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孔子隐逸思想本质

孔子的主要思想是积极入世的,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也有隐逸思想的存在。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谈到隐逸的问题,“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正是他隐逸思想的特殊表达,由此可以探析孔子隐逸思想产生的深刻原因和突出特点。     

葛洪隐逸思想试论

在隐逸文化史上,葛洪的地位极为重要:他不仅有隐逸之趣尚与实践,而且,他特以其《嘉遁》、《逸民》二篇隐逸文化专论,完成了对此前隐逸思想的总结,最终融合了儒道隐逸观,标志着隐逸文化发展的完全成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与山巨源绝交书》看嵇康的隐逸思想

隐逸思想与传统的出仕思想相对,是士人阶层拥有的一种归隐心态、看法或倾向。隐逸与出仕在士人的思想中组成了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对隐逸思想的探查,是研究士人思想的重要途径。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其中佼佼者当属"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嵇康兼容儒道两家思想,又深受魏晋玄学影响,形成了比较独特的隐逸之风,在他众多作品中均有体现。相比游仙诗中的超然洒脱,《与山巨源绝交书》更能体现他的隐逸思想。     

论陈霆的“隐逸词”

陈霆是明代词史上著词较多的词家之一,而其隐逸词尤甚。这些隐逸词描写了闲雅的田园隐居生活,表现了他对功名的厌弃,其中一些词还表现了他对神仙的追求及向往。同时,陈霆的隐逸词既有豪放派之激越,又有婉约派的柔媚,形成了他词中别具一家的风格。     

略论元曲家曾瑞的隐逸心态

元曲家曾瑞隐居杭州，散曲也以歌咏隐逸为特色。如果从出世的道教来看，可以看出曾瑞周旋于权贵之间，他所歌颂的隐逸，实质上是一种优游富足的生活。     

想象与重构——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与周女性观的关系

学界存在着一个神话,认为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悲苦＂女性形象,如祖母以及杭州花牌楼的诸妇女,激发与促进了其＂哀妇人而为之代言＂的女性观的生成。这个神话不仅在周作人自己那里被一再言说,后来的研究者如钱理群先生等也延续了周作人的这种误识。实际上,所谓的＂悲苦＂更多的是强加给那些女性形象的标签。悲苦女性形象对周作人的影响,在周少时并未显现,它主要是周在后期回忆中的＂重构＂。并非这些悲苦女性形象促发了周＂哀妇人＂女性观的形成,而是在其已成型的女性观的视阈中,她们经过扭曲和过滤而呈现为特定的符号表征。     

《论语》中的隐逸思想

《论语》中关于隐士的言行的记录虽然很少,但从这些仅有的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对政治和世事的态度。孔子虽然主张积极入世,但他并没有放弃对隐逸的追求,孔子的隐逸是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为前提条件的。隐士们和孔子对归隐的不同追求共同构成了《论语》中的隐逸思想。     

魏晋南北朝隐逸现象分析

隐逸现象是魏晋南北朝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隐逸思想在社会各个阶层、文学的各个领域的广泛流行，隐逸主体对自身地位与意义的确认，社会与时代对其的积极认同以及隐逸行为呈现出的多样化与极端化并存的样态，共同彰显出这一时期的隐逸精神。对魏晋南北朝隐逸现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隐选文化的来龙去脉，更进一步窥见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精神内核。     

乔吉散曲论略

乔吉是元末散曲家代表之一。主导他的散曲的内容是超然物外的隐逸思想,表现他对桃源生活的追求;然而,儒家的出世思想又在他的散曲中隐约闪现,透露了他那深沉而又难以解脱的失落感与孤独感。因而在艺术风格上,既有鲜艳的色彩,也有冷峭的意境;另一方面,他的散曲又表现出雅化的倾向,语言典雅,善于用典。     

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旅游开发

隐逸文化沉淀着大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成为一种具有很高旅游价值的文化旅游资源。充分认识隐逸文化的内涵，发展隐逸文化旅游，有助于进一步开拓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内容、提升旅游品位。发展隐逸文化旅游应突出个性原则、主题原则、文化原则。提出了若干发展隐逸文化旅游的措施。     

周敦颐的《通书》成文于何处

周敦颐的《通书》是他思想成熟后的作品。他在永州通判任上有时间有精力整理《通书》成文；《通书》的内容与他在永州任职后的诗文思想内容相一致；《通书》应是他在邵、永讲学的文稿；《通书》成文于永州。     

论周密词与其笔记的内在关联

周密是宋末著述大家,创作了大量的笔记和词作。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和文体内部新变的要求,周密的笔记与词作同步丰收、同题共作,有着基本相同的创作兴趣;宋人笔记具有的杂、散、实录等叙述特点影响了周密词作的风格特征;在词的创作中融人笔记小品文,使得周密词作有着浓厚的笔记小品文的趣味。周密的笔记与词作之间存在着的这些内在联系使得周密词作别具风貌。     

蕙风词论辑补

况周颐的词集除《蕙风词》之外有总集两种、别集十一种,其词集自序、论词之词、词之题序与自注,蕴含丰富的词学理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扩展了况周颐的词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辑补况周颐词集之词论文献,对其词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不无裨益。     

相背与相向—论周作人与成仿吾对文学艺术性追求的坚持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周作人与成仿吾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艺术追求。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表达上,周作人由人生关注转向艺术园地,成仿吾则由艺术之“美”走向人生之“善”之“真”;在文艺的表现自我上,周作人由社会大我而一己小我,成仿吾则由小我而转向大我：两人相背而走,殊途亦不同归。而且在追求道路上,两人好像作了一个方向上的置换,似乎是对自己前期选择的一种背弃。然而,深入表象下的本质,我们发现的是他们对艺术追求的坚持。     

从历史的迷雾中摆脱出来--对几部笔记中有关贾似道事迹的评析

有关贾似道的事迹,周密、刘一清、田汝成等人的笔记多有可采,但舛误之处亦自不少。由于介绍贾似道的生平和事迹的笔记和文章大都出自对故国充满思念的周密、文天祥、谢枋得、黄震等人之手,再加上有关理、度宗朝的史料相当匮乏,所以要对贾似道作出真实公正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周密曾说:"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要研究贾似道,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对这些材料进行全面的甄别,才能对其历史功过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另需指出的是,《宋史·贾似道传》采自笔记材料处甚多,不可尽信。     

一个人的童年和他的政治——从“自我”角度对周作人附逆悲剧的解读

由于自幼体弱多病,周作人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亲人的过度关爱,这影响于他的“自我”就是生命意识的凸显和弱者的自我认同的合一。这决定了周作人现实行为的出发点首先是自我保护,而与外界的自觉的呼应和配合则取决于他与社会的具体关系：只有在一个理解轨道和他的内心相通的环境中,周作人的自我的生命力才会被激发起来,其人格走向才是外向、张扬和成长的;如若不然,便是自我封闭,在对外界的决绝拒斥中退回到童年自我的封闭狭隘中去。周作人的“自我”的独特性在其附逆的人生悲剧中也得到了体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个人藏书情况浅析

周菉茅先生是海宁现当代重要私人藏书家,其藏书意义重大,藏书精神亦十分可贵,外界应当给予周菉茅及其藏书更多尊重与关注.     

周作人附逆期间的“民族主义”表达

周作人附逆期间曾经对当时的中国文化建设发表过一些看法.他在事后强调自己的这些看法意在“说明中国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为民族求生存”.因此,木山英雄将他的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表述为“复古”,陈思和、董炳月等则强调其落水的性格悲剧,强调其民族主义表达的相对合理性.其实,周作人附逆期间的民族主义表达并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有的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融合的思路.他附逆的悲剧,固然有个人性格的悲剧,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当时专制政体与民族主义的现代原则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湖南事务看周必大与陈傅良的矛盾

淳熙十六年（1189年）陈傅良任湖南任转运判官，实行减税政策，得到湖湘学派的支持。陈傅良去职以后的绍熙二年（1191年），周必大任湖南安抚使，认为此前的减税政策威胁到州郡机关的运行，其言论被湖湘士人传闻于陈傅良，导致二人产生矛盾。周必大在职期间更与陈傅良的继任者及追随者丰谊在修城事务上意见分歧，这是之前他与陈傅良矛盾的延续。周、陈两人矛盾的产生缘于彼此政务理念的不同以及时事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