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生态功能区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探讨——以贵州省沿河县为例

【目的】定量分析出沿河县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现状,揭示出发展规律。【方法】综合考虑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建立一套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最小相对信息熵原理,将"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相结合,形成综合权重,对沿河县2010—2014年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各项指标赋权,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定量化分析,得到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发展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结果】沿河县2010—2014年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别为轻度失调、中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良性耦合协调和优质耦合协调,并由此提出耦合协调发展建议。【结论】评价结果为相关管理部门推进县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乡村人口-土地-产业-财力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格局与机制研究——以重庆三峡库区典型县域为例

【目的】研究重庆三峡库区典型县域乡村人口-土地-产业-财力(后简称人-地-业-钱)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格局与机制，为该区域全面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和创新内生发展路径提供思路。【方法】以重庆三峡库区15个典型县域为研究区，选取2005、2010、2015、2020年等4个典型年份，从人口、土地、产业、财力等4个维度构建系统要素评价指标，综合测度了人-地-业-钱系统发展水平与耦合类型，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揭示了系统内生要素的耦合作用强弱、协调水平及时空演变格局，进而探讨了内生要素耦合协调发展的传导机制。【结果】1) 2005—2020年研究区乡村人-地-业-钱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较低，人口、土地、产业、财力等子系统多处于中、低发展水平。2) 2005—2020年研究区乡村人-地-业-钱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呈现“高耦合低协调”状态，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整体上沿西南—东北方向递减，空间分布较为分散。3) 研究区乡村人-地-业-钱系统耦合协调关系在2005—2020年主要分为3种类型：低协调水平的人口-产业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的产业发展引领型和高协调水平的财力-产业发展引领型，产业和财力子系统在乡村协调发展中作用重大。4) 研究区乡村土地子系统发展水平变化相对稳定，乡村发展主要依赖人口、产业、财力等子系统的发展驱动。【结论】研究区乡村人-地-业-钱系统多处于中、低发展水平，乡村劳动力、农业发展水平、土地生产效率与农户收入是制约乡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乡村人-地-业-钱系统内生要素发展出现分化，发展不平衡趋势逐渐凸显。     

西北地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系统耦合协调模型、回归效应模型和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分析1995—2019年西北地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效应、影响因素及障碍因子。研究结果显示：（1）1995—2019年西北地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向好的发展态势。耦合协调度发展态势经历了“不协调发展（1995—2009年）→转型发展（2010-2014年）→协调发展（2015—2019年）”的演化阶段，耦合协调等级由“极度失调”演化为“中度协调”，形成旅游经济滞后和生态环境滞后两种发展类型；（2）1995—2019年西北地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受旅游经济系统影响较大；旅游规模和旅游效益是影响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生态环境压力和生态环境响应是影响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3）1995—2019年旅游系统影响西北地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前五位的障碍因子变动不大，主要以旅游规模和旅游效益为主；生态环境系统前五位的障碍因子因阶段不同而有所差异。     

区域中心城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测度与对比——以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中心城市为例

以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5座中心城市为例,构建旅游产业-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并运用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对案例区域各中心城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2010—2014年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区域中心5城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逐年平稳上升趋势,耦合度C∈[0.8,0.9],整体位于高度耦合阶段;协调度D∈[0.5,0.7],整体处于"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各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子系统发展程度各异,耦合协调度水平也存在一定差异。5座城市中,十堰的耦合协调度较高,3系统的耦合度较好,属于良好协调型;安康、汉中属于初级协调型;商洛和邓州目前正步入勉强协调发展水平。     

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依据长江经济带2005、2010和2015年11省市的旅游、经济、生态环境面板数据,构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GIS和SPSS软件,运用变异系数赋权法、耦合协调度函数建模法、相关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格局进行定量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5年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和协调发展程度逐步上升; GDP、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旅行社总数、星级饭店客房收入、星级饭店餐饮收入、星级饭店其他收入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根据旅游-经济-生态协调发展的变化规律,提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发展建议.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区协调发展综合评价

区域协调发展是指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发展,笔者拓展了协调发展的评价因子,选取黄河三角洲地区为试验区,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综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各地区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的综合发展水平,并对黄河三角洲地区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一科技教育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综合来看,黄河三角洲试验区各地市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科技教育复合系统的协调性差异显著,该地区耦合协调度无优质协调的地区,属于初级协调以上等级的地区占整个圈域城市总数一半以上,突出说明黄河三角洲试验区的系统整体协调水平较高,但是还有博兴县等三个县濒危协调、寒亭、昌邑、庆云县、寿光市、乐陵市五个县区域协调度属于失调或严重失调,这说明黄河三角洲地区发展不均衡,县域差异性明显．评价结果对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007—2018年重庆市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目的】研究2007—2018年重庆市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方法】使用熵权TOPSIS法计算2007—2018年重庆市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 1) 2007—2018年重庆市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个别时段出现波动；2) 两者存在较强的协同效应，新型城镇化各子系统对旅游业的平均灰色关联系数在0637～0728之间，旅游业各子系统对新型城镇化的平均灰色关联系数在0687～0706之间，旅游业关联的主导要素是旅游市场和旅游收益，新型城镇化关联的主导要素是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3) 两者关系度渐趋磨合，但均处在颉颃阶段，它们的协调等级从中度失调发展到初级协调。【结论】2007—2018年重庆市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两者的关联度较强，它们的耦合协调度逐步提升。     

重庆市经济-城镇化-碳排放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分析

【目的】研究经济-城镇化-碳排放间耦合协调规律，为促进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参考。【方法】以重庆市38个区县为单元，建立经济-城镇化-碳排放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两两间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15、2017和2019年子系统耦合协调空间分异及演变特征。【结果】1） 耦合协调空间分布受区县综合发展水平影响大，高水平耦合协调区县中，大都市区区县占比约为60%，渝东南区县占比仅16%左右；2） 耦合协调变化具有趋同对应特征，大都市区为双高水平耦合协调，双高区县占比约为93%，渝东北、渝东南为双低水平耦合协调，渝东北区县占比约52%、渝东南区县占比约33%；3） 耦合协调度变化差异明显。空间上，耦合协调度呈“点+线”结构，以中心城区、渝东北万州、渝东南黔江为中心辐射点，形成东高西低梯度线；时间上，耦合度为反“L”型上升曲线，协调度为“M”型波浪曲线。【结论】因重庆市区县经济、城镇化发展水平差异，碳减排政策须因地制宜，在产业协同、城乡统筹、开源节流方面实施差异化策略。     

重庆市武隆区旅游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目的】探讨区域旅游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动态变化,为制定旅游发展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决策提供依据。【方法】基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运用发展质量指数、耦合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等方法分析重庆市武隆区2009—2015年旅游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变化特征。【结果】2009—2015年,重庆市武隆区旅游化和城镇化发展质量均不断提高。其中,2009—2011年旅游发展质量指数增加相对明显,随后几年保持相对稳定。研究时段内,重庆市武隆区旅游化与城镇化在多数年份为中度耦合协调,耦合协调度值为0.332~0.582。旅游化与城镇化在时序上的整体协同效应逐渐增强,综合评价指数从0.231增加到0.682。【结论】近些年来重庆市武隆区旅游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均不断提高,二者在时序上的整体协同效应逐渐增强。
     

贵阳市城市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演化与障碍因素诊断

利用耦合协调度、障碍度等评价模型对贵阳市2004—2014年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以及制约二者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4—2014年贵阳市城市化、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整体趋势都在提高;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度α一直大于0°,小于90°,二者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但近几年二者演化速度的差值增大,耦合度α逐渐趋近于90°,说明二者的关系正在向不和谐方向发展;耦合协调度先上升后下降,经历了低度协调—中度协调—高度协调—中度协调的演变过程;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环保投资占GDP比重3个因子是当前阻碍贵阳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