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共享契约下内生偏好零售商供应链协调

研究由单个风险中性供应商和单个内生偏好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其中内生偏好零售商在出现损失时以指数衰减最快扭亏,类似于损失规避的零售商。通过建立收益共享契约,利用最大衰减函数理论进行建模,将零售商的内生偏好特征定量化,探讨分散化供应链中的最优订购问题,揭示损失规避特性以及收益共享契约参数对零售商最优订购量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内生偏好零售商的损失规避系数趋于零时相当于风险中性零售商,且当损失规避系数和批发价格增加时,零售商最优订购量相应减少;而收益共享系数增加时,最优订购量增加;且收益共享契约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状态并取得相关参数取值范围。通过算例对相关结论进行数值分析,结果显示其研究成果能够得到数值验证。     

总风险约束的委托组合投资管理激励契约

假设管理者投资组合受总风险约束,通过委托代理模型和数值分析研究委托组合投资管理中基于业绩的线性契约激励效应.研究结论表明: 在总风险约束下,基于业绩的线性契约能激励管理者努力搜集私人信息;风险厌恶的管理者的期望效用和最优努力水平是其收益分享比例的增函数;总风险约束下的管理者的努力水平低于不存在风险约束时的努力水平,风险约束导致管理者信息价值的损失.研究结论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委托组合投资管理实务中线性契约被广泛采用的原因,并为私募基金风险管理和契约设计提供参考.     

连带责任、财政补贴与农村小额团体贷款

运用机制设计理论,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设计了团体贷款防合谋契约, 研究了政府补贴小额信贷机构和农户对团体贷款防合谋契约的影响. 研究表明: 小额信贷机构为规避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设计团体贷款防合谋契约, 基于该契约, 高效率团队中的农户可获得一定信息租金, 而其它借款团队中的农户仅获得保留效用; 当小额信贷机构在部分村庄的期望收益小于0时, 政府应补贴小额信贷机构以激励其提供团体贷款契约, 补贴额至少需使其获得正的期望收益; 政府为防止农户策略性违约需给予农户财政补贴, 补贴额为还款额超过项目成功收益的部分.     

风险中性供应商与损失规避零售商基于收益共享契约的供应链协调

风险中性是供应链契约研究的基本假设,但很多实验研究显示,供应链决策并不遵循这一假设。自前景理论问世以来,很多学者运用损失规避以及分段线性效用函数研究供应链协调。但除了文献[27,37-40]中的研究,现有文献均采用效用函数合并评价整体收益的建模方法,使得理论模型复杂且难以获得解析解。运用多重心理账户与效用函数分别评价超订成本和失售成本的建模方法,分析损失规避零售的最优订购量、损失规避及其他模型参数对最优订购量的影响、收益共享契约的协调功能以及供应链协调时损失规避对供应链成员收益的影响;运用数值算例验证了理论模型结论的正确性。研究显示,运用多重心理账户分别评价的建模方法使理论模型的分析结论具有更好的解析特征;研究结论证明,损失规避假设下收益共享契约仍然能达到供应链协调,但契约参数的设置不同于风险中性假设下的收益共享契约,同时,损失规避行为提高了供应链协调时损失规避零售商的收益分享能力。     

风险规避销售商促销下基于收益共享契约的协调模型

在CVaR风险度量准则下,考察了销售商风险规避且其促销努力影响市场需求下收益共享契约的协调和谈判问题。研究指出,无论销售商的风险规避程度如何,通过引入成本分担机制,总存在某个收益共享契约能完成渠道协调。讨论了改进后的收益共享契约和收益共享的寄售契约的适用条件。运用纳什谈判解考察了收益共享契约及利益分配的谈判问题,得到:供应商和销售商的期望收益只与相对谈判能力有关,而与销售商的风险规避程度无关;但销售商的CVaR随其风险规避程度的增大而减小。最后,提供了一个数值算例以验证文中结论。     

项目清算价值对风险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效应

风险投资机构为了科学安排、优化项目契约,规避收益风险,将估值调整协议引入投资契约激励创业企业家提升努力水平,项目业绩如果未达协议目标则会根据项目属性进行清算.本文基于多阶段投资委托代理模型,引入清算价值系数区分不同投资项目清算价值差异,研究估值调整协议下清算价值对风投机构追加投资决策以及激励创业企业家效能的影响,并通过模型求解给出双方最大化的收益分配比例.结果表明,风投机构首期投资额与追加投资阈值随清算价值系数正向变动;风投机构首期投资额及其权益比例都与追加投资的触发阈值反向变动,但与创业企业获得追加投资的概率正相关.     

考虑风险规避的供应商管理库存契约模型

针对随机需求条件下,供销双方均有风险规避特性时,供应商管理库存(VMI)契约的优化与协调问题,通过收益共享契约,利用条件风险值理论(CVaR),建立了基于负收益的条件风险值模型和基于条件风险值最优订购量和供应量模型,实现了零售商、供应商和供应链完美协调,得出了考虑风险规避的供应商管理库存(VMI)契约模型,揭示了契约模型中的供销双方风险规避水平(βs,βr),单位持有成本比率(C),单位收益份额(r),单位剩余补偿比率(λ)之间内在相互关系。     

风险投资中激励契约设计与学习机制研究

控制权转移激励是委托代理激励契约的重要元素,但目前对动态学习机制下委托代理激励契约机制设计还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考虑到风险项目收益风险与职业经理人道德风险之间交互作用,融合控制权转移激励和职业经理人风险规避行为,建立了包含资本和风险规避型职业经理人劳动投入的委托代理激励契约的两阶段优化与学习模型,探究风险投资者的学习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挖掘控制权转移激励、风险规避型职业经理人道德风险行为及项目收益风险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了风险投资者学习效应下控制权转移激励与项目收益风险正相关关系和规模报酬效应.此外,通过计算实验也发现了在职消费及风险项目战略收益对风险规避型职业经理人劳动效用具有显著的增强效应,而风险项目战略收益仅对风险投资者投资收益具有显著的增强效应.将控制权转移激励、风险规避型职业经理人道德风险及项目收益风险融合到风险投资委托代理契约设计中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同时对风险投资者和职业经理人来说都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考虑消费者止步行为的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

将消费者的止步行为引入到供应链契约中,进而研究了考虑消费者止步行为的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在考虑零售商缺货损失以及消费者的止步行为给零售商带来损失的情况下,求出了不同决策方式下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研究了如何利用收益共享契约协调供应链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零售商缺货损失以及消费者的止步行为对供应商的决策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收益共享契约下,供应商提供的批发价格会随着零售商缺货损失以及消费者止步损失的增大而增大。最后,通过数值例子对所得的结论进行了验证。     

零售商风险规避下基于联合契约的双渠道供应链库存决策模型

研究了不确定条件下基于零售商风险规避的双渠道供应链库存协调问题,建立了零售商风险规避下双渠道供应链分散和集中情况下库存最优决策模型,证明了包含收益共享和回购契约的联合契约可以实现双渠道供应链的库存协调,分析了产需不确定因子、风险规避因子和市场分配比例系数对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优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包含收益共享和回购契约的联合契约可实现双渠道供应链的帕累托改进。最后,讨论了联合契约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可行范围。数值算例验证了模型和方法的有效性。     

引导基金模式下的政府补偿及其激励效应

在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研究了亏损补偿、收益补偿和政府收益固定三种补偿方式对创业投资规模和效率的影响. 主要结论包括: 亏损补偿会削弱创业投资家努力投入的激励, 从而既不利于提高创业投资效率, 也不利于扩大创业投资规模; 而收益补偿和政府收益固定补偿具有相同的激励特征, 它们可以在促进创业投资合作关系形成的同时兼具扩大创业投资规模和提高创业投资效率的功能. 并且当政府对创业投资家的激励成本相同时, 收益补偿方式对私人投资者的吸引力更强. 同时, 由于可能破坏创业投资家和私人投资者的有限责任保护, 政府收益固定补偿方式的可实施性得不到保证.     

考虑损失规避与质量水平的供应链协调契约模型

针对考虑损失规避型零售商与产品质量水平的二级供应链协调问题,分别分析了分散供应链情形下供应商与损失规避型零售商的最优策略和集中供应链情形下供应链的最优策略,并构建了回购–质量成本分担契约下的供应链协调契约模型,并且证明了该供应链协调契约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博弈分析可得到的结论是:损失规避型零售商订货量的增加会促使供应商提高其产品质量水平以便保持市场竞争优势,而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能够促使损失规避型零售商增加其订货量;回购契约不能协调此二级供应链;一定条件下回购–质量成本分担契约能够协调此二级供应链.此外,在分散供应链和集中供应链情形下,通过数值实验分析了模型参数变化对供应商和零售商的最优策略以及供应链利润的影响.     

不同激励机制下供应商产能投资问题研究

本文针对供需双方的产能矛盾问题,研究了在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制造商如何通过有效的机制设计激励供应商扩大产能投资.在机制设计中,制造商决定提供给供应商的契约参数,供应商则需要对最佳的产能投资水平进行决策.本文以批发价格契约情况为比较基准,以集中式决策情况为系统协调的标杆,分别从收益的角度和产能的角度,设计了收益共享契约和补偿契约两种激励机制.模型研究表明:补偿契约可以实现系统最优的产能投资水平,而收益共享契约却没有达到协调的效果.接下来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收益共享契约不能协调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原有的契约进行改进,并论证了改进后的收益共享契约能够刺激供应商扩大产能投资,实现供应链协调.     

低碳经济下嵌入式低碳服务机制设计研究

本文考虑了碳排放限额与交易机制下,基于嵌入式低碳服务的一个低碳服务提供商与一个碳排放依赖型制造商的产量决策、碳净化水平选择和收益分配问题,设计了三种不同的契约来协调参与主体的最优决策.对所设计的契约分析发现,两部制费用契约下,制造商与低碳服务提供商能达成契约一致,但不能实现二者利润最大化目标;低碳净化收益契约下.制造商与低碳服务提供商不能达成契约一致;碳净化成本-收益共享契约下,在满足一定参数条件时,低碳服务提供商与制造商能够参与并实现二者利润最大化下的最优决策.同时分析了参与主体在不同情形下契约的选择,关键参数对低碳服务提供商与制造商的最优决策和利润的影响以及低碳服务提供商对项目的最低投资和绩效水平的确定,可以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     

单阶段R&D项目与有价证券投资组合优化的情景生成模型

不确定性是市场的本质, 分散投资于不同种类的资产可以降低投资整体的风险, 并增加在长期投资中获得更多收益的可能性. 基于矩近似方法, 建立了单阶段R&D项目与有价证券的投资组合优化问题的情景生成模型, 并通过一个实例来说明该模型的分析过程. 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单阶段R&D项目与有价证券的投资组合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决策支持.     

风险企业融资中控制权转移与激励机制研究

控制权转移和激励约束是风险企业融资契约的重要组成要素,但对控制权转移和激励约束的风险投融资契约机制设计还缺乏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不完全契约视角,通过对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博弈分析,建立了两阶段风险企业融资中控制权转移和激励约束的风险投融资契约机制设计的数学模型,探讨了风险企业家自有财富、运营风险项目的非货币收益、在职消费水平、社会声誉、努力水平、努力类型选择、拥有的剩余索取权比例、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与专有性以及风险投资家投入资本的额度、投资的专用性、风险规避程度、战略目标实现的货币等值收益、对风险项目的监控成本等要素对风险投融资中控制权转移与激励约束契约机制设计的影响,得到了一系列控制权转移与激励约束互动关系的风险投融资契约设计机制,对风险企业投融资契约机制设计理论进行了完善和补充.     

损失规避与信用担保对供应链决策与协调的影响

本文基于信用担保契约，考虑资金约束零售商具有损失规避特性，研究损失规避偏好和信用担保比例对供应链决策和渠道协调的作用。首先刻画了供应链金融系统参与方的最优决策，并实施比较静态分析，研究表明：供应链金融系统中参与方的最优决策受到零售商损失规避程度和信用担保比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供应链的协调问题，发现具有信用担保的批发价格契约可以协调供应链，并且损失规避程度和信用担保比例都会对协调条件产生影响。最后，对数理分析内容进行验证。     

Loss-averse闭环供应链协调

以由一个风险中性制造商和一个具有风险规避特性销售商组成的两阶闭环供应链为背景, 构建了loss-averse闭环供应链, 证明了收益共享契约和批量折扣契约均能克服双重边际效应和风险规避效应, 使loss-averse闭环供应链达到协调状态, 并给出了契约参数的取值范围和变化规律, 同时从制定成本和实施成本两个方面对契约进行了比较. 最后, 通过算例研究和对基于收益共享契约的loss-averse闭环供应链协调模型的灵敏度分析, 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及实用性.     

考虑设备回收的服务型制造供应链契约选择与设计优化

设备回收作为实现节能环保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正逐步成为服务型制造供应链创新发展的重要环节,如何在设备回收情形下进行供应链契约选择与设计优化,进而提升服务型制造设备运营效率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针对服务型制造供应链中考虑设备回收的供应链契约选择与设计问题,首先分别在收益共享契约和成本分担契约情形下构建由服务型制造商和运营商组成的博弈模型.其次,通过分析服务型制造供应链中服务型制造商和运营商的利润,给出供应链契约的最优选择与设计.结果表明最优供应链契约选择主要由运营商成本率和设备初始变动价值决定,二者在不同区间时应选择不同的供应链契约.最后,将模型扩展到具有政府奖惩机制的情形,即政府根据设备回收残值对服务型制造商进行奖励或惩罚,结果发现政府奖惩机制在收益共享和成本分担契约下均对服务型制造商有激励作用,而仅在收益共享契约下对运营商有激励作用.研究结论可为服务制造下考虑设备回收的供应链契约选择与设计优化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     

合作创新情境下考虑项目持续时间的契约设计和选择

针对服务外包合作创新项目的契约设计和选择问题,考虑项目持续时间的影响,构建了基准情形、绩效型契约和收益共享型契约三种情形下的博弈模型,求解并对比分析了各情形下的最优服务质量、最优项目持续时间和最优客户收益。在绩效型契约和收益共享型契约下,服务供应商的创新投入成本系数和时间成本系数越高,客户所提供契约中的质量激励系数和收益共享系数越大。当客户和服务供应商订立收益共享型契约时,可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当客户希望通过服务创新获得更高的服务质量时,应选择绩效型契约;而当客户希望合作创新项目尽早完成或通过合作创新获得更大收益时,应选择收益共享型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