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河流域资源节约型高效生态农业模式研究

介绍了汾河流域在山西省农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汾河流域农业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根据汾河流域农业生态功能区与农业经济板块的对应关系．分析了不同生态功能区适宜的资源节约型高效生态农业模式的建立模式．提出了汾河流域应建立不同生态功能区资源节约型高效生态农业模式类型。     

论河津市湿地保护

河津湿地地处黄河及其支流汾河流入黄河形成的河漫滩,是汾河流域水资源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要组成。湿地保护和建设不仅是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的核心内容,也是流域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保护好流域内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湿地的综合效益,是尽快实现汾河水质和流域生态实质性好转的关键之一。     

风能资源利用视角下汾河流域生态补偿方式研究

补偿方式是流域生态补偿的重要组成因素,具体形式会随不同流域而不同.汾河流域作为山西省重要的人口和产业聚集区,在选择生态补偿方式时应充分考虑区域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本文选取汾河上游风速≥3 m/s的区域,叠加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图,提取可安装风机地块面积,计算汾河上游区域年风能发电量可达37. 45亿k W·h.在此基础上,通过现有指标量化风能资源替代煤炭资源的经济价值、减少地下水破坏及CO_2、SO_2、NO_x气体排放.本研究利用风力发电产业核算拟对汾河流域生态补偿提供一种新型补偿方式,以期为汾河流域生态补偿方式及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意见.     

汾河流域综合治理投融资模式决策初探

"十三五"期间,山西省将加快水利工程建设,其中汾河流域综合治理是一项重要工程,选择适宜的综合治理投融资模式是做好该项工程的关键。在了解、分析现有流域综合治理投融资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山西省的实际情况,对影响选择PPP和政府购买模式的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采用PPP模式进行汾河流域综合治理不仅有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且能产生吸引社会资本、完善法制环境、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示范带动作用。     

汾河上游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变化研究

利用遥感与GIS技术,对山西省汾河流域上游的宁武、静乐、岚县和娄烦等1990年至2010年的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a来汾河流域上游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变化的主要特点是耕地明显减少,植被覆盖增加,建设用地显著增加,耕地面积主要流向植被覆盖和建设用地,汾河上游生态环境呈好转态势.     

流域视野下山西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及聚落特色研究

以山西省550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借助ArcGIS10.2工具,采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值、缓冲区分析等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探讨流域视野下山西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聚落特色。结果表明:山西省传统村落在汾河、滹沱河、沁河和漳卫河四大流域内空间分布类型均为凝聚型;全省古村呈现"一带三团多散点"的分布格局,半数以上古村落位于黄河水系;山西省传统村落具有近水分布的相似性,及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差异性分布等规律;不同流域内聚落特色显著。黄河流域以窑洞建筑为代表,汾河流域以晋商大院为代表,沁河流域以堡寨聚落为代表。     

汾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特征

汾河是黄河的重要支流,汾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需要精准把握山水林田湖草动态变化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分异规律。基于1980—2020年4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遥感监测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分析和价值当量因子评估等方法,以县域为单位对汾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980—2000年汾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缓慢,2000—2010年变化速度加快,2010—2020年变化速度又逐渐放缓,1980—2020年林地和未利用土地增加幅度小,耕地和草地逐年减少,分别减少996.55 km²和725.85 km²,水域减少20.18%;转型迁移主要发生在2000—2010年,其他地类向城乡、工矿、居民用地迁移量最大,为1 858.45 km²,耕地和草地是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中转型迁移最活跃的地类;1980—2020年汾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18.34亿元,县域地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上游>中游>下游,高值区集中在上中游,从动态变化看,流域内88.6%的县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汾河流域2010年土地退化成因分析及经济损失估算

土地退化是汾河流域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之一。汾河流域土地退化的形成原因包括自然因素(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和人为因素(人口激增、资源滥采、产业畸形等)。2010年汾河流域土地退化造成经济损失的估算结果表明:汾河流域水土流失、沙漠化、盐渍化的经济损失分别为18.16×108,3.07×108,12.32×108元,三者合计33.55×108元,约占全流域GDP的0.67%,占第一产业产值的12.77%,人均负荷值为255.70元/人。土地退化严重制约着汾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亟需加大治理力度。     

汾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新体制建立研究

论述了建立引黄工程运营管理与汾河流域水资源管理相结合的新体制的必要性，提出了建立汾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新体制的框架性设想，且为保证其有效实施，进一步提出应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包括法律保障、行政保障和经济保障。     

近25年来汾河流域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变化研究

汾河流域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变化对山西省的生态维护与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格局变化2个角度,利用GIS技术和Fragstats软件计算汾河流域1995—2020年的6期景观格局指数,并获取25年间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变化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汾河流域的草地、耕地、未利用地以及水域的面积减少了,建设用地与林地的面积增加了;其中耕地、草地及建设用地的变化幅度较大,表现出自然景观向人文景观转变的特征。（2）研究区景观总体上呈破碎化倾向,景观形状趋于复杂,景观分布异质性减小。（3）建设用地和耕地的景观破碎度不断增加,景观形状日趋复杂;林地景观破碎度先增加,景观形状趋于复杂,而后则相反;草地的景观破碎度增加;水域和未利用地的景观破碎度减小,景观形状趋于简单;耕地的最大斑块指数大幅减小但始终保持在第一的位置,耕地作为汾河流域的基质景观优势地位显著下降。总之,自然环境的演变、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使得汾河流域的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政府及相关部门可通过增加耕地保护力度,加强城镇建设用地利用强度,构建流域防护林体系,采取节水政策及建立汾河流域生...     

汾河流域生态气候区的划分

文章选取了18个与生态系统密切相关的气候因子，使用多元统计的聚类分析方法，对汾河流域34个气象站进行了Q型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汾河流域可以划分为3个生态气候区：1）汾河源头暖温带北部生态气候区；2）汾河中上游暖温带中部生态气候区；3）汾河下游暖温带南部生态气候区。     

山西省饮用天然矿泉水的类型划分

在简述山西省现有矿泉水资源情况的基础上,从水化学类型、水质类型、成因类型等方面分析了山西省饮用天然矿泉水的类型,指出水化学类型以重碳酸盐型数量最多,单项锶达标的占65.8%,单项硅酸达标的占24%,主要分布于汾河新裂陷盆地及东西山区的活动构造带中,是山西省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物质基础。     

汾河上游流域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森林覆被变化

植被尤其是森林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汾河上游流域，作为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区一个独立的流域单元，是太原市唯一的水源涵养地和供水区，其森林植被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其本身的生态安全和对汾河流域的大城市的生态屏障作用能否正常发挥．所以应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汾河上游流域的森林变迁的历史，追根溯源，进行研究，目的是找出人类活动对植被影响的规律，从而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恢复植被，为汾河上游流域的生态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     

北京山区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本文选择北京山区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了当前北京山区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农村劳动力流失、建设用地粗放利用、产业同构严重以及乡村地域文化消失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都市型农业、促进农业多功能性发展、特色农业品牌打造与营销、山区农村空间重构、发挥农业合作社的作用、大力发展沟域经济促进山区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和严控体量经济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等7条切实可行的山区农业与农村发展路径。结合北京山区农业与农村发展实际情况提出了坚持城乡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农田质量动态监测、严控农村建设用地审批制度、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建立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建设管理审批制度和加大生态补偿与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政府宏观政策方面的建议。     

转换机制增活力换个方式抓农业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形势的要求下,各级政府要从转换经营机制入手,调整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坚持"合理定位、放开放活"的原则,从宏观调控上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服务为农民服务,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资源型城市转型中农业产业化研究——以乌海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像产业结构单一和生态环境脆弱等桎梏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能否成功转型,关系到国家和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转型过程中,农业产业化凭借其产业优势和特点,通过完善和创新"公司+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重点发展特色化高效农业与利用城乡一体化的推动作用等具体途径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挥积极作用。     

流域生态安全研究的历史阶段划分——以汾河上游为例

文章认为流域生态安全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与生产技术水平相应，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生态安全阈限应是一个动态数值。以汾河上游为例，从人口、政策、技术等对生态环境干预度较高的人文因素入手，以森林、草地覆盖率变迁、水土流失程度为主要指标，对流域生态簧全历史阶段划分进行了初步探讨。     

农村生态经济教育发展探讨——以井冈山地区为例

在石油农业遭遇生态和经济双重困境的背景下,通过生态经济教育来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转变农业生产经济方式,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鉴于农村生态经济教育在形式、内容和对象方面的特殊性,需要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     

“三农”向“三生”转型的科学基础及建设路径——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

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向“生态产业、生态城镇、生态居民”的转型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三农”问题具有显著的地域分异、时间变异和相互作用等属性;生态文明建设与新时期“三农”问题的破解相辅相成,生态文明建设通过生态安全、环境支撑、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人居和生态制度6大体系为破解“三农”问题提供了路径,而“三农”问题的破解较大程度上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针对平谷区“三农”发展中存在的大我与小我、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政府与市场等矛盾问题,梳理了“三农”向“三生”转型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建设生态城镇、发展生态产业和培育生态居民3条路径加快“三农”向“三生”的转型,以期为平谷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