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达尔文的世界

<正>有幸在达尔文曾经就读的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上了一门有关达尔文的课,这让我有机会走进这位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的独特世界。出乎意料的是,达尔文年轻时在基督学院修读神学,后来他却提出了震惊世界的进化论。我们在课上讨论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读达尔文孙女写的回忆录,参观了达尔文在伦敦郊外的故居,拜谒了达尔文后代在剑桥的墓地。达尔文的故居位于伦敦东南郊外的唐恩村,是一座白色石砌     

华莱士：达尔文的骑士

华莱士时常与达尔文一同出现在科学史叙事中。他独立发现自然选择原理，促成《物种起源》问世，在“达尔文革命”中坚定捍卫达尔文主义，被同行誉为达尔文“真正的骑士”。然而他在思想上并没有唯达尔文马首是瞻，而是发展出一套奇特的“灵学进化论”，努力将钱伯斯一达尔文的自然进化学说与进步主义者的乌托邦理想协调起来。他曾成为当时一名出色的公众意见领袖，而后却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光芒一道消隐了。     

重评达尔文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应用

达尔文在他的进化论中确实引用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由于这个原因,长期以来,许多人一味责怪达尔文。有的认为,达尔文把马尔萨斯《人口论》纳入了他的自然选择学说,马尔萨斯学说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这便是达尔文的“错误”;有的认为,生存斗争是生物界的客观规律,达尔文盲目地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以它为理论指导,解释     

"Evolution"含义探究

“Evolution”一词先后被用在胚胎学的预成论和后成论中,分别用来描述预先存在的微缩体的展开以及高等动物胚胎对低等动物形式的重演。在19世纪初它被添加上了物种改变的含义。钱伯斯的发育进化论使“进化”与“进步”这一对观念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达尔文很少使用“evolution”,他的进化论与发育进化论迥然不同。从进化论中剥除进步的观念,是“达尔文革命”的未竟事业。     

达尔文进化论在21世纪

19世纪以来,达尔文进化论是首个能经受科学界严格检验的理论。当代科学家配备有精密摄像设备、高性能计算机和DNA取样工具,与当年“小猎犬号”上的设施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而他们的研究也证明了达尔文理论的正确性。     

熊毅等著文阐述“我国农业高额丰产在生物科学上的巨大意义”

1959年1月14日“人民日报”第7版上,刊载了科学家熊毅,朱济藩、马溶之、罗祖洛、殷宏章、过兴先等标题为“我国农业高额丰产在生物科学上的巨大意义”的文章,文章内容正如“人民日报”在该文前端的编者按语中所指出的:“我国1958年的衣业生产大跃进,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使它上升为比较系统的理论,不仅对指导今后农业生产更大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同时对丰富和完善农业科学理论也有很大意义”。并指出本文“就是在这方面所作的一个努力”。作者在文章中论述和总结了我国农业高额产生在生物科学上的八个方面的巨大意义:     

赫胥黎与自然选择

在赫胥黎向公众宣传达尔文进化论时,他对于自然选择的态度是复杂多变的。他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下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策略,常常使人们误以为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宣传自然选择。但事实上,赫胥黎终其一生都对自然选择持保留态度,怀疑它是否能够真正地产生出新的物种。他就杂交不育问题对自然选择提出了直接质疑,坚持认为它只是假说而非理论。达尔文没有解决杂交不育问题,从而也未能说服赫胥黎将自然选择作为理论接受。     

阿萨·格雷与进化论

阿萨·格雷被称作是美国植物学之父,是19世纪美国少数几位具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之一,也是植物地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为描绘美国的植物地图和植物分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也是达尔文的学术核心圈中的一员,后者向他请教有关美洲植物分布和植物分类的知识,并在1857年时就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进化理论。《物种起源》发表后,格雷成为美国首要的进化论宣扬者,不过他并没有完全"皈依"进化论。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一位诚实的科学家,格雷不得不在进化论、分类学与自然神学之间寻求平衡,糅合出一种有神进化论。格雷的例子代表了当时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一种反应,它展示了"达尔文革命"历史叙事的不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     

"非达尔文革命"与"进步"的观念

通过“非达尔文革命”的概念,鲍勒对“达尔文革命”的正统形象提出了质疑。鲍勒认为：达尔文主义不是19世纪进化论的主题,现代“综合理论”的产生相对独立于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因此进化论的历史不等于达尔文主义的历史。鲍勒对进化论历史的重建表明,以“发育”模型为基础的进化论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进步”的观念是这种“非达尔文”进化论发展的线索,《物种起源》的出版并没有阻断这个发展过程。由此鲍勒重现了“进步”的观念在19世纪的连续性。对“进步”观念和进化思想之间关系的考察,不仅对于重建进化论发展的历史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也是理解我们这个现代世界的必由之路。     

达尔文在中国的命运：一百年误读，二百年孤独

2009年2月12日．是达尔文诞辰二百周年。这二百年，是世界天翻地覆的二百年，也是中国天翻地覆的二百年。但达尔文在中国的传布，却不是因为其关于生物进化的科学，而是因为其作品中的“物种灭绝”和“物种竞争”理论。在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对达尔文的“误读之线”。一百年误读，二百年孤独，这是达尔文在中国的命运。     

备受推崇的进化论

查尔斯·达尔文未必能料到,他的进化论会在中国受到如此厚爱。一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了进化论在中国有多么流行：71．8％的中国公众如今还认可“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这个结论。这使得专家对这样的调查结果大感惊讶。要知道,即使是在达尔文的故乡英国,情况也远非如此（半数英国人不信进化论）。     

对“普朗克原理”的讨论

有人根据科学史上的一段历史事实——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情况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年轻的科学家比老科学家能更快地接受新的科学理论。本涅特在1870年说过:“达尔文的迷人的假设,在最后的几年内,完全地抓住了科学家们的心,在他的国家和德国,几乎所有的科学界的后起之秀都可以被划分到这个学派。”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很多人都认为科学家的     

传播达尔文进化论的斗士

英国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C. Darwin,1809-1882)用了二十多年时间,以坚强的毅力,通过大量的观察和专心致志的研究,写出了不朽的名著《物种起源》。他在该书明确提出生物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理论,解释了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原因。他的著作曾震动了整个科学界、宗教界和哲学界,但也受到了强烈的攻击。一百多年来,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达尔文进化论的伟大意义。达尔文在他的著作发表后,由于工作和健康的原因,直接参加论战较少。因此,以英国的赫胥黎(T. Huxley,1825-1895)、德国的海克尔(E. Haeckel,1834-1910)等为代表的一批生物学家,在逆境中勇于驳斥各种错误论点,为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     

现代医学揭开达尔文病因

达尔文从30岁开始备受疾病的折磨,全身都出现症状,经常胃疼、恶心、呕吐、心悸、皮肤发炎、口腔溃疡、失眠、头痛,每天通常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用他儿子的话说,他“从来没有过上一天普通人的健康生活”。这个疾病折磨了他40年,在晚年时才有所好转。     

尼采与19世纪达尔文主义

尼采与达尔文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学界关心的话题.21世纪以来,约翰·理查德森重提这一议题,引起了学界争论:尼采是不是达尔文主义者?他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进化论思潮的影响?以及,应当如何理解其晚期的"反达尔文"主张?虽然尼采受到进化论较大影响,但他却从未自认是达尔文信徒.尼采早期把进化论视作一种客观的自然主义;中期将之视为赫拉...     

重审自然选择原理的“共同发现”——“非达尔文革命”的视角

华莱士与达尔文共同发现了自然选择原理并引发达尔文革命已经成为我国公众理解进化论历史的常识之一,这种理解带有辉格史色彩,在皮特.鲍勒的非达尔文革命视角下可以也值得得到重新的审视。华莱士与其他有可能成为共同发现者的生物学家一样,其思路与达尔文存在本质差异,达尔文对华莱士事件的反应主要也是出于一种学术之外的考虑。19世纪进化论的主线是斯宾塞主义而不是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独树一帜的,并且是早熟的,澄清这一点有助于理解国外非达尔文产业的前沿动态。     

对“五四”不止是纪念

１９５９年，在一次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遗传学家Ｈ·穆勒曾针对经过一百年的岁月达尔文理论还难以被人理解的现状发出感叹：“这一百年有没有达尔文都一样”。从某些方面说，对于“五四”运动，如果我们今天发出类似的感叹其实也不为过。我并不是要否定“五四”运动曾经发挥过的救亡作用以及在唤醒民众对民族处境审视方面的意义，我所要追问的是，“五四”运动时期启蒙运动的领袖们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是否真的实现了！？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无需进行繁冗的理论论证，现实已经…     

孟德尔定律、达尔文进化论与现代生物学规范——兼答方舟子“达尔文、孟德尔以及科学发表方式”一文

方舟子“达尔文、孟德尔以及科学发展的方式”一文对拙文“从科学普及的角度看‘孟德尔之谜’”的修正有多处误解，而对拙文的引用也很随意，因而其“修正”也就具有太多的“独白”意味。就历史意义和方法学意义而言，孟德尔定律对现代生物学（今天生命科学）规范的影响远远大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后现代科学只是一种科学方式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科学形态。而修辞学转向则是一种广泛的哲学视角，科学在此视角中可以看作是一项修辞学的事业。     

达尔文在中国进行的心理学问卷调查和数据引用规则

《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1872)是达尔文唯一的一部心理学著作,开创了表情学。达尔文提出了表情的三原理和六种研究方法。其中问卷调查这一方法将这本书和中国联系在一起。达尔文在1867年委托英国驻台湾地区第一任领事史温侯(Swinhoe)观察中国人的表情。史温侯用两封信回答了达尔文提出的问题。作为中国较早的心理学和人类学调查,史温侯的答案被整理出来,和达尔文的引用情况进行对比。发现达尔文在书中只引用了部分内容,忽略了种族间的生理和文化差异对表情的影响,史温侯也回信提出了质疑。达尔文应用问卷调查是为了论证人类不同种族表情的统一性,这一预先设定的假说可能影响了达尔文对问卷答案的筛选和引用。     

特立独行束星北

有这样一个人:他曾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共同的得意门生;驰名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一代大师玻尔对他青睐有加;他与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共同开创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