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直观：歌德的植物学研究方法及其形而上学旨趣

歌德非常珍视自己作为自然研究者的身份,并在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留下了研究成果。研究者们如果受限于他的诗人身份,抑或辉格式地去评价他的自然成就,就无法恰当理解歌德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及重要价值。歌德作为后来浪漫派的理论先驱,对林奈植物学的日益技术化及其导向的机械论、还原论自然观提出了批评。为此,歌德提出替代性的精致经验主义,用观察经验现象、构造科学现象、直观纯粹现象的三步骤研究自然。歌德的精致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映射出歌德式科学与牛顿式科学的深层甚至是根本性区别,即对物的规定和对自然的筹划之方式的差异。歌德的自然研究尤其是物理学等数理实验科学,多被同时代的科学家批评为“过时”“神秘”而遭拒绝;但就背后的形而上学和自然观来看,歌德的机体自然观更是“超前”而被后世所接受。     

论威廉姆森的必然主义

威廉姆森在他的新著《作为形而上学的模态逻辑》中论证了必然主义,即必然地任何东西都必然地是某个东西,或者说,任何对象都存在于任何可能世界中。首先重构他支持必然主义的三个论证:诉诸于巴肯公式的论证、诉诸于存在限制的论证以及诉诸于模态概括公理的论证。其次阐释他通过逻辑原则得出形而上学结论的方法论启示。威廉姆森的工作对于推动当代分析形而上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机体与实践:马克思与怀特海哲学视域中的有机自然观

机械论自然观是基于某种实体来解释这整个自然界,"实体思维"构成以往机械论自然观的内在症结,此种抽象的实体思维造成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终将割裂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怀特海同样批判了抽象概念的认识论滥用以及抽象的实体思维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所可能带来的影响。马克思立足人类感性的实践活动终结机械论自然观,以此来统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个发展的自然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是处于中心的与必要的部分;怀特海从"机体实在论"的立场出发,将人与自然放在一个完整的经验背景当中,以美学与价值论来重构机械论自然观。在怀特海的著作中,有一个宇宙的积累价值体系,或者可以说是上帝。虽然马克思与怀特海的哲学体系不同,但二者都运用"机体思维"向我们诠释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个体与整体辩证关系的过程原理,并且让我们能够根据各个机体所在的处境来摄取对自然环境生动价值的认识。     

惯性定律产生的哲学思想基础

惯性定律的产生取决于其背后一系列自然观、方法论等形而上学基础的转变。伽利略建构了运动的独立存在,运动的自我保持成为可能。笛卡尔解构了古代有限宇宙,实现了空间的几何化,运动成为与空间平等的存在,直线运动取代了圆周运动的特权地位。牛顿综合了柏拉图的数学实在论和古代原子论,确立了惯性原理的数学化物理学定律形式。     

莱布尼茨自然观的生态意蕴

莱布尼茨虽生活在被机械自然观逐渐"祛魅"的时代,但他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认同机械自然观的解释力的同时也认识到这种自然观的不足,并且他指出了目的论用以解释自然的积极价值。他将机械论与目的论在其自然观中调和起来。在这种调和的视角下,莱布尼茨通过一系列的原则:个体性原则、连续性原则、和谐原则、最佳原则建构出一幅有机的自然图景。今天,人们仍然在机械自然图景中继续着祛魅的进程,所造成的结果是人类生态家园惨遭破坏,人类精神无处安放,而机械自然观无法应对当前人类所面临的这种危机。莱布尼茨的有机自然观对自然的返魅以及构建和谐的生态环境具有建设性意义。     

试论自然观与自然的价值问题

环境伦理学的争论焦点是自然的价值问题,回答自然价值问题的理论根据是自然观。当前作为自然价值之根据的自然观有神话自然观、机械论自然观、有机论和整体论自然观,以及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将自然置于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视野之下,自然的价值就是"自然向着人的生成"价值;同时,在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视野之下,理解环境伦理学的价值话语及其争论,阐明环境伦理的价值图景与重叠共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近代科学革命时期基督教与科学的相互作用——以麦尔赛纳为例

将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概括为"冲突"或"和谐"会带来掩盖历史细节的模糊性,我们应在尊重历史文献及人类生活世界的复杂性的基础上探索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近代科学革命初期,西方自然观面临着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自然主义及机械论的自然科学三重力量的角逐。麦尔赛纳站在维护基督教义的宗教立场上认识到自然主义的异端性质及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缺陷;他果断地接受并传播机械论的自然科学以实现基督信仰与新自然观的融合,生动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     

学习钱学森关于“科学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探索

钱学森在关于科学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探索中,从最初的坚持大体上只是"自然观"的"狭义的自然辩证法",到后来转而承认包括"自然观"、"科学观"(科学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广义的自然辩证法",给我们以诸多的教益,激励着自然辩证法的与时俱进。     

自然观: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比较研究

在自然观上，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都反对机械论自然观，都主张未来社会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都超越了一般的环境主义立场。两种自然观的理论基础、理论分析方法不同，其理论贡献以及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有所差别。     

生态经济学的范式——生态、经济与德性之思

生态经济学的出现是人类自然观从机械论转变为现代有机整体论的标志;生态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是一种德性的经济,它的实现关键在于自然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发展观的变革。     

生命之可能性的先验根据:作用因与目的因——康德的生命科学方法论思想研究

康德以其先验哲学的视角指出以“作用因”为其先验根据的牛顿力学原理在解释生命之独特性时是不充分的。在对传统目的论思想进行批判性改造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把目的论与机械论结合起来的生命科学方法论,由康德倡导的方法论对生命科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世纪的哲学革命

２０世纪已经被描述为“哲学改造”（德国，Ｋａｒｌ－ＯｔｔｏＡｐｅｌ）或“哲学革命”（英国，Ａ．Ｊ．Ａｙｅｒ）的世纪。这场哲学革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要么从哲学中剔除形而上学．要么重建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在哲学中一直占有十分明显的地位，而且已经延续了２４００年。可是，２０世纪哲学革命的第一个内容，便是围绕着是否应该在哲学中继续包含形而上学而展开的。哈拉雷·普特南曾经客观地指出过：“１７世纪以来的科学史一直是反形而上学的。”正是由于科学史的反形而上学倾向，导致…     

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与怀特海有机自然观的聚合

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是基于某种实体为立足点来解释这整个自然界,进而又将组成这个自然界的实体还原为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实体本体论"的范式构成了以往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内在症结。马克思与怀特海都不约而同地批判了"传统本体论"诠释存在的静态思维,并且转向动态的角度将自然阐述为一种系统的、整体的、过程的观点。马克思运用实践范畴扬弃了传统唯物主义及唯心主义对自然的片面认识,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阐发了他的有机自然观;怀特海将整个自然界阐释为一个活动的有机体,从而实体也就被理解为一个功能与结构。由此,马克思与怀特海的有机自然观生动诠释了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辩证关系的过程原理。整个世界因而能够被视为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生成、灭亡的过程。     

行为主义的哲学困境透视

行为主义在当代面临着广泛的哲学批评，其中最主要的是行为主义拒绝正视人类精神存在的批评。行为主义所面临的困境是其极端的哲学本体论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由于它内丰物理主义的本体论，结果成了一种“无头脑”和“无心理”的心理学。它在方法论上则片面追求物理的客观性，将客观性与主观特绝对地对立起来，从而导致了一种取消主义的反辩证法的立场。行为主义的困境告诉我们，当今的唯物主义必须正视人类精神，必须充分肯定精神在世     

机械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作为具有存在论性质的机械论(mechanism),自近代科学革命直到今天,它都是科技人员探索自然规律的圭臬。尽管受到自然辩证法的批判,但科技界并未因科技哲学界的批判而放弃机械论。这表明,受限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机械论,在研究事物性质所表现出的合理性被长期忽视了。通过对托马斯·瑞德所著《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一书的分析表明,科研人员正是通过在控制科技的历史实践中,运用追求"不变"的本质分析传统的构成思维,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变"的反思思维的创新活动,由此促进了主客融合,使得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崛起了。探讨以实证性案例分析为基础的机械论和演化论的融合,其实就是对机械实践论或机械创新论的研究。这将有助于机械论在自然辩证法的批判中前行。     

一个新的哲学模型和假说方法的历史研究

不仔细地注视方法论历来所依附的那些科学的历史演进,我们就不能理解方法论史。 L.劳丹一、最纯粹的编史学模型最纯粹的编史学模型是一种普遍的而不仅仅是我们的某些哲学史专著或教科书所依据的哲学史观。它的主要特征是:(1)它把方法论理论主要当作一种哲学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活动;(2)它倾向于靠留心“伟大哲学家”的著作来确认科学方法论的历史演变的中心论题,它仅对为数极少的一些科学家的方法论贡献表示赞许,(3)它倾向于想象每当方法论信念发生变化时,这些变化一定是基于形而上学或认识论方面的居先替换,因而,合理地     

评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基本观点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接踵而至的一系列新实验事实与经典物理学理论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动摇了整个物理学理论的基础,导致了物理学的危机。当时,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囿于机械论的自然观,看不清物理学发展的形势,只是企图在旧理论的框架内进行修补,找不到摆脱危机的出路。在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当中,对物理学发展形势看得最为清楚的是法国数学家、理论天文     

胡塞尔科学批判思想探析

胡塞尔的科学批判主要有三点：①现代实证主义科学观排除一切形而上学问题，导致了欧洲文化危机及自身意义基础的丧失；②现代科学将自然数学化，且远离生活世界，使人们误把数学化的自然当成自然本身，形成封闭的、客观主义的自然观；③结果是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成为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导致了科学的认识论之谜，使得自然科学知识何以可能成为问题。本文认为，胡塞尔的科学批判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他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是不恰当的：①实证主义科学观固然不是健全的科学观，但现代科学自身却不是意义、价值等形而上学的领域；②尽管数学化的自然并不是自然本身，但数学化却是现代科学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③胡塞尔反对任何实在论的自然观，但这种自然观是现代科学世界观的基础。     

自然的本质是简单的吗?

传统的观点认为自然的本质是简单的，但是，如果我们考察近现代科学所依据的自然观和方法论之间的关联，就会发现，上述结论的获得并不是必然的，而且，由于自然界中存在的复杂性现象，而这样的复杂性不可还原为简单性，所以，就不能说自然的本质是简单的，至于自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ontology的译名问题

关于ontology的译名问题,近年来成为哲学界讨论的热点。我们注意到,与ontology相关的术语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中使用也十分普遍,而译名同在哲学中一样纷纭不一。无疑,弄清这个术语的哲学含义,将有助于其他学科中该词译名的统一。本文先简略介绍一下哲学界关于ontology译名讨论的情况,然后提出我们的建议方案,以供斟酌和参考。一、译名讨论的一般情况从词源来看,英文的ontology ,以及德文的Ontologie,法文的Ontologie,最早均来自拉丁文Ontologia,而拉丁文又源自希腊文。就希腊文的字面意思说,它是指关于on的logos。在希腊文中,on和onta(相当于英文的being和beings)是动词兼系词einai(相当于英文的to be)的分词和动名词及其复数形式。既然ontology就是关于on的学问,那么,对这个词的词根on的理解是否准确,对于ontology的翻译来说,就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从中国哲学界的情况看,过去的译法大致有以下五种：a)译为“有”或“万有”,如杨一之先生译黑格尔《逻辑学》;b)译为“在”或“存在”,如熊伟先生译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陈嘉映先生译《存在与时间》;c)译为“实体”或“本体”(一般哲学史教材的处理);d)译为“本质”(一般哲学史教材的特殊处理);e)译为“是”或“是者”,如陈康先生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近年来,经过辨析和讨论,这些译法已经简化了许多,根据有的学者的归纳和概括^[1],现在对词根on的理解和翻译大致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1)讨论相关问题,并且意识到on的多义性,但主张使用“存在”一词来翻译。(2)主张区别对待,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名,认为“有”、“在”、“是”三种译法各有合理性,应该根据对具体哲学学说的理解,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法^[2] 。(3)主张应该用“是”来翻译。现在持这种主张的人很多,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居于主流地位的意见,包括前面一些观点的主张者,也改变原来的看法而持此种主张。由于on在汉语中出现了“有”、“在”、“是”等不同的译法,相应地,ontology也出现了不同的译名,如“万有论”、“存有论”、“本体论”、“存在论”、“是论”等等。单从字面上看,“本体论”的译名距离词根的含义最远,但它反而流传最广。据有的学者考证,最初把它译为“本体论”的是日本学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日本哲学界普遍采用“本体论”的译名,这影响到中国并延续到今天。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已逐渐放弃“本体论”而采用“存在论”一词,大约从50年代至今便几乎完全用“存在论”代之,“本体论”这一术语已经消失^[3]。中国也有一些学者,例如陈康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用“本体论”来翻译西语中ontology这个概念,严格说并不确切。近年来,关于ontology的译名之争,又重新成为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有人(这样的人并不少)继续沿用“本体论”的译名;有人则主张启用“存在论”的译名;而更多的人,与主张把on翻译成“是”相一致,认为ontology只有译为“是论”,才忠实于这个西文词的本义。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不赞成这种译名的人都感到,“是论”这个词在中文里显得很别扭,很不习惯。因此可以肯定,讨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而且短期内难以达成大家都可以一致接受的意见。关键在于,如果on的多义性不能排除,那么,ontology的译名也就不可能定于一尊。二、译名讨论中的相关学理事实上,译名之争中牵涉到复杂的学理,既有语义方面的差异,也有学说史的根据,还有不同文化传统的转换问题。只有分别弄清这些问题,才能对译名之争获得较为清晰的见解。首先,从语义角度看。据海德格尔考证,在希腊文中,on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可以指“在者”(“是者”、存在物)的共性(being in general),又可以指“在者”(“是者”)的基础(ground of being)。前者接近于“本质”,后者接近于“本源”。显然,这两种所指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由于二者的混淆,导致传统形而上学用“在者”、“是者”(Seiende)的寻求,代替了对“存在”、“是”(Sein)本身的追问。因此,笼统地把关于on的研究称为“本体论”,具体是用它指称关于“存在者”、“是者”的研究,还是用它指称关于“存在”、“是”的研究呢？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用ontology来涵盖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就需要在它下面的分支中明确地区分出来,哪一个分支是研究“存在者”、“是者”的,哪一个分支是研究“存在方式”、“是之方式”的,否则,就会忽略“存在论差别”而铸成大错。其次,从学说史方面看。在西方哲学文献中,Ontologia一词最早见于德意志哲学家郭克兰纽(Rudolphus Goclenius,1547～1628)用拉丁文编撰的《哲学辞典》(1613)中,他将希腊词on(即being)的复数onta(即beings,“存在者”、“是者”)与logos(意即“学问”、“道理”、“理性”)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词Ontologia,意即“存在学”或“存在论”、“是论”。稍后,德意志哲学家卡洛维(Abraham Calovius,1612～1686)在《神的形而上学》(1636)中,把此词视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a)的同义词。1647年,另一位德意志哲学家克劳堡(Johann Clauberg,1622～1665)又将onta 与希腊词sophia(“智慧”、“知识”)结合,创造出同义新词Ontosophie,也是“关于存在(是)的学问、知识”之意。稍后,法国哲学家杜阿姆尔(Jean-Baptiste Duhamel ,1624～1706)也使用了这个词。笛卡尔(Rene R.Descartes,1596～1650)把研究实体或本体的第一哲学叫做“形而上学的On-tologie”。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及其继承者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试图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一套完整的、关于一般存在物和世界本质的形而上学,即独立的Ontologia的体系。沃尔夫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大部分,理论哲学再分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包括Ontologia、宇宙论、理性心理学和自然神学。这样,他就在实际上把Ontologia视为哲学中一门基本的、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他并且对这一学科作了如下界定：“关于一般性‘在’(entis)就其作为‘在’而言的科学。”^[4]沃尔夫分类的显著特点,就是在学科水平上把Ontologia归属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a)的一部分。这个分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了沃尔夫对ontology学科地位的界定,把它看作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一个分支,有时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用ontology来指称传统上被叫做“形而上学”的整个学科。然而,正是On-tologia这个术语,在哲学史上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需要通过学说史的考察才能明确。虽然Ontologia这个术语直到17世纪才出现,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却早在古希腊时代即已开始。Ontologia一词在18世纪得到普及和传播以后,西方学者都普遍使用这个术语来叙述古希腊哲学,认为古希腊哲学中已经产生了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例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ontology”条目中说：“这个术语直到17世纪才首次拼造出来,然而它同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是同义的。”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ti to on(存在之为存在,是之为是)的问题将被永远追问下去,“第一哲学”就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to on hei on)的学问。而在他看来,“实体”(ousia,substantia,substance)问题正是“存在”的中心问题,因而也是第一哲学的核心问题。亚里士多德说：“‘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正是‘实体是什么？’这个问题。”^[5]那么,什么是实体呢？后世哲学家们对此的回答纷纭不一,理念、单子、绝对精神等等被先后确立为“实体”。在这种回答中,依据“实体”来理解“存在”(“是”)的方式被固定下来,而“实体”又被理解为万有的终极根据,成为某种具有神性的事物。这样,就Ontologia这个词自17世纪出现以后,标志着传统西方哲学关于“实体”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历史形态来说,用“本体论”来标志它就是相当准确的了。就是说,作为西方哲学关于on的学问,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似乎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有特定内涵和特殊规定性的理论形态,这种形态反映了传统西方哲学处理这一问题的历史特征和思维方式,它可以而且应该被叫做“本体论”或“实体论”。最后,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语词的约定意义看。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相当于上述意义上的“本体论”的那部分哲学学说,被叫做“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根本原因和根本根据的学说,其意义与“本体论”一词基本吻合。中国古代哲学家一般都把天地万物的“本根”归结为某种无形无象而与天地万物根本不同的“东西”(如“气”、“理”、“心”等),也与西方哲学家把“本体”或“实体”(相当于最高存在者)理解为某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而这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又被视为天地万物的最终根据和最高原因基本一致。据有的学者研究,在汉语语境中,“本体”一词与“客形”相对,“客形”是变化不定的状态,“本体”则是本来恒常的状态^[6]。这种语义与亚里士多德所谓“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的说法也非常接近。所以,用汉语中的“本体论”一词来诠释和理解西方哲学史上那种以追求最高存在者为最高使命的哲学形态,是较为适当和合理的。当然,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综上可见,学说史上存在着把ontology理解为“本体论”的事实,而这种理解又可以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获得一定的支持和辩护,这也许就是这个译名能够广泛流传开来的原因。三、本文所建议的术语翻译方案上述情况说明,“本体论”这一术语不能简单对待,它有着充分的学说史根据。但是从译名讨论的情况看,大多数人认为,采用“本体论”来翻译ontology,或者把汉语的“本体论”这一术语与西方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作为含义相同的概念等同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如同日本哲学界的做法一样,中国有的学者也主张彻底废除“本体论”这一术语。本文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是主张保留“本体论”这一术语,并赋予它以恰当的含义。在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将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译为“存在论”,同时继续保留“本体论”一词。被保留下来的汉语“本体论”这一术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它不再用来指称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存在论),而是用来指称西方哲学史上探讨on的问题时,历史地形成的一种哲学形态——实体主义或实体中心主义的哲学形态。(2)或者将它降格为ontology(存在论)的一个子概念,即“关于存在者(是者)的学说”这一学科子分支,同今天兴起的另一个子分支——“关于存在方式(是,或是态)的学说”相并列,则更符合当代哲学与科学思维发展的新形势。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学科与学说的界限。作为一门分支学科,从而作为一个通用名词,ontology标志着西方哲学的相关研究形成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所讨论的问题是公共的;但具体的解答方式和形成的思想观点是不同的。前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学科层次,后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学说层次。这两个层次不应该互相混淆和取代：讨论同样的问题,并不妨碍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不同的学说、学派和思想观点(在“哲学”这门学科中,尤其如此);同样,所主张的学说、所隶属的学派和所表达的思想观点不同,也不妨碍讨论的可以是同样的问题。事实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论”(ontology)的研究,已经历史地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学说或不同的哲学理论形态。其中,依据“存在者”和“实体”去制订方向的传统形而上学,对这门学科的问题的回答采取了“本体论的方式”。而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实证-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但蒯因仍保留了“ontological commitment”(可译为“存在论上的承诺”)的提法;欧陆现象学、存在哲学和解释学则通过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开创了探讨存在问题的新方向。这个新方向的突出特点在于：不是强调实体,而是强调关系;不是追求存在者,而是注重存在方式。因此,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存在论和对于这门学科所探讨的问题的某些具体的解答方式区分开来。在用“存在论”来标志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ontology”这一点明确以后,我们或许可以用“传统本体论”和“现代存在论”两个术语,来标识这门学科的两种不同的历史和理论形态。具体可参见下图：在“存在论”的理论视野中,“传统本体论”与“现代存在论”是它的两个子科目。但是,传统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就其对ontology的研究和回答来说,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两种根本相反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在翻译中把它们严格区别开来。此外,还应该注意到“本体”一词在汉语中的特殊用法。“本体”一词在中国语文中的使用情况是非常多样化的,而且这两个字原是可以分开来用的,如“本末”之“本”,“本根”之“本”,“本性”之“本”,“体用”之“体”等等。至于“本”“体”二字合用为“本体”一词,大约是在宋明理学中,其含义各家解释不同。如张载《正蒙》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和》)这里的“本体”是指本来恒定的状态。朱熹讲本体有三义：“性之本体”、“形气之本体”、“天理自然之本体”。例如他说：“大抵人有此形气,则此理始具于形气之中,而谓之性。才说是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他在解释《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时说：“但即形器之本体而离乎形器,则谓之道,就形器而言则谓之器。”(《朱子语类》卷七十五)关于“天理自然之本体”,他说：“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论语集注》卷三)朱氏所说三种本体的意义有层次的不同：天理自然之本体,指理本身;性之本体指性的本然;形器之本体指存在的根据。王阳明讲“心之本体”,如云：“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息,则渊之本体失了。”“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传习录》卷下)王阳明所谓心之本体即是良知,亦即先验的道德意识。这里所谓本体是本来状况之义,心之本体指心的本来状况。可见,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本体”一词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在日常语言中,“本体”一词的用法更是极其多样的,有“基本”、“基础”、“根本”、“根据”、“本质”、“真实的”、“本来的”等等含义。且看下面一段话：“是的,已经走向世界、走向成熟的中国体育正在回归体育的本体意义。……我们不再把竞技场上的比赛视为‘政治理念’和‘阶级’的较量。今天的我们绝不会把赛场上的失败看作不可容忍的‘国耻’。”^[7]这里所说的“本体”一词,相当于“本来的”、“真正的”意思。这从作者自己在后文中所给予的解释就可以看出来。作者在这里反对的是在体育上附加本来不属于它的内涵,特别是政治内涵的做法,而希望“回归”体育本身体能、技能竞技的本来意义。由于“本体”概念使用中含义极端多样化的情形,我们在研究和把握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时,不能从日常语言角度去理解,而应该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