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论

海外华文文学 ,是指中国本土 (含大陆、台湾、香港、澳门 )以外的各国华人 (含移民、取得异国国籍者、旅居者、留学生、华裔等 )用汉文写作的文学。研究各地区、各国华文文学的差异和特色 ,有利于促进世界华文文学的交流与发展。海外华文文学分为四大板块 ,其文学创作的起源、发展和现状 ,因其华人移民历史和社会状况的不同而呈现出各种差异。在世纪之交 ,海外华文文学在机遇面前 ,也面临着种种主客观因素的挑战 ,种种问题都需要中国本土文学界和海外华文文学团体共同研究。中国大陆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和强大的辐射源 ,理应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促进海外华文文学繁荣发展的历史责任。     

浅谈蒙古族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特征

从体例框架、研究视角、史料角度入手,阐述了蒙古族地域文学史的编写特征。蒙古族地域文学史的编写者以地域文学发展演变为线索,时代为序,体裁为纲,展现了各地区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家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鉴于地域文学史编写中存在的问题,以后的地域文学研究应突出各地区文学之间的差异及他们之间的互补关系,同时需要开拓研究方法和内容。     

本土文学书籍与高校异地生读者

本土文学书籍是介绍本土的重要载体,对高校异地生读者们大有裨益.对其的阅读,有利于异地生读者们对本土的认知,既包括自然景观,也包括历史渊源、人情风俗等本土文化,并能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其对本地产生感情.还有利于他们赢得当地百姓的尊重,便于其走进人们的生活,进行社会实践.反之,异地生读者们对本土文学书籍的欣赏也有利于本土文学的发展,旁观者清,异地他乡来的他们能给本土文学作品一个较客观的评价.     

接受与过滤:审视苏曼殊与拜伦之间的传承关系

苏曼殊与拜伦之间文学传承关系，表明了本土文化在受他者文化影响时，接受与过滤并存。苏曼殊的诗歌在精神气韵上仿效拜伦的作品，却在形式表达上取法于中国古体诗。他的诗歌是外来思想影响与本土文学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归根到底，这是由苏曼殊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决定的。     

从泰戈尔莫言现象看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

泰戈尔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东方乃至世界文坛有着深远影响。他们文学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因于在本土文学话语处于弱势地位的背景下坚守的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的关键是在文化杂糅时代对本民族文学的扬弃和对外来优秀文化的认同,本土与外来的结合,使他们作品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而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书写则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对其民族文学拔秀于世界文学之林具有非凡的意义。泰戈尔和莫言现象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文化参考。     

《狮声》与新马华文文学运动的发展

透视《狮声》这一文艺副刊 ,可以准确地把握二战前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时代脉搏 ,洞察战前新马文学运动从力倡本土文学、大众文学转向高扬民族爱国主义文学旗帜的曲折历程和多彩画面。正是因为二战前新马华文作者们的趋时更新 ,才有可能在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中 ,几经蝉脱 ,终于建立起具有独立意义的新马华文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新时期以来三峡本土文学综论

三峡丰富厚重的人文积淀,雄奇险峻的自然风光,独特的地域民俗风情,个性张扬而火辣的三峡民众,宏大的三峡工程以及艰巨的三峡移民任务,都为当代三峡文学提供了缤纷多彩的素材和取之不尽的灵感.生长于三峡本土的作家及长居三峡的外省作家,他们是三峡文学比较稳定的创作队伍,可归入到三峡本土文学范畴.新时期以来,三峡本土文学创作,逐渐形成了具有浓郁三峡地域特色的三峡诗歌群落、三峡小说家群落和三峡散文、纪实文学家群落,三峡戏剧、影视文学家群落等.这些三峡本土文学创作具有时代性、地域性以及开放性等特点,忠实地记录了20世纪三峡的沧桑变化,以及三峡人丰富的心灵历史.     

创造社与新浪漫主义

"新浪漫主义"是创造社文学探索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文从尼采、弗洛伊德的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等三个方面将创造社对"新浪漫主义"的译介和尝试进行了梳理.创造社的"新浪漫主义"是该社同仁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潮移植嫁接到中国本土的结果,由于背负着沉重的时代情和缺乏坚实的工业依托,表现出不纯粹性和不成熟性.     

走人学之路,达文学之理——“文学是人学”思想探源

在中国现当代近一百年的文论史上,钱谷融先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超越时代意识形态拘囿,探寻文学的艺术魅力内在生成理路的理论家之一。"文学是人学"学说的论断,融会了明清心学中的人学思想资源和西方逻辑智慧,辩证了主流艺术反映论,从而完成了我国对文学的审美属性及其来源的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本土言说。该学说的提出,也标志着在文学领域里中国传统人文学术迈向现代人文学术过程中一座桥梁的诞生。     

后文学时代的经典价值危机

进入后文学时代,社会文化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使文学经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实质上是经典的当代功能危机和价值危机,亦即文学经典主义观念的危机.在文学资源丰裕化的后文学时代,文学经典主义显然已经不再合时宜.     

甘肃河西地区资源与环境基础信息系统的初步研究

建立甘肃河西走廊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的目的，就是利用地理信息资源与环境数据库和空间分析方法，探讨河西内陆流域水资源分配和调控的优化模型和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模式，进而探讨人地关系协调发民遥综合模型。本文系统介绍了甘肃河西地区资源与环境基础信息系统的结构、功能、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方法对甘肃河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作了初步的探讨，分析了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空间格局的基本特点，认为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综合研究一个地区社会     

羌人与五凉政权

晋末,五凉政权凭借河西天然的地域经济割据称雄,地域内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是其进行经济调控和行政运作的基本依据。由于此期羌人的数量占优势,故此间的人力资源是以羌人为主的民众。而羌人在河西久居,多年的经营垦殖,河西的土地资源亦异常丰富。河西的其他民族也日趋羌化,在以羌人为主体的各民族百姓的支持下,五凉得以割据存在并发展。     

河西地区地震灾害的特征分析与减灾对策研究

运用翔实的统计资料,概括分析了甘肃省河西地区地震灾害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减灾防灾的一些战略性对策意见。     

试析苗族民间叙事长诗《金笛》的习俗美与人性美

《金笛》是一部流行于中国川、黔、滇苗族聚居区和越南、老挝、泰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苗族地区的叙事长诗。目前，没有一部叙事长诗像《金笛》那样，通过民间的传播方式在世界上广泛流传的叙事长诗。它的流传，与苗族的不断迁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研究分析，《金笛》不论其文学价值、艺术价值，还是美学价值，无疑是苗族的一部历史文化百科全书，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秋瑾未留“绝命词”考

在文史界秋瑾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对象。百年来,秋瑾是否留有"绝命词"一直存有疑问。通过考察史料与当时的历史,笔者认为秋瑾并没有留下"绝命词"。     

东晋南朝时期庐江何氏与琅邪王氏婚媾交游考——从一个侧面看庐江何氏门第与地位得以维系之原因

东晋南朝时期,士族社会不同家族往往世代通婚,交往密切。庐江何氏家族本为兴起于魏晋之际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一个重要的因素便在于世代与琅邪王氏家族通婚和交往,得到了王氏权势人物的提携。特别是东晋王导扶持何充,使其位列宰辅,奠定了其家族门第的基础。萧齐时代,王俭对何氏家族人物多有表彰与提携。当然,这种家族间的通婚与交游,何氏代表人物也有帮助王氏的事例,从而影响到王氏家族的发展。     

王阳明世系考索

详尽地考索了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的世系，明确了王阳明所属的“姚江秘图山派王氏”出自晋代王羲之伯父的乌衣大房世系，纠正了长期以来王阳明“始祖为晋右将军羲之”之说的错误。     

西晋“绮靡”文学风格论析

“绮靡”文学风格形成于西晋，首倡者为陆机。它是一种注重文学辞藻、对偶、声律等形式技巧并追求作品绮丽色彩的文学风格，于两晋、南朝十分兴盛。“绮靡”文学风格之所以成型于西晋（265--280），大致有以下三个原因：汉末清议衰颓、西晋玄学思潮继续兴盛、西晋士人普遍卑俗的人格情趣和审美趣味。古今关于“绮靡”的争论各有其道理，正确认识“绮靡”在我国文学史、文论史上的意义和价值，需要回归文学的本质。     

试论宋金关系与文学创作观念体系的构建

北宋灭亡后,文学虽分流于南宋与金朝两个不同的地域中,但异质同构,文学的一体性并没有改变。宋金关系始终是其连系的主线,并成为影响文学创作观念形成的关键要素。对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前后局势变化、发展的三个阶段进行具体考察,从而指明宋金文学同脉共振的实质。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儒玄双修之家学及其门风

庐江何氏家族世代崇尚儒学,精擅礼学,自两晋至南朝,其代表人物皆参预讨论国家典礼,特别在丧服制度和朝仪方面。何氏经师的这一学术风格体现了当时世族社会的文化倾向和特征。在家族内部,何氏尊礼集中地表现为崇尚孝友之道,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内部的和谐。此外,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何氏家族自东晋开始明显玄化,玄学积累不断丰厚,至南朝出现了玄学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就其门风而言,东晋南朝时期,何氏家族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隐逸名士,使其家族保持着清流风雅的特征,从而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这种儒玄双修的家族文化风尚,使何氏家族形成了富于弹性的互补的文化结构,有利于其家族地位维系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