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牧牛喻”的渊源与流变-从原始佛教到禅宗《十牛图颂》

本文仔细地梳理了佛教的有关“牛喻”，在佛陀原始说法和部派三藏里，有极其丰富的“牛喻”，这是佛陀和部派学者为了更好地教化大众而说法时广泛采用的最重要的方便之一；其后的大乘佛教，虽然竭力抬高自己而贬斥原始和部派佛学为小乘，但是，大乘的“牛喻”大部分却来自小乘，实际上是对小乘“牛喻”的批判性继承；中国的禅宗，一向自称“教外别传”。但是，其“牧牛喻”不仅来自大乘，而且与小乘也有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后来佛教学者把禅宗的“牧牛喻”的渊源指定在大乘，这是错误的。     

佛教中观派的“不生”观念

佛教对事物形态变化的本质问题有种种看法.大乘佛教中观派的"不生"观念在这些看法中具有较大影响.它是中观派论证许多其他观念的一个基础.中观派是在批判印度思想史上其他派别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不生"观念的,在建构这一观念时也吸收了奥义书中的不少相关思想."不生"观念在历史上曾广为流行,在佛教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般若“色空”观视阈下的谢灵运山水诗

晋宋时期大乘佛教般若学与文学相互渗透，在般若“色空”观的视阈下，依据“色空不二”的本体论和“以色观空”的方法论，谢灵运开南朝山水诗之先河，将自然山水作为审美主体，通过多重感官去“即色体物”，以虚静的心态观照山水，完整记录“即色”的动态过程，塑造清丽空灵的诗歌风格，并从中体悟到“真空妙有”的佛法，以求使自己因仕途不得志所产生的失意无奈得以排解、精神得以愉悦，最终达到极乐致空的境界。     

异端与信仰——从《太平广记》“异僧”小说看佛教文化

“异僧”类小说是《太平广记》佛教类目统属下的一类小说,主要表现异僧奇异的神通和操守。以巫咒术为主的神通和犯戒行为的操守都与佛教精神相悖逆,异僧小说却大肆渲染。这是因为前者在信仰层面上张扬了佛教,有助干佛教影响的扩展;后者则在义学层面上以文学形式宣讲了佛教哲学本质,特别是大乘佛教的内在本质。     

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

随着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关于美国“保守派”与“自由派”、关于两派中谁得势或谁失势的议论增多了。究竟什么是“保守派”,什么是“自由派”呢? 目标一致,手段有别在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这两个名称被用来区分有不同政见的政界人士,以及持不同主张的经济界、学术界人士等。这两个术语并没有公认的严格的科学的定义,在如何划分两派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不少争议。一般地说,主张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实行某种资产阶级改良措施的,叫自由派,主张维持现状、反对”大规模”改良的,叫保守派。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曾提出一套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自由主义主张,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古典自由主     

“转识成智”：现代大学使命与大学生的哲学教育

知识与智慧属于意识活动的两个不同层次。知识告诉人们对象“是什么”、“怎么样”;智慧能够把人引向好的生活。智慧来自于知识,知识可以转化为智慧。现代大学以培养人为目标,它的使命中必然包含着“转识成智”的内容。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哲学教育在“转识成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大学要对学生进行良好的哲学教育,这是时代赋予大学的历史使命。     

浅析印度传统医学与“佛教医学”之区别

本文试从印度传统医学的含义以及它与宗教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把对“佛教医学”的认识与印度传统医学进行比较．得出从内涵上来说印度传统医学包含了“佛教医学”,“佛教医学”是印度传统医学在中国的继承发展,在研究中不能将佛教教义和医学理论去硬性比附。     

也谈“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声乐教育问题

新世纪,中国正处于“崛起”扣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于是,产生了“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提法。维护扣发展自己民族音乐风格的特色是“新世纪中华乐派”的目的。对“新世纪中华乐派”是否包含着中国声乐教育或中国民族声乐教育等基本问题提出了疑问与思考．意在更明确“新世纪中华乐派”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近代佛教制度的“入世”转型与问题反思

近代佛教制度“入世”转型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之前佛教制度“入世”开展存在着低效率乃至扭曲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与近代社会“世俗化”的时代趋向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太虚的僧制改革运动以及近代居士佛教的组织化开展与制度创新,成为近代佛教制度“入世”转型的两大典范性实践。而近代佛教制度在“入世”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诸如世俗化、滞后性、实践性不够等问题,以及佛教自身一直存在的所谓的“路径依赖”问题,使得近代佛教制度的入世转型最终陷入功败垂成的境地。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重要命题的多维论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时正式提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重要命题。这一重要命题的出场包含着文本语境、时间语境和空间语境三个维度。从理论上分析,这一重要命题包括明确定位思政课性质的根本特征、科学阐释思政课教学的本质要求、有效解决思政课建设的时代难题等内涵意蕴。从实践角度而言,这一重要命题包含着“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等实现思政课讲道理的创新路径。为着力推动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高质量发展,从学理上梳理和分析这一重要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试述惠能的佛教义学特点

惠能(638—713)是中国禅宗的创始人,他的佛教义学思想把大乘空宗与涅槃性结合一起,与前人比较有很大特点,对中国佛教的面貌以及唐以后的佛教思想发展影响深远。其佛教义学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提出“心即真如”的本体论佛教的全部理论无非是给成佛做论证。首先就牵涉到如何看待现存世界的本质问题,即本体论问题。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各宗派对这一问题一直持     

“越中派”名称之辩及其与“吴江派”关系

援引王骥德“吾越故有词派”为越中派立论有待商榷。从地域、理论这两个角度看,“越中曲派”并不具备成为一个独立流派的条件;从理论主张、内容取向两方面看,不宜将越中曲家作为“吴江派”的对立面树立;越中曲家与“吴江派”曲家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山水鼻祖”谢灵运的佛学因缘

东晋南朝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有多种,佛教是其中之一。本朝的谢灵运不仅被奉为“山水鼻祖”,同时也是一位在佛教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与高僧广泛交游,对佛经义理有较深的研究,写了不少佛教著作。谢灵运今存诗近百首,其中半数是山水诗,以佛理为指导,由空观色,从自然山水中体悟佛理,流露出浓郁的佛教意识。     

林语堂代人受过──从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条注释谈起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的第二条注释给读者三点印象：一、林语堂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二、鲁迅写作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三、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始终站在进步文学的对立面。事实并非如此。“费厄泼赖”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而不是林语堂。鲁迅对“费厄泼赖”的批评，表面上对着林语堂．其实瞄准的是周作人。准确地讲，是针对当时一些善良人们姑息养奸的错误倾向而言的。二十年代的林语堂作为语丝派叱咤风云的一员战将，伴随着鲁迅的步伐，在反抗封建势力和现代评论派的攻城劫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林语堂是代人受过的。这场围绕“费厄泼赖”问题的讨论，是语丝派内部人之间不同意见的磋商，长期以来人们把它定格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档次上是不科学的。     

佛教组织的社会功能

“人间佛教”是重视人生的，重视社会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文章从佛教经典教义出发，论述了当今社会佛教应强调的四项重要功能，即：德商教育功能、文化传承功能、公益慈善功能、社会融合功能。同时指出中国佛教组织的现代转型还没有完成，佛教组织要克服传统的“教在大乘，行在小乘”的流弊，发扬大乘精神，慈悲济世，关怀社会，建设人间净土，以利社会治理之优化。     

龙树论略——兼论龙树与《华严经》的关系

公元3-4世纪印度著名智者龙树是印度乃至世界佛教发展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龙树创立了大乘空宗，对佛教的理论和实际修行由小乘转入大乘起了决定作用。龙树的许多重要思想（如“八不缘起”、“实相涅架”等）都被后世佛教的显密各宗当作自己的理论渊源，被推为“释迦第二”。     

苏共“民主纲领派”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简介

一个时期以来,苏联社会上围绕涉及新旧体制乃至整个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议论纷纷,有些观点严重对立,斗争日趋激化,导致各种非正式组织产生。这种情况也反映到苏共党内来,出现了一批党内反对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派,即苏共“民主纲领派”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民主纲领派民主纲领派于今年1月20日至21日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向苏共28大提出的民主纲领》,6月召开的第二次大会又通过了《最低纲领》。该派的核心力量是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中持“激进”观点的代表组成的“跨地区议员团”。其领导机构为“协调委员会”。该派自称约有10万名成员,在100多个城市有支部,在1900万名苏共党员中有40％的支持者。     

试谈“一用语素”与“独一无二成分”

本文对“一用语素”和“独一无二成分”两个术语进行了比较。指出两者在表现“意义”的功能上有细微差别,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同时,在比较中探索得出了“一用语素”的确定原则。     

王夫之对“默识”的阐释与文化记忆相关性小考

文章从王夫之是如何解释《论语》中的＂默而识之＂入笔,然后立足于王夫之对默识认识的基础上,依次考察了作为＂记忆＂的＂识＂,将＂默识＂的＂识＂作为＂知识＂的＂识＂看待的问题,对象山的＂默＂的重视和对佛教的＂识＂的批判,记忆的＂识＂与佛教＂识＂的不同点,儒学中提及的记忆的内容,＂识＂和＂学＂的关系等。最后简单地探究了表现为＂古＂的＂贮藏记忆＂的活性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