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观

路遥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创作的继承者。当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人生》接连两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他决定还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平凡的世界》．此时我国文坛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风起云涌般地席卷全国,冲击着作家的创作．而文艺理论界和批评界的一些人又过分夸大了这些新思潮、新流派的作品,他们开始贬低甚至排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出了“现实主义过时论”。面对这一文学现象,路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决不人云亦云,附庸新潮．他首先客观冷静地正视我国文学发展的这个现实,即：文学形…     

非人／人：“五四”新文学价值转向

“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由“非人”的价值取向转向人的价值取向。从“五四”新文学“白话文学”和“人的文学”两个“中心理论”全面考察和剖析,从文言话语模式向白话话语模式转向,实际上在文学本体的表层呈现着“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从“载道文学”向“人的文学”转向实质上是在文学本体的深层透射着“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     

创新性在华兹华斯诗歌语言中的体现

19世纪初期。英国的浪漫学派诗人在华兹华斯率领下推动了西方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新古典主义文学在18世纪的英国文坛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新古典主义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味地追求诗歌的“高雅”,而越来越脱离、抛弃人们日常生活中简单而生动的用语。华兹华斯对这一观念进行批判和抨击后,引进了“自然的话言”,从而打开了诗歌的领域。华兹华斯的诗歌语言的创造性体现在其诗歌语言的“自然性”与隐喻性这两个方面,他的诗和诗歌理论在英国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卷入现实”——周政保的文学评论述略

作为新疆当代文学批评界走向全国的第一人,周政保始终固守着民族——人民——生活——现实的批评基石和前提,始终坚持开放和充满活力的现实主义批评范式,并尝试建立个性化的批评理论。在其早期批评中,他特别关注西部文学的发展动态,并以犀利真诚的文学批评,忠实履行着批评家的职责。     

新批评与清真词的含混美

新批评是20世纪初产生于英美批评界的一种理论。含混也译为歧义，它是新批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西方文论中一个很有参考意义的欣赏文学伤口的方法。清真词的含混有原因含混，意象含混，感性含混等。含混给中国古典诗词的欣赏评价提供了新的方法：丰富了对文学伤口的特性的认识，深化了对文学社会效果的科学认识。     

《新时期文学概说》导论

“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在这里包含了“文革”后到世纪末的文学。如果把从“文革”以后到世纪末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文学的发展 ,它是一个创作主体不断发展的过程 ,但五四新文学传统一直若隐若现地埋藏在作家们的心底里。人的文学和现代汉语的审美形式 ,始终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两大传统制约着文学的走向。同时 ,在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整体影响下 ,中国作家们还重新建立了世界性的视界。 2 0世纪 80年代的文学与 90年代的文学有很大的差异 ,可以分别称作是共名时代的文学和无名时代的文学。学习文学史要求学习者大量地阅读与分析文学作品 ,不仅从审美的角度来提高赏析文学作品的能力 ,也从大量的作品阅读中来感受、理解和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     

命名的紧张与焦虑：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

新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停地面临着命名的紧张与焦虑。长时段的有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取代与交错，短时段的有“五四”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的更迭与延展，这些歧义丛生的命名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长过程，呈现着“现代”的丰富内涵。不过，命名焦虑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容易引发恶性循环，导致取代式命名不断。文学在发展，文学史写作在继续，文学史命名一如既往地在文学史家的笔下诞生，总结归纳已有的文学成就，实现学科知识的有效积累，深化对文学史本体的认识。     

流动的神韵——谈苏童小说的创作轨迹

诸多文学评论家及评论专著 ,对苏童的创作归属问题 ,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的认为属于“先锋小说”作家 ,有的则称之为“新写实小说”作家。这样的分歧 ,一方面反映了作家创作与批评界的类型研究之间存在着矛盾 ,另一方面也正体现了作家本身流动的创作轨迹     

文本社会学的语言中介性及其推论实证

文本社会学是奥大利学者皮埃尔.V.齐马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社会学批评理论。这一理论的精义之处就在于:立足于文学作品本身,以“语言”为中介来深入细致地考察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将文学的“内部分析”与“外部分析”融于“语言”向“意识形态”的推论过程之中,运用此理论对《白鹿原》和《尘埃落定》进行文本解读,见出它具有思路清晰性、层次明确性和技术可操作性的三大特点,能为当下的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提供一种精致而有效的理论范式。     

简论文学人本观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渗透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显著特点是: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的代表作是《论文学的主体性》,它明显受到西方20世纪西方哲学中人本观(受人本观影响的文学“本体论”)的影响。文学的主体性理论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吸取了西方人本观的精华。去除了本体论重形式的不合理成分,把文学的全过程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审美系统,这是中国“天人合一”重整体传统观念的体现,是对西方本体论的借鉴和发展。中国当代文论将走在世界文论的先进行列中。     

《新时期文学概说》导论

“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在这里包含了“文革”后到世纪末的文学,如果把从“文革”以后到世纪末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文学的发展,它是一个创作主体不断发展的过程,但五四新文学传统一直若隐若现地埋藏在作家们的心底里,人的文学和现代汉语的审美形式,始终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两大传统制约着文学的走向。／同时,在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整体影响下,中;国作家们还重新建立了世界性的神界,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与90年代的文学有很大的差异,可以分别称作是共名时代的文不和无名时代的文学,学习文学史要求学习者大量地阅读与分析文学作品,不仅从审美的角度来提高赏析文学作品的能力,也从大量的作品阅读中来感觉,理解和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     

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

“人的文学”是公认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中心理论之一,周作人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将“人”定义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的”,人性等于“神性 兽性”;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代表“神性”的博爱型人道主义与出于“兽性”的个人主义的结合,人道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由于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加以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坚持自由与宽容;随着他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对古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向往,周作人倡导生活艺术化,其文学观也随之更突出人的“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身兼启蒙者与文学家的周作人在特定时空里融合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学观。     

浅论19世纪现实主义的表现性

在过去一个时期里,我们曾经把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所具有的“再现”与“摹仿”特性无限地放大,反复地加以阐释、论证与引伸,从而掩盖了表现性、情感性特征,对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传统的把握与理解也就出现了偏差。诚然,最能为这种“再现论”、“摹仿说”提供事实佐证的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因为,这一流派的作家普遍强调“按生活本来的样子反映生活”。巴尔扎克说,“法国社会将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司汤达说,“文学是放在大路上的一面镜子”。福楼拜则强调客观冷静地描写生活,“作者在他的作品里,必须象上帝在世界上一样,到处存在     

30年代中国人文主义文学思潮

30年代的文学思潮,延续了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的精神观念并且在理论资源方面多有开掘。左翼组织的文学运动的兴起形成了以阶级为标志的、具有斗争精神与激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念。由是构成了30年代贯穿着多种“人”与“阶级”的对话、冲突、交流与交融的思潮格局。     

一种给人类理论眼光带来解放和超越的理论建树——重读《艺术至境论》

此文着重分析了顾祖钊先生“艺术至境论”广泛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指出它是能给人类理论眼光带来解放和超越的理论建树,关系着文论建设的全局,提供了中西融合的成功范例。同时也为解决文学史上的很多争端,对各种复杂的文艺现象特别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合理的阐释模式,因而理论界应更多地关注其理论价值。     

论主流价值观文学的理论基础

主流价值观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不仅体现为中国现代作家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根本转变，同时也体现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这种文学观念以革命现实主义自我命名，以“反映论”为核心本质，以“真实论”和“典型论”为基本要素，先后经历了一个从对苏联文艺思想体系的机械模仿到逐渐实现民族本土化理论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聘同，不仅完全主导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而且也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现代作家对于文学本质的认知水准。     

后殖民主义批评初探

后殖民理论是继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又一理论景观。这种反人本主义的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在西方批评界再掀波澜,并迅速由西方蔓延到全球。这种批评理论主张消解中心,倡导多元文化研究,强调意识形态话语批判和文化政治批评,其主要观点是针对“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西方神话”和“东方寓言”等等西方中心主义观点的批判。     

由"意识形态"问题所展示的文学理论姿态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从"生产论"视角看"审美意识形态"说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托尔斯泰艺术价值论及其20世纪20年代中国影响的再审视——基于分析美学视角

当代分析美学将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价值论解读为一种极端的道德论。基于分析美学视角,重新审视托尔斯泰艺术价值论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影响,可以发现,托氏极端道德论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论建构中呈现出一种淡化的极端道德论特点。这种“淡化的极端道德论”一方面更加切合了现代中国的客观现实与文学需要,为20世纪20年代文论建构找寻到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托氏理论内在逻辑与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以致“平民文学”的理想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