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诉讼观念辨析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是处于不同社会阶层，及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对诉讼的普遍的看法、心态有不同的表现。呈现了“无讼”、“息讼”、“厌讼”、“贱讼”、“惧讼”、“健讼”等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多角度的形式。通过对不同诉讼观念的基本成因、报持该观念的群体及各观念的不同内涵的研究，对各种有关诉讼的观念进行比较研究，梳理其中内在联系与表现，对于认识和理解我国古代法制思想和法制环境具有一定的帮助和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探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厌讼观念居于主导地位,这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基础,并对传统社会有一定的积极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诉讼观念仍然有一定的市场,这是由观念的特性及一定的经济、现实原因所决定的。     

《春秋》与《圣经》--中西传统诉讼文化之比较

通过对中西诉讼文化差异的比较,指出中西传统诉讼文化主要存在三点不同:一、思想意识基础不同,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思想基础,西方传统诉讼文化以基督教宗教文化为思想基础.二、诉讼文化价值取向不同,中国传统诉讼文化追求“无讼”,西方传统诉讼文化追求以实现正义为价值目标.三、在形式上表现出对程序的重视程度不同,中国传统诉讼文化重实体轻程序,西方传统诉讼重视程序价值.文化基础的不同应当在我们移植西方诉讼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的过程中予以考虑并引起相当的重视.     

文化的民间传承机制与传统诉讼理念的形成--中国传统诉讼理念形成机制的一种解释

我国传统“无讼”诉讼理念的形成机制在于国家与民间的互动：上层文化人士创造出一大批凝聚着儒家和谐政治理想的“无讼”文化产品，这批产品经过下层文化人士以戏剧演出、说书等方式将之推到普通群众的面前，使普通群众在心理上对之产生一种价值认同，再加上乡土士绅的努力，儒家“无讼”的诉讼理念终于在民间社会生根发芽，成为我国的传统诉讼理念。     

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现状及其重构--对改革简易程序的法律思考

立法滞后及诉讼观念的落后导致了简易程序已不能适应现代司法的需要，必须加以重新改造。同理，简易程序的改革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改造，还涉及诉讼文化、诉讼理念的改造。为此笔者对改革简易程序应处理好的基本思路、途径，重构简易程序的基本框架、内容作了初步探讨。     

宋代讼学与讼师的形成及其影响下的民间好讼风尚

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变革与转型时期。随着私有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财产流转关系的复杂化和社会成员之间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宋代法律的复杂化、理性化与形式化与汉唐相较则大为增加。因应民众对法律的广爱需求，宋代民间出现了教习词讼知识和诉讼技巧的讼学。与此同时，为当事人撰写词状、指点诉讼、收取诉讼费用、以法律为生的职业讼师群体亦纷纷登上宋代的司法舞台。在讼学和讼师直接影响下，宋代民间兴起了好讼风尚。讼学与讼师既是宋代民众对法律知识的客观需求与法律意识增强的重要体现，又是宋代法律制度近世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试论儒家“无讼”传统观的当代裂变与释放

“无讼”的法文化传统始于儒家的社会理想,是所谓“以德去刑”之极端;随着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法治精神的东渐与公民意识在中国的成长,特别是近两年不断曝光的民事大案,“无讼”传统受到了猛烈冲击;公民的诉讼权要求促使这一传统观念的内核发生裂变;而当前中国创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为“无讼”传统的延续带来一线转机。     

儒家无讼法律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无讼"一词出自《论语·颜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意思是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我的目的在于使人们不争讼。孔子的这一观点成为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诉讼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的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几乎历朝历代都将其奉为圭臬而遵守之,没有太大的变动。     

传统"忌讼主义"及其对中国当代法制的消极影响

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得到大力推荐与提倡,重人治,轻法治,重调和,轻诉讼,经几千年推移,陈陈相因,“忌讼”便逐渐潜移默化,成为社会普遍心理,并对当代中国法制产生深刻的消极影响。     

诉讼程序公正刍议

随着依法治国的深入开展,人们越来越关注司法公正了,实现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司法公正由诉讼程序公正和诉讼实体公正构成。本文将详细介绍诉讼程序公正观念提出的背景,现在社会对诉讼程序公正的理解,诉讼程序公正与诉讼实体公正的关系,诉讼程序公正与诉讼程序效率的关系,最后探讨诉讼程序公正在我国的实现。     

论诉讼责任--兼谈《民事诉讼法》的强制措施制度的修改

从诉讼参与人及案外人角度看,诉讼参与人及案外人对其实施的妨害诉讼活动的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不利性法律后果则是一种法律责任,这种法律责任由于是因违反诉讼法而产生的,因而应被定性为诉讼责任。诉讼责任具有自己的独特属性、构成要件、责任方式,因而是一种同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宪法责任相并列的独立的法律责任。《民事诉讼法》第十章的章节名称“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应修改为“法律责任”。     

透视中美法律中的公民意识——对中美公民环境诉讼制度的批评性分析

本文以批评性语篇分析学家Fairclough的语篇分析三维观为基础,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预设、及物性和情态三方面对中美公民环境诉讼制度进行分析,以揭示蕴涵在这些法律制度中不同的意识形态.分析表明,美国公民有参与社会事务治理、维护公共利益的意识,能有效利用诉讼制度去积极、主动的保护环境.而我国人民受“各人自扫门前雪“陈旧观念的影响,对公共环境利益的损害表现出一种消极、被动的态度.     

非讼程序刍议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民事非讼事件的审理设置了非讼程序制度.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成为民事审判程序制度的基本分类,它们有着不同的程序原理;非讼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在预防民事纠纷、保障公民民事权益及简易、迅速裁判的达成等方面发挥了独特功能和积极重要的作用.     

"无讼"与非讼解决争议方式

在中国传统法“无讼”目标的指引下，形成了调解、调判等司法传统，其对当代诸种非讼解决争议方式具有深远影响。审视历史并正视现实，应充分理解非讼解决纠纷的积极意义，加以借鉴、继承才是理性的态度。将诉讼方式与非讼解决纠纷机制结合起来，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诉讼调解制度功效之实证研究

诉讼调解制度因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有着固有的优势而倍受推崇。但是,诉讼调解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即诉讼调解在实践中所发挥的功效也是差强人意的。我们通过实证考察发现,无论是从结果意义上还是行为意义上分析,诉讼调解在结案、化解当事人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其他方面均存在实然与应然状态的差异,而且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的超讼诉求、个案性的诉讼调解、多主体的利益博弈以及"破窗效应"等均制约着诉讼调解功效的最大发挥。因此,我们应理性对待诉讼调解制度。     

共识与歧义：重审“五四”人性启蒙中的文学观念

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界标举“告别功利主义、回归文学本体”的大纛对“五四”文学革命所建构的新文学观念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将其视为20世纪文学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罪恶之源。这样的认识在触及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对“五四”文学观念的误解，对其复杂性、历史性挖掘不够。其实以新青年派知识群体为核心的“五四”文学先驱在文学革命发生之时有...     

宋代法制发展对诉讼的影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较为重视法律作用和法律建设的一个朝代,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任法而治的朝代。为了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宋代的法律制度特别是民商事法律制度发展迅猛。北宋末年的统治者首先在民事诉讼方面大开越诉之禁,并且增立了越诉之法。民事法律制度的演进和诉讼规则的程序化,成为尚讼或健讼盛行不可或缺的制度环境。     

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心理特征及对策

在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及当事人双方的不同情况，其心理差异是很大的。掌握他们的个性心理特征、法律观念和诉讼逻辑、诉讼动机、目的、心理活动规律，有助于审判员充分、深入、准确地掌握当事人的民事心理纠葛和诉讼心理状态，抓住纠纷的关键所在。这里对民事诉讼中几诉讼参加人作简要的心理分析，并介绍几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易经》中记载的周代诉讼

《易经》是周朝人占筮用的底本。它在迷信的外衣下,广泛涉及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历史现实。有关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状况,散记于《易经》的六十四卦卦辞当中。研究中国奴隶社会特别是周朝的法制史,也应重视它的史料价值。如卦六《讼》即专门记载了当时的争讼之事。《吕览春秋·决狱讼》高诱注:“争财曰讼”,看来“讼”是专指民事讼诉。《讼》卦没能记载周代诉讼的全部情况,但几段筮辞起码能反映出以下两点:     

清人的健讼与缠讼——以《冕宁县清代档案》吴华诉谢昌达案为例

在《冕宁县清代档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吴华与谢昌达因孩童口角而互控在案，在此过程中，文人吴华不依不饶，以各种理由九次控县、三次控府，充分展示了清人的健讼与缠讼。事实告诉我们，在以“无讼”思想为主宰的传统社会，当事人一旦卷入纠纷进入诉讼，其不但不畏惧打官司，而且为达目的，甚至表现出健讼与缠讼。此外，通过此案也可以看出隐藏在案件背后的强权政治、官府的不作为以及当事人自身因素等，正是这些导致健讼、缠讼的出现；同时，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健讼、缠讼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