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城市化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推进城市化，加速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功能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城市化存在着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协调、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偏差和区域城市化差距扩大等问题，城乡产业政策失调和制度障碍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市场化制度安排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重影响的结果,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是既"缺位"又"错位",导致我国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难于落到实处。国内外研究的成果与实践证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必须依赖各级政府。进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制度创新,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政府制度安排与甘肃省区域创新系统建设

区域经济的非常规发展是新技术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相结合的结果,政府在营造一个良好的、鼓励创新的环境中起到了基础的、决定性的作用。本文探讨了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甘肃省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中存在的制度问题,并针对甘肃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法律协调机制的建构

长期以来,区域经济法都是法学界研究的热点,而区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一部分,我们不得不重视它的发展,研究区域经济法的前提是了解经济合作的相关法律制度。本文对我国经济合作现状进行深层剖析,探讨合作法律制度在区域经济中的构建,期望能作为研究区域经济法的基础材料,为区域经济法的制定提供一些帮助。     

中国光伏产业政策目标协同度量化评价模型

以227项中国光伏产业政策为例,提出了我国光伏产业政策力度和政策目标的量化标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光伏产业政策目标协同度模型,探讨了不同政策目标协同对于光伏产业绩效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光伏产业政策目标协同对光伏产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方向性差异;光伏市场的培育应当与规范市场秩序政策协同使用;厘清地方及区域经济发展与光伏市场培育、技术自主研发之间的关系,找到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地方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协同路径,成为产业技术突破的关键环节;注重"扶持性"政策与"规范性"政策的有效匹配,摆脱规范行业标准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长期所处的"掉队"状态,制定全面的、前瞻性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     

转型期的经济增长——基于制度因素的解释

在罗默(Romer)的研发模型中引入制度因素,建立了含制度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因素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这一制度因素与转型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因素是推动转型期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持续的制度创新是创造我国又一个"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     

地方政府助推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机理探寻

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必然会造成区域之间的产业政策趋同。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化解问题的办法应当靠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强化地方政府的责、权、利边界,引导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政策中体现差异性。     

我国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应依赖制度创新

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绩效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效率的差异。正是由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没有安排有效的制度供给，抑制了地方政府官员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重塑经济与政治体制结构，进行制度创新，我国中西部落后地区才能跨越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     

关于农村土地权利有关问题的法律思考

在当前权利觉醒和利益纷争的社会转型期代,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混乱和缺陷,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只有重新审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依法透视"三农"问题,建立宏扬民法理念的农村土地物权立法,遵循"虚其所虚、实其所实"的原则,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解构和重建,才能推动我国土地制度的物权立法更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更符合现代民法的私法理念,更能促进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以制度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基于江苏三大区域经济指标数据

"一带一路"大背景下江苏省以"点"带动"面"的区域性经济发展成为了新的指导方针。文章以"一带一路"大背景为出发点,围绕江苏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不平衡问题进行分析,并借助增长极理论对此问题加以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以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浙江新产业区制度结构分析

新产业区是近二、三十年来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我国浙江温台地区的“块状经济”,在性质上极为类似意大利的新产业区。浙江之所以能成为我国新产业区的首批发源地,关键在于经济转轨时期,其良好的政策和人文环境催生出一系列与市场经济高度兼容的优势制度。通过分析浙江新产业区制度结构的形成路径、比较优势及未来展望,既总结一些可供其他地区学习的经验,又为处在新竞争环境下的浙江新产业区提出某些制度创新方面的建议。     

西部非正式制度安排及漏损现象分析

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入手 ,分析西部非正式制度安排造成经济发展的“漏损现象” ,导致西部民营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并对如何实施制度创新、克服这种“漏损现象”、发展民营经济的途径进行初步探讨。     

制度效率差异与制度设计技术问题探析

同样是由国家正式颁布实施的制度,为何效率存在着巨大差别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外在制度理论,解析我国部分反腐制度和刚刚实施的驾驶机动车新制度的效率差异,提出正是由于一些制度的制定技术存在着巨大漏洞,使制度的约束力降低,才出现了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效率差异。因此,完善制度不仅仅是制定哪些类别制度的问题,还需要根据制度类型完善制度管束行为的技术问题。     

“包容性增长”之辨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切经济系统追求的最优目标,也是研究"包容性增长"的理论主旨与逻辑边界的原动力所在。浅读了"包容性增长"的经济学语境与政治意涵,浅析其公共政策要义,并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模型,浅述了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改善制度环境是促进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认为:通过实施鼓励创新并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并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公共政策,中国正在遵循"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经济增长多因素模型实证研究——基于主成分回归分析

利用主成分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了资本、劳动投入、制度和产业结构4个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测度了它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弹性和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投入,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81％;其次是制度因素,其贡献率为19．03％;产业结构、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10．55％、9．61％。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甘肃民族地区畜牧业经济增长的产业化制度创新研究(甘肃省1997——1998年度社科规划项目)

本文主要分析和论证甘肃民族地区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特殊性和必要性,提出了甘肃民族地区加快产业化的指导思想和原则,重点论证了搞好畜牧业产业化的具体制度创新与对策,为加快甘肃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理论指导。     

城市社区权力结构行政化与社会政策供给

我国的社区制度建设是政府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社区权力结构行政化。这导致我国目前的社区社会政策单一，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政策需求。当下，应该鼓励自下而上的诱致性社区制度变迁，改变社区权力结构，从而实现多元化的社会政策供给。     

文化传统与制度安排——以日本江户时代“奉公人”制度为例

制度是文化的产物,一种制度安排必然建立在对世界认知的基础之上,反映所在群体的共同追求。以世代传承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文化传统势必会深刻影响制度的设计与选择,而制度天生具有的约束力和强制性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深化文化传统。日本江户时代的“奉公人”制度就是一种与“和”观念、集团意识、等级思想、“家”原理等民族文化传统高度契合的经营管理模式,其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已经内化、沉淀成了一种社会文化。“奉公人”制度充分验证了文化传统与制度安排之间是一种相互蕴含、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探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入手,分析了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假设的批判,进而详细阐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并从中得到启示。     

会计要素的制度经济学意义

通过分析会计要素经济价值的变动状况和价值的决定因素,指出“历史性”在一个价格不断变动的经济体系中,不能带来真正的“真实性”.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会计要素的涵义作了新的阐释,指出其共同的本质在于“未来性”.为兼顾会计要素价值评估的“决策有用性”和便于运用的“成本效益原则”,指出“现实性”是沟通“历史性”与“未来性”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