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选唐诗”对李杜诗歌的取舍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峰,然而唐代人所选的十种唐诗选集对李杜诗歌的取舍却与后人对二人的推崇大相径庭.李白被选入的诗歌数量有限,被选入中唐以后的“唐人选唐诗”很少,而选录杜诗则少之又少,且被后世所推崇的代表作也不多,由此可以看出李杜的诗歌在唐代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除了受选诗时间上的限制外,其根本在于李杜诗歌与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不相符,或许这恰恰反映了唐人对诗歌的价值取向.     

浅论唐顺之的初唐诗

介绍了嘉靖初的诗风转向,即由学习盛唐诗转向初唐诗。从三个方面论述唐顺之初唐诗的特点。提出了研究唐顺之的初唐诗,可以更加具体的了解此一时期的诗风转变。     

游戏在规则之间--解读唐宋词审美愉悦

词作为"艳科"、"小道",起源于宴乐,流行于舞榭歌场,以艳情柔媚的风格作为叙事方式,取代了诗歌的统治地位而成为鼎盛一时的文学主流.这样一种文学形式的流行和兴盛,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符号系统对欲望的妥协.在这场语言的集体狂欢中,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游戏在社会角色规则、性别规则以及语言本身的规则之中,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一朵盛极而糜的奇葩,也为今世之人带来与众不同的审美愉悦.     

《任氏传》与《琵琶行》--唐诗与唐传奇的深层契合及相互影响

《任氏传》与《琵琶行》这两篇作品，无论从作的创作心态，还是作品的故事内容、情感内涵，以及作品的叙事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以前，论大都比较重视唐诗对唐传奇的影响，而忽略了这两种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问题。这两篇作品相比较，恰好证明了唐传奇对唐诗的影响问题。     

从“任氏”看中唐文人的性爱观

唐人性爱生活开放，但中唐文人并不仅仅为性欲而性爱，他们有他们的女性审美标准，《任氏传》中的任氏是其理想的性爱伙伴。任氏是唐传奇中最美、最忠于爱情的女子，他作为唐传奇女性人物画廊中的代表性人物，寄寓了作者及其中唐文人的女性审美理想。中唐世风转交，文人观念转化，对性爱伙伴力求美与对爱的贤贞，这一现象，揭示了中唐世风向内敛、保守倾向的转变，同时又反映了这个时期文人的女性审美观念。     

唐诗研究的战略分析

唐诗研究历史非常悠久,学界在资料整理、创作风格、诗歌品性、审美趣味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非凡成就。近现代以来国外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引入,对于提高我国古典诗歌的研究思路、方法、视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前景,但研究中也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足与缺憾。为此,通过战略分析工具SWOT,对唐诗研究进行分析,以把握唐诗研究的基本的态势。     

唐诗选本凡例批评功能转变与诗学理论建构——以《读雪山房唐诗钞》为中心

《唐诗品汇》《唐诗解》凡例在以阐明编纂体例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涉及诗学批评的相关信息;《唐诗别裁集》凡例在阐述类目设置和选诗标准外,兼论诗歌发展演变、体式辨析、创作与鉴赏等内容。《读雪山房唐诗钞》七篇凡例不仅传递出明确的诗歌辨体意识,其内容表述亦条分缕析,反映出管世铭宏通的诗学理论。作为批评文体的明清唐诗选本凡例,其批评功能呈现出由兼论到专论的趋向,加之凡例具有不同于序、序题等批评文体的形态、功能,因而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批评价值。     

多少知多少——论唐诗中概数的汉译英

本文以唐诗中出现的概数翻译为例,从汉译英这一角度对概数这一常见现象的译法进行阐述,把概数分为形似概数但是确数,形似确数实际是概数和从唐诗演变而来的俗语概数三类进行翻译举例和分析。并归纳出按数字直译、省去概数以抽象的形容词代替、完全意译从而使译文中完全看不到概数的影子三种比较普遍的译法。     

关于材料与构图的话题——解读唐·法雷尔的水彩艺术

唐·法雷尔的水彩作品在对各种水彩颜料的综合运用中，将材料与构图、作品意境完美的结合，厚重而浓郁，技巧娴熟又不乏精神传达，开拓出一种全新的视觉境界和审美需求。     

唐诗论域研究的后现代化

对唐诗的研究传统多是针对其背景、主题思想、体裁以及艺术手法进行探究的。20世纪末,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引入我国,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传统的一些文学作品和现象被重新定义,它们的论域在后现代语境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作为古典文学旗帜的唐诗就在其中之列,后现代语境给了传统唐诗研究以活力,让它沿着反传统、反定式、多元化、通俗化、商品化的后现代方向不断发展。     

论唐诗女性研究的价值支点

女性主义在为唐诗研究带来崭新视角的同时,又容易造成为女性而叫屈的研究目的的功利性与研究定位的模糊性,而这成为限制诗歌与女性研究继续深入的两大基本问题。唐诗女性研究应确立女性诗歌批评价值标准,采取男性与女性交融的人文视角审视女性题材作品。在此基础上,唐代女性诗人文学实践的意义、男女诗人女性题材的表现差异性等问题才有可能浮出水面。     

李白和杜甫山东诗的比较研究

李白和杜甫是唐代兼容并包文化氛围下孕育出的两朵奇葩,他们的山东之作无论题材内容,还是风格意象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李白取材广泛,随处着笔,主要描写求仙、任侠及帝师形象,诗风豪放飘逸,意象丰富,深深地烙上了齐文化的烙印.杜甫积极乐观,对仕途充满信心,作品包括狂放漫游的写景诗,更多的是蓬勃昂扬的言志之作以及稍流露出的仁者情怀,多为温雅雄浑之作,呈现出沉郁的端倪.意象活泼灵动,体现出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印迹.     

中日文学审美观的对比研究——唐诗与和歌之比较

本文以最能体现中日两个民族诗歌特色的唐诗和和歌作为研究对象,探询中日诗歌在音韵、结构、意境以及内容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审美差别。这种审美差异的产生是不同的社会、历史、地理、宗教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唐诗中的“灞桥”文化——基于交通的视野

灞桥是连接灞水两岸以及供往来行人出入京城的一座桥梁,同时也是连接蒲关道、函谷道和武关道等三个干道的关中交通要冲。唐代的灞桥分绝长安内外,亲人朋友在此依依惜别,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文人墨客争相吟咏的一个文学胜地,承载了许多人的离愁别绪。在交通视野下梳理灞桥的历史发展,有利于探讨唐诗中灞桥的交通功能与文学意义,以及在唐代特有的政治与文学环境下灞桥诗歌的具体情感指向和文化内涵。     

明代刘禹锡诗歌接受研究——以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明代前、中期唐诗选本选录刘禹锡诗歌数量甚少,刘诗接受度不高,甚至一度陷入低谷。至明后期,刘诗选录数量才略有增多,但其地位仍低于白居易、元稹等中唐诗人。明人对刘禹锡诗歌的接受以七言绝句为主,对其律诗、古诗则多有批评。刘诗在明前、中期的接受整体“热度”低,与“和而正”“崇盛唐”社会思潮及“正变”观念密切相关;明后期文化思潮趋向多元,中晚唐诗歌重受选家关注,故刘诗接受度出现起伏。     

王闿运唐诗选本研究的系统省察

王闿运为晚清汉魏六朝诗派的盟主,在晚清诗坛中独树一帜。目前学界多论其汉魏六朝诗学理论和复古思想,而对于其唐诗选本的研究则关注甚少。事实上,对王闿运的唐诗选本的系统研究,有利于通观把握王闿运的整体诗学思想,也有助于全面认识王闿运的学术历程与学术思想。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是“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吗——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献疑

钱锺书有关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论诗标准的推断，依据了一个虚假的隐含前提：众人推崇杜诗都遵守一种标准——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并进而由此将这一标准推断为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这一推断似乎过于简单片面而让人生疑，因为钱氏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回避了中唐以后文艺批评家在推尊杜诗的标准问题上，实际存有的差异性、冲突性和复杂性。同时，作为一位学贯古今、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他为了证实其上述推断，强调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的标准互为对立，在有关严羽和王士祯的论述中，竟然违背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史上的基本事实，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简单偏颇之处。而所有这些，又让人对其文章结论的学术严谨性产生怀疑。     

简洁凝炼 含蕴深婉——唐诗名篇的景美情深

唐诗名篇追求美、厚爱美,又创造美,篇篇景美情深,简洁凝炼,含蕴深婉.其篇制虽然不大,但它所揭示的人生真谛,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是生命永存、光景常新的.     

简洁凝炼 含蕴深婉——唐诗名篇的景美情深

唐诗名篇追求美、厚爱美,又创造美,篇篇景美情深,简洁凝炼,含蕴深婉。其篇制虽然不大,但它所揭示的人生真谛,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是生命永存、光景常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