育,引领学生包括全体社会成员对当前过度的消费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进行理性的思考,厘清在社会生产的目的、科技社会中人的主体性等问题上的混乱,引导他们对生命和死亡进行理性思考,认识生命、理解生命、欣赏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克服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对人性的羁绊,努力提升自由人生精神境界。     

论萨托利的消极技术民主观

萨托利的消极技术民主观源于对唯科学主义的警惕和戒惧。唯科学主义分为客观主义、集体主义和历史主义,具有导致极权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易损害民主信仰、民主程序和民主过程。捍卫民主必须回归其本源,重视科学反对唯科学主义、重视理性反对唯理性主义,设置技术与民主的边界,以政治平等原则抵制专家治国的越界。     

医患关系中的工具理性主义及其克服

工具理性源自西方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行为手段与最终目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产物。医患关系中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和价值理性的退场,导致人自身、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进而出现了:基于"超然模型"的"去情感化"的医生、基于交换的"物化"的医患关系和基于"简单化约"的"医学万能"观。克服医患关系中的工具理性主义并不要求全盘放弃工具理性,而是要让它回到自己的合法范围内,最终重建:基于"人是目的"的"情感回归"的医生、基于"信任委托"的"对话"的医患关系和基于"敬畏自然"的"医学有限"观。     

试论科学哲学的"心理转向"

"心理转向"是继"语言转向"之后,科学哲学在其理论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呈现出的又一重要趋向性特征.这一人类哲学理性的又一次进步归根结底是由语言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压力、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外在动力以及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在后现代景观下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因此,它是科学与哲学自身逻辑发展自然而又必然的趋向.它的形成消解了科学及哲学研究中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极端对立,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英美哲学及大陆哲学的合流提供了中介与桥梁,并进一步促成了哲学重心由语言哲学向心灵哲学的转移.     

从信仰的维度解读生态伦理

启蒙以后出现的理性的高扬、信仰的失落,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的意义危机。生态伦理学重建人的信仰——对生命和自然的信仰,它是一种生命信仰、道德信仰,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哲学信仰。它具有信仰的超越性、优位性特点,但只有将科学理性、哲学理性、情感和意志合一,才能重建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信仰,人类才能走出生态危机和意义危机。     

现代性的阐释——梁启超的宗教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许多见识、观点都不乏深刻之处,在近代历史上产生过巨大而广泛的影响,他的宗教思想也受到学界的关注。理性与情感的区分梁启超认为"宗教是各个人信仰的对象",他认为只要为某人信仰所寄,便是某人的信仰对象,信仰有两种特征,"第一,信仰是情感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产物。第二,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有为信仰牺牲别的,断不肯为别的牺牲信仰。"梁启超认为宗教完全是情感的,"情感这样东西,含有神秘性,想要用     

在信仰与理性之间:论理查德·本特利的波义耳讲座

1692年,英国著名国教神学家理查德·本特利担任了波义耳讲座的首任主讲人.讲座中本特利继承基督教自然神学传统,针对信仰与理性这对持久存在的矛盾做出新的诠释.他以牛顿原理为代表的理性知识应用于神学解释体系的构建,在当时获得高度评价,却在客观上提高了理性的地位和价值,为信仰的自我消解埋下了种子.本特利的做法深刻影响了西方学...     

论约瑟夫·阿伽西的多元论批判理性主义科学观

约瑟夫·阿伽西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全球化时代,见证了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科学社会学到科学文化学的思想史变迁,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了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多元论批判理性主义科学观。他用审度的态度考察了科学合理性理论的问题及其价值限度;坚持可错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相统一的科学编史学原则,以"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作为自己的新科学史学纲领;提出了既反对科学主义又反对相对主义的科学文化观,主张用多元、理性、审度和包容的观点来看待科学。他关于科学合理性、科学编史学、科学文化观等多方面的论述,反映了科学哲学从辩护、批判到审度的范式转换,这无论是对于科学哲学和科学文化思想史还是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化多样性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意义。     

循证医学中的工具理性主义导向及其困境

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循证医学深藏着工具理性主义的导向,其特征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价值理性相对缺失,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二者不平衡发展。因此,循证医学面临一些方法论难题:一是忽略了证据本身的差异性和不可通约性,不能实现对不同来源的证据的评价、评级和整合;二是把技术的规范性和程序性推到了过高的位置,而忽略了医学本身的复杂性和医疗体验的重要性。工具理性主义主导下的循证医学预设了一种机械观的世界图景,这实际上形成了某种绝对主义和技术至上,导致了某种"循证霸权"和"循证僵化",减少甚至杜绝了哲学反思和人文情怀进入诊疗过程的契机,造成了循证医学发展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