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格局与士人出处

科举制度对明代社会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作为士子人生穷达的关键转折，科举制度为传统观念下“学优则仕”的人生理想提供了相对客观有限的实现保障，士行文风为之转移。但其中各种各样的流弊、有限的录取名额又将相当多的士子拒之门外，因各种原因被迫放弃科举的失意文士以传统恩路中的“无道而隐”应对进取受挫的精神压力，因个人际遇而形成了一代以“隐”为主导色彩的士人风流。     

谈蒲松龄的科举情结

《聊斋志异》这部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中有20多篇作品涉及到了科举制度。作品中描绘了各具特色的“士子”形象,表达了作者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态度。以蒲松龄为代表的士林阶层对科举入仕表现出的是一种爱恨交织的“痴怨”情结。     

浣女、漂母之渺无其人——从清代宣统元年四川优拔考试请发宾兴说起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朝廷举行优拔考及举贡会考为士子宽筹出路。不料于考优拔之年,四川巴县及宜宾县竟发生了原科场经费是当尽归学堂还是于考选之年例应拨归士子之冲突。本文以四川省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及其他资料,细考诸生所持之理据,观察士子于停科举后之心理取向。     

从元杂剧的上场诗看元代的士子形象

上场诗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数量众多,虽然有着类型化的倾向,但仍然可以看出元杂剧中士子的形象特点。元杂剧上场诗中的士子类型比较单一,大多描写士子贫困潦倒、身世飘零、入仕无望的悲苦和绝望。元杂剧上场诗中塑造的士子形象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原因,主要与元代的科举制度有关。元代统治者对科举的冷落乃至废除直接影响了士子们的心态和精神面貌。     

晚清福建学政沈源深《劝学浅语》刍议

福建学政沈源深在任职期间,曾经撰写《劝学浅语》,拟用以训导士子。该书主要包括做人准则、读书法则、作文应试方法等三部分内容,是对士子的全面告诫。该书反映了传统教育资源的近代转变,但其劝学特点迂缓,在近代社会隐而不显。     

落花飘零各有命——《莺莺传》、《霍小玉传》之我见

文章以《莺莺传》、《霍小玉传》为切入口,认为寒门士子因追逐仕途经济之成功,不惜始乱终弃。而崔莺莺因出身甲姓,与出身卑微的霍小玉虽然处在同一时代,同为弃妇却命运殊途。作文者也因创作宗旨异趣而让后人评价不一。     

掩不住的士子文人情结──《聊斋志异》话语倾向的文化心理探寻

《聊斋志异》叙述话语倾向所呈现出的书生士子欲望的激荡、情感的流动、心灵的孤寂、命运的多舛，载寓着中国文人的人生理想、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因受传统文化影响而历久不去的深重情结。进而使我们得以窥见《聊斋》话语倾向的文化心理成因。     

清代地方生员“入泮”述概

明清时代，读书士子顺利通过科举的最初级考试——童试，便可获得生员资格，拥有“秀才”这一科举的最低功名。“入泮”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们便异于普通百姓，或由出贡、入监肄业而得官，或继续参加更高级的乡试、会试，得中举人、进士而入仕。但是功名利禄最终只是属于幸运的极少数人，更多的士子则混迹在人海茫茫的科举大军中走完自己的人生。     

从宋元叙事文学看科举兴废下的文人生态

文学创造的主体是具体的社会人,但时代文化的诸因素使这个时代的作者及文学创作具有共性。晚唐"牛李党争"的较量和宋代科举制度改革,使举业的重要性和科举入仕者的地位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和提升,这对后世社会政治、社会心理等产生了巨大影响。科举也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千余年的重要的社会现实。在宋元时代,以科举为主要内容或者涉及科举考试、文人士子的作品越来越多,渐成叙事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并折射出其时文人的社会心态、生活际遇和人格追求。创作主体地位、处境和心态的变化,影响了宋元文学的创作。     

清代才子佳人式婚姻及其文化意义

才子佳人之配,作为文人士子理想的择姻模式,渊源久矣。明清以降,大量闺阁女子涌现文坛,才子佳人式婚姻亦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化作现实。虽才子已不尽金榜题名、仕途畅达之才子,佳人亦非尽才色绝代之佳人,却因其真切温存的情谊,同样构筑了一幅幅现实而精美的人生画面。与传奇小说不同,此婚姻模式并不具有宣扬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意义。反之,女性才华的提升在某种意义上巩固了传统婚姻模式,一定程度弥补了士子寻求心灵伴侣之需求。     

聊斋神话教育至上与士人自我实现的矛盾

蒲松龄在《聊斋》中说狐谈鬼,营造着属于自己更是落魄士子的世外桃源。他执著地期望,自己的才能品德能够在教育至上的环境里得到承认,出仕则匡济天下,造福一方,而非简单的“封妻荫子”;退则富足安荣。然而,由于科举制度的腐败,加上蒲松龄的个体自恋情结,这难免使他在思想和创作上对传统文化适应不良;而科举腐败则必然使像蒲松龄那样的知识分子跌入悲剧之中。     

现实缺憾的虚幻补偿和风流自赏的士子情怀——从主人公不同身份看魏晋南北朝人神恋小说

魏晋南北朝人神恋小说是此时婚恋小说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类别。如果将此时人神恋作品按照主人公是否为士子进行分类比较，可以发现以非士子为主人公的人神恋小说表达的是当时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相反的，以士子为主人公的作品则着重表现了当时文人士子的特殊心态。具体来说，正是由于作者和小说主人公身份的同一，使该类作品对士子风流自赏的心态有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黄宗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兼论黄宗羲的学术民主思想

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科举制度,到明清两代,弊端已经充分暴露.黄宗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集中在败坏人才与禁锢思想自由上,即"破坏天下之人才"与"限以一先生之言".他的结论是"举业盛而圣学亡".经世致用与学术民主是黄宗羲心目中"圣学"的核心.他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是为了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与倡导学术民主,期望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黄宗羲强调"道非一家之私",以为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达到较为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他期望能出现"各持一说,以争鸣天下"的格局.     

犹有尊足者存——读《庄》漫笔之九

申徒嘉的寓言以现实的叙述发抒一种哲理性和人生哀思：一是官本位对于士子独立人格的摧残，二是对于命运的偶然性的体认。此外，还展开了儒道两家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所谓“尊足者”之“足”，指形体，指被刖。高于足者，指精神，指一种对于人生灾难的超越。     

白居易也是“高考移民”

古代的"高考移民"叫做"冒籍"。即士子(古代的读书人)参加考试,必归于本籍,亦可在本籍与寄籍中做一选择,投考不得越籍赴试,但有的士子为了投机取巧,假冒他省之籍投考,称之"冒籍"。     

内隐安全行为干预模型机理研究

为降低人失误事故发生的概率,以行为安全管理元模型为理论依据,针对安全信息、安全心理、安全人性、安全文化这4个主要影响因素,提出内隐安全行为干预模型,在模型的基础上以"安全需要—安全动机—安全认知(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安全态度)—安全意愿—安全行为"为关键节点分析人的内隐安全行为形成过程。结果表明:从内隐行为角度去理解和研究事故预防是研究行为安全管理的新趋势,所建模型为分析更深层次的人因事故与加强行为安全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亦真亦假,亦庄亦谐——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探微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自来被视为李白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文中李白第一次完整地向世人宣示了自己"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不过,细读此文可以看出,文章采取的"檄移"体及"假山灵之意"的第三人称表达方式,都体现出与南齐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之间的紧密关联.由此而深入考察,不难发现李白此文中隆重宣示的"功成身退"思想,其实是他在<北山移文>强调隐逸的道德意义的前提下,为自己借隐求仕寻求一种正当性、合理性而作的一种表达.据此,文中所谓"功成身退",与其说是体现其追求的人生理想,在更大的程度上,毋宁说是一种策略.     

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游子情结

“游子”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命运,它植根于中国古代士子的文化本位和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游子的人生必须经过“伤别”、“乡愁”、“闺怨”三大情感经历,并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游子情结”,融汇成一个诗歌母题,成就了许多动人诗篇。     

试论水月观音在唐代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水月观音在唐代产生,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先秦中国民众的水月情结经过后世发展,到唐代达到了极致,其主要表现便是唐诗创作中的水月意象。这正是传统社会的水月情结与禅宗"空灵"之美相结合的产物:唐代文人士子对水月意象的向往与追求,是水月观音出现的社会基础;而女性化的观音成为唐代妇女信仰的专属,则使得生活于唐代中后期的文人士子心有所憾,由此催生了水月观音的出现。     

论华夏古典悲剧《牡丹亭》叙事范式的审美表征

<牡丹亭>悲剧主人公杜丽娘因情成梦、因梦生情、为情而生、殉情而死的曲折情感经历主要是借助超现实的想象加以实施并蕴藉着关爱"至情"的体认着浪漫主义特质的叙事表征.可以说,汤显祖以神奇笔触演绎的人鬼之恋、起死回生、神异梦幻的爱情故事不仅是对人生伤痛的一种自我安慰,更是对生命挚爱的某种执著求索,从而使悲剧"大团圆"的结局始终笼罩着虚幻的、慰籍的、凄凉的审美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