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之“《史通》学”研究

张舜徽先生，当代著名文献学家，于《史通》“治之三反”，撰《史通平议》，“书以评议为主，辅以考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本文暂示三例，略述先生之《史通》学研究。由窥先生于子玄服赞之意。     

张舜徽先生之“《史通》学”研究（续）

张舜徽先生之《史通平议》,以评议为主,辅以考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本文略述先生之《史通》学研究,由窥先生于子玄疏失匡正之功,并论其别乎他家之处。     

<史通>的散文观与小说观述评

《史通》是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其内容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关于散文,刘知几主张内容要“实录”、风格要简约,模拟古人以“貌异心同”为上;关于小说,刘知几就文言小说的分类、小说与史诗的关系、小说创作中的虚实关系、小说的社会功能等万面提出了较为全面的看法。     

刘知几及其《史通》述论

刘知几,唐代著名史学家史学评论家。他 ２０岁考中进士; ４２岁时,始任史官,撰修国史。 《史通》是刘知几终生所萃的史学名著,也是我国最早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史学思想贯穿于《史通》之中,其核心,是著名的“才、学、识”三长理论。《史通》中,刘知几史学思想突出的方面,一是史法上“秉笔直书”的精神;二是史现上对传统思想的大胆批判。     

浅谈刘知几《史通》的写作背景

<史通>作为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它诞生的背景与史学发展的需要有关;与时代的学术氛围有关;更与当时统治者对史学的社会功能认识和利用有关;与当时的时代矛盾有关.这是我们学习<史通>的重要方面.     

关于刘勰的“变乎《骚》”——《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

“折衷”是刘勰的主要论文方法，《文心雕龙》“变乎《骚》”一语较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折衷”思维模式。在刘勰看来，体“资于故实”、数“酌于新声”是文“变”之“势”、“理”，而《楚辞》则是对这两者的集中体现。“变乎《骚扩者，实指《骚》（概指《楚辞》）为文“变”之典范。     

泰岱钟灵名士多 ──《泰山名人文化》评介

东岳泰山“为古圣贤登临喻道之处，历代名儒硕士展履踵接，故自孔子《邱陵歌》而下，佳篇短制，美不胜罗”（《泰山述记》卷七语）。泰山作为中华名山文化的一个典型，其中与“名人”相关联的部分，更构成其文化主线之一。近年来泰山学界对这一文化内容予以充分关注，出现了一系列独具匠心、颇富新意的探研力作，如徐北文先生《石介及其泰山学派》（载《海岱小品》）、骆承烈先生《孔子与泰山》、孔繁信先生《终老泰山的杜善夫》、王传明先生《于慎行与泰山》（均载《泰山研究论丛》）等，皆开启了这一研究的先声。近出之袁爱国先生《泰山名…     

何心与《水浒传》编年

从故事编年的层面对《水浒传》进行研究,何心先生是第一人。何心先生这种做法不仅“很别致”,而且也很有意义：第一,有利于《水浒传》的传播;第二,可以为《水浒传》之成书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第三,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然而何心先生之《水浒传编年》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第一,某些事情的发生时间明显存在错误;第二,事件遗漏现象比较严重;第三,对存在于《水浒传》中的时间错乱现象重视不够;第四,把七十一回以后之事置于《水浒传编年》之外,显得不完整。     

新编《大学语文》失当和错误举隅

徐中玉、齐森华二先生主编之《大学语文》(为了区别,本文称之为“新编《大学语文》”),比起徐中玉先生主编之《大学语文》来,确实有新鲜之感,不失为此种教材编写工作中的新成果和有益尝试。但该教材选录之“范文”,过于偏重于“古” (六十七篇“范文”中,古代诗文等占将近75％);入选的某些“范文”,令人不免有求新反失之感;而且,所选文章,深浅程度悬殊颇大,也给教学带来困难。当然,诸如此类,还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一时难定是非。不过,该书在提示、注释以至标点、校勘等方面的失当和错误,却是“硬伤”;而且,据笔者初步统计,这种“硬伤”竟然多达四十处以上。这一点,     

大海的浪花 夜空的群星——鲁迅小说成语艺术初探

成语,简炼含蓄,警策动人,是创造形象,传神写照,表达感情的立体化语言珍品。列宁曾经指出;“常常有这样的成语,它能出人意料的恰当,表现出相当复杂现象的本质。”①历代语言大师,对成语都惜之如金,用之如磐。鲁迅先生的小说,博大宏深,贯古今而 缕中外。《呐喊》、《仿徨》共收二十五篇小说。其中“出人意料的恰当”的成语,比比皆是。笔者初步摘录,不下二百左右。“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个个成语,为“表现出相当复杂现象的本质”起了不可估量的艺术作用。把先生的小说比作千里茫茫的大海,凝聚着先生心血的个个成语,恰如海浪撞击而进溅出的浪花;把先生的小说比作深邃无垠的夜空,闪烁着先生智慧的个个成语,胜过熠熠发光,目不暇接的群星。遍览古今文苑,先生在小说中对成语的运用,可谓是“一枝红杏出墙来”。     

从尤二姐与李瓶儿之死的同异看《红楼梦》之“深得金瓶壶奥”

作为当世显学，《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比较研究尤为惹人注目。“《红棒梦》的成书深受《金瓶梅》的启发”这一说法已成定论，自不待言。然而，偏激者诸如“脱胎说”、“倒影说”仍占一定地位，不无影响。姑且撇开这类论断于整部《红楼梦》是否确当，若以个别章节、情节观之，实有道理。通过尤二姐与李瓶儿之死的比较，可观《红楼梦》之“深得金瓶壹奥”。     

《中国历史文选》若干注释之再辨析

周予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堪称中国高校历史专业教材的优秀之作,但其中的某些注释仍难免有值得商榷之处。《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北向户”,不能理解为“门户向北开以避免直射的阳光”;《汉书.食货志》的“分田劫假”和《后汉书.仲长统传》的“取一切而已”,皆不宜采纳唐代颜师古的意见。     

少年初恋的自叙诗-解析王统照著《春雨之夜》的创作心态

编者按：本文是王统照先生第三子王立诚先生对王统照早期短篇小说代表作《春雨之夜》创作心态的解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王统照的《民国十年日记》，故将已发表于《香港文学》的本文刊发。     

钟嵘诗品陆士衡条“尚规矩”等三数句疏证商榷

《钟嵘诗品陆士衡条疏证》误漏颇多。对“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数句的《疏证》补正如下：1.《疏证》谓《诗品》“尚规矩”之评本于《晋书.陆机传》“士衡‘服膺儒术,非礼勿动’”。按当本于《抱朴子》佚文及《陆机别传》等。又《疏证》谓“尚规矩”是褒义,不妥。2.《疏证》校释“不贵绮错”,前后矛盾。3.《疏证》未笺“直致”语源。4.还分别补述了陆机诗“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的种种表现等。其中,特别指出“尚规矩,不贵绮错”的实质,是只知“通”而不知“变”。     

“野草”具名的长久心理蕴含

“想将糟粕收敛起来”,“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于是便“造成一座小小的”《坟》.感慨于这几年交了“华盖”运,遂集成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回射”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就偏”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     

《水浒传》编年补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其所叙之故事都与一定的时间相联系，故而可以按年月日顺序对其进行编次。研究《水浒传》的著名专家何心先生已对《水浒传》前七十一回中的故事进行了编年，至于七十一回之后，何心先生认为“年月日难以计算”，不可进行编年。其实小说第七十一回之后的时间线索虽不如前七十一回清晰、明确，但根据常理与小说的具体叙述进行推断，仍可确定其发生的大致时间，故而也可对之进行编年。     

何心与《水浒传》编年

从故事编年的层面对《水浒传》进行研究,何心先生是第一人。何心先生这种做法不仅"很别致",而且也很有意义:第一,有利于《水浒传》的传播;第二,可以为《水浒传》之成书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第三,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然而何心先生之《水浒传编年》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第一,某些事情的发生时间明显存在错误;第二,事件遗漏现象比较严重;第三,对存在于《水浒传》中的时间错乱现象重视不够;第四,把七十一回以后之事置于《水浒传编年》之外,显得不完整。     

关于《小豆棚》的校点与考索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陈汝衡先生的《艺苑珍闻》一书。陈先生在该书《小豆棚》一文中说:“至乾隆六十年,有山东曾衍东七如氏者,别著《小豆棚》一书,直记载异闻之笔记也。”这是解放以来,最早向读者介绍《小豆棚》一书     

《史通》叙事尚简论初探

本文从论字数多寡，过简，过烦，用晦等方面入手，对刘知几《史通》的叙事尚简论做了全面的分析，并从史学传统及文史相别的角度出发，针对后人的批评阐述了笔者的看法。     

《红楼梦》“爬灰”“养叔”探赜

《红楼梦》中焦大所骂“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原是《风月宝鉴》的“通部大纲”，喻指贾敬，宝玉与秦可卿淫乱导致天香楼悲剧，表现“戒妄动风月之情”的主题。后来，创作主题的改变，《石头记》形成“全部之王惟二玉二人”的情节格局，《宝鉴》的中心故障变为从属于宝黛主线的重要辅助故障，“爬灰”的主子由原来的贾琏“家史”替代贾敬，“养叔”情节变为宝玉与袭人的主仆淫乱，表现“离合悲欢炎凉世态”主题。人物关系由此形成大对调，说明《石头》是在《宝鉴》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宝鉴》天香楼故事改头换面，疑点重重地存在于80回《红楼梦》今本，除反映曹雪芹对家世反复进行不同层次的艺术观照，使作品主题和情节结构脱胎换骨地再创造，还能成为《红楼梦》作者争论的一方佐证；不仅证明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而且本书是他在自己的创作稿《风月宝鉴》基础上，多次修改，而形成《宝鉴》、《石头》、《石头》、《红楼》的演变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