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爱因斯坦批判

“文革”期间，中国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活动．作者根据有关原始资料，从政治和科学思想两个方面讨论了这一时期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情况，并对这一批判活动的性质厦方法作了初步分析，认为，“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是一种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所用的批判方法主要是故意歪曲事实，进行诡辩，将爱因斯坦的一般言论加以政治歪曲，以哲学标准评价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认识．     

汪曾祺两篇《异秉》人物处理技巧的比较

汪曾祺在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用同一题材分别创作了两篇《异秉》,其中的人物处理技巧有着很大的差别,围绕着沈从文先生“要贴到人物”这句话,分析研究汪曾祺不同时段创作理论与实践的区别,以此来加深对汪曾祺作品的理解.     

陈子昂诗文革新的主张及评价

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主张，是针对齐梁颓靡诗风提出的，他认为齐梁诗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针对这一病根，提出”兴寄”，意欲将文学创作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利用文学干预社会，寄托政治理想。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主张，有着积极的入世精神，对盛唐以后的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应当看到，由于强调文学作品对社会政治的干预，由于强调作品的社会内容，因此，虽然陈子昂一方面也在强调艺术的特殊本质，但另一方面却必然走向忽视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庸。     

王安忆《文革轶事》人物形象浅析

王安忆对城市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念。她认为，无论何时，城市的生态并不是由政治来维系的．而是由城市人积累起来的生活方式来支撑。因而，在作品中，她总是有意回避大的政治背景，而选择描写在大的政治背景下生活着的芸芸众生,体现了强烈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文革轶事》中王安忆描绘了一群生活在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与“外头的风云变幻”保持着一定距离的男男女女和她们的爱情悲剧。     

“样板戏”剖析

近年来对“文革”中的“样板戏”问题的争鸣讨论，断断续续发表了不少文章。有不少很好的意见，也有根本性意见上的明显分歧，还有些意见令人惊讶不已，以至有的同志感到这场争鸣讨论“越谈越没准谱”了。笔者认为，要科学地评论打上“江记”印记的“样板戏”现象，不能离开江青在“文革”中(包括“文革”前夕)把文艺纳入其反革命政治目的的三箭齐发的大格局。     

卫新成教授谈"文革"中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工作

通过就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工作对卫新成教授所做的访谈 ,展示了一项具体的科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浪中的运行过程 :它在“文革”前夕上马 ,随即因“文革”开始而告停。然后 ,随着中央领导对胰岛素合成工作的表态 ,它又得以重新上马 ,但暴烈的政治运动和武斗仍令其很快即濒临覆灭。中央打过来的强心剂再次挽救了它 ,可随即国外竞争对手的成功又令相关研究集体几乎解体。由于部分研究人员对科学的执著追求 ,再加上当时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命令 ,这项工作终于延续了下来 ,并最终获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早期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谈庆明研究员访谈录

谈庆明研究员回顾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创立(1956年)到扩张(1958年),从调整(1961年)到“文革”的早期变迁历程.包括朱兆祥、林鸿荪帮助钱学森和钱伟长建所的贡献,钱学森、郭永怀的办所思想,“反右派”、“大跃进”、“除四害”、“超声波化”、“四清”等政治运动对力学所的冲击,爆炸力学学科在力学所的诞生和第一个发展高潮,郑哲敏、钱寿易的学术贡献等.     

汪曾祺的文化人格与维扬水乡文化

维扬水乡文化滋养着汪曾祺的生命,也奠基了他的文化人格。维扬这片土地长期的政治弱势的积淀,形成了汪曾祺疏离政治、倾心世俗的文化心理。故乡的湖光水色、家庭温情的呵护,陶冶了汪曾祺的性情。他善良平和、自然随性,刻意回避社会矛盾而尽力发掘生活中的爱与美,追求人生与艺术的和谐之美。这种独特的文化人格贯注于他的文学创作,使其作品独树一帜。     

"文革"期间的爱因斯坦批判

“文革”期间,中国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活动.作者根据有关原始资料,从政治和科学思想两个方面讨论了这一时期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情况,并对这一批判活动的性质及方法作了初步分析,认为,“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是一种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所用的批判方法主要是故意歪曲事实,进行诡辩,将爱因斯坦的一般言论加以政治歪曲,以哲学标准评价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认识.     

《筒·爱》在中国的阐释：1917—1976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学评论界对《简·爱》的阐释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时期为新文化运动到四十年代末；第二个时期为建国后至“文革”结束。两个阶段的阐释均随中国历史的变化而急剧变化。可以说，对这一作品的文学批评深受时局和政治的影响。     

王国维的“境界”说与文学批评观

在近百年来学术理论界关于王国维“境界”说的批评中,大致有三种结论趋势值得商讨：一是“悲观主义”论,二是“为文学而文学”论,三是“境界”与“意境”等同论.当代无数学者试图对王国维的“境界”与“意境”加以辨析,但最终回到“等同”论的园囿.这些论点或者关注其“哲学血缘”而把“境界”说视为哲学范畴,或者关注“诗学血缘”而把“境界”说视为审美范畴.而文献表明,王国维的“境界”说作为他的文学批评观,包括三个基本层次：“人生境界”、“诗人境界”和“文学境界”.以“人生境界”为核心,以“诗人境界”为枢机,以“文学境界”为导航,疗救国民灵魂,这正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旨意所在,也是“境界”说的基本思想,体现了“美育救国”的积极主张.     

王船山的《中庸》新解析——以与朱子解析的比较为中心

文章探讨了王夫之的中庸解析,通过与朱子解析的比较,研究了王夫之解析的特征。王夫之首先探讨了中庸是什么。朱子在《中庸章句》中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王夫之认同朱子对中的解释,但对朱子＂不偏不倚＂是未发之体,＂无过不及＂是已发的作用的说法表示反对。王夫之在未发或已发时,中都是本体。另外朱子说中和之中是本体,时中之中是作用;王夫之则认为中和之中、时中之中都是本体。总之,王夫之主张中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本体。王夫之对朱子＂庸是平常＂的说法进行了反驳。他说在朱子之前没有＂庸是平常＂这一说法,而且古文献的庸字都是指作用,所以王夫之认为庸是作用的意思,在其理解上,中庸是中的作用。此外,对于《中庸》首章首三句的解析,王夫之的主张如下：1.命不是命令,是法度。2.性和道是人性与人道,不包含物性与物道。1）物性是以人为中心规定的物性。2）物道是以人为中心规定的物道。3）尽物性是尽人所赋予的物性。4）尽人物之性是在＂志可动气、气可动志＂限度之内的。3.教是中庸的核心,教的具体内容是礼。     

论公安派文人的政治思想

在明代士人中,有些士人把儒家的道德绝对化,儒家道德伦理不仅成为他们行为的准则,而且也是处理政治问题的根本原则。但是,把儒家道德伦理绝对化和泛化并不能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因而,明代另外一些士人如王阳明、李贽等对这种政治思想进行了反思。公安派文人深受王阳明、李贽等人的影响,提倡无为而治,指出了如何对待小人的原则,表现出了重实效的特征。     

王力《同源字典》几组同源字的再探讨

在《同源字典》相关同源字分组的基础上，根据王力先生关于同源字的鉴别标准和系联方法，并结合王宁先生关于同源词分析的理论，对四组同源字进行了考察。即：葉（叶的繁体）、鍱、鏶、褋、牒、札、碟、蝶、鲽同源，源义素是“薄片状”；峦、孪、挛、恋同源，源义素是“相连”；椓、筑、牍、笃、啄、咮同源，源义素是“撞击”；爪、抓、搔、骚同源，源义素是“爪子”。     

德到优时横天际地——王船山“德”论探究

＂德＂字在古代以会意的方式凸显其意义。船山＂德＂之涵义,承接了古代会意字义并实现了价值开新。从天德到人德,船山对＂德＂之起源作了明确说明。教、习、修是达德的三个基本环节,达德与成德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达德是成德的逻辑前提与理论基础,成德之后的礼乐验德是船山＂德＂论的一大特色。德乃修身制行之善与表正万物之本,此乃德之价值的两个层面。＂德＂之终极价值指向和谐,德到优时横天际地、左宜右有。     

王船山的格道返儒说

船山先生从正统儒家之＂正本清源＂的立场,抱负着＂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使命,对道家的＂老庄之学＂在历史上的流弊进行了清理——即＂格道＂。其＂格道＂的方法是＂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矣,见其瑕而后道可使复也。＂其＂格道＂的目的则是＂返儒＂,即复归于儒家的＂礼乐中和之极＂的＂圣道＂。     

王尚絅和他的诗歌创作

王尚絅曾有十年官宦生涯,有出色的从政才能。由于朝政颓败,辞官归里读书隐居长达十九年。他和＂前七子＂领袖人物交往过从,同样反对＂台阁体＂诗风,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在文学观点上反对刻意模仿古人,力倡变革创造精神。他是个关心社会民生民瘼的诗人,写出大量的政治诗、山水诗和反映农民普遍破产、农村纷纷凋蔽的农村生活的诗。他的诗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明代诗史上一支清潋的溪流。     

支声字考释

依据王国维“补高邮王氏说文谐声谱”选取《说文解字》中从支得声的一组形声字作为考释对象,试图从中梳理出字族,旨在辨清母文和母文孳乳字之间的孳乳分化关系,把握汉字发展孳乳过程中的内在联系性,进一步探索汉字孳乳发展的内部规律,从而在动态发展中了解汉字,把握汉字。     

王熙凤性格内蕴的文化解读

曹雪芹在刻画王熙凤这一人物时，并长仅仅停留在“恶”的一面，而是用摇曳生花之笔，写出了她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具有一定的人情味，以及在管理家政方面所表现出的干练、果断的才能、智慧。如此着笔，就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了生活的真实。正因为曹雪芹以细腻婉转而又流畅奔达的笔触层层皴染出凤姐性格的复杂性、深刻性以及独特性，这一艺术形象才骨肉丰满，达到典型化的高度，成为小说之林中的经典人物形象。     

共契与协同：传播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价值论析

当前,社会信息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信息生成、流动、传播的方式、特征都发生着深刻巨变,传播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具有积极借鉴价值。传播学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学可能在于这两种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兼容性。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视为一项以政治价值观为内容的传播活动。从研究主题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与传播学以各自视角指向对人的关注。从研究对象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传播活动具有结构同构性。从传播主体上看,传播学传播类型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类型存在契合。传播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具有如下理论价值：注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信息环境研究、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特殊性研究、注重政治价值观传播过程研究、以及政治价值观的大众传播研究。传播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创新价值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上从＂独白＂走向＂复调＂,在方法上从＂灌输模式＂走向＂对话交流模式＂,在话语上从＂主导性＂走向＂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