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悲秋"意识

“悲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睹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这一“悲秋”文学主题从《诗经》、《楚辞》到“建安文学”,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清诗,历经上千年的发展、嬗变和积淀,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最终形成特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悲秋”文学意识。“悲秋”文学意识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同时也可窥见中国传统士人悲剧性命运之一斑。     

《韩国文集丛刊》中悲秋赋探析

在中国古代文学三大时间悲情模式中，悲秋是其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主题，并在韩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韩国文集丛刊》中的悲秋赋进一步拓展了悲秋在文学上的演绎，文化上的异质使悲秋这一主题在异国的文学中开出了璀璨的花朵。     

论宋玉赋的纯文学化倾向

宋玉赋首次将“赋”作为自觉的文体脱离先秦“诗”的襁褓，标志中国文学由《诗经》而《楚辞》到“汉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宋玉的宫廷赋，在内容上自抒情怀，文思尚美，寓庄于谐，使赋体的纯文学化倾向得以宏扬、发展；而其创作形式，也为汉赋奠定了艺术基础。     

从《古诗十九首》看东汉士人的忧生忧世情结

被后世冠以"风余"、"诗母"之称的《古诗十九首》,堪称"风骚"之后中国诗歌史上又一座诗歌艺术的丰碑。内容多写离别感伤、游子思乡、人生苦短、失意沉沦,其语言率真,情感温婉。这些充满感伤和愤慨的悲咏,又恰恰体现着那个时代失意士人难以割舍的忧生忧世情结。     

一部高扬原创精神的学术专著——评谌东飚教授《颜延之研究》

宋人张戒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岁寒堂诗话》）颜延之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以用典繁多著称的诗人。阅读用典繁多的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研究用典繁多的诗，则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颜延之历来缺乏研究，恐怕也与此有关。谌东飚先生却迎难而上，其所撰新著《颜延之研究》虽系全面研究颜延之之作，但正如该书《前言》所说，研究颜延之诗中的用典乃“重中之重”。     

试论《古诗十九首》的"直而不野"

《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结构安排、艺术表现手法上都体现了“直而不野”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与《古诗十九首》从属于广义乐府、叉与文人创作有关。《古诗十九首》的“直”突破了“诗骚”的传统，保留了汉乐府言世俗之情的特质，《古诗十九首》的“不野”叉将文人的深邃和精致融入民歌中。它的出现开创了中国文人诗创作的一个新的领域，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长恨歌》悼亡主题之我见

《长恨歌》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感伤诗代表作，也是千古传颂的名篇，白居易因此而有“《长恨歌》主”之称。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一直存有较大争议。笔者从“情与中国文化”的哲学视野出发，认为《长恨歌》在形式上属于代笔悼亡诗，在主题上则带有明显的追思与怀念性质。     

三言诗歌的界定与特征

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这句话说明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存在一种名为"三言诗歌"的古体诗,三言诗歌不仅存在于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还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诗体——三言诗体。前人学者对三言诗歌的研究虽多零散片面,但研究三言诗歌的界定与特征势必要在搜集整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诗经·黍离》主题的哲学解读

从哲学的视角,对《诗经》中的《黍离》一诗进行了全新的解读,认为诗的三章反复抒写的都是作者对生命本体存在的追问,表达的不是过去历史学家所认为的西周大臣经过宗周宗庙宫室时的感时伤事、忧国怀家的情感,或者是一般文学史上已成定论的亡国之痛的内容,而是作者借禾黍的生长状况托物起兴,在中国诗歌中首次提出“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在历史的、文学的解读之外,为此诗提供了新的解读路径。     

《高唐赋》三解

宋玉《高唐赋》中的神女当是炎帝季女瑶姬，是作者创造的喻指贤能之士的艺术形象，并以此表白自己效忠楚王的态度。赋中的“云雨”是对神女美丽形象的动态描写，喻指作者宋玉的德才之美。后来的小说语言以及现代辞书的解释，不符合本义。《高唐赋》的主题没有“讽谏”的意思。“讽一劝百”是汉赋的特点，不能以汉赋来框套战国时期的作品。     

《选·赋》中的风俗画

重视政治教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诗大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移风易俗既是教化的重要内容,又是教化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统治者无不强调移风易俗的作用。汉代专设风俗使,按季节分赴四方,观察风俗。《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四年,遣太仆王恽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观览风俗。”古代政治家把风俗视为之关乎国运王祈之大事。贾     

清代《诗经》的文学接受成就

清代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促成《诗经》文学接受丰收期的出现,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读《诗》之作,形式上可分为评点、评析、诗话、诗说、诗问、诗论等。清代的《诗经》接受在经学的笼罩下注重发挥个人见解,以传统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法阅读《诗经》,并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引中为艺术原则,从而对《诗经》的艺术特质揭示得更细致深入。     

戴望舒诗歌之英文翻译述论

戴望舒诗歌的英文翻译散见于哈罗德·阿克顿和陈世骧合编的《现代中国诗选》、伦敦的《议程》诗歌季刊、利大英《中国现代主义诗人戴望舒其人其诗》、叶维廉编译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奚密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贺麦晓和齐特内尔编译的《中国现代诗歌之花——民国时期诗选》等诗集中,目前只有陈玉麟翻译的《戴望舒诗选》一本英文专集。各种版本翻译文本质量优劣各异。鉴于戴望舒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中的重要地位,其诗歌的英文翻译还有重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屈原《九章》的抒情诗学世界

引言在屈赋世界中,《九章》是最富有个人性、即时性和多样性的组诗。它虽然题目有“九”,却并非《九歌》、《九辩》那类古老的歌乐定制。其中的诗歌是屈子在复杂曲折的人生各个关头,并非依据某种歌乐定制,而是依据个人的即时性内心要求先后写出来的。《说文解字》说：“章,乐竟为一章。从音十,十,数之终也。”引申为诗、文的一篇,为一章。所谓“九章”,也就是诗九篇。屈子先后写诗九篇,记录了他的生命痕迹和心灵痕迹。这种个人性和即时性的权威见证,当推《史记·屈原列传》。它在记述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之后,又记述：“…     

“关关雎鸠”考释

“关关雎鸠”是以雎鸠鸟的雌雄和鸣，兴起“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的主题。这种说法，不仅渊源有自，且亦可由《关雎》一诗的音乐性质得以证明。认为此句是以鱼鹰求鱼象征男子向女子求爱的观点，其实未必能够成立。《关雎》诗以本句起兴，取义有二：一以春季物候兴发婚姻主题，二则以雎鸠之“挚而有别”兴发婚姻之性质。其内容和音乐都吻合西周之端肃典正的礼乐精神。     

简论我国边塞诗的发展脉络

在我国诗歌史中,边塞诗独树一帜,前人说:“边塞诸作,矫然独异”(沈德潜《古诗源·例言》),故边塞诗早为古代诗论家所重视。钟嵘《诗品序》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横骨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一去忘返……”皆概括了边塞诗的主要内容。殷潘《河岳英灵集》评崔颢诗说:“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戍旅”;严羽亦曾云:“唐人好诗,多     

试论《诗薮》体例对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胡应麟的《诗薮》是明代中晚期一部较突出的诗学专著，学界对其研究一直不够，尤其是其体制意义，更是很少人涉及。事实上，《诗薮》在体例、结构、方法等方面建立了批评著作的新标准，对后来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的创作影响很大，《诗薮》可以被看作真正意义上的一部诗歌史著作。     

魏晋时期游仙诗初探

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指出:“晋宋以前多仙诗。”梁昭明太子在《文选》中,把游仙诗归为一类。这说明游仙诗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在魏晋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里,是非常突出的。然而,目前比较通行的几部文学史著作以及某些诗歌史著作,对这方面的问题都较少注意。即使偶有述及,也多加贬抑,以为这类作品“表现了较为浓厚的悲叹人生无常,追慕神仙的消极情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这种消极     

论《九辩》当为屈原所作

本文通过对一些历史资料，特别是对屈宋作品及以拟骚之作的全面深入的对比、分析，指出《九辩》既不是宋玉闵师或悼屈之作，更不是宋玉自抒愤懑之作，而当是屈原自述和抒愤之作。     

试论柳永慢词的创作思想

柳永是慢词的开拓者 ,在慢词的创作上表现出独立特行的创作思想。柳永具有积极的创新精神 ,大量运用时调俗曲 ,创作浅近卑俗的歌词 ;在慢词创作的目的和功用上 ,则鲜明地表现出“应歌”的思想。正是在这两个方面 ,柳永慢词创作表现出与晏欧等人不同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貌 ,从而在宋代慢词创作中有先导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