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7年”知识分子叙事的启蒙话语及其艺术张力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通过塑造与自身具有同构性质的知识分子形象来演绎和论证知识分子改造的时代主题,籍此凸显进而实现自身急切的工农兵身份转变的政治意图,是＂17年＂作家普遍的创作诉求。但在实际过程中,其创作仍然草蛇灰线般延续着五四启蒙思想,从而与追求本质真实的主流话语叙事规范发生龃龉。＂17年＂知识分子叙事整体性艺术张力就此产生,极具文化内涵和审美阐释空间,在讲述话语的时代令人耳目一新。     

话语启蒙与规约——《我们夫妇之间》知识分子叙事及其文学史意义

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是建国后文坛第一桩公案,小说反转式的命运显示了国家政治规约的强大力量,虽然作品在文坛转瞬即逝,但影响深远。建国初期小说发展的现代性萌芽被阻抑,中国文坛陷入长达三十年的沉寂,直至八十年代才又重新接续。以往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研究多集中于日常叙事的角度,较少意识到该小说对建国后知识分子写作的重要影响,而导致作者及其小说颠覆性命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作品叙事视角所隐含的潜在书写倾向。因此,本文试图以小说中知识分子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为切入点,重回历史现场,探究五四启蒙的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写作与命运。     

师生交往中的“理想话语情境”探析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中理想话语情境理论的提出对于师生交往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师生交往的理想诉求在于首先为师生建构一种理想话语情境。在师生交往中理想话语情境的建构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与可能性,需要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民主的对话,重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主体性。     

政治话语下的启蒙——论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

纵观丁玲的整个小说创作,政治话语逐渐强化,启蒙意识逐渐为政治话语所遮蔽,但是这不是一个直线的发展过程.延安时期,在革命中心、革命热潮中,创作中反而会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意识的再一次崛起.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的特殊现象,根源在于延安当时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在于创作主体自我实现、自我冲突的心境与人格,在于以独特的艺术感受指导写作的创作观.     

论《启蒙时代》中的革命与启蒙

王安忆的小说《启蒙时代》回望了一代人的青春与成长,同时也对那个年代最重大的主题革命、启蒙等进行了探讨,这一思考对当下的现实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论建国后头27年报刊话语的政治思想启蒙诉求

在建国后头27年，对政治民主的诉求和思想启蒙的诉求是报刊话语言说中两个基本的主题，但由于封建传统影响的顽固性和冷战等国际背景的制约，这种言说与这段历史一样，显得十分曲折、艰难。建国后头7年，这种言说坚持得好，但1957年反右以后，就逐步离开正确的轨道，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报刊则沦落成为践踏民主、践踏科学的“喉舌”和“工具”。     

革命与启蒙——读王安忆《启蒙时代》

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叙述的是南下革命干部子弟与市民社会相遇的故事。它细腻地表现出革命后新的时代语境下市民社会的特点。革命在中国城市的目标首先体现为“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清除与劳动者无关的滋生堕落的消费场所和空间。也因此,上海在1960年代发展出新的市民生活方式,以前的资产阶级趣味蜕变成一种含蓄的生活情趣和美学上的享受,特殊经历和经验转化为一种颇具魅力的气质。而相形之下,那种抽象精神,似乎没有什么魅力可言,那些秉承这类抽象精神的干部子弟们投入到市民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摆脱了抽象的纠缠,获得一个自然的、人性的自我。如此,革命似乎不是为了超越市民社会,相反,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是为了回归市民社会。革命和启蒙是什么样的关系？谁“启”谁的“蒙”？《启蒙时代》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风雅颂》：从话语分裂的地方开始抵抗

《风雅颂》在话语形态上存在着两大分裂：《风雅颂》文本与《诗经》文本的分裂;强大的叙事者声音和软弱的主人公声音之间的分裂,这两种分裂凸现了作者面对现实的某种无力,也正是从这种分裂处也开始了作者对现实的抵抗。     

启蒙者的宿命--重读鲁迅"五四"前的三篇小说

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药》、《孔乙己》，是坚信与怀疑、希望与虚妄并存的复杂文本，它以看与被看、启蒙者与听众之间对立的结构模式，展示了中国启蒙者的尴尬境遇和启蒙话语的非经典性。这种非经典性表现为启蒙者与听众的双重不在场。鲁迅并通过小说追问了启蒙者尴尬境遇的根本原因，即本土文化资源中知识分子话语的本源性缺席。     

从思想到行动——略论五四运动与启蒙

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着多种成分并给后世留下了不同的解释.人们需要的是将其放在整体的历史变迁中来认识其必然性和有限性.它和欧洲启蒙运动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倡扬科学、理性和民主,批判封建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思想解放运动,并都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为民众的政治行动所代替.然而它也不同于法国的启蒙,即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及其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以至其思想启蒙过于短暂并带上了激进主义的特征.     

论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启蒙”——兼及“第三种启蒙”出现的可能性

启蒙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新写实小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的启蒙话语--"日常生活的启蒙".这种"日常生活启蒙"可以从其"发生"、呈现的生活态度和立场、"日常生活启蒙"的二重性等角度进行深入地分析.新写实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反抗专制、打破偶像的倾向性,因而很容易和个体要求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等进程联系起来,并由此构成对以往启蒙话语的反思,从而使其本身也呈现出别一种启蒙形态.     

从会话策略看电影文本中的角色关系

以电影文本中的对话为语料,分析了角色在交际过程中所使用的话语层面上的会话策略,指出分析电影文本中人物角色采用的会话策略对理解角色关系、情节发展、言语事件发生的背景起着重要的作用。     

《明夷待访录》的政治主张与现实启示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誉为明末清初的“人权宣言”，比卢梭的《契约论》早100年的光景。书中记载了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范式，对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诸多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大胆地提出了诸多改革设想，为当时浑噩的思想界吹来了一丝凉爽的清风，对后世影响广泛。即使是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明夷待访录》仍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傲慢与偏见》中会话含义的语用学研究

语用学是对有目的的语言活动的研究,也是研究文学语言特征的有力工具。借助语用学中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来分析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会话含义,清楚地反映出语言形式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小说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交际意图和社会关系。     

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多元性

鲁迅启蒙思想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且成绩斐然,但从美学角度来进行的探讨仍然显得较为粗疏,其实鲁迅启蒙思想包含着科学、情感和批判的多元性内蕴,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关联.     

论汉晋音乐赋的社会功用

音乐赋是一种描写音乐、舞蹈等内容的文学作品。汉晋音乐赋在描写音乐、舞蹈等内容的同时,也担负着政治教化与娱乐两大社会功用。汉晋音乐赋的政治教化功用常与＂移风易俗＂的伦理说教联系在一起,并试图通过音乐、舞蹈等内容的描写,来净化人心,从而有助于立身、立国。同时,汉晋音乐赋也注重追求音乐的娱乐功用,描写乐舞给人赏心悦目之感。在汉晋阶段,音乐赋的这两种功用常常交织在一起。到了六朝,音乐赋的娱乐功用渐渐取代了政教功用而一枝独秀。     

一种基于TD-SCDMA电路域会话类业务呼叫到达模型

针对TD-SCDMA电路域会话类业务占用无线信道资源和呼叫到达过程的特点,提出并建立了一种基于二维马尔可夫模型的语音业务和可视电话业务联合呼叫到达模型.对该模型的分析和仿真测试,分别得到了TD-SC-DMA系统容量、业务到达率和业务呼损率之间的关系.并利用统计出的实际话务量可预测出忙时话务量,根据系统规定的呼损率估算出系统忙时对容量的需求.该模型可用于对TD-SCDMA系统无线资源的规划和网络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