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胜利”的真正内涵——兼评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系”的两个论点

一八八八年,恩格斯在给女作家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对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创作给予了精辟的论述:“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     

爱的误区——从高老头的父爱悲剧得到的启示

爱是世界上最美的情感,亲情之爱、朋友之爱、恋人之爱……使得世界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情。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作家对这些伟大的爱进行了讴歌、颂扬。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在其代表作《高老头》一书中论述的却是一个“爱了一辈子的女儿,到头来反给女儿遗弃”的人间惨剧。     

父爱导致的两幕悲剧——李尔王与高老头比较

《李尔王》是英国人文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著名悲剧之一,作於17世纪初期,它充分暴露了“个人自身、家庭、国家甚至宇宙内部蔓延着的紊乱,解释了世界、国家、家庭以及人们的灵魂这个小天地存在的危机。”《高老头》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巴尔扎克创作的《人间喜剧》的代表作。虽然,《李尔王》和《高老头》这两部作品创作时间相距两个多世纪,空间距英法两个不同的国度,在表现主题和运用艺术手法上也各不相同,却塑造了两个极其相似的人物     

从田园诗看陶渊明

陶渊明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他给后世留下了120多首诗。田园诗是其中最富独创性的奇葩,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对于陶渊明及其田园诗的认识,历来评议不一。本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和朱光潜先生之间就曾发生过一场著名的论战。朱先生以陶渊明田园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诗句为据,认为:“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先生反驳:“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     

应该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本原”这个概念——与孟宪忠同志商榷

孟宪忠同志在《“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关于世界本原问题”这一命题本身是不科学的》一文中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运用了‘本原’的概念,但这是恩格斯对旧哲学的概括,是谈马克思主义产生前,旧哲学家们对世界本质的不精确的看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考察思维和存在关系时已提     

“偶尔”、“偶而”、“偶耳”小议

第197期《中国报刊报》上登了一篇题为《“偶尔”与“偶而”》的短文。文中说:“‘他常常写杂文,偶而也写点诗’。这里的‘偶而’是‘偶尔’之误。”作者还批评说,报刊上这种差错“并不少见”,“大都是作者写了别字,编者以错为正或未发现所致。”     

从《萌芽》看左拉的现实主义

左拉的二十部的长篇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一样为人所赞叹。《萌芽》无疑地是这二十部巨著之冠,公认为左拉的代表作。对左拉的理论和作品,评论界在过去的年代里众说纷纭。但有些看法则是共同的:左拉虽然是自然主义理论的鼓吹者和领袖,但他的理论同创作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在他的许多作品中表现出来,他的主要作品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譬如《萌芽》《萌芽》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评卢卡契的“性格摆动说”

卢卡契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欧洲现实主义的研究上。在卢卡契对欧洲现实主义的研究中,最为出色最为精彩的无疑是他对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的理论总结,尤其是他在《托尔斯泰和欧洲现实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性格摆动说”。卢卡契的这一“性格摆动说”,主要是依据他对《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的性格分析所概括出来的。卢卡契的“性格摆动说”,一方面抓     

技巧圆熟的一篇——读鲁迅小说《示众》

《示众》写于1925年三月,收在鲁迅小说集《彷徨》中。它是鲁迅前期小说《呐喊》与《彷徨》中以写场面为主的仅见的一篇。作品通过“首善之区”一条马路上一个犯人示众的场景,刻划了一群小市民的无聊与麻木,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是这样介绍他自己的创作的:“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     

对《创业史》作为十七年现实主义典型文本的思考

《创业史》作为十七年现实主义的典型文本,充分体现了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典型”论述.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说,它在文学信念、社会信念和政治信念完全统一的艺术观念层次上,明显地反映了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时代创作特征.在美学上,其意义在于形成了时代创作的主观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真诚地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热情地注视当代生活进程,文本中贯注着创作主体的人格精神,体现出一个与所描写的社会和生活既往相联的灵魂.同时,在用生活故事概括时代精神面貌,展示历史发展行程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消解典型环境的历史范畴的弱点:过分夸大政治和社会变革对人的思想、意识、感情和心态的决定作用,由典型环境的简化造成了理想人物的“个性”被“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从而影响了作品的高度真实性.     

论汉乐府民歌艺术上的继承与发展

汉乐府民歌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徐澄宇先生指出:“春秋以前是《诗经》的时代’”,而两汉则是“‘《乐府》的时代,。(《乐府古诗·导言》)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中间虽然隔了个“楚辞”,但汉乐府民歌始终是沿着《诗经》的现实主义道路发展的。汉乐府民歌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优良的艺术传统,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诗经》。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一具体论述。     

谈《史记》中“所以”的用法

<正> “所以”是一个古已有之现在仍在使用的词语。它的古今用法的异同,其发展转化过程十分复杂,而这一切,在《史记》这部书中,都有所反映,很值得研究。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的第三章第二节《“所以”把谓语结构和句子结构变为仂语结构》中对于“所以”的用法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他写道:‘所以’有其比较抽象的意义,就是表示     

“陶”就是定陶述论

最近,有位同志著文《‘陶’不是‘定陶’》,文述“《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中的‘陶’与《项羽本纪》中的‘定陶’不是一地,在《史记·项羽本纪》9—12自然段中,曾五次出现‘定陶’两字,都写全称,无一处省略‘定’字,……这样一对照,把‘陶’理解为‘定陶’实在没有道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陶与定陶是一地。春秋战国时,陶地叫作“陶丘”、“陶邑”、“陶”。“陶”后改称“定陶”,是范蠡居陶     

筒论狄更斯《远大前程》的人物形象

《远大前程》是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在1860-186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英文命名为Great Expectations。狄更斯对小说的原名，意义双关，含有隐喻。一方面，它可以解释为“伟大的期望”、“伟大的等待”；另一方面，又有“远大前程”、     

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浪漫主义倾向

一个作家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有时并非是绝对的。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会有浪漫主义倾向,浪漫主义作家作品中也会有现实主义成分,二者互相渗透、交叉,不可片面、孤立论之。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小说创作中就有浪漫主义成分和倾向,其表现在:（一）、作者思想上受浪漫主义思潮和神秘主义的影响。（二）、早期创作浪漫主义小说《乡村医生》、《乡村教士》等。（三）、现实主义小说里出现主观性、理想性人物形象,如《高老头》、《驴皮记》、《于絮尔·弥罗埃》、《改邪归正的梅莫特》等。     

鲁迅与《水浒》

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卓有建材的文学史家;他不仅在小说和杂文创作方面起到了新文学的奠基石作用,而且在文学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鲁迅一生涉猎了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并且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水浒传》就是他比较关注的一部作品。 纵观鲁迅先生对《水浒传》的有关评论,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表现在杂文创作中。鲁迅先生的杂文,大量运用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材料,以增加杂文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更好地发挥杂文的战斗作用。在鲁迅杂文中,涉及到《水浒传》的主要文章有:《流氓的变迁》、《谈金圣叹》、《看书琐记》、《“大雪纷飞”》等。其中前两篇主要论及的是《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在《流氓的变迁》中,鲁迅指出,宋江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     

“承”的“闻”义产生时代辨

蒋绍愚先生的《<祖堂集>词语试释》说:“‘承闻’是‘听说’之意,‘承’是敬词,‘闻’是动词。……‘承闻’也可单用一个‘承’字。……‘承’已是用作动词‘闻’了。”照此看来,蒋先生认为“承”在《祖堂集》所反映的五代宋语言中,本来属敬词,放在动词“闻”前而逐渐渗进“闻”义,成为动词。这个说法有不妥当处,因为在唐代乃至六朝文献中,“承”训“闻”的例子已不罕见。《世说新语·雅量》:“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     

对许理和教授《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一文的再补充

许理和教授《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一文认为“佛经译文中表示指代的总共只有三个词：‘是’、‘尔’、‘彼’。‘此’和‘斯’很少见,毫无疑问,在当时的口语中已经不用了。”笔者从统计的数字来看,事实并非如此。文章通过讨论“此”、“斯”、“是”、“彼”、“他”、“他人”等几个指示代词的用法,揭示了东汉汉译佛经中指示代词的语法特点,对许文作了修正和补充。     

马克思恩格斯论歌德和席勒

歌德和席勒同是18世纪德国狂飙运动的主将和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被公认为德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有关文章和书信中谈论过这两位伟大的作家，其主要内容：一是用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歌德世界观和创作的两重性；二是明确肯定席勒的早期创作《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的意义和价值，指出前者“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后者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同时对“席勒式”的唯心主义的观念化的创作倾向进行了批评，提出了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两种不同的美学范式。     

马克思是一个人在战斗吗——对恩格斯和《资本论》关系的一个全面考察

恩格斯与《资本论》的关系问题,是《资本论》创作和传播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活经历与学术理路的细致考察,不难发现,恩格斯自始至终都参与了《资本论》的创作与传播过程.在《资本论》问世前,恩格斯一直在敦促和资助马克思完成创作,并启发和影响着马克思的写作;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一方面费尽心力地编校和出版《资本论》的后续几卷,另一方面则通过论著保卫和发扬着《资本论》.因此,可以说,在《资本论》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资本论》带有马克思的“印记”,也印有恩格斯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