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主义社会理论的本体论承诺之变迁

自19世纪末至现在,整体主义社会理论在本体论承诺上经历了几次变迁。迪尔凯姆确立了最强的形式;50年代,布洛德贝克退缩到个体主义立场;90年代,金凯德和索耶退缩到依随性,但是,艾梅克等人在突现论基础上建立了非还原的层级本体论。     

"本体论承诺"与科学知识不确定性的根源

科学知识是以假说的形式被提出并通过不断的经验证实成为科学理论而被接受的。科学假说是科学家把对世界的信念和看法用语言陈述的形式具体化了的命题。这种语言层面的命题表述,涉及把世界的本体实在翻译成有意义的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科学理论的过程。由于世界本体实在的相对性及本体论的相对性,使得由此建立起来的科学假说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本体论的相对性构成科学知识不确定性的根源。奎因通过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把这一问题明确地表现出来并进行了具体和详尽的阐述。     

重建量子力学的本体论承诺——俄苏量子力学哲学研究的独特贡献

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正统解释将测量中的波函数坍缩视为一个真实的物理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无解”导致其走向了工具主义,认为波函数仅仅是有关未来实验可能结果的全部知识。消解波函数物理解释的结果带来了量子力学本体论承诺的问题。遵循正统解释的关系量子力学并不拒绝波函数的本体论承诺,但仍坚持波函数工具主义的解释路线,延续了正统解释的本体论问题。21世纪20年代前后,俄苏学者提出了量子力学的语境实在论的解释方案,认为测量不是导致微观物理系统状态变化的交互作用,而是在语境中对物理实在的识别。语境实在论恢复了波函数的物理解释,重新定义了测量概念,确立起波函数与量子实在的关联,重建了量子力学的本体论承诺,在正统解释的自身框架内解决了正统解释的本体论问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蒯因的科学哲学

本阐述了蒯因在科学哲学上的主要观点;（1）坚持观察证据和理论二间的区别,反对模糊甚至取消这种区别的相对主义倾向。（2）强调理论检验和评估中的整体主义因素。（3）在坚持工具论的同时,坚持科学实在论;工具论和实在论统一于他的自然主义。（4）认为通过科学方法论检验的只是有根据的信念,它可能是真理也可能不是真理。     

迪昂-蒯因论点对判决性实验的意见

学界对"迪昂-蒯因论点"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知识论方面,而对其所谈论的判决性实验很少有专门的研究.其实,迪昂-蒯因论点对判决性实验提出了深刻的意见,并为之刻画了精细的结构.本文以迪昂、蒯因本人的言语为线索,以格伦鲍姆、劳丹、魏德肯等人对迪昂-蒯因论点的反驳或辩护为平台,试着展示迪昂-蒯因论点对判决性实验的意见.     

李约瑟朱熹的科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与中国学得对朱熹理学的评价不同,李约瑟把朱熹理学办公室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并视之为现代有机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思想的来源。这对于重新审视朱熹理学,认识朱熹理学的现代价值,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另一种“科学”——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本质

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面临着自然科学所不曾遇到的三个“科学”困境，即本体论困境、认识论困境和方法论困境。实证主义、解释学和批判理论是社会科学摆脱困境而成为“科学”的三种选择，它们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本质分别持不同观点。由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成为“共同”科学呈现出新的可能性。     

论默顿的科学治理思想及其实践意义

默顿作为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其思想理论蕴含科学治理的基本原理。默顿在阐明科学治理与社会环境关联的同时,确立了科学共同体治理的行为准则、根本机制、评价原理。默顿思想体现的科学共同体自主性、自治性和社会制约性的基本特征,对于当下科学治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科学哲学的本体论与哲学主题

马克思的科学哲学是马克思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它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的理论支点。马克思科学哲学的理论视界是"现实的人",它所奠基的马克思科学哲学的本体论是实践生存论。与此对应的马克思科学哲学的哲学主题包括:实现对科学活动的规范性与历史性、科学的基础与人的生活世界、科学与技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辩证统一性理解。     

科学素质与科学素质调查的意义

本文从国际上最近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入手,分析多文化背景下的世界各国(地区)对科学素质的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带来对科学素质的不同理解,而这种不同理解会导致不同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在此基础上展示当前的学者在理解科学素质上的一些趋势.同时以两个国家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为例分析了对科学素质的不同理解所带来的不同测度(科学素质调查);其次,尽管各种测度可能会使用相同的方式,但测度的意义是不同的,在笔者看来知晓测度的意义则更为重要.     

Ontological Frameworks for Scientific Theories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literature on ontology may strike one with roughly two distinct senses of this word. According to the first of them, which we shall call traditional ontology, ontology is characterized as the a priori study of various “ontological categories”. In a second sense, which may be called naturalized ontology, ontology relies on our best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from them it tries to derive the ultimate furniture of the world. From a methodological point of view these two senses of ontology are very far away. Here, we discuss a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senses and argue that they may be made compatible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We also examine how logic, understood as a linguistic device dealing with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a theory and its basic inference patterns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is kind of study. The idea guiding our proposal may be put as follows: naturalized ontology checks for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ontological categories proposed by traditional ontology and give substantial feedback for it. The adequate expression of some of the resulting ontological frameworks may require a different logic. We conclude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case of orthodox quantum mechanics, arguing that this theory exemplifies the kind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enses of ontology. We also argue that the view proposed here may throw some light in ontological questions concerning this theory.     

论理论思维与科学思维

理论思维有概念、意象、意向和意念四大基本要素,有“所思的判断”和“能思的自证”两大品格,以及逻辑思维、虚拟思维、辩证思维三个基本层次;科学思维的基本内核是科学抽象,系统思维、层次思维、极点思维是科学思维在当代发展的新形式。在我国理论思维与科学思维至少发生了两次断裂。在科学倡明的今天,呼唤二者协调发展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回顾--《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导言

本是作为卢嘉锡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科学思想卷》写的导言,包括作研究科学思想史的起因、科学思想史的内涵、中国传统科学的思维模式和该书的特色。     

《抱朴子》的科学思想管窥

晋代著名科学家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提出了值得重视的科学思想,"至明极聪"而不可"毕见尽闻"的科学认知论揭示了世界的无限性以及感官认识的有限性,为科学探索活动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形神相卫"的心身关系论揭示了精神与躯体、养神与养身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人所好恶,各各不同"的人格差异论为人们科学地识别和使用人才提供了诸多启示.     

科学语言的形成、特征和意义

文章立足于科学与语言互动发展的历史过程,介绍了科学语言系统的形成和科学术语的主要来源,阐述了科学语言的基本特征。文章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科学语言在解释和理解科学,以及形成科学知识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南音乐器科技思想研究

南音乐器科技思想研究的是承载科技思想的南音乐器,以及体现在南音乐器中的科技思想.本文既研究这些内容的思想依据和思想方法,也研究美妙的南音乐器所蕴涵的思想精髓.这里,音乐中的科技含量和科学技术对南音乐器的贡献极为重要.这种研究,对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民文化素养和科学素质,意义重大.     

科学思想与汉语文化的结晶

科技名词是科技发展和交流的载体,带有时代的信息,铭刻着文化观念,反映着科研成果,是人类科学知识在语言中的结晶。第111号元素(Rg)的中文名“”的诞生,是科学家和语言学家精心研磨的结果,是科学思想和汉语文化交互融合的产物。给新元素定中文名,是一项复杂且有难度的审定工作。专家们充分考虑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的命名法则,以及我国化学界通行已久的命名原则和传统做法,一丝不苟、谨慎细致地推敲,最后一致同意选用“”字作为第111号元素的中文名称。“”字不仅与元素发现者的姓名谐音,而且“”字偏旁“金”也反映出了元素的金属性质,这正符合术语学的系统性基本原则。不仅如此,“”字所对应的繁体字“”即为表示一种金属元素的古字,使用类推简化的“”字,字义天然吻合,有利于汉语文化圈内的信息交流。第111号元素(Rg)的中文定名,是专家们科学精神和严谨作风的一次充分展现。科学精神是求真求是的精神,它表现出的是一种理性、客观和缜密。专家们将科技名词审定工作作为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始终贯穿着科学精神和严谨作风。可以说,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的、凝聚着专家们的心血和汗水的科技名词,其权威性正来自于这种科学和严谨。第111号元素中文定名一事,再次说明我国的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我国有着独特的语言文字,汉语文化博大精深,可供表意的词汇丰富。但是,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不能像印欧语系各国之间那样,在引进科技名词时采用字符转写的方式即可。而我国的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只能是依靠和发挥博大精深的汉语文化,按照科技的概念和内涵,创造和规范出符合科技规律和汉语文字结构特点的科技名词。我国科技名词审定工作是实践和提升我国术语学理论的大舞台,通过总结、丰富和升华,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术语学理论将会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汇契合的基础上孕育、产生和发展起来。本刊编辑部     

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意义和背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事业实践中认识上的升华。也是广大干部从事国家各项事业建设与管理的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它的发表与实践,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领导意识与执政理念在今后社会实践中必将得到不断的深化与发展,这一重要理念的实践也必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未来。就此意义,我们应该广泛关注和研究讨论这一思想,使之切实得到贯彻。正像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的：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失掉这次发展的机会。落后,使我们一而再地失去大发展机会人所共知,“科学”从“生产技术”中分离并萌发是在奴隶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初期。此后,古希腊与中国志士仁人就有了科学活动。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中国的科学知识水平一直是西方望尘莫及的。唐宋时代,中国科学知识曾达到顶峰。第一次失去大发展的机会：明朝,中国在变本加厉地重农抑商政策和封建统治之下使中国科学思想停滞不前。恰在此时,即从十四到十七世纪西方执行重商政策,民主与科学思想涌动,此时出现哥白尼(1473～1543年)、牛顿(1642～1727年)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科学实验时代”,也引发了后来瓦特(1736～1819年)为代表的产业革命。也就是这三四百年,我们完全失去了原有的优势,也失去了进行一次科学、文化、经济大发展的机会,走上由先进到持久落后的漫长道路。第二次失去大发展的机会：在西方取得明显的科学与经济优势的时代,中国的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坐不住了。在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之间的35年,被历史学界称之为“洋务运动”时期,从清朝统治者到学界商界的科学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掀起兴办工厂、修铁路、办学堂、办报纸以引进外国科学思想、先进技术装备和军械武器的洋务运动的热潮。代表人物是湘军和淮军领袖,历史名人曾国藩与李鸿章。他们提出向“番邦”、“西夷”的洋人学习。引进一些工业设备和科学知识,也使中国社会发展发生不小的变化。涌现出一批科学家。但由于顽固派的实力强大,他们坚守保全封建体制不可动摇意念不变的思想,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使长达三十余年的封建王朝内部发起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了。与此同时,我们邻国日本,几乎与我国同时受到英、法、美、荷列强的入侵(1863年美国军舰炮轰日本下关,英军在鹿儿岛登陆),1864年,日本与列强签下不平等条约。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与中国清王朝处于同样被动挨打的经受侵略的境地。但日本没有“天朝大国”的包袱,也没有顽固不化的重农抑商思想,1862年,大规模派遣日人赴英荷学习,兴起“兰学”(学西方)运动。当时中国派遣到英国的人数11人,而日本人已经有500多人,赴荷兰学习的人数更是远远超过中国人。以科学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这些日人归国后,成为1868年明治维新的主力,明治维新的成功达到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目的。而我国比日本普及科学观落后了30年。30年前日人还学中国,30年后却使我们“泱泱大国”与“小日本”地位倒置,使我们屡遭日本帝国的迫害和侵略,中国学者留学日本者众。我国以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1873～1929年)和严复(1853～1921年)代表的革新派领袖与科学启蒙大师不甘心落后和甲午战争的失败,康、梁发动了“戊戌变法”,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改良主义运动。但这个提倡科学、鼓励发明、成立译馆、筹办学堂的“新政”又在清政府镇压中彻底失败了。第二次中国发展的机会又匆匆而去,而德国、日本获此良机崛起,它也埋下了新老殖民主义列强的世界大战的隐患。就是在这同一时期,德国引进和发展了英国的科学与工业,以霍夫曼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看到了化学的重要,开发了化学工业,形成了重要出口工业。1880年德国工业发展超过英国,1895年压倒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德国用40年(1860～1900年)完成英国100年的工业化历程,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我国一而再地失去经济大发展的机会。第三次失去大发展的机会：1911年,辛亥革命打倒了清王朝,是中国摆脱封建束缚,经济崛起的又一良机。1915年,中国近代史上兴起思想启蒙运动,它以陈独秀(1880～1942年)、李大钊(1888～1927年)、鲁迅(1881～1936年)和胡适(1891～1962年)为代表的思想家兴起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改革与科学进步大旗,宣传科学观,提倡科学精神。当时《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和《科学》杂志成为宣传革新与科学观念的最有影响的号角。1914～1918年,正是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在华欧洲贸易与商品大幅衰减,此时给中国提供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绝好机会。当时,仅1912～1919年,新建工矿企业多达470多个,其速度超过洋务运动以来的任何时期。日美两国也乘机在中国开办工厂。此时,社会思想活跃。于是在1919年中国爆发了欢迎“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斗争。1924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当时,政治形势好转,但随后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和日本侵华战争,又失去了第三次大发展的绝好机会。近代史上科学发展观成为“生死结”回顾历史,直到唐宋盛世,我国经济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成为西方、日本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向往追求的富国。明朝末年,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成为“工业革命到来的先兆”,而西方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认定,中国三大发明“成为欧洲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新精神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欧洲通过文艺复兴运动,解放思想,树立科学精神,到16世纪就兴起以哥白尼、伽利略为代表的科学实验运动。17世纪,我国康熙年间,以牛顿为代表的英国科学革命兴起,1760～1875年欧洲进入以瓦特为代表的产业革命时代,随后是美国(1865～1890年,清代同治与光绪年间)和日本(1868～1900年,清代光绪末年)相继完成产业革命。我们一而再地失去发展机会都在于政府高层决策者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历史事实表明,经济起飞与发展的机遇是人们思想解放与科学意识的统一的结果,西方靠文艺复兴运动,日本靠明治维新,中国靠改革开放,无不如此。思想解放带动认识世界的科学实验活动,随之,人们行动起来以科学精神去改造世界,这就是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从而改变了人类社会整体面貌,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这种人类社会变革过程无不靠认识科学、掌握科学,以科学精神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发展观。值得我们反思的是1840～1864年期间,中日两国同受英、美、法、荷炮舰威胁,而且也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皇权统治并且都是签订了与欧美列强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跻身列强,中国却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混乱漩涡。这个分野要害何处？在推翻封建王朝是一样的,日本推翻了德川幕府,中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以“求知世界,意志统一”;一个是“天朝大国”,目空一切,“耻言西学”,自我封闭锁国,内斗不止。但根本分野在于内忧外患之时缺乏科学的理性思维,不能解放思想,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因为如此,科学的概念滞后,“科学”名词出现也就晚了。本来日本引进的是中国近似于科学的概念,日本引用《中庸》“格物致知”的概念,提出：“致知学”,即“实践出真知”之学。但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科学启蒙大师、教育家福泽瑜吉在翻译“science”时译成“科学”,开始在日本广泛应用。1893年,在30年之后,康有为引进了日本用的“科学”二字。随后,中国科学启蒙大师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才把“科学”二字在中国加以推广和应用。现在正如温家宝总理一再指出的：我们不能再失去这次非常难得的经济崛起的战略机遇。为了和平崛起,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意义重大。它关系到现在和未来的祖国繁荣与富强。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一、提出科学发展观表明,我们全党全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机遇,明确和平崛起发展思路,不能再受干扰,也不能自己乱了阵脚。二、这也集中表现了全党全民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更进一步深刻认识的集中表现,它将使“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方针深入人心。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确实把经济发展这个硬道理吃透。“三步走”的战略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完全体现。坚决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永不动摇。三、树立科学发展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要求的指导思想。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党中央号召我们把全民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上来。发展观在于对科学本质的理解科学发展观,显然是“科学观”与“发展观”两个概念的结合,这就有必要弄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观”？1993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前后,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提出编一本科学技术教材,让全国县级以上干部学习,这本书就是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并作序的《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我在写第一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就首先遇到“什么是科学？”的问题。科学这个概念看似人人皆知,但严格界定其内涵并能服众,却十分困难。我拜访了科学家,也收集到很多种定义和说法,但都是从一个侧面揭示或描述其本质特征。正像英国著名科学家丁·D·贝尔纳说的：“科学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有不同意义。”经过反复研究比较,确认19世纪首创进化论的生物科学大师达尔文(1809～1882年)提出的科学定义对实践最有指导意义。他在1859年遍游三大洋四大洲之后写出永世巨著《物种起源》,之后29年,他悟到什么是科学的内涵和本质。他在1888年发表的《达尔文的生活信件》中提到：“科学就是收集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和结论”。这个定义,揭示了科学的过程,也揭示了科学的本质要素是“发现实事和规律”这个基因要素。他作为一位伟大科学家,他的一生业绩也证实了他对科学概念的界定与理解。科学概念第一要素是“事实”,这个“事实”可以是自然界的事实,也可以是社会的事实。科学家就是发现前人别人都没发现的事实。如法国居里夫人(1867～1934年)发现放射性元素镭,英国戴维(1778～1829年)发现钾和钠,又如苏联科学家N·D·康德拉季耶夫(1892～1941)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长波理论”,所有这些探索未知的学术研究成果,其共同特点就是“事实”。这就引申出科学的第一基因是“事实”,是“实践出真知”,是“实事求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人的言行与思考要“从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是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最近,在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党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一再强调和引用,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一句话：“我读书不多,但我知道‘实事求是’四个字”。这就把“科学”二字的本质点到家了。小平同志是被世界公认的一位诚实的领袖,实事求是的领袖。科学的本质的第二要素、基因,那就是规律。所谓规律,就是事实与事实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发现事实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发现规律。“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就是风与月、础与雨的关系。掌握这个变化关系,就可预知天气变化,为我所用。这就成为学问、知识。规律是客观的,很久以前就存在的,所以说,可发现但不能创造,但学问和知识是反映客观事实的主观范畴的东西,因此它是无中生有的“创造”。作为学科、专业就是事实与规律构成的知识体系。科学与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本质、内涵,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就是按规律办事。没有别的了。人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勇于进取、寻求变革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方法也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全民具备科学精神之日,就是经济与社会大发展之时,现在群众的科学素养与领导干部科学意识汇合而成的高位势能是明日国家高速大发展进入强国之林的取之不竭的源泉。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内涵“科学”的本质含义清楚了,科学的发展观的深重意义也就清楚了。其本质就是实事求是的发展观。清末,我国创造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学堂(后改为北洋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学前身,其校训即为“实事求是”。毛主席在延安给党校题词也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在复出之后说的很重要的一句话：“我看书不多,我知道‘实事求是’四个字”。可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伟人与科学家心中的重要地位。在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内涵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同志多次讲话中都有深刻论述。为了在本世纪前20年,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就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他强调两点：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即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二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树立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观念。因此,下面三个概念就非常关键了。一是“全面”。即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这五个方面实现“五个统筹”,从而达到持续发展,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此要正确对待GDP增长问题,不能一味追求,而忽视人与环境的问题。另外,也不能降低GDP增长速度。专家认为,要保持7%以上的速度。二是“协调”。即在处理好改革进程中的宏观与微观、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总之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才能保持改革与发展二者的稳定关系。三是“人本”。即把“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人本就是民本,就是把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放在首位。因此,提出人本工作就是在发展经济前提下,做到如下四条：第一项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幸福、身体健康;第二项是尊重保障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权利;第三项是提高全民素质;第四项是创造既能使人们平等发展又能发挥人们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说到底,科学发展观是国家、地方、企业发展的本质,是对全局的总体认识和基本观点,是它决定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影响。同时,它也是个思想方法论。首先分清主次,先要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历史的主体;二是坚持系统思考与重点发展的统一,即坚持事物普遍联系与主要矛盾的统一的唯物辩证思想方法,即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追求形式忽视本质,追求手段忽视目标,追求片面忽视全局,就成为我们走向小康在思维方式上的最大敌人。 *杨沛霆先生是《中外管理》杂志社社长、总编,长期从事科学思想、科学知识的宣传工作,给中央领导和地方各省市级领导讲课达18年之久,上文是他应编辑部所邀撰写的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编者     

塞尔"中文屋"思想实验的哲学意蕴辨析

本文认为塞尔“中文屋”思想实验的要点是提出了意向性是人机之间的区别。但根据塞尔本人对意向性的定义，是以人的主观状态为前提的，因而不能成为人机之间的区别。而计算机只不过是西方理性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果，是形式化思维方式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