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国家起源模式的比较研究－国家起源道路新探

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两种模式论：氏族模式论（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和奠邦模式论（群队→部落→奠邦→国家）。一部分学者认为氏族模式过时了，主张用奠邦模式代替氏族模式。但仍有一些学者固守氏族模式论是惟一正确的国家起源模式。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存在片面性，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国家起源模式：氏族→部族→分化社会→原始国家。     

侗族亲属之间的原始称谓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中指出,亲属之间的称谓“并不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称呼,而是实际上流行的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异同的观点的表现;这种观点是一个完备地制定了的亲属制度的基础,……”。根据《起源》的这一观点,探讨侗族从远古流传迄现代的血缘亲属关系的若干原始称谓,是颇有意义的。《侗族简史》书稿(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主编)援引有关古文献记载指出侗族原始氏族制社会瓦解之     

略论巴与蜀的文化关系

巴与蜀是先秦时期西南地区两个强大的宗主国,古蜀国见诸于文献记载的,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朝代,巴国有廪君蛮、板楯蛮等。因为该地区由多个族群构成,所以既有崇拜白虎的氏族,也有畏惧白虎和射杀白虎的部族。古代巴、蜀的社会结构与政权模式,与中原王朝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应是一种酋邦式的形态;由于长期小邦林立,因而在文明早期阶段经历了由部落联盟到酋邦社会的演进,形成了共主的政治局面。秦并巴、蜀之后,曾采取很多重要措施以加强统治,将北方和中原的很多东西输入了巴、蜀地区,促使并加快了巴蜀区域文明与华夏文明的融合。秦人一方面十分强势地改变了巴蜀地区的治理模式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巴蜀文化习俗的宽容。巴蜀文化经过历代传承,吸纳和融入了许多新的因素,迄今仍充满活力,显示出鲜明而浓郁的地域文化魅力。     

试论国家形成的途径问题

长期以来,关于国家形成的途径和原始形态的研究,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即: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大分工——土地私有制——氏族成员阶级分化——产生城邦国家。不可否认,这条国家形成的途径曾经在古代的希腊、罗马存在过。但值得探讨的是: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发展未必都是一种模式。如果用一种模式到处套用,势必将丰富多彩的世界历史变成一种僵死的教条。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     

论企业家的成长机制

要造就中国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必须形成一种有利于企业家阶层成长的机制，即尊重企业家的经济利益、社会政治地位、特殊性格，给企业家以应有的经营管理权力。     

群队：柔然汗国的滥觞

木骨闾群队是柔然汗国形成过程中最早的社会组织，由不同氐族部落碎片组成，内部没有血缘关系，家庭或小家族构成这一群队的基础，群队成员处于平等地位，首领的权力基于本人的努力与才干。当居于核心地位的木骨闾家庭发展为家族，继而成为氏族后，柔然汗国的建立基础就得以奠定。这种模式普遍存在于北方草原各部落。     

唐代社会阶层结构变革：由贵贱到贫富

唐代中叶，一个新兴的阶层——富民阶层崛起。由此，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结构出现转型，由身份等级制向以财富为标准的贫富转化。富民作为“民”无权将佃农沦为自己的依附民，而只能依靠财富的力量。以契约形式利用佃农的劳动力。这样，在法律身份平等基础上的一种新型的契约关系成为主导。唐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变革对国家政策、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型。     

萨满教与古代西域氏族社会

作为原始氏族宗教的萨满教,它的起源同古代西域氏族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民族制度是萨满教的社会基础,直接决定着萨满教的存在与消亡。在长期的互相依存中,萨满教成了维护古代西域氏族社会的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     

单位“部落化”现象必须改变──人事制度改革的一种思考

单位“部落化”现象必须改变──人事制度改革的一种思考周家祥众所周知，单位不是部落，部落也不是单位。因为部落是“原始社会的一种社会组织，由若干个血缘相近的氏族结合而成”（见《辞海》）；而单位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与组成部份，具体是“指机关、团体或属于一个机...     

哈尼族与佤族父子连名制差异之初探

父子连名制是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产物,是父权制巩固的重要标志。在哈尼族和佤族的传统文化中,父子连名制有着重要的地位。为研究民族社会历史发展、民族迁徙以及各个支系的形成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但由于两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不同,其父子连名制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中国古代地主阶级更新论

地主阶级的更新，一直是中国地主阶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的更新是指地主阶级内部阶层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在地主经济制的制约和优胜劣汰竞争法则的支配下，地主阶级个体性的、局部性的和全体性的更新，使地主阶级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和一定的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能力，并对其腐朽性具有自我制约，不断克服的运行机制。正是依靠这种，“流水不腐，户枢不　”的运动更新机能，地主阶级才老而不死寿命特长，形成地主阶级对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长期统治。     

社会分层与中国现代化——浅议以文化为视角建立新的社会分层标准

以文化（文化模式）为标准对社会成员进行宏观分层，旨在说明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几种文化模式同时“在场”，造成社会成员在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方面以不同的文化模式为内在根据和指导原则，进而以对不同文化模式的认同形成不同的阶层。而以文化为标准而形成的阶层结构对于分析和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人本思想的深入探索

社会有阶层论 社会是有阶层的。从人本角度,而非政治角度,理解＂阶层＂的含义,与人们常谈的＂阶级＂概念有所不同。其不同点在于,我们不仅探讨人既得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更注重探索理想社会形态下,由人的本质属性决定,生发为人的素质、人的社会实践、人的需求满足三者之间的匹配关系及其综合状态,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社会阶层。     

企业顾客导向度及其模糊综合评价

通过论述顾客导向战略的实施对于企业获利能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性,指出顾客导向度是评价企业运营与管理状况的重要指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遵循全面性、代表性、区分性、效用性、相关性、经济性、可操作性等原则,28项指标因素按7项原则划分成4个部分:对顾客导向导的理解度、顾客响应的灵敏度、应用测评度和具体落实度.根据多指标、多层次的特点,建立一个二级递阶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企业的顾客导向度作出评价.     

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中华文明体系价值现的核心可以用“和谐“来概括。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生产组织形式，依靠协作性生产进入农耕文明，促进了中国先民和谐价值观的产生；以血缘、氏族为纽带，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治理水患、兴修水利等社会公共工程客观上要求中国形成宗法制国家形式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和谐思想进一步深化；政治上的“大一统”，经济、文化的交流互补，中华民族的形成既是各民族相互依存、长期融合的结果，也进一步丰富、发展着和谐思想；宇宙万物是大化流行的整体，自然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而且有至善至美的品格，这种有情的宇宙现促进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价值观的形成。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中国和平发展——以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为线索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归根结底由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决定.古代中国所处自然环境和物质生产方式塑造了传统中国按阶层分立的四民社会,该社会以其内部和谐架构与相关的制度性力量一起促成和平的对外政策.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多阶层社会和单位制度依旧维持中国社会内部和谐状态并派生出和平的对外政策.     

试论孝道观念的产生及伦理政治化

孝道是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进程中一个共有的文化现象，由于中国私有制不发达，在进入文明社会时走的是“家”“国”合一的“维新道路”，逐步确立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奴隶制宗法等级制度，孝道就是基于此而得以发展，既要“事死”也要“事生”，并且服务于宗法等级社会的需要而逐步伦理政治化了。     

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

中华民族凝聚力问题，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对不同历史时期、历史阶段的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挥程度研究不够。本文拟对近代以来达到高峰的抗战时期的民族凝聚力进行探讨，文中不免有偏颇和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同仁的指正。所谓中华民族凝聚力，是指中国境内各民族整体或总体的合力，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二是各民族内部的凝聚力。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不仅仅是各个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而是由各个民族构成的整个中华民族内部的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以及海外华侨的凝聚…     

话语、形象与秩序：一种递进的隐蔽关系

"事实上,任何一种政治都不存在社会基础。话语就是一切。……正在发生的各种社会斗争……一切都依赖于知识分子进行一系列复杂的随机的支配性操作的成功"。艾伦·伍德在《新社会主义》一书中赤裸裸地提出这样的论述,尽管作者的观点有些地方值得商榷,比如忽略了话语一般是由权力发出和控制的,但是它起码说明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即话语以及进行话语支配性操作的异常重要性。并且,一旦这种话语权被权力阶层操控后,权力的媒介一方面充当着政治信息传播的渠道,一方面负载权力的话语在传播中树立国家和政府的权威,建构出的国家形象,而且这种形象以及话语本身又有效地维持着认知秩序的稳定。本文的目,就是试图论证上述递进式的隐蔽关系,廓清话语、形象与秩序三者之间的关系。     

闽西客家家族形态及其功能初探

在进入当代社会之前，闽西客家社会是典型的封建宗法制社会。闽西客家家族形态主要表现为单姓血缘的大家族自然村和相对集中的血缘聚居形式。这种聚居形式的形成直接导致血缘宗族社会的形成，也标志着这一地区由移民社会彻底转变为定居社会。闽西客家家族具备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双重功能，为闽西客家社会的发展起过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它作为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中基层组织制度的基石，虽然也对上级行政部门负责，承担部分统治管理职能，却又不具备行政执法能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机构。其功能主要包括管理功能、组织功能和兴学育人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