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爱情诗对牛郎织女的重新建构--以五四时期三首新诗为例

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传播广泛,并成为了诗歌中的重要爱情意象,在五四时期这一传统意象在延续中产生了新的裂变。解读宗白华的《我们》、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和朱湘的《恳求》三首颇具代表性的新诗,它们不仅仅表现出对传统的延续性,更呈现出思想主题和表现方式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主要源于五四时期对爱情的重新建构。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中心与融合创新——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例

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的主题是中西文化的冲突、调和与融合创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可以说是中学在吸纳西学过程中的重建。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价值如何,如何进退?怎样去评估中西文化的优劣?中国传统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西方文化要不要吸收,如何吸收?这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十分关注的问题。针对当时文化上顽固守旧与过度西方化两种倾向,梁漱溟、熊十力提出了“益欲中心”、“生命本体”说,他们从“昌明东方学术”着眼,强调立足本土,化合中西古今,创新中华文化。     

郭小川对现代格律诗的开拓--关于新诗发展问题

产生于"五四"新诗运动的中国现代诗歌在迄今80年的发展中,突出地显示了两个方面的追求:一是追求以现代口语表现新的时代精神的革命性即现代性;一是追求现代诗歌语言、形式之灵活自由与优美、和谐的完美统一.仅就追求现代诗歌语言形式之灵活自由与优美、和谐的完美统一而言,就走过了非常曲折的道路.但中国现代诗歌的格律化,乃是现代诗歌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其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这里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反复过程,现在依然还处在这一过程中.继20年代中期新月诗派首倡并试制"新格律诗",50年代中期何其芳重倡"现代格律诗"之后,郭小川在60年代初期却以其不事声张的一系列创作,为现代格律诗的发展开拓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其创作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论“五四”时期的“女性书写”——以鲁迅、凌叔华、庐隐为例

中国女性解放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学时期,鲁迅、凌叔华、庐隐作为最早关注女性生存境遇的作者,他们的笔下都勾勒出沉睡之中和惊醒之后这两种女性形象,他们的"女性书写"显示出"五四"时期男女作家对于女性生存境遇言说的差异。对于沉睡之中女性的书写,鲁迅是从旁观者的角度阐述她们所遭受的压迫,凌叔华则揭露女性灵魂的孱弱程度,庐隐主要描写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无助感;对于惊醒后女性的书写,鲁迅是站在"人的解放"的立场上期待她们自立,凌叔华描写女性的生存智慧,庐隐则着力剖析女性的情智冲突。他们的"女性书写"代表了"五四"时期对女性生存境遇言说的时代的高度,并窥破了隐藏在男女平等的旗帜下女性将要面临的新的困境。     

神话中偷窥主题的比较——以希腊神话《阿克泰翁》和中国神话《牛郎织女》为例

每个人潜意识中都有偷窥他人的欲望,窥性是人性与生俱来的弱点。中西神话中有关偷窥的描写从多个角度透露了各自文化的内涵：西方的命运不可抗拒和中国的命运自主,西方的重理智与中国的重人情,西方的神具有无上的权力而中国的神却受到凡人的挑战,西方重视个性的张扬而中国重视群体意识。     

对五四时期一种文学译介现象的考察

五四时期我国的文学翻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及其历史局限.本文对本时段翻译及接受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偏食"现象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在翻译选材时的意识形态标准远大于诗学标准;并进而指出了由翻译选材而产生的一些对于我国文学发展及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中心与融合创新--以严复、梁启超、章太炎为例

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百年间,中国文化的主题是中西文化的冲突、调和与融合创新。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可以说是中学在吸纳西学过程中的重建。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价值如何,如何进退?怎样去评估中西文化的优劣?中国传统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西方文化要不要吸收,如何吸收?这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十分关注的问题。针对文化上顽固守旧与过度西化两种倾向,严复、梁启超、章太炎提出了“观通”、“化合”、“附益”说,他们从“昌明东方学术”着眼,强调立足本土、化合中西古今,创新中华文化。他们有关未来中国新文化再造的学术探讨,是非常富有实践价值和前瞻意义的。     

突出重围之后——“五四”爱情文学中知识女性面临的三种选择

突出封建礼规重围之后的知识女性，经过一番徘徊犹豫之后，大体作了如下三种选择：1、皈依宗教(如亚侠、云青等)。2、折回到原来那个封建家庭，屈服于封建礼教的淫威之下(子君们)。3、蕴青、淑君等人经过苦苦的探索和追求，找到了一条虽然坎坷却充满光明与希望的革命之路。     

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上帝形象——以苏雪林、冰心为例

五四女作家和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一样不否定上帝的男性身份,但在女性经验下,她们更易于用母亲形象或女性形象表征她们对上帝的体验。苏雪林、冰心的创作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她们一方面用上帝慈爱的＂父亲形象＂对抗中国家族宗主社会中威严不可侵犯的父权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凭借自己的女性经验彰显上帝的女性和母性形象,寻求觉醒的女性所信靠的力量。五四女作家笔下上帝形象的特征折射出文化交流与对话中中国知识女性的独特性反应。     

意识形态对“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强调了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层层面面，如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所选用的翻译策略等。在中国翻译发展史上，“五四”时期是一个特殊而典型的时期。当时的内忧外患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感，使他们意识到文学也可以承载政治使命与科学启蒙职责。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在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都明显地受到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颠覆与重造——论“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

"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曾作为时代的"共名"深刻地存在于历史的经验与记忆之中。伴随着西方学界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界对"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激进态度也多有责难之声。通过姿态和策略的选择、反叛的对象和再造文明的宗旨等方面来探讨"五四"时代反传统的正面意义和价值取向,以存疑于某些虽具有相当的学理基础但缺乏操作可行性的理论预设。     

颠覆与重造——论“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

“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曾作为时代的“共名”深刻地存在于历史的经验与记忆之中。伴随着西方学界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界对“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激进态度也多有责难之声。通过姿态和策略的选择、反叛的对象和再造文明的宗旨等方面来探讨“五四”时代反传统的正面意义和价值取向,以存疑于某些虽具有相当的学理基础但缺乏操作可行性的理论预设。     

突出重围之后──“五四”爱情文学中知识女性面临的三种选择

突出封建礼规重围之后的知识女性，经过一番徘徊犹豫之后，大体作了如下三种选择：１、皈依宗教（如亚侠、云青等）。２、折回到原来那个封建家庭，屈服于封建礼教的淫威之下（子君们）。３、蕴青、淑君等人经过苦苦的探索和追求，找到了一条虽然坎坷却充满光明与希望的革命之路。     

新"我"的祈愿与忧思——"五四"女性新诗写作意蕴分析

“五四“时期女性诗歌写作折射出时代思潮的变化,通过时代话语的参与,在诗歌中表达出女性对自由、社会责任、自然、儿童等母题的关注,重新树立起女性诗歌中的自我形象.     

浅谈《莎乐美》对“五四”时期戏剧的影响

王尔德在欧洲几经演变的“莎乐美”的形象基础上成功地创作了悲剧《莎乐美》，成为了唯美主义的代表作。“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对《莎乐美》译介、接受的热潮，从而对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自译与翻译伦理——以张爱玲的《五四遗事》为个案

自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翻译,而是改写,如在将StaleMates自译成《五四遗事》时,张爱玲即在不同层面对原英文文本进行了大量的改写。在切斯特曼提出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中,自译首要遵循的不是再现的伦理而是基于规范的伦理。     

自译与翻译伦理——以张爱玲的《五四遗事》为个案

自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翻译,而是改写,如在将Stale Mates自译成<五四遗事>时,张爱玲即在不同层面对原英文文本进行了大量的改写.在切斯特曼提出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中,自译首要遵循的不是再现的伦理而是基于规范的伦理.     

"欲被人知"和"欲知"的统一——五四时期报刊繁荣原因初探

五四时期,各种新出版的报刊纷纷应时而出,形成了报刊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是我国现代新闻事业史的第一次高潮.在这一时期,报刊的传播者有强烈的"欲被人知"的愿望,接受者有强烈的"欲知"需求,这两种需求在五四时期达成高度一致,导致了五四报刊的繁荣.     

习近平青年思想论述探析——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五四”讲话为分析文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青年教育工作创造性提出了富有科学性、系统性的青年思想论述。2013年到2022年“五四”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讲话中蕴含着诸多关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政元素,为高校提高思政工作实效提供路径指南：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善用关键时间节点和全面深化改革。     

关于"后启蒙"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以"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主题的研究<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已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附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和80年代启蒙话语影响下展开的"研究"之双重覆盖下走出来,进入新的阶段.在过去"研究"中存在的偏向和缺席也逐渐被自觉,成为克服/填补的对象了.这一情况也可能将巴金研究推至新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姿势是,将所有的问题从先人为主的固定观念中解放出来,重新加以审视,尤其是对于权力、意识形态、政治等.非文学"概念的冷静对象化至关重要.这些概念或多或少带有时代语境的支配而形成其"负面"意象.一旦脱离如此时代性和特定语境的支配时,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这些"非文学"概念的漠视甚至于无视只能导致"文学"本身的贫瘠;如果不把这些"非文学"的概念从"文学"里一概地加以排除,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视角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如此研究姿势,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从80年代启蒙话语的偏离.今后巴金研究的起点,也可以放在如此认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