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智慧”与佛教人生

佛教“缘起性空”的般若观是佛教的基石，它用“智的直觉”达到圆教阶段的涅柴法身，其依据是“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人性观。佛教这种将人性神性化的思维模式，形成了般若化的自负、消极的人生观。     

从“质”的探索看两种思维方式

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是始终不脱离形象,始终灌注着情感、始终借助于想象力的富于个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后者则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综合反映社会现实的思维方式。二者尽管同出于人类思维这一母胎,尽管遵循着共同的认识规律,且其目的都在于揭示和掌握事物的本质规律,但是,在认识现实,揭示事物即使是同一事物本质规律的具体过程中,二者的反映方法、表现手段却是大相径庭,有着明显区别的,这似与条条溪流归大海之理是相契的。本文拟从“质”的探索这一视角,对二者进行一些比较研究。     

司空图诗论及诗歌的佛禅内蕴

结合司空图生平事迹及其崇佛的思想倾向，针对其诗论核心观点“外三说”、《二十四诗品》中的境界说、形神说及其诗歌创作中所蕴含的佛禅认识思维特征进行剖析，具体就司空图诗论中的境界说、形神说与佛禅的禅观、形神观，诗论中主体性意识与佛禅顿悟说以及诗论所体现出的中观思想等问题逐一阐释。同时根据司空图的诗歌创作特征挖掘其与佛禅认识思维存在的内在联系，进而论述其诗歌创作是在融摄佛禅认识思维方式后对其诗论主张的具体实践。     

晋唐山水诗人审美观照方式的形成及审美流向演变初探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而这观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中画中,构成我们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所谓"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最初是我国哲人观物取象的方法,就是指主体充分利用感觉器官从不同角度、远近移位地对客观物象进行体察和把握的观照方法.它是哲人们为了认知神秘的自然和复杂社会而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探索和积累起来的一整套观物方式和法则.尽管诗歌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律,诗人也在按照美的原则进行审美和创作.但是只要我们全面审视诗人们尤其是晋唐山水诗人们的创作     

谈顾况与佛教的因缘及其诗歌创作

顾况是历经盛唐和中唐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吸取了释道文化的因子。诗人对佛教有着深厚的感情,其诗文创作中表现佛教“虚空”思想。     

谈顾况与佛教的因缘及其诗歌创作

顾况是历经盛唐和中唐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吸取了释道文化的因子。诗人对佛教有着深厚的感情，其诗文创作中表现佛教“虚空”思想。     

虚幻与真实:桑德堡名诗《雾》赏析

桑德堡的小诗《雾》是在意象派影响下创作的。诗人用猫的形象来表现雾,因为两者具有共性。诗人用具体的可感的猫来表现抽象的、飘渺的、虚空的、不可感知的雾。这样一来,虚感变成了实感,抽象变成了具体。雾既象征现代生活的瞬息万变,现代都市的神秘莫测,也象征西方社会的荒凉景象。我们也可认为,这首诗展现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矛盾。小诗《雾》充分体现了意象派的创作原则。诗人对所要表现的事物“雾”不加解释地、不加评论地予以直接陈述。诗的语言言简意赅,废除了无益于表现的词和修饰性词汇。同时,这首诗极富音乐性。     

刘禹锡与佛教及其诗论

刘禹锡作为中唐重要的哲学家、文学家，其受佛教思想及禅宗认识思维方式的影响是颇为显著的。本文结合刘禹锡的生平事迹，阐述了他在不同阶段上接受佛教思想及其思维方式的特点和具体事实，探究了其诗论在意境问题上的独到见解和在思维方式上与禅宗认识思维方面的内在联系，为全面准确地把握刘禹锡思想及创作全貌提供必要依据     

佛教心性论与韩孟诗派创作的主体精神

佛教禅宗心性论是佛学的核心义理之一 ,旨在启迪人从心灵中寻求“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它强化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这一特征与艺术创作的主体精神有着内在的相互通融和契符。韩孟诗派是中唐最具特征的诗派 ,此派诗人在诗歌创作实践中都表现自我主体意识 ,抒写心性 ,而形成这一创作特征的深层文化思想背景正是佛教禅宗心性论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诗歌中的爱情世界

爱情诗在诗歌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文艺复兴时期诗歌中的爱情诗更是表达了诗人们对爱情的态度。诗人们表达了对真爱的向往和追求,而这种爱情也往往在他们的诗歌中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而存在。但是一部分诗人特别是约翰·邓恩一反以往十四行诗中所歌咏的高不可攀的圣洁美人形象,把他的爱人降格为实在的女人,表现了独特的爱情观。     

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

从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角度来看,辩证法指的是思维方式及本体观;形而上学指抽象的思维方式及所得出的事物观,辩证法指的是具体的思维方式及得出的事物观。黑格尔辩证的具体事物观是一个运动联系整体。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物质观区别的关键就在于表象性事物观还是运动联系整体的区别。这一观点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证明:目前对辩证法理解存在误区导致的自相矛盾;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人学观的差异;马克思和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物质观的批判。     

日本侵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二战期间,日本的“笔部队”作家和军队作家创作了大量侵华文学。这些作品形成一个特定的中国形象。运用形象学理论对这一形象的成因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一形象是当时日本占主流地位的“大东亚中国观”的文学化,同时也是战争时期特定政策的产物。     

自性、佛性与艺术心理——佛学对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思想的影响二题议

佛教修行中的“观想佛相”，实际上是诱发宗教的想象和幻觉，用佛的形象引起信徒的敬畏，而在客观上也可以成为一种形象思维的训练，因而其方法论原理与文学艺术创作思维是可以相通的。中国佛教信奉的是非位格的神，因此，有“自力”说的提出，即主张修行不以神为中心，而以修行者为中心；他们认为众生都具有“佛性”，问题是如何把这种自身蕴藏的佛性挖掘出来。道生和禅宗的“自力说”，对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思想中重视主体能动性的趋向起了很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包含值得今天挖掘利用的思想资源。     

佛教关于"法"的类别划分的主要理论

佛教对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基本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其关于"法"的学说中.在此对佛教中的这一基本概念进行专门研究,探讨了佛教在不同时期对"法"的基本解释,特别分析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中一些影响较大的流派关于"法"的类别划分的主要理论,从一个重要方面展示了佛教思想体系的基本面貌.     

刘长卿与柳宗元的天台宗佛缘

唐代是佛教盛行的时期。唐代文学与佛教密不可分。唐代两位著名的诗人刘长卿和柳宗元都与佛教关系密切,其中与天台宗的渊源尤为突出。两位诗人同样博取功名,积极仕进,又同样几度迁谪,生活坎坷。两位诗人同样都与天台宗高僧往来交游,酬唱诗作,又同样将天台宗“无情有性”说巧妙地应用于诗文创作中。所不同的是,在思想上,刘长卿只将佛教作为“安史之乱”后感情的慰藉,对佛教义理缺少深入的理解;柳宗元则不仅对天台宗的教义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引佛济儒,统合儒释,对儒释合流的新儒学具有先导作用。     

汉字意象思维特征与古典诗歌审美意象的关系

索绪尔符号论中，“能指”仅仅局限于“音响形象”，但是，汉字这种语言符号，其“能指”不仅仅局限于“音响形象”，更是一种象征性语言符号，受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意象思维特征，使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和鉴赏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审美意象的隐喻性和延伸性，并且得以升华。     

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倾斜──论徐志摩诗歌风格的嬗变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指出诗人象画家和其他形象创造者一样，是一种摹仿者，他“必然在三种方式中选择一种去摹仿事物：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按照事物为人所说所想的样子去摹仿，或是按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摹仿”·这段话揭示了诗与生活的三种关系，即：如实再现生活原样；理想化地表现生活的模样，揭示生活真谛，表现生活应该是怎样。如海明威所说：“艺术创造的不是生活的逼真，而是某种确实真实的东西有时甚至是比其实本身更真实的东西”①．若是用创作方法来认定，第一种被人视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第二种被人视为浪漫主义的…     

从宋明新儒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看佛教对儒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相当程度来自于佛教。隋唐时期,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一种开放的政策,儒、释、道三足鼎立,为各种思想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交融、相互吸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隋唐佛教的佛性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儒学化,这更为儒学吸收佛教的思想提供了方便。宋明新儒学之“心性”,无论是张载的“天地之性”,程朱的“天理”,还是陆九渊的“心”,王阳明的“良知”,都不是传统儒学的作为具体人的现实具体之心性,而在相当程度上已具有本体的性质,与佛教的“佛性”、“心性”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宋明新儒学区别于传统儒学之最根本处,就在于二者思维模式的不同。探讨佛教对儒学的影响,认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晚唐咏史诗发达原因新探

晚唐咏史诗空前繁盛的原因有多种。中晚唐科举重史意识,以及由此引起的普遍的重史风气,为晩唐咏史诗的繁荣准备了必要的素材。科举试策的辩证思维、社会思潮的求新求异,训练、培养了士人观史时独具只眼的洞察力,使咏史诗处于常新的审美过程中,引起诗人对咏史诗持续的关注热情。晚唐的局势与南朝相似,南方也成了国之命脉所系,再加上晚唐时大量的诗人都有到南方的经历,故使有关南朝的咏史诗因身临其境而真切、形象、生动,从而为晚唐咏史诗的繁盛别添异彩。     

感悟——中国诗人审美思维的独特方式

感悟是中国古代诗人的一种特殊审美思维方式。中国古代诗人在创作中都非常注重强调传达悟的境界 ,这种境界的到达无需借助逻辑思维 ,而是通过顿悟与渐修这两种不同的感情方式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