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涵光的诗学主张与诗歌创作

申涵光是河朔诗派的领袖,他的诗学主张和诗歌创作最能体现河朔诗派的特征.在清初唐宋诗之争消长起伏的诗学大背景中,他是坚定的宗唐派.他主张“诗分唐宋”,但在充分肯定唐诗的同时,又不过分贬抑宋诗,其诗学观具有辩证性.申涵光的诗除表达故国旧君之思、亡国易代之感,显现出浓烈的遗民心态外,最明显的特点便是强烈关注现实的精神.其诗风深受杜甫浸染,有雄深悲壮的特点.     

大道为一：论王安石思想中的儒释交融

王安石身处文化繁荣的北宋时代,他对于这时期的思想交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王安石主张融通九流百家之学问,以海纳百川之胸襟来融合儒学与佛学;他立足于儒家本位,强调博采众家之长方能明晓儒学本义;他所追寻的“大道”是以儒学为基础并包含佛学等其他思想流派的中华学术源流,强调圣贤之道的因时而变、推陈出新。王安石以经世致用为学术研究之旨归,认为儒学和佛学的互补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与礼乐教化;他基于儒释交融,对前世儒家的王霸学说和性情学说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王安石的儒释交融思想蕴含着兼济天下、经世致用、刚健有为、兼容并蓄、崇实黜虚的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论唐湜的“合流诗”主张及其艺术效应

唐湜是20世纪40年代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与诗论家,尤其是他的诗学研究,为九叶诗派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其诗学研究的目标是倡导"合流"的现代诗。可以从诗歌历史、诗歌本体及学术特征等方面对他的这一主张进行一些打量,以便进一步了解这一诗学主张所具有的合理性与诗学价值。     

“诗道性情”与“才子文心”——王夫之与金圣叹诗学思想辨析

选择王夫之与金圣叹的诗论思想为比较，是因为二人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两种貌似不同的诗学理论：金圣叹以分解法论诗，强调诗的起承转合的文法；而王夫之则反对格套法式，主张情景交融，即景会心之作。但这两种相对的诗论，实则共同体现了古典诗论的基本精神，即有法与无法的体用不二之说，是乾坤之道在诗学领域中的体现，终而同归于易，二者互参，更可加深对古典诗学精神的理解。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理财

传统文人上大夫不谈钱。不过作为政治家和变法的主持人的王安石是另一副样子，王安石非常注重物质、极其重视钱，甚至我们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是“理财”，这也是他得到神宗这个年轻皇帝信任的主要原因。     

王安石晚年绝句特点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封荆国公，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诗歌前后期的诗风有很大不同。他的作品，大致可以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前期主要学习杜甫关心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精神，这一时期的诗歌，内容丰富，热情饱满。王安石后期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是我们全面研究王安石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王安石晚年诗歌主要有以下特点：     

"富民"是名,"富国"是实--王安石新法的是与非

北宋时期政治思想家王安石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他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实行的变法,后世或褒或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质上,王安石新法的本质是以富民为辞而行富国之实,王安石与司马光的矛盾是富国与富民思想的矛盾。     

翁方纲“肌理说”再认识

鉴于学人或有把翁方纲诗学主张“肌理说”与他的创作实践“以学为诗”混为一谈的倾向,文章对翁方纲“肌理说”的本来面目作了探讨。认为翁方纲“肌理说”是一种在修正补充“神韵说”基础上提出的、探讨如何创造出具有“神韵”艺术境界,探讨义理、文理之“理”的诗法理论,而其诗学指向则在实境宋诗甚至是学问诗。     

以礼释《易》:王安石易学思想探析

王安石易学的特点是以礼释《易》,他在《九卦论》中将礼看作是九卦的核心,认为礼是君子行之成。郑玄也曾以礼释《易》,但他侧重于用具体的礼制、礼仪解释卦爻,而王安石注重礼之精义,他认为章句传注之学忽略精义,这导致圣门之学不传、异端之学四起。王安石还认为礼是德得以体现的方式,内在德性需要通过外在之礼才能彰显。他进而论述了道与仁义礼智的关系,强调道需要通过德才能体现,德表现为人之仁义礼智,以此他反驳了将道看作是神秘实体的思潮以及韩愈以道德为虚位的观点。     

漫谈“落英”

《诗人玉屑》卷十七引《西清诗话》:宋欧阳修(《高斋诗话》说是苏轼)见到王安石诗有“黄昏风雨瞑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之句,觉得好笑。因“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所以他同王安石开了个玩笑,在他的诗稿上戏批了两句:“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看。”但王安石并不服气,他以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为自己辩护,反过来责怪欧阳修“不学之过”。可见王安石是把“秋菊之落英”的“落”理解为飘落、掉落的。     

杜牧古体诗尚雄的审美倾向与原因

杜牧是近体诗、古体诗兼工的唐代诗人。其古体诗成就十分突出,并且呈现出与近体诗不同的艺术风格,即尚雄的审美倾向,具体表现为“意象雄豪”和“动词雄健”两个方面。杜牧古体诗这种审美倾向的产生与其出身名门、胸怀天下、性格雄豪以及杜甫和韩愈劲健诗风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论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

唐代是陶渊明接受史中的重要发展时期,陶渊明的思想和诗艺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唐代许多诗人对陶渊明都有过接受。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因与陶渊明有相同的生活情趣和相似的人生经历,杜甫接受了陶渊明,并在诗歌创作中刻意学陶,形成了自己柔美的风格。在陶诗的传承过程中,杜甫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十朋的夔州心结与诗城情怀

南宋乾道元年（1165）王十朋知夔州,勤政爱民,兴利除弊,深受民众爱戴。在夔期间作诗315首,表现了他对夔州的深厚情感,讴歌了夔州的山川人文,反映了他治理夔州的一系列德政;表达了对诸葛亮、杜甫等历史文化名人的仰慕之情,以及通过歌咏夔州＂十贤＂以建构本土诗教文化体系的愿景。王十朋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丰富了夔州诗的内涵,还充分调动地方行政资源,弘扬夔州诗传统,巩固夔州诗城地位,并将其官方意识形态化。可以说,夔州诗城的基础是由杜甫奠定的,而夔州诗城的传统文化建构和维护,王十朋则无愧第一功。     

千古少有的偏见--王夫之眼中的杜甫其人其诗

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代誉为”诗圣”,他的成就和影响几乎无人可及,但清初王夫之却对其存有严重的偏见,竭力贬抑杜甫人品,贬低杜诗成就。王夫之抑杜、贬杜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认为杜诗有悖风雅传统;二是厚古薄今倾向;三是重汉魏轻唐宋的倾向。     

好古而不遗今——从杜甫对六朝诗歌的评价看其“中和”思想

＂中庸＂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对＂奉儒守官＂、＂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的杜甫有着深刻的影响。文章以杜甫对六朝诗歌的评价为中心,通过与陈子昂、李白以及元结文学主张的比较,侧重分析杜甫诗歌理论中所体现的＂中和＂思想。杜甫主张＂历代各清规＂,＂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以他所坚守的儒家标准,使其文学主张取得了＂好古而不遗今,务华而不去实＂的＂中和＂效果,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杜甫的＂中和＂思想。     

郭沫若论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评价和态度,不少人认为是扬李抑杜。文章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从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一贯态度和总体评价看,可以说,他一生对李白始终是偏爱和崇拜的;虽然不甚喜欢杜甫,但对杜甫也是尊敬、肯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作《李白与杜甫》,强烈地表现出扬李抑杜的倾向,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思想逆转,有其复杂的原因,并不能代表他对杜甫的总体评价。“文革”结束以后,他又回到了肯定杜甫及其诗歌的正确立场。     

近现代学者对元遗山的接受与诠释——以诗话为中心

诗话在元好问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如宋韦居安《梅磵诗话》、明瞿佑《归田诗话》、明都穆《南濠诗话》、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清翁方纲《石洲诗话》等,大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引起过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相比较而言,近现代学者撰著之诗话,利用则比较薄弱。其实,这些后出的诗话,亦散存大量的遗山研究资料,如加以蒐辑、整理、利用,既可使遗山及其作品传播与接受的历史链条趋于完整,又可觇近世诗风趣尚之流变。这一文学史料学的拓展,对当下的元好问研究,不无启发意义。     

方拱乾诗学思想谫论

方拱乾是清初流人之一。他主张诗歌要写真性情,寄托要静而专,但诗歌亦要发挥其娱乐的作用。同时认为“诗当用人,勿为人用”,诗歌要有个性。方拱乾论诗推崇杜甫,对杜诗甚为喜爱。在此诗学观的指导下,方拱乾的诗歌为清初诗坛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朝鲜古典批评视野中韩愈风格诗学初探——以李瀷的诗论为据

韩愈的诗歌风格在古典诗歌史上独树一帜,古今中外诗评家对其多有品评,构成了颇具诗学史意义的韩愈风格诗学。朝鲜李瀷是众多诗评家论韩愈诗歌风格较为突出的一位,拓宽了世界范围内的韩愈研究领域。     

《钱注杜诗》和《读杜心解》阐释特色之比较

清代前期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运用传统阐释观念对杜诗进行阐释。前者力图考辨史实,批驳旧注,后者力图阐发杜甫的＂蔼然忠厚之本心＂;前者侧重＂知人论世＂,后者侧重＂以意逆志＂。两者各有特色而又互补,共同丰富和发展了杜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