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权利与权力

权利与权力的问题是一个重要法学基本概念,人的各种利益关系在法律方面无不表现为权利(权力)问题,这也一直是个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权利”与“权力”各自有着丰富内涵,只有认真梳理清楚“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才能解决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等相关重大问题。在法学研究中,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元政治权力结构的历史成因与运行基础分析

二元政治权力结构的形成与党在国家政权创建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密切相关.党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为了获得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然后才能建立民主政体.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党在建国后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从而形成党的权力机构与国家权力机构并行运行的二元结构.而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社会环境又给该权力结构的运行提供了社会基础.集中强大的国家权力是我国目前实现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决定力量.     

家庭交际中的“权力”与“关系”

许多学者认为家庭交际就是为了追求“权力”,“权力”与“关系”是相互排斥的,但实际上,就像黛博拉所提出的权力关系坐标中所反映的,家庭交际中,“权力”与“关系”是相互交织的,在建立关系时双方也在维护权力。通过对年轻夫妻日常对话录音的研究分析,发现受性别影响,夫妻往往采用不同的语言方式来建立关系、权力,或者转移权力,从而达到交际的目的,这也更有利于我们理解家庭交际中的“权力”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     

论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理论的分析、比较与综合

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理论是对西方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现实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解释,它们都具有“片面的科学性”和“科学的片面性”。如果本着“分析、比较与综合”的态度和方法,把所有各派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时,就会得到一个更完整、更全面的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分析、比较与综合”是一种科学的认知态度和行之有效的学习、教学和研究方法。     

人文领域研究路向的反思——以“对普遍性的概括与追寻”研究路向为例

人文研究领域存在“追问真相”和“意义建构”两大研究路向，二者相辅相成，前者为基础，后者为生发。“追问真相”的研究路径之三个方面：知识性的发掘与梳理、对普遍性的概括与追寻和对深层意蕴的探究与揭示，三者皆以对“真相”的探寻为研究目的；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揭示了对象“是什么”、“为什么”、“有何影响”以及“何以如此”等问题。其中对普遍性的概括与追寻与人类认知过程和思想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其在西方传统中主要表现为对“逻辑的普遍性”之追寻，而中国古人则更倾向于追求“经验的普遍性”。两种普遍性各有其特点，在中西方传统中皆有所体现，只是各自有所侧重罢了。     

单元性质、权力结构与村级建制调整——兼论“合村并组”与“自治下沉”改革的适应性

近年来,农村“合村并组”与“自治下沉”等“基本单元”改革引发了广泛争议。从理论上来看,农村“基本单元”可以被分为共同体单元、社会组织单元以及国家建构单元,不同的“基本单元”在形成方式、权力性质、权力基础以及权力边界上有一定的差异。总体来说,“基本单元”的性质类型和规模范围取决于其“质”和“量”。从实践来看,由于各地社会环境有所差异,国家建构的“建制村”单元呈现出不同的适应性。其中,华北地区的“村庄”作为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融合区,适应度最高。在华南地区和长江中上游流域,“血缘共同体单元”“社会组织单元”与“国家建构单元”相互分离,抑制了“建制村”社会权力的凝聚,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开展。当前以“合村并组”与“自治下沉”为代表的“基本单元”改革推进较快,由于“基本单元”设置的有效性受到社区权力构成的影响,因此还需要注意不同区域和不同社会环境存在的差异,不可盲目照抄其他地方的改革模式。     

媒体与当事人“共谋”中的私性话题

用“共谋”笼统地定义电视私性话题节目的本质问题,这一学术批评思维值得推敲.由当事人自愿公开的私性话题,一定程度上虽有媒体共谋的操纵因素,但与严格意义的“隐私”无关,以“隐私情感公开”有悖常理作为价值批判立足点需要商榷.情感当事人与媒体“共谋”现象只存在于一种情形:相对于第三方而言,隐私事项被共同隐私主体的一方强行公开,而媒体公开又以签订形式合法的责任约定策略为手段.“共谋”中的媒体权力并非无所约束,鉴于合同约定人格权的无效性,施加侵权责任对于当事人或媒体机构都具有可操作性.     

另类视角的技术史研究——《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述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影响日趋明显。白馥兰作为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美国学者,积极将“社会性别”的视角运用到对中国技术史的研究中。她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一书通过对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纺织技术与生育技术的性别解读和历史梳理,揭示了中国古代性别观念与技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动态关系,展现了新视角应用于技术史研究的可能性与独特魅力。这一工作为中国技术史开拓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同时还表达了对传统技术观的挑战与对传统编史观念的反思。     

试论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关系——以构建我国和谐社会为视角的分析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国家权力是社会权力的保障；另一方面，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又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制衡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基于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这种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当前我国发展和谐社会就要求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做适当的让渡，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从而更加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     

关于音乐欣赏课导入模式的分析与思考

音乐新课程标准把“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作为首要的基芩教学理念，即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放在课程目标的首位．通过“突出情感体验强调对音乐兴趣、审美能力、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使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愿望”。导入新课是教学的首要环节，好的导入方法有着其他环节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日本近代文学中“家”的话语与现代性主题——以《从那以后》、《行人》为中心

自明治以来,日本逐步推行家族国家观的同一化策略,“家”是政治秩序的基础,也是重建现代认同最初的场域.故而,“家”与个体的问题是夏目漱石作品主题之一.《从那以后》与《行人》都聚焦了前近代大家族中的个体,前者讲述的“自然的爱”,突显“子”对于“父”的反抗.批判了专制的“竖的伦理”;后者的夫妇问题则反思了自我意识过剩以及“家”对于平等的“横的伦理”的抑制.现代性主题从单一自我与“家”的冲突进一步深入到“家”的制度中自我与他者的纠葛.     

政党的本质与政党先进性的实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两个先锋队”、“一个核心”、“三个代表”高度概括了党的本质,赋予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任务以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文章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属性、价值取向、功能属性和生产力性质几方面,探索政党的共同本质、特殊本质及政党的本质属性与先进性的关系,深入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所形成的理论体系。     

“美是典型”说的困惑与思考——学习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蔡仪认为,“美是典型”,美在本质上与人无关。这些观点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美的规律”、“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化自然”等论述是不一致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美既要符合“物种的尺度”,也要符合“内在的尺度”即人的尺度。因此,美无法排除人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说,“美是典型”这一命题应修改为“美是符合人的尺度的典型”。     

寻求变革时期政府权力运行的理性与价值的交融—评颜佳华教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政府权力运行机制重塑研究》

颜佳华教授《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政府权力运行机制重塑研究》一书立足于中国社会新型背景，秉持着一个公共管理学者应尽的责任与担当，敏锐地从“政府权力运行机制”这一前沿性学术视角，探讨了中国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问题，积极寻求变革时期政府权力运行的理性与价值的交融。该书不仅体系完整、内容丰富、论证有力，而且立意新颖、见解独特、结论实用，堪称一部难得的佳作。     

在历史、文化与权力网络中的妇女——读萧凤霞“妇女何在?”

对萧凤霞的文章“妇女何在 ?”进行了评论 ,特别指出了作者对“结构过程”和“能动性”的讨论     

国家与族群的互动

本认为“彝族尚黑”观点争论的出现和事实证据的存在，反映了国家权力与凉山地方权力之间、汉族与彝族之闻、彝族内部次族群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为重整和强调特色化及族群的主体意识。     

国家崛起不可忽视的力量:软权力

介绍了软权力的含义及软、硬权力的关系。提出如果一国过分重“硬”而轻“软”,不仅会损害本国的国家形象、危及对外政策目标,最终不利于国家崛起。认为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应当积极利用软权力来破解“中国威胁论”。     

中国古代衙署建筑中权力的空间运作

在福柯提出的“权力空间”概念的基础上,以及在比尔.西列尔、朱利安妮.汉森等发明的“空间句法”指导下,分析了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基层行政司法机构──衙署建筑空间在“权力”的影响下是如何“运作”的,以期人们对现代行政、司法建筑的权力空间表述有所启示.     

易宪容：建立制度应防止精英闭门造车

钱颖一把法治分为“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前者是政府用制度规则来管制民众与企业；后者是用制度来限制政府的权力及保护个人的权利被他人侵害。     

《平凡的世界》：多重冲突与价值取向的深层构型

以“孙少平”为焦点，从积极的“个人奋斗”及其道德性、与“物化”对峙的精神独立意识、生存境遇与深在的生命价值哲学、“传统情感与“现代理性”的悖立与整合等等方面，对《平凡的世界》隐在的、深刻的“价值图式”作初步的叙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