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系统观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及其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基于四川成都市下属区县三镇的调查

本文从系统观出发,根据成都市下属区县三镇调查获得的资料,论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及其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必须以系统观为指导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将农村劳动力转移放在城乡协调发展、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链条上来综合加以考虑。具体调研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使农村劳动力获得较高的收入和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对工作等有较高的满意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统筹城乡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城乡金融统筹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从城乡金融统筹发展视角出发,通过城乡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和城乡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三维层面构建了城乡金融统筹发展水平,并协整分析了城乡金融统筹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城乡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对收入增长的拉动影响最大;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各自地区居民收入增长的拉动相对较大,意味着随着城乡金融统筹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     

我国信息化与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长期互动关系分析

系统性考察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和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之间的长期互动关系,为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促进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参考。通过构建信息化对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两者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仿真分析和研究,揭示两者间的内在互动机制。仿真结果显示,若2015-2025年我国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年均增长10. 6%,ICT基础设施水平、ICT应用消费水平以及ICT总体发展水平将分别年均增长10. 0%、8. 8%和7. 0%,意味着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快速增长伴随着ICT基础设施和应用消费水平的快步提高。为更好地利用ICT促进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应继续加强城乡ICT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ICT的普及和应用,使ICT惠及更广泛的城乡居民,有力支撑和服务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     

统筹城乡发展的“成都模式”初探

本文在综述成都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基础上,提出了"成都模式"的概念;简析了该模式的八个核心点;分析了"成都模式"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最具有价值的三方面原因是代表性问题,农民问题,因地制宜注重实效问题;重点分析了组成"成都模式"的三个重要子系统"三个集中"的内涵、意义和推广价值,分析了"三个集中"与城乡一体化的逻辑关系是:前者是对后者的主要空间过程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将城乡一体化的三个核心环节即城市发展、以人为载体的城乡融通以及乡村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三个集中"构建了城市与乡村的经济社会运行的良性互动机制;最后还对成都市每一个集中推进城市化发展的机理作了简要的分析。     

我国城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优化配置

通过对1980～2005年间我国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寻求其特征和规律,作为指导投资的依据.进而从预测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确定固定资产投资率入手,对我国2006～2020年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以公平和效率为原则、以缩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目标,建立模型,对投资总量进行城乡间的优化配置.最终得出结论:在各自投资规模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城乡之间的投资差距将不断缩小,从而确保资金的最优配置和城乡统筹发展.     

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

采用Hansen提出的门槛回归方法,以我国29个省级单位1993~200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实证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地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的双门槛效应,东部沿海省份金融发展水平高,吸收FD I数量大,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西部省份则正好相反,而中部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同时发现,在控制教育发展水平、城乡就业结构和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最后就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简要的对策建议。     

"五个统筹":新时期系统辩证发展观的诠释

论述了“五个统筹”的基本内涵充分体现着系统辩证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贯彻“五个统筹”应把握好几个辨证统一关系：改革和发展、经济发展的质和量、发展速度和效益、发展经济和人民群众利益、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人和自然、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城乡一体化发展系统论——以上海为例

城乡一体化既是一种在现代条件下城乡互利、融合、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的选择,又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目标模式。城乡一体化是在一定范围内城乡"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生态"这个复合系统的演化过程。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遵循"五位一体"的系统发展模式,全面实现"空间一体化、人口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生态一体化"等五大基本要素构成的战略目标;要认真贯彻非均衡整体发展、双向演进互动发展、系统协同、制度创新、市场取向与政府有效干预等五项原则;要坚定不移地实施集中城市(镇)化、推进非农化、建立新型城乡关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全生态系统等五大战略措施。     

北京都市农业的空间分异探析

都市农业是城市文明时代农业发展的崭新理念,人们开始跳出农业、农村框架,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和定位农业,都市农业已逐渐被纳入到城乡总体规划中,其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异规律。选取北京郊区13个涉农区县作为研究区域,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来构建出都市农业的多功能性评价指标体系,从生产经济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3方面出发,基于GIS空间分析软件对北京都市农业进行了综合评价和功能分区。结果发现,北京都市农业呈现出明显的圈层空间结构,有着不同的功能导向、区位选择和发展模式。因此,各大城市的都市农业发展需要根据其不同的空间分异规律,来制定出各自不同的演化机制和空间发展战略。图2,表4,参12。     

将新农村建设融入城市生态廊道规划的探索——以湖州市为例

基于新城生态廊道建设过程中占用耕地的背景,在阐述生态廊道和新农村建设相关理念的基础上,结合湖州东部新区西山景区生态廊道构建实例,重点论述了生态廊道内可持续农业产业发展问题、农村保留战略以及农民生活和就业安排问题,构建了以生态廊道为依托的＂三农＂新形象,极大地保护了耕地,促进了城乡生态系统结构优化与空间统筹。     

城乡客运一体化实现能力多层BP网络综合评价

为规划、决策、监督城乡客运一体化进程,在建立城乡客运一体化实现能力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造了基于BP算法的城乡客运一体化实现能力综合评价模型.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收敛速度和自适应能力,具有方便、准确、可靠、快速等特点.实例仿真和分析结果表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基础设施与城乡房价、房租: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的微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贝叶斯模型平均法（BMA）实证考察了基础设施对我国城乡住宅价格和租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交通、通讯和能源三类基础设施均是房价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交通基础设施对房租的影响不显著；房价的决定因素要比房租的决定因素多.从城乡异质性分析来看，三类基础设施对城市房价房租均有重要作用，但是通讯基础设施对农村房价不显著，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对农村房租不显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服务业就业比例，两者共同促进了城乡房价、城市房租的增长；而完善的基础设施加大了人口的流动性，促进了城市和农村的房价水平，但人口密度并不是影响房租的有效机制.在考虑内生性、变换不同的模型先验概率和不同的参数先验概率情况下，本文得到的实证结果始终是稳健的.本文深化了基础设施与房价房租互动关系的研究，为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关联性:基于时间和频率双视角

利用小波分析.从时间和频率双领域分别对中国城市和农村总体通货膨胀和八大类商品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变动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货币供应量变动对各类通货膨胀的正向调节作用主要集中在短期,尤其是在周期小于3个月时,而在长期中正向调节效果微弱,负向调节占主导:根据货币供应量变动与各部门通货膨胀的时频关联性特征,可将八个商品部门划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与总体通货膨胀紧密一致靠拢,一类是按照特定规律变化,还有一类是不规则波动性变化;且城市和农村对应部门的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量变动的时频特征存在差异性.这为中国实施差异化货币政策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属性综合评价模型及应用研究

确定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基于属性理论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属性综合评价模型.以重庆北部新区为评价研究对象,运用该模型对重庆北部新区生态系统健康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表明重庆北部新区城市生态系统现状综合健康属性属于一般健康类,并通过分析评价结果识别健康限制因素.通过实例研究可得出如下结论:应用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属性综合评价模型和方法,可以找出影响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问题成因和限制因素,为城市规划、城市改造和城市实施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梯度推进

进行整体制度设计是建立与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任务。从农民经济状况的差异性出发，选择梯度推进模式。针对贫困型农民建立救济型社会保障制度，针对温饱型农民建立基本生活需要型的社会保障制度，针对富裕农民建立保险型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而逐步推进，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城乡迁移年龄模式的研究

分析了中国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问卷中迁移项目的特点,指出从原始数据估计迁移人口迁移年龄的困难及克服此困难所必须引入的假定,提出了在较弱的假定下估计各种按龄迁移人口及按龄人口迁移率的方法。据此方法可得出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９年四年间平均按龄迁移量、平均按龄人口数及平均按龄迁移率。作为应用,对“四普”中城乡人口迁移的年龄模式进行了分析,并与联合国人口迁移的年龄模式进行了比较,发现中国城乡迁移特殊的年龄模式     

基于福利占优的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税费调整

消费税改革必须立足于增大社会福利.本文将商品税费调整的福利占优方法从个体数据推广到组数据.在收入边际效用递减且大于零的一般假设下,组数据集中度曲线可以用于表达商品福利占优的基本命题.收入弹性是描述商品福利占优的一个重要性质,这里引入不平等厌恶参数,同时给出精确计算样本拓展收入弹性的组数据方法.利用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八大类消费支出省域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对城镇居民的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医疗保健消费类别的补贴,对农村居民家庭设备及用品消费类别的补贴都可以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这些结果为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商品税费调整指明了方向.     

高龄农业转移人口非农就业影响因素研究

高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其非农就业问题不仅决定了个人老年福利,更对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与养老方式创新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就业能力理论,结合农业转移人口迁移特点,确定了个人,组织,家庭,环境四个影响维度.研究发现,中低龄与高龄农业转移人口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高龄群体过早面临就业困境,是劳动力供需层级不匹配和农业转移人口后期技能提升缺失的双重作用结果,其本质原因在于产业转型升级形势下的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因此,改善高龄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就业,一方面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整体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另一方面要寻找更合理的老年人口红利开发模式和养老方式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