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的性质与归属

在中国译学界，翻译文学的归属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本文从翻译文学的性质出发，分析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国别文学的关系。笔者认为，翻译文学源于外国文学但不同于外国文学，而是属于国别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同时，由于翻译文学在传递文化、文学艺术再创造等方面的作用，其存在具有重要意义。     

《击壤》《麦秀》二伪诗考辨──论中国上古文学的角色变易

本文通过对《击壤歌》与《麦秀歌》的考辨，概要论述上古中国文学从巫文化向史文化转捩的过程中角色的变易，由此发生的文学观念的变化对后世中国文学的根本性影响。     

试析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的主导性

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版图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只有在陪都重庆从区域文化中心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事实时,才有可能使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在抗战时期成为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主流与代表。     

中国文学翻译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文学翻译是连接世界文学的桥梁,全球化的文学就是文学翻译的时代,文学翻译的重要性愈来愈加重要。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文化大国,中国文化应当面对世界文学的新变化彰显文化的软实力,使中国在对外交流发展中,相互理解与尊重,让经济强国同时成为文化大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破学科壁垒 跨文化阐释——“中国文学人类学第二届学术年会”论文述评

“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于2008年5月13日至17日在湘潭举行。文章从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从文化看文学、学科建设：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未来等三个方面对本届年会的交流论文进行述评。     

论沈从文的忧患意识

本文分三部分:一、论述沈从文作品中忧患意识的种种表现;二、探寻沈从文忧患意识产生的根源;三、揭示忧患意识在中国文学中的价值。其基本观点是,忧患意识统构了沈从文的全部作品,这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它对于反映人民的苦难,促进民族的觉醒,推动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寻根文学的文学形态论——基于寻根文学文化立场的思考

寻根文学是当代文学从启蒙立场转向多元化立场的重要表征,受到了世界文化寻根、反殖民主义以及文化启蒙各种思潮的影响,因此在表述和评价民族文化时产生价值分野,形成反思型、乡恋型和互补型这三种文学形态。其中,反思型寻根文学延续了新时期的文学启蒙立场,用启蒙理性烛照民族文化,带有明显的乡怨和乡愁意味;乡恋型寻根文学受到了世界寻根文学和反殖民主义潮流的影响,歌颂乡土中国和传统文化,带有明显的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而互补型寻根文学则游走于两者之间,既正视乡土中国的痼疾,又彰显民族文化的魅力。     

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演进

从时代发展角度考察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可以看到四个明显进程，即现代文学的探索、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复苏后的选择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背景下的写作。它所展示的乃是时代发展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力量。在丰富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世界中，立足于时代变迁所形成的文化影响，在这种影响中看到文学的历史脉络，将有利于获得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哈萨克族生态文学的现代转型 ——以朱玛拜小说为例

随着哈萨克民族文化现代转型进程的推进,当代哈萨克族生态文学也呈现出现代性.从朱玛拜·比拉勒的小说看哈萨克族生态文学的现代转型,可以发现其中不仅有传统生态文学关注的游牧民族亲近自然、热爱自然和崇拜自然的话题,同时也开始理性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探索人类生态伦理的构建,表现出当代哈萨克族族作家深沉的生态意识和忧患意识.     

比较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生态与文学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到了大众教育的时代，文学教育作为人文学科通识教育之基础，必然需要对其知识系统和功能价值进行新的认定。文章对“文学”的概念进行反思，运用比较文化视野来观照文化的多样性，也呈现出多样性表述对文学生态的形成发展与互动共生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这也引出与之相关当代社会文学生态的诸多话题，甚至为一些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打通提供新思维和新理念。     

重"意"与重"形"的审美诉求--中西诗学中的"象"及其美学意义初探

“象”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在中国诗学中主要表现为“意象”,而在西方诗学中主要表现为“形象”。中国诗学中的“象”以“意象”的表现形式实践了一条明倡“形神兼备”,暗中则是“神似胜于形似”,重“意”远远胜过重“形”的道路;而西方则刚好走了相反的路子,它以“形象”的表现形式演绎了一段重“形”轻“意”的历史。近现代西方美学中“意象”概念的广泛使用和文艺实践,为中西诗学的对话和未来发展昭示了广阔的交融前景。     

略论两浙文化对中国新文学生成的影响

作为文化原型,地域文化往往是以保存整体文化单个或多个文明因子的方式,为整体文化的转换提供一种基础性的支持。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作为地域文化,两浙文化对中国新文学生成的支持,主要表现为两浙作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融入世界、认识世界的文化感知方式,使之获得了文化转基因的内在催化动力,使两浙作家在以艺术审美方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当中,所采取的文化视角具有一种独创性,从而为推动中国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作出了自身独特的贡献。     

地域文化视角与现代文学研究

真正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 ,是从 2 0世纪 90年代开始的。大量地区性的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出版 ,不仅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可能 ,而且本身就包含着研究的眼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总的说来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现代文学的努力 ,仍未摆脱建构现代性大叙事的诱惑 ,其研究潜力因此受到了根本性的限制。将地域文化视角转化为对话性的解构力量 ,反思现代性大叙事对差异性的压抑 ,是激活其研究潜力的关键 ,目前已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     

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

中国古代文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本已孕育着通向现代的新文学的因素,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使这一过程突然加快,形成飞跃。所以两者之间有其内在的联系而非“断裂”。通过对《红楼梦》的剖析,可以具体地论证此种联系的存在。     

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

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久远而密切的联系。汉字的产生、发展过程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观。从汉字与西方文字的比较 ,与我国古代的生产关系、神崇拜、玉文化以及汉字的特点等方面 ,论述了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依存的关系 :汉字里积淀着中国文化的结晶 ,中国文化也仰仗着汉字流传得更为久远。本文指出 ,通过研究汉字的形、音、义可以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情况 ,揭示了汉字的优越性 ,从而确立了汉字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方向。     

比较中西方复仇文学中的手段方式及目的

中西方复仇文学主题中,对复仇者采用的复仇手段及有限性的思考,在西方文学中萌芽较早,发展到对复仇残忍失当乃至复仇行动本身的阻遏。西方复仇文学可分为古希腊神话传说、文艺复兴后、18世纪后三阶段。后两阶段特别是最后阶段为定型期,最能看出西方文化特征及中西复仇文化观念的不同。古代中国人认为为了善的被损害去毁灭恶,手段偏激过当也可被理解。同样是谴责妇女不为丈夫守节,寻求再嫁急迫,中国作品就十分严厉;而伏尔泰改编后则宽容得多。西方叙事文学较偏重复仇主体灵魂世界冲突,偏重精神摧残的过程描绘;中国古代则较关注复仇结局、复仇者成功复仇后的命运。两者一重人性挖掘揭示,一重在伦理实现。西方文学较注重复仇者个体性格成熟过程;中国则偏好复仇者伦理目标实现及社会效果。西方复仇之作常引发人们对个体与命运抗争的悲壮感,让人因叙事所及的人性深层隐秘而反思深省;中国古代复仇之作则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信念,善惩罚恶给人的愉悦感,让人加深对善恶伦理实现必然性的认识。     

社会变革中的文学制衡

西方学尽管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学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但真正使其转化发展的却应是传统学，特别是晚清的学改良运动；新学先驱们回避传统有其潜在心理因素。但是应该认识到，西方学的输入和传统学的崛起两对峙造成的张力，是２０世纪中国学波澜起伏的魅力所在。     

刘禹锡对贬谪文学传统的超越

刘禹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贬谪诗人,贬谪使刘禹锡备尝忧患磨难,但也正是贬谪激发了他借文学创作抒发郁愤并与忧患抗争的动力和勇气。他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贬谪文学豪健雄奇、冷峻犀利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贬谪文学沉湎于忧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贬谪文学写作的新路径。从他的作品中可以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对现代文学历史的重构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了在"红色30年代"诉求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它通过编纂《文学论争集》否定"旧文学"流派等方式来确证自身的"新文学"观念,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在强化"新文学"观念的同时,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也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遮蔽、重构了现代文学的历史。     

论中国近代悲剧精神在文学中的表现

中国近代悲剧精神产生于中国近代社会“内忧外患”的现实土壤，具有忧患意识、抗争意识及深切的痛苦体验等特征，它在近代文学中具体表现为：作为一种戏剧类型的悲剧得到明确提倡，传统叙事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被突破，英雄悲剧及其崇高性特征得以充分展现。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代悲剧精神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过渡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