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和平与发展”

“和平发展论”是趋势论而非时代论十几年前,我们提出这个“和平与发展论”干什么?作为在一种特定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理论,“和平与发展论”对较长时期(至少10年～20年)的国际趋势(不仅是形势)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判断,为整个国家成功实现内政与外交的战略转移与政策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是一种服务与服从于中国改革与开放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趋势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其他观点一样,“和平与发展论”具有拨乱反正的特定作用。70年代末和80年代     

“韬晦”之争,使人想起周恩来

现在证明,把"韬光养晦"等说成是我们的外交方针、外交政策,效果是不好的。尽力表白和辩解也是不可能有什么效果的。现在针、外交是不可外交方面的言行经得起历史检验这一两年,国外国内对中国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展开了讨论和争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把这两点作为外交方针政策广为宣传而引起的。一涉及外交领域的什么事,我总会想起周恩来,因为像周恩来这样的政治家成为世界级的外交大师,恐怕确实     

聚焦“互联互通”,经略周边外交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以"全球性大国"的姿态筹谋和施展外交,在周边外交等方面越发强调进取有为,尤其是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强化中国与东南亚、中亚、南亚等地区的互联互通。应该说,"互联互通"已成为理解中国周边外交变革和未来趋势的核心理念之一。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需要思考的不仅是如何强化自己的硬实力、软实力,也需要将获取更大的"联通力"(connectivity power)作     

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

“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     

构建面向未来十年的“大周边外交战略”

<正>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和中国政府日益重视周边外交的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亟需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构建面向未来十年的"大周边外交战略"。树立"大周边"外交理念"大周边"理念是相对于"小周边"而言的。"小周边"通常是指与中国领土领海直接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蒙古国以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诸国。而"大周边"概念超越传统的地理范围界限,是指同中国海上、陆上有相同战略利益需求的国家和地区。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周边安全问题

<正>过去三年多,"一带一路"逐渐从概念构想、倡议引领走向外交实践,成为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对外关系的最核心议题之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逐渐从解读政策、分析国家战略对接,向提供更为广泛而具体、多样化而又有差异性的知识产品转型。其中,研究"一带一路"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的周边环境正处于剧烈变动中,形势错综复杂,"一带一路"战     

新中国建立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再认识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它完全是一条政治路线,既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绝不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来往,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提出,是总结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产物,是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客观国际环境做出的正确选择,是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需要,有助于消除斯大林对中共和政府的偏见,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寻求了必要的国际支持和援助.因此,"一边倒"只能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对外策略.     

安倍“地球仪外交”:意在“遏制”而非“围堵”中国

<正>日本首相安倍2013年以每月至少出访一次的频率访问25个国家、"华丽"地启动了"地球仪外交"后,在2014年第一个月份进一步扩展其"地球仪外交"射程、全力开展"全方位"首脑外交。当我们转动地球仪"俯瞰"安倍倾力推进的"地球仪外交"时,发现安倍"地球仪外交""忽略"了日本的近邻——中国,且安倍足迹遍布中国周边和中国的重要朋友——非洲,这     

闵氏戚族时期朝鲜对外政策的演变

闵氏戚族时期朝鲜的对外政策,是以追求王朝的主权、实利为目的的门户开放政策,具有摆脱传统外交,倾向近代外交的特点。本文分析闵妃所处的历史时代及特定政治环境,论述闵氏戚族时期对外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     

“一带一路”,中国外交的“哥白尼式革命”

<正>王海良(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个单纯的外交战略举措,而是国家大战略的突出显现和集中投射。从外交尤其是大国外交上看,它具有创新性、突破性和建设性,堪称高超的对外战略构想,以至于有人赞誉它"引发中国外交‘哥白尼式革命’",认为这一构想的提出和实施推动中国外交实现了战略中心转换,要求中国外交必须与时俱进,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安倍时代”及其政治外交遗产

正安倍政权的时代环境与选择"安倍时代"是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是日本在21世纪初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努力适应"后危机"时代世界格局、秩序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安倍时代",日本努力摆脱"后危机"阴影,全力应对世界大变局,以安全领域为切入点推动国家总体战略转型,并达到历史高点。而日本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硬实力规模相对缩水,人口结构加速老化,资产所得、收入、雇佣及地域差距拉大,"一亿总中流"神话破灭,对转型构成制约。     

中国需要制定“周边外交方略”

<正>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十三五"时期和更长时期的三个大的发展战略。作为唯一的对外战略,"一带一路"无疑在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对外关系布局中具有顶层设计的地位。"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与落实,意味着中国的身份认同、外交方针与外交重点区域发生了重大转变:身份上,"亚洲中心国家"与"亚欧大陆东段大国"取代了"东亚国家";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亚洲五强外交”

<正>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中国外交更加积极有为的重要标志。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其重要性超过了对美外交。于是,如何确定与建设周边外交中的"支点国家"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支点"的潜在含义有两重:第一,"靠得住"或"使之变得靠得住";第二,有一定力量但通常不是某个次区域综合国力最强国。按照这种标准,中国周边的一些中等国家可以被归入"支点国家",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何以“特色”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报告在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时更是明确点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究竟应在哪些方面体现"特色",至今仍没有取得学理上的共识。按照现实主义理论,大国外交终究是大同小异的,难有长期性的"特     

“苏麻离青”与郑和下西洋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下西洋以后,由于海路交通的拓展,促进了我国瓷器生产的发展。青花瓷在烧制上,得到了郑和下西洋从东南亚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为釉料,制品极为美观精致,出现了自元代末期青花瓷成熟以来的第二次发展高峰。这一时期的青花瓷被称为是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元青花在历史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载。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首次对传世的元青花瓷器进行了研究,几十年来,国内外古陶瓷专家、学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元青花钴料产于何处,从哪条通道传入中国的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在此前提下将元青花钴料和"苏麻离青"认定为一种矿物的论点是不严谨的。"苏麻离青"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的特定产物,学术界没有理由将其混淆。     

“高乔人”与阿根廷

“高乔人(gaucho)之与阿根廷,犹如影子之与形体,”有人这样形容高乔人与阿根廷的关系,实不为过。高乔人是阿根廷的拉普拉塔河流域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个阿根廷摇篮之地的历史、文化、民俗无不牵涉到高乔人。对高乔人的研究,虽著述颇多,但其论点至今人言言殊,得不出定于一尊的见解。高乔人与马、牛、羊有人说,拉普拉塔地区的历史可以概括为牛哞哞羊咩咩马嘶嘶的大合唱。这种说法固属偏颇,但也     

中日关系:“窄幅震荡”是“常态”

在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上进行合作,冲突利益的交叉点上就会有交锋,这才是中日双边关系的本来面目或“正常状态”。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立场已经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一种外交竞争的工具和手段。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自动“搁置”或“超越”历史认识问题,无异于承认自己的外交失败,并有可能被日本认为是中国有求于它。     

被遗忘的世界：“找回”亚非拉

给非洲外交官学习班讲当代中国外交时,一位来自西部非洲的学员情绪激昂地问我:在讲座中您言必称美国,为什么不提"第三世界"?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我回答说:首先,中国是充满智慧的民族,中国的外交是弹性的全方位外交。其次,"第三世界"的提法已经不准确,现在多说发展中国家。再次,中国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已经上升到一个全球治理的角度,而不仅仅是能源战略的角度。看着他迷惘的样子,我突然感觉到中国在亚非拉国家人士心目中的地位是我们不曾认真思考过的。一位学员甚至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他们愿意跟中国走。     

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的外交资产

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中国成为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崛起"不仅冲击了亚洲地区秩序,而且推动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以此为背景,中国当下有必要解决的时代性课题:如何夯实中国外交的根基。基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思维逻辑,当前中国外交转型的实质是国内社会转型的自然延伸。从中国的外交资产出发的关键问题,就是明确中国外交资产的比较优势。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南亚方略

<正>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周边外交势必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为此,笔者主张"中国需要制定‘周边外交方略’",并阐述了若干原则:把周边分为若干次区域,按规模大小对周边国家进行分类,然后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与次区域大国保持适当接触,但把重点放在扶持次区域中等国家使之成为该区域的支轴国家,同时兼顾某些小国;东道国对"一带一路"的热心程度将决定中国的态度:以热心对热心、一般对一般、不热心对不热心(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