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诗歌对何其芳创作的影响

何其芳的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言论及其创作所受译诗之影响却很少有人论及。有鉴于此,文章首先探讨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学术思想,然后论述了何其芳的创作及其后来的诗歌语言观念受到了译诗的影响,由此给何其芳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     

论政治信仰对何其芳诗歌创作风格的影响

政治信仰对作为个体的人,特别是有着文学信仰的文人来说有着重要意义。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信仰对何其芳创作风格有重要影响。在毛泽东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何其芳选择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彻底屈服于政治信仰,使他无法跳出樊笼而寻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学体制。     

互文、典故与女性抒情——从《预言》一诗看何其芳早期诗歌创作的三种手法

从《预言》一诗人手，可发现何其芳早期诗作中暗含三种重复率较高的创作手法，即诗与文的互文性结构、对典故的丰富运用以及抒情的女性特征。这三种创作手法基本贯穿整个《预言》诗集当中，它们分别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发展成型，对何其芳早期虚幻迷离、精致唯美诗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作人和鲁迅:何其芳的两个精神镜像

周作人和鲁迅可以说是何其芳精神生长中的“旧我“和“新我“两个自我镜像.何其芳对周氏兄弟的区别性接受体现了他政治信仰的微妙关系,可以看出他从自我道德觉醒、自我改造、进而改造别人的心路历程.     

新时期以来何其芳研究综述

简述了何其芳研究的现状,梳理了新时期以来关于何其芳现代格律诗理论的讨论,总结了何其芳评传及个案研究成果。     

论何其芳《画梦录》中“三峡情结”的创作意义

何其芳是一个具有深厚“三峡情结”的京派散文作家.面对30年代散文日益趋向“叙事化”和“说理化”,离新文学初期倡导的美文距离越来越远的现实,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创作改变这种状况,并对京派文艺理论形成一种契合.     

"何其芳现象"再批判--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暨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

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及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在重庆三峡学院召开.从这次会上可以看出近年来何其芳研究的进步,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对文本的分析更为具体、深入,并再一次讨论了"何其芳现象".对于这些观点,从何其芳在解放后的文艺发展道路上的表现进行全面考察,既有多种原因,又是与时代因素分不开的.     

十七年时期何其芳文学思想的体制性呈现

共和国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精神人格中的体制性因素是其主导侧面。这种体制性人格或直接或间接地外化到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工作。何其芳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肩负着继续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任。他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活动以认识论为理论基础,阶级分析法为方法论,集体主义为价值理念,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按照毛泽东思想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行动。     

从“独语”到“对谈”——论何其芳1940年代的诗歌转向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批诗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写作策略。诗人何其芳在这个时期对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其芳在1936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进行的诗歌创作,显示了从＂独语＂到＂对谈＂的转变特征。＂对谈＂不仅标示了何其芳在延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诗歌的言说内容和结构方式。但是,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何其芳既受到外界的干扰,也遭遇到诗歌形式上的困惑。     

“何其芳现象”再批判－－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暨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

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及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在重庆重庆三峡学院召开，从这次会上可以看出近年来何其芳研究的进步，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对文本的分析更为具体，深入，并再一次讨论了“何其芳现象”，对于这些观念，从何其芳在解放后的文艺发展道路上的表现进行了全面考察，既有多种原因，又是与时代因素分不开的。     

何其芳诗歌理论批评述论

何其芳的诗歌理论批评延续了自五四以下中国新诗学的学术传统，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具有桥梁的作用，在诗歌本质上，何其芳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和完善，现代格律诗理论是何其芳对中国新诗学的独特贡献，但尚未解决节奏理论的关键问题；同时，他把新诗的出路仅归于形式本身，具有明显的弱点，在的诗的批评实践中，何其芳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诗歌批评的基本规范，即遵从诗歌艺术的基本规律，客观，兼容，提介学术批评风落和独立批评的人格精神。     

何其芳的悲秋情结——从何其芳大学时期（1930～1935）诗文看

何其芳大学时期的诗文显示出浓厚的＂悲秋＂情结。何其芳与＂悲秋＂母题的亲和力一方面是由于他的传统文化积淀,另一方面又是他的精神世界与＂悲秋＂母题的契合。通过对他人生的解读与对他诗文的解读,我们可以探触到他孤僻的心理个性与其人生的无指向痛苦交融成的忧郁、迷茫、孤独的心理场。这一心理场与传统文化的＂悲秋＂意识是异质同构关系。这种异质同构,使得悲秋意识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积淀下来,而何其芳的精神世界又以文化通约的方式予以接纳。     

从"独语"到"对谈"——论何其芳1940年代的诗歌转向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批诗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写作策略.诗人何其芳在这个时期对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其芳在1936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进行的诗歌创作,显示了从"独语"到"对谈"的转变特征."对谈"不仅标示了何其芳在延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诗歌的言说内容和结构方式.但是,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何其芳既受到外界的干扰,也遭遇到诗歌形式上的困惑.     

见证历史与解密人生——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是按照何其芳生命史进行的一次具有编年史特色的研究。应用人格分析与多重方法,将文本解读与人生解读结合起来,揭示何其芳自身的变化,读解知识分子改造的"镜像"。赵思运的何其芳研究带给我们的既有学术又有人生的启示与沉思。     

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以何其芳奔赴延安的动因为考察对象

中国现代作家因人生阅历以及创作经验的不同,在奔赴延安前心态各异。洞悉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有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现代作家文学道路嬗变的脉络和原因。在艾青、丁玲、萧军等奔赴延安的中国现代作家中,何其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追求报告文学写作,想通过奔赴抗战前线收集资料撰写报告文学,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另一种是追求进步的心态与精神。这种体现是他抗战前作品中蕴含着“激进力量”和追求进步的热情。再加上吴伯箫、杨吉甫等革命友人的影响,加速了何其芳奔赴延安的过程。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中。这也说明,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何其芳的“延安道路”及其阐释——赵思运《何其芳“人格解码”》评析

但凡论及何其芳,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他的"延安道路"。在否思革命的"八十年代"话语共同体中,革命话语与知识分子改造之间的压抑与反抗结构,着力建构了一个分裂的何其芳形象,这其中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及文学的独立价值被突出强调,而在特定时代政治语境中的个人选择及其合理性,则在某种程度上被漠视。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一书,借助人文互证的"双重证据法",试图弥合这一分裂,并呈现出何其芳奔赴延安及其后为人为文道路背后的多重复杂纠葛。     

“何其芳”是一个问号?——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赵思运在《何其芳人格解码》中以其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考察了同是诗人与学者的何其芳,从发生学的角度破译了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变的内在路径,在诗意人格与学术人格相完善的内在视野中探究了何其芳独特的人格演变。     

怀旧的思绪 感伤的情调——台湾当代作家白先勇小说世界评析

本文对当代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创作生涯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分析了他在前后期创作中的不同风格表现及其原因。从他部分代表作出发,阐述了他创作中浓郁的怀旧、感伤情绪,以及创作发展变化历程。     

何其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者——兼论“泛意识形态化”阐释模式

从何其芳建国后的文学批评实践来看，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其文学批评的特点可概括为“泛意识形态化”阐释模式。     

莫言文学研究缺什么

<正>在3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莫言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精神,饱满的创作激情,超然的想象力,强大的叙事能力,以及坚定执著的艺术追求。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写出了不同凡响的文学作品,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一个标杆式人物。正因为如此,他一直是文学界关注、研究、评论的主要对象之一。尤其是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对他以及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的研究,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