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身危险性在我国刑法中的定位

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入刑事法势必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矛盾,这也是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之间的矛盾。然而在强调刑罚个别化的今天,人身危险性已经悄悄进入了刑事司法领域,因此正确把握人身危险性理论在定罪量刑行刑过程中的地位也更加重要。     

论自由裁量之规制——以原心定罪与自由心证之比较为视角

原心论罪是汉朝春秋决狱的指导思想和司法审判制度，强调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对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对主观方面的认定赋予了裁断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近代西方所产生的自由心证制度要求法官对于各种证据的证明力享有依据自己的内心确信进行自由判断的权力，同样也使法官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两者皆在衡平思想的指引下，有相似也有差异。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中的量刑证据

量刑证据是与定罪证据相对,用于证明刑事案件中量刑事实的材料。由于我国司法实践采用定罪量刑混合模式,"重定罪、轻量刑"成为思维定势,量刑证据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使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得以区分,量刑证据的独立性得到了立法肯定。然而,新《刑事诉讼法》却没有为量刑证据的适用设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和量刑证据规则,这使量刑证据的作用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和立法,完善我国有关量刑证据的制度构建。     

浅析未成年人的刑罚个别化

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内,确立“刑罚个别化”原则能更好的体现刑法谦抑与人道的价值,因此从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方面实现未成人刑罚个别化尤为重要。     

论主观罪过与人格态度的视角差异

明晰主观罪过与人格态度的视角差异具有重要意义。从司法功能看,主观罪过以行为为视角、以定罪为主要取向,人格态度以行为人为视角、以量刑为主要取向。从体系地位看,《刑法》第37条是合理衔接《刑法》第13条和第5条并指导司法人员公正量刑的一个重要条文。从制度属性看,人格态度的动态性和可塑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减刑、假释主要是一种量刑制度。     

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的地位和权利研究

现代刑事司法中被奉为圭臬的三方构造与被害人的地位与是一个悖论,我国学者关于限制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论述与扩大被害人权利的论述存有矛盾,也与其他国家被害人地位和权利的发展规律不符,定罪与量刑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制度逻辑,在量刑中,不存在限制被害人权利的基础,我国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应当以定罪前的阶段和量刑阶段作为区分的基准,量刑中应当引入诉讼化机制,这也是在现有制度下解决量刑问题的一个相对合理的作法.     

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定罪和量刑中的适用

客观主义主张以客观行为为定罪的基础,主观主义更侧重人身危险性的考量。根据我国刑法"行为是犯罪"模式的界定,应当适用客观主义进行定罪;基于刑罚的防卫目的,应当以人身危险性作为量刑考量的重点,适用主观主义标准。     

死刑独立量刑程序的必要性研究——以死刑案件司法实务为视角

我国当前死刑案件审判的核心在于量刑而不是定罪,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酌定量刑情节在决定是否适用死刑上前所未有地发挥起关键性作用。我国传统以控制定罪为中心、定罪量刑一体化的审判模式及制度安排,已明显滞后于当前死刑案件审判的实践需要及形势发展,构建专门、独立的死刑量刑程序,通过正当程序实现量刑公正已成大势所趋。     

量刑规范化在司法实务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对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定罪和量刑提供具体操作性标准,在一定范围内相对实现了个案之间的均衡,今后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将会有所改观,同时也限制了法官过大的裁量权。但由于量刑规范化并无先前值得借鉴的经验,本文对如何确定基准刑、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的分离、庭审中对量刑的辩护、避免量刑过于细化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浅析诈骗犯罪的定罪及处理

当行为人的诈骗行为触犯数个诈骗罪名时,该如何定罪处理,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由于连续诈骗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既非牵连犯,也非连续犯,而是典型的数罪,应当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对行为人定罪量刑。     

设立危险驾驶罪重要性思考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机动车辆大幅增长．随之而来的危险驾驶问题不断凸显,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我国,由于各种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了无数家庭的支离破碎,给广大群众带来的深深的痛苦。但是,由于我国法律体制尚不健全,特别是对于这一类的危险驾驶行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规定．造成了在安际的法庭审判和定罪量刑之中的困难．出现了“同罪不同刑”的现象,并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因而,从统一对危险驾驶行为定罪量刑．惩罚犯罪．抚慰受害者心理的角度出发,也为了维护我国的交通管理秩序．危险驾驶罪入刑是十分必要的。     

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

刑法意义上的危险驾驶行为是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是指机动车驾驶人员因对其自身驾驶技术过于自信,在自身处于无法安全驾驶状态、机动车处于非正常状态下仍执意进行驾驶,或非正常驾驶机动车,对不特定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以及公共财产安全形成严重威胁,但未发生损害后果的行为。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判断标准和定罪要件进行理论分析,不但有利于司法实践正确定罪量刑,而且有利于刑法规制的完善。     

英美法系独立量刑程序及对我国的启示

独立量刑程序如何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生长并发挥效用,是一个值得各方参与探讨的问题.英美法系国家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模式对我国量刑专门程序的构建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结合我国刑事审判实际及量刑程序缺失的现状,吸收和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先进做法,构建中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论主观恶性的历史根基

主观恶性理论在刑法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历史的源头探究其发展、变化的脉络,显得十分必要.通说认为,古代刑法采取的是结果责任,即不论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是否有过错,只要发生了实害结果,均需承担刑事责任.中外刑法发展历史表明,有危害结果不论罪和没有危害结果亦论罪的情况大量存在,这说明古代刑法结果责任论是错误的.分析发现,刑法从其产生之日,定罪量刑就是围绕一定量的主观恶性上下波动的.不同时期刑法实践的差异仅仅在于是重视"纯粹"的主观恶性,还是重视以行为体现出来的主观恶性.     

关于《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考察——以全球性的视角

家庭暴力犯罪一再冲击人们对于美好家园的想象,并成为妨害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因素.家庭暴力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治理难度颇大.综观世界其他国家的立法概况,不难发现其具有专门立法与刑事立法协调配合,并以保护令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各阶层综合防治的特点.在我国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时,应遵循公权力适度干预、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多层次综合防治的原则;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应明确家庭暴力的范畴,建立保护令制度,构建多层次综合防治体系;在刑事规定方面宜做形式化处理,涉及犯罪时,以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以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和家庭暴力犯罪定罪量刑的统一性.     

浅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

收买被拐卖妇女的现象在我国广泛存在。本文从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界限出发，并探析该行为的罪数问题，最后对该行为的定罪量刑提出相应的观点，以期达到有效遏制拐卖与收买妇女的犯罪现象。     

量刑公正的程序性保障

随着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关于司法公正的呼声日渐趋高.司法的正义不仅是实体的正义,关键是通过程序的正义来实现实体的正义.量刑的公正,是现代法治社会对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要求,而专门的量刑程序是确保量刑公正的重要途径.作者从建立与定罪程序相分离,赋予和保障控辩双方对量刑程序的参与权利,完善裁判文书中量刑理由的阐述等方面对专门的量刑程序进行探讨.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单纯出卖和购买器官的行为触犯行政法规但不构成犯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盗窃、侮辱尸体罪之间存在交叉竞合关系,应当适用法条竞合的处罚规则进行定罪量刑。     

量刑规范化方法的思考

量刑适当与定罪准确一样都对司法公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普遍存在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等量刑不规范的现象。量刑进行规范化就要确定量刑基准,把"中线论"与"案例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优势互补,均衡各种量刑情节,避免量刑标准绝对化,实现司法公正。     

刑事证据能力规则探析

证据能力规则的价值主要在于通过排除不合格证据和确保基本事实证明上的高标准为探求真相提供帮助。作为其核心的严格证明范围应限定为定罪事实和重大量刑事实。在适用上应保留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