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查询到20条相似文献，搜索用时 328 毫秒
1.
现代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在现代术语学形成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术语学的流派。本文简单地介绍国际上现代术语学的4个主要流派,以便大家了解术语学的基本理论。20世纪初,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趋迅速,国际间的科学技术交流日趋活跃,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显得更加重要,出现了国际性的组织来协调术语工作。1906年建立了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开始编纂多语种的《国际电工词典》。1936年国际标准化协会(ISA)建立了第37技术委员会,又称术语学委员会。1951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继承了ISA第37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建立了术语学原则和协调委员会,仍称第37技术委员会(ISO/TC37),它的秘书处设在奥地利标准化研究所。该委员会一直在国际范围内协调和组织术语工作。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国际上术语标准化工作的进展。在这个时期,现代术语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初具雏形。奥地利著名科学家维斯特(E.Wüester,1898—1977)对于现代术语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于1931年写成了第一篇关于术语学的论文《在工程技术中(特别是在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Internationale Sprachnormung in der Technik,besonders in der Elektrotechnik),提出了现代术语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阐述了术语系统化的指导思想,为现代术语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术语学的论文,如《术语学的基本概念,系统化的定义词典》(Grundbegriffe der Terminologielehre,Systematisches Definitionsworterbuch,1955),《普通术语学——一门界于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情报学和专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Die 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Ein Grenzgebiet zw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Logik,Ontologie,Informatik und den Sachwissenschaften,1972)等。在他八十高龄时,还写了《普通术语学和术语词典编纂学引论》(Einfuhrung in die 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 und Terminologische Lexikographie,1979)一书。维斯特对于现代术语学有着极大的贡献。现代术语学可以分为四个学派,即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一、德国-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维斯特、达尔伯格(I.Dahlberg)、魏尔西希(G.Wersig)和费尔伯(H.Felber)。维斯特是现代术语学的奠基人。他在柏林技术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后,于1931年以术语学论文获得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回到他的故乡——奥地利南部的维森堡,经营一个生产木制工具和带钢的工厂。他在这里收集世界各地的术语研究文献,创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术语综合图书馆。1977年维斯特逝世后,这个图书馆由奥地利标准化协会接管,并且从维森堡迁移到维也纳的国际术语信息中心。维斯特在维森堡建立了一个民间的研究所,专门从事术语研究,他还吸收了维也纳的一些术语学研究人员参与这个研究所的工作。这种研究后来又进一步扩展到联邦德国,逐渐形成了术语学中的德国-奥地利学派。维斯特倾其全力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来制定术语学原则的国际标准,当时总共有230页的ISO推荐标准和标准草案,几乎全部出自维斯特之手。维斯特的研究工作涉及面很广,术语、术语标准化、术语索引、术语文献编制、译音和转写、符号理论、分类法、计划语言、词汇学、词典编纂法都是他感兴趣的问题。1972年至1974年,维斯特担任维也纳大学普通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系的名誉教授,开设了“术语学理论与术语词典学入门”的课程,这门课的教材后来形成了一本专著,于1979年作为维也纳技术大学文集第八卷出版。德国-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强调概念在术语学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首先要划分概念,然后才能划分概念的名称,概念系统是术语的基础。因此,术语学的研究应该先从概念出发,即先从概念的定义开始,而不是先从词语开始。术语学应该研究概念的本质、概念的产生、概念的特性、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概念系统的结构、概念的描述和定义、概念与事物的关系、概念与名称的关系等等问题。由于概念王国是不依赖于词语王国而独立存在的,必须对概念王国的研究给以特别的注意。2.在语言学方面,术语学的研究一般只限于词汇的范畴,术语的形态变化和句法规则与全民语言是一致的,它们应从全民语言中吸取。3.术语学的方法是共时的方法,它只关心概念体系的现状而不涉及概念体系的发展历史。4.强调术语学与语言学的不同。他们认为,术语学与语言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语言学只对语言进行描写,而术语学不仅要对语言进行描写,而且还要对语言进行规定,目前,ISO国际标准和其他标准化组织编纂的标准化词汇表已达一万份左右,这些标准都对术语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规定;语言学一般不对语言进行评价,而术语学则要对术语中的各种成分进行评价,以便筛选现有的术语并创制新的术语;语言学特别重视对本民族语言的描写,一般并不强调语言的国际化,而术语学则强调要用国际统一的原则和方法来指导各国的术语工作,这种国际性的原则和方法不随着国家的不同或语种的不同而不同;语言学既要重视书面语的研究,也要重视口头语和语音的研究,而术语学则以术语的书面语研究为主,并不强调术语的口头形式。5.定义在术语学研究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为了保证术语定义的一致性,他们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定义方法。6.强调术语学各门科学和各个学科分支中概念系统的原始基础。术语是传递知识、技术和不同语种之间的概念的工具。二、俄罗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洛特(D.S.Lotte)、德雷森(E.K.Drezen)、戈龙文(B.Golovin)、丹尼连科(V.Danilenko)等。20世纪30年代初,俄罗斯学者开始从事术语学的研究,他们把维斯特的著作《工程技术中(特别是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翻译成俄文,建立了技术术语委员会,后来改名为俄罗斯科学院科学技术术语委员会(KNTT),这个委员会负责阐述术语学的基本理论,制定术语结构和概念术语体系的原则,制定术语标准和术语表,汇编收集到的推荐术语,制定使用术语和创造新术语的原则。俄罗斯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术语学研究的对象是属于语言范畴的。解决术语学问题的方法应该从语言学中去寻找,应该在术语学中大量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俄罗斯学派研究术语的方法,一般是先从某一领域的语言单位出发,建立概念体系,而不像德国-奥地利学派那样,概念的划分总是先于名称的划分。2.术语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应该研究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原则和方法。俄罗斯的术语学研究首先要解决俄语和独联体其他各国的语言中出现的问题,例如,术语标准化问题和创造新术语的问题。3.术语学的研究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俄罗斯的高等学校和俄罗斯科学院都十分重视术语问题,大部分俄罗斯的术语学研究人员不是属于某大学,就是属于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直接抓术语工作,他们总是把术语问题当作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国际标准化组织TC37委员会第一分委员会的秘书处设在莫斯科,由俄罗斯国家标准委员会的全俄技术情报分类和编码研究所具体负责。在第一分委员会的主持下,起草了《术语学词汇》、《术语命名原则与方法》、《概念与术语的国际统一》等重要的文件和标准,在国际术语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三、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代表人物是哈夫拉奈克(D.Havranek)、霍列茨基(J.Horecky)、克库莱克(K.Kocourek)、鲁登尼(M.Roudny)等。布拉格语言学派是现代结构语言学中的三大流派之一。布拉格语言学派主张从实用的观点来研究语言的规范问题,也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从人类文化、文明和技术交流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规范问题。语言学理论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改善语言的使用状况,促进语言的规范。术语学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受到布拉格语言学派这些观点的强烈影响。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继承了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传统,强调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术语问题。他们认为,要有意识地推广多数人认可的语言习惯,加强约定俗成的社会影响,消除少数人乃至于个别人使用的不符合多数人习惯的、或者是不精确的、重复累赘的语言现象。2.重视术语的社会交际功能的研究。为了发挥术语的社会功能,他们主张：术语不要与日常使用的词语发生过多的联系,以免产生歧义：从几个同义术语中挑选标准术语时,要选派生能力强的术语：不要过多地干预术语的国际化,吸收外来语可以丰富本民族语言的术语。3.注意术语特性的分析和研究。他们认为研究术语的特点,是正确地创造、翻译、移植术语的前提。捷克斯洛伐克的术语学研究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它的形成和发展同保护捷克和斯洛伐克两种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学派实际上是语言学中的布拉格学派在术语学中的代表。四、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隆多(G.Rondeau)。这个学派是现代术语学中后起的学派,20世纪70年代才形成。他们批判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并将其应用于术语工作的实践之中,在建立术语数据库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目前加拿大术语数据库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术语数据库。隆多教授在魁北克的拉维尔大学开设了术语学讲座,并培养术语学的硕士和博士。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概念是术语的基础,概念单位是术语分类和定义的对象,又是术语命名的出发点,术语工作应该建立在概念层级体系的基础之上。2.术语在本质上是由概念和名称两个方面组成的语言符号,它之所以能作为特定的概念总体的一部分,是由于在概念总体中它同其他的概念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3.术语标准化工作应该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进行,在术语标准化工作中,要注意标准和推荐标准之间的区别。4.术语工作应该同语言规划的政策紧密地联系起来。5.术语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在术语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新术语的研究。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对世界上的术语工作,特别是对于维斯特的工作,进行了批判性的综合。这个学派在国际术语学的研究中一直是十分活跃的。国际标准化组织TC37委员会第二分委员会秘书处设在魁北克法语管理局内,负责研究专业词汇与术语词典的编辑方法,他们组织和起草了《单语种分类词汇的编排》、《分类词汇编辑指南》等重要文件和标准,在国际术语工作中很有影响。* 冯志伟研究员是第四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相似文献
2.
3.
一、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遇到了与hierarchy一词(以及hierarchial)对应的科学概念及其汉语定名问题〔1〕。在翻译ISO/DIS 704《术语学原则与方法》〔2〕,制定术语的原则与方法〔3〕,翻译与术语学有关的文章〔4,5,6〕等,亦均遇到与hierar－chy一词有关的汉语术语定名问题,如hierarchical system,hierarchical relation等。所以这个词在术语学中是一个重要术语,其汉语定名应当力求定得妥切,以便统一运用,有助于我国科技术语的审定和术语学的发展。二、hierarchy一词在不同领域中有不同的涵义,并有不同的定名。在宗教僧侣范畴,意为分成等级的僧侣统治集团〔7〕。在人事、行政领域,指的是等级制度〔〕。在计算机科学方面订为层次或分级〔8,9〕。在机器翻译领域,订其为层次〔10〕。在语言学领域,订其为层级〔11〕。亦有文献将其订为隶属,hierarchical relation订为隶属关系〔2,3〕.在科技情报学中,有的将其订为等级结构〔12〕。加拿大TERMIUM术语库检索hierarchy一词,得到如下对应三个学科的三种定义〔13〕：1.学科领域：行政机构、社团结构定义：是从最高权威到最低层的一种长官系列。2.学科领域：社会组织定义：是一种常以金字塔形排列的正规组织系统、其中每级或层的功能和活动从属于其上一级或层的系统。3.学科领域：系统分析(信息处理)、人工智能定义：是一种其组分按一特定规律排列成从属的分层分级结构。我们根据上面三种定义,可分别给出中文定名为：等级系列(简称等级),隶属系统(简称隶属)和层级结构(简称层级)。术语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其中有些术语的汉语定名尚属草创和需妥善确定阶段,hierarchy以及与它有关词的汉语定名,就属一例,这些词应当通过研究、讨论,订好其汉语术语。三、在术语学中hierarchy一词的汉语术语订为什么才合适呢？这首先要从其表征的概念来看。术语学中的概念系统,分为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的不同层次,每个层次中可有多个同位概念。属种关系、整体部分关系,就是这样结构。以半导体科学为例,则有：类似这样的分层、分级的概念系统(框架),就是hierarchy,其汉语定名为什么才合适呢？1.不宜订为等级系统。这是因为它虽有级之分,但无等之别。2.不宜订为隶属系统(隶属关系)。虽然它有分类学中下位概念从属于上位概念的含意,但不同于行政、人事上的隶属关系;而且隶属只表达出纵向的关系,不能表达横向的关系,概念所在的层次不能说是哪个隶属。3.称之为分级,虽有一定道理,但系统中“第几层”代之以“第几级”,似不太妥。4.称之为层次,虽是一个较好的定名,但层次一词,社会上用得较广,有时已超出术语学中的涵义。而且stratification常定名为“层次”,所以hierarchy亦不宜订为层次。5.我们认为hierarchy在术语学中应订为“层级”,hierarchica1应订为“层级的”,hierarchical system应订为“层级系统”,hierarchical relation应订为“层级关系”这是我们经过对各种定名的研讨,向有关专家学者请教,以及考虑术语的特性,得出的结果〔14－16〕。“层级”这个术语,表达了概念系统中三维立体的分级分层特征,而且可以称某个概念是在该概念系统中的第几层级,表达了概念的内涵,故符合科学性;它在概念系统中与其他有关术语能配合很好,且能派生出适当的术语,故符合系统性;“层级”的意义是单一的,不会与其他术语混淆,故具有“单义性”;而且简明和符合汉语“顾名思义”特性;与之对应的外文是hierarchy,概念完全一致,故符合“国际性”;而且我国语言学界已用了这个术语,术语学与语言学是密切相关的,对应一个概念术语一致,是完全应该的,故从“现实性”考虑订为“层级”,也是可行的。四、通过对hierarchy及与其有关术语定名的研讨,使我们对汉语科技术语的特性,又有了新的认识。即制定新的汉语科技术语,除了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简明性、中文特性和国际性,审定存在的科技术语还要考虑其现实性之外,还要注意到“科技语体特性”。所谓术语的科技语体特性,是指在订自然科学术语时,遣词用字要尽量使术语是中性的、纯概念的〔17〕,而且平实、严谨、雅致〔18〕。 相似文献
4.
5.
统一科技术语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须的基础条件之一。当前,审定与统一我国科技术语,对于“四化”建设,特别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展我国科技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首先就应研究什么是术语(term),术语有哪些特性。近年来我国已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1－23〕,我们这里也想就此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一.“术语”一词的定义对于什么是术语,说法很多,但大体上可分为从语言学角度和从术语学角度两个方面对术语一词进行定义.从语言学角度对术语进行的解释有：1.术语是“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每一术语都有严格规定的意义”〔24〕。2.“术语是科学技术中的特殊用语,属于行业语的范畴”〔25〕。3.术语“指在某一学科领域中有专门意义的词项”〔26〕。4.术语是“在专业语言中具有精确的单一意义的词,即使出现在习惯用语中,也与其专业方面的用法相同”〔27〕。5.“术语是某一特定专业中使用的单义词,即使出现在其他专业的用语中或日常语言中,它基本上仍能保持其专业意义”〔18〕。6.“术语是词,它在专业与科学领域中用作具有一定意义的系统地约束的标记”〔27〕从术语学角度对术语一词进行的定义有：1.“所谓术语在本质上就是索绪尔(F.de Saussure)所定义的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语言统一体”〔28〕。2.术语“为精确表达概念和表明特定对象而形成(采纳、借用等)的专用(科学、技术等)语言的词或词组”〔27〕。3.术语为“一致的、列举的专门名词或有一定结构的(分类学的)可定义名词,并毫无歧义地表达一个概念”〔27〕。4.术语为“精确地指明一个特殊科学概念的词或词组”〔27〕。5.术语是“表示一个概念的单词或词组”〔27〕。6.术语就是在一定的主题范围内(某一学科),为标示一个特定的专门的概念而确定的一个单词或词组(一般术语和复合术语)”〔1〕。7.“科学技术术语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语言符号”〔2〕。8.“科技名词术语是科学概念的语言符号”〔16〕。9.“术语系由能指与所指组成的语言符号”〔28〕。10.“术语是概念的名称”〔29〕。以上列举的这些定义或解释,对什么是术语,从语言特性或科学内涵角度做了阐述,它们彼此有相同之处,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虽然有的不见得贴切,如认为“精确地表达概念”,则不符实际,但都可称之为一家之谈。我们认为,根据术语学理论,术语则是给概念订的名,所以术语一词的中文简明表达应为：术语是概念的命名。二.术语一词的公式表达加拿大术语学家隆多(Gay Rondeau)教授在其所著《术语学概论》〔28〕一书中,把术语与名称、概念间关系用一公式表达,即：就是说术语是与概念和名称两者有关的词。用上述表达式可以把术语与概念和名称三方面形象地表示出来。但正如苏联科学院科技术语委员会主席西弗洛夫(V.V.Siforov)教授指出的,这一表达会产生歧义,可能会使人误解为是一个商,即术语等于名称被概念除。也会使人误解为术语与概念成反比。为了克服上述缺陷,我们仿照数学上函数的一般表达式,对上述表达式做些修改,提出如下形式：T=D(N)即术语T等于由概念N确定的名称D。三.关于术语的特性术语具有哪些特性？以什么标准来审定术语？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已开展不少研究,我委员会办公室制订的名词审定细则对此亦有论述,但这些文献见解不尽相同〔1,4,5,12,21,28〕。我们认为我国科技术语的订名应体现：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简明性、中文特性和国际性;在审定科技术语时,还要考虑其现实性。1.科学性就是从科学概念出发,准确反映所指事物特征,根据概念的全部特征来掌握事物的内涵,借以做出确切的定义和订出“名符其义”的术语。在我国浩如烟海的科技术语中,无论是由我国自己创造的术语如石油、火箭、印刷、天于、地支、二十四节气等,还是意译外国的科技术语,如激光、衍射、电视、电脑等,大都从“名符其义”出发,即从其本身科学概念出发,也就是从其科学性出发,来订名的。科学性这一条是科技术语订名的总原则,在订新的术语名和审定旧的术语时,都应认真贯彻这一条。2.系统性就是在一个学科、以至相关领域中,术语不是孤立的、随机的,而是一个合乎分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说术语的系统性包括三个方面：(1)学科概念体系,即分类框架;(2)术语订名的逻辑相关性;(3)术语的构词能力。每个学科在收词、审定和公布时,都应首先注意到术语的分类框架问题,否则就不好确定所收的词是不是基本词和是否收得全面〔30〕。而且如分类不当的话,可能会导致各部分收词重复,以及有的术语不知放在哪部分为好等问题。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分五个专业组收词：即：第一组通信及电子系统;第二组电子元件、材料与仪器;第三组电子物理与器件;第四组电子学基础理论;第五组共用技术与交叉、边缘科学。这样分类虽也能覆盖全部电子学术语领域,但我们觉得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系统性不够强,未按学科概念体系来分;二是各部分术语有重复,不便统一安排。鉴于此,我们建议电子学名词术语应按从基础理论到元、器件与材料、工艺,再到整机、应用,这样的顺序适当划分和编排各子学科,并按相关概念排列各子学科中的术语。3.单义性就是术语是单一的、专用的,理论上讲任何一个概念只能有一个专门固定的术语,即“一词一义”,这样才能确切表达意思,避免发生歧义。以前国民党时期度量衡局把长度、重量和面积单位都叫公分,就是违反术语单义性的明显例子〔31〕。但有些时候要求各学科的所有术语都一词一义是难能做到的,必要时可允许同一概念在不同学科有不同术语。例如高分子、大分子;电势、电位;电子计算机、电脑;淬火、猝灭等。这样做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精神,不但不影响统一,而且有利于统一,否则硬性规定各学科都叫一个术语很难行得通,倒不利于术语统一和审定的术语的权威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第37委员会秘书加林斯基(Ch.Galinsky)先生亦主张这样〔32〕。4.简明性是指术语简单明了,尽可能简短,但又不应简化到人们不好看懂。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在术语的订名上很注意这点,真是“一词之立,旬月踌躇”。如熵、点阵、阻尼、电话等术语就是范例。在这个意义下,我们认为半导体中的碰撞雪崩渡越时间二极管简化订为崩越二极管为好,俘获等离子雪崩触发渡越二极管简化订为俘越二极管为好,场效应晶体管宜简化订为场效晶体管或场效管,因为这样简化也很清楚明了。而金属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则不宜简化为金氧半,因为不易被人理解,且易误解。5.中文特性是指术语订名要体现汉语表意文字特点,要“望文生义”,一看有中国味〔20〕。而且符合汉字发展规律。要采用通用汉字,不要用生僻字和造新字。基于此,我们认为“激光”这个术语就比“莱塞”好,“电话”就比“德律风”好,“化学”比“舍密”好,“电动机”比“马达”好,“电子管”比“真空管”好,“收音机”比“无线电”好。现代通用汉字已能完全表达各种科学概念、承载各种科学信息,没有必要造新字,否则汉字不是愈来愈简化,而是愈来愈多、愈复杂,增加使用者的负担,不利于发展科技、文化事业。现代汉语多向双音节词发展,术语订名时也要充分发挥这一点。如“彩色电视机”这一术语,有趋势变成“彩电”,“电子计算机”被“电脑”代替(或并存),“用户电报”(电报挂号)变为“电传”等。6.国际性就是指术语订名要尽可能采用国际通用的术语和符号,由中文译成的外文要与外文术语的本来概念一致,这样才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和发展国际贸易。这里我们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有些国际上通行的缩略语,我们可直接采用来作为我国科技术语,勿需一定要订成复杂的汉名(有的很不好定名)。如D NA(脱氧核糖核酸),MOS(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T(计算机断层成像),CAD(计算机辅助设计),BASIC(语言),FORTRAN(语言)等。为了避免有人不认识,可在文章开头处括号注出其中文全名,以后就直接用缩写词。当然,这样的缩写术语不宜太多,只应选用一些用途广泛的,否则会违背我国科技术语订名的其他特性,而难被人们所接受。7.在审定现有的科技术语时,除了应考虑上面几项术语应具有的特性之外,还要考虑到它的现实性,即考虑其使用情况。如该术语确属“名不符义”,而又使用时间不长、范围不广,则可按上述几点对其“正名”,重新订出新名。而如该术语虽不太“名符其义”,但已使用很久,应用范围很广,大家都已用惯了,即已“约定俗成”了,则应继续延用,而不宜轻易改动,否则会不利统一、引起新的混乱。“熊猫”、“机器人”、“机械运动”等术语就属此例。当今信息时代新概念层出不穷,为概念订名的术语也会不断向前发展,与此同时,术语的特性和术语的审定,都要不断地深入、发展和提高。所以我们认为要以发展、变化的眼光来观察和研究术语及其特性问题,即要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来探索术语学中的问题,从而使我国术语学研究不断开拓前进,越来越兴旺、发达。 相似文献
6.
任何科学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前人的努力。俄罗斯术语学的发展也是如此。正是洛特(Д.С.Лотте,1898～1950)、德列津(Э.К.Дрезин,1895～1936？)、维诺库尔(Г.О.Винокур,1896～1947)、列福尔马茨基(А.А.Реформатский,1900～1975)的论著为俄罗斯术语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洛特、德列津与奥地利学者维斯特(E.Wüster)被并称为“术语学之父”[1]。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俄罗斯术语学的发展几经波折：50 年代,由于前苏联推行“与洋化作斗争”的国策,一些早已定名且长期使用的外来术语被匆忙编制的术语所取代,造成了术语定名、使用的混乱。国外术语界人士认为这侵犯了著作权,歪曲了术语的创造时间;60年代末,语言学家积极参与术语研究,从而改变了术语工作的纯工程技术研究方向。这一期间人们重新审视术语研究的方向、方法等重大问题;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波及各行各业,术语研究工作也受到影响[2,3]。尽管如此,俄罗斯术语学在20世纪90年代仍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经过长期量的积累,实现了质的飞跃[4,5]。在这一量的积累过程中,一些术语学派和研究机构、组织起了很大作用。它们分别是：高尔基(大学)学派 先后由戈洛温(Б.Н.Головин,1916～1984)、科布林(Р.Ю.Кобрин)领导。二人合著的《术语学说的语言学原理》(莫斯科,1987)是苏联教育部批准出版的第一部供高校语文系使用的有关术语学理论的教科书。高尔基(大学)学派以高尔基国立大学为基地。所创办的高校校际文集《术语与词》于20世纪70～80年代发表了大量有关术语和术语系统特点、术语在科学语篇中的功能、不同语言的术语对比研究等方面的文章。沃罗涅日学派 由伊万诺夫(С.З.Иванов)和阿纽什金(Е.А.Анюшкин)领导,以沃罗涅日大学为基地。曾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多期《部门术语》专集,如：《部门术语与词典编纂学》(1984)、《部门术语及其非语言因素的制约性》(1986)、《部门术语及其结构类型描写》(1988)等等。沃罗涅日学派专集主要阐述与部门术语形成使用发展等相关的术语学问题。鄂木斯克术语中心 由特卡切诺娃(Л.Б.Ткаченова)领导,以鄂木斯克工业学院为基地。该中心主要研究术语化过程中非语言因素的制约性问题、术语学的社会语言学特点、科技术语的意识形态化等问题。车里亚宾斯克学派 该学派由什卡托娃(Л.А.Шкатова)领导,研究俄语术语的称名问题,每年举办《日特尼克夫斯基术语研讨会》并发表会议提交论文。全俄分类、术语与标准化及质量信息科研所 该所成立于1965年,是俄罗斯研究科技术语的主要单位,每年定期牵头举办国际科技术语研讨会(今年于6月18日在莫斯科外国语大学召开),为解决术语标准化问题做了大量工作。该所科技论文期刊《科技术语》(创办于1968年,原为月刊,现每年出版两期)自90年代以来拓宽了术语研究的范围,刊发了大量有关术语学的理论问题、术语构筑、新科学和新术语系统形成方面的文章。该所曾与我国有关术语机构进行过合作。前苏联解体后,由于各种原因,合作中断。现正与我国“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筹备合作事宜。术语小组 由苏佩兰斯卡娅(А.В.Суперанская)领导,以俄罗斯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为基地。该小组编写出版了两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术语专著：《一般术语学：理论问题》(莫斯科,1989)、《一般术语学：术语活动》(莫斯科,1993)。这标志着90年代的俄罗斯术语学研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高度,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5]。哈尔科夫词典编纂协会 由杜比钦斯基(В.В.Дубичинский)领导,创建于1992年。该协会的学术研究活动与哈尔科夫工业大学没有任何联系,之所以如此命名只是因为它位于哈尔科夫工业大学院内。该协会成员为来自不同国家的术语学家及词典编纂学家。协会的任务：协调词典学家的工作、组织学术会议、为词典学论文专集《Vocabulum et vocablarium》组稿、出版《LEX》信息简报、为词典学家的研究成果作宣传、发布乌克兰及国外术语活动信息。俄罗斯术语协会 由塔塔里诺夫(В.А.Татаринов)领导,创建于1993年。术语协会的成立是90年代俄罗斯术语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该协会设有专刊《术语学》,每年定期举办一次术语研讨会,会议提交论文在其专刊发表。此外,该协会还协调术语学、术语词典编纂学领域的科学研究,组织专用目的语言的教授工作,与国外术语学家进行联系等。90年代俄罗斯术语研究实现质的飞跃的另一个标志：撰写发表了大量有关术语研究的副博士、博士论文。根据现有资料统计,论文数量超出百部[5,6],其内容涉猎广泛、研究角度多种多样：部门术语的结构、语义描写,语义句法研究,类型特点;现代标准俄语中的科技新词;篇章中的隐喻术语与术语的功能;术语词汇语义的社会文化成素;术语称名、术语的认知信息本质;科学语言的修辞聚合体研究等等。20世纪90年代具有重要意义的术语学论著为：1)莱奇克(В.М.Лейчик)与别谢基尔斯卡娅(Л.Бесекирская)合著的《术语学：对象方法结构》(1998);2)沃洛季娜(М.Н.Володина)的《术语称名理论》(1997);3)塔塔里诺夫(В.А.Татаринов)的《术语学理论第一卷术语理论：历史与现实》(1996)。这几部理论专著总结了俄罗斯术语学最近30年的研究成果、术语科学的研究方向及方法,指出了术语学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格里尼奥夫(С.В.Гринев)的论著《术语学引论》(1993)和《术语学术语历史系统化词典》(1998)中所阐述的理论思想也具有重要价值。格里尼奥夫认为术语历史系统化词典的编写有助于统一术语并促进术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舍洛夫(С.Д.Шелов)在其专著《术语定义与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1998)中对诸如术语的语言本质、术语定义的类型、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法。有关人士认为,该专著中对术语定义的研究具有现实性,并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词典编纂学研究方面的重大成果当数马尔丘克(Ю.Н.Марчук)编写的《术语编纂学原理》(1992)和杜比钦斯基(В.В.Дубичинский)首次用俄文发表的专著《理论与实践词典学》(1998)。《理论与实践词典学》虽以教科书的形式书就,但具有严谨的理论依据。它将词典编纂工作中积累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系统化并指出词典编纂事业的发展前景。90年代俄罗斯的术语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对术语的静态、平面描写研究转向对术语构成、功能等方面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动态研究[7]。最引人关注的术语研究的几个方向、方法是：专名学方向 把术语的产生看作特殊类型的称名过程,揭示术语称名的特点,如：表达科学概念的语言手段的专门化;术语构成模式的系统化和分类规律性应与术语所反映的概念的系统性和规律性相符;术语形式结构和语义结构的特点等问题[8]。认知交际方向 以术语的称名研究为基础,与语言学中的认知交际研究方向密切相关。从认知交际角度研究术语时,术语的产生被看作是与信息处理、统一、储存、提取相联系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被看作是科学语篇的展现过程、科学活动情景中交际行为的更替过程[9,10]。类型学方向 术语类型学的研究宗旨是：确立术语系统类型的分类法,分析不同术语系统的异同点,揭示术语的共性,制订统一术语的一般原则[11]。对比研究方向 与术语类型学研究方向紧密相联。从内、外部类型学的角度对比分析术语和术语系统。术语的对比分析研究对翻译专业文献具有很大意义[12,13]。综上所述,作为一门与语言学、逻辑学、符号学、信息学、一般系统理论及一系列应用科学相关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俄罗斯术语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水平。但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仍未能得到解决。如：术语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脱节,懂专业知识的术语专家与从事术语研究的语言学专家之间存在隔阂等[14]。 相似文献
7.
现代术语学可以分为四个学派: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中国的术语学研究应成为世界术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分析了中国术语学研究的八大特点,提出了建立中国术语学派的建议。 相似文献
8.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1894－1964)1948年说过：“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①。1964年美国工业数学和应用数学学会(费城)在发表《诺伯特·维纳论文选》(麻省理工学院,1964年)时作序写道：“诺伯特·维纳教授相信,在两领域间的‘缝隙’中将会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见该书第5页)。模糊理论的诞生,再次证实了维纳的这个论断。1965年扎德(Lofti Zadeh)在《Information and Control》(信息和控制)杂志第8卷(1965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Fuzzy sets》(模糊集)的论文,接着他又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模糊理论的文章,从此模糊理论几乎风靡全球。模糊理论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诞生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哲学和逻辑学方面,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和布莱克先后于1923年和1937年发表了同名的论文：《Vagueness》(论模糊),从哲学和逻辑学上为模糊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②。扎德承认：“逻辑集论这个分支的兴起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③;“模糊语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④。但是正如康德所说：“任何科学含有数学成份的多寡,决定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够得上成为一门科学”⑤。只有当扎德将模糊理论数学化以后,它才得到整个科学界多数人的承认。现在,模糊理论已被应用于数学、系统学、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逻辑学、文艺学、美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学、法学、经济学、地质学、生物学、情报检索等许多领域,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关于模糊类(fuzzy class)扎德是这样下定义的：模糊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了的类别”,或者换个说法,“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transition)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⑥。例如“红”和“橙”,“橙”和“黄”,“黄”和“绿”,“傍晚”和“晚上”,“青年”和“中年”,其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能一刀两断的。模糊理论从语言的模糊性得到启发,反过来,模糊理论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其影响波及语音学、语法学、尤其是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等多门学科。术语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⑦,其研究和发展也同模糊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二者之间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传播”、“及格”、“幅度”本来分别是农业(如“传播花粉”)、教育、物理等学科中的术语,现在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以至一般人不再感到它们是术语。反过来,英语的shock本是一般用语,义为“冲击”、“震荡”、“打击”,进入医学领域后专指“休克”、“中风”、“心脏病引起的昏厥”,变成了科学术语。汉语借入了这个术语后,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这个词广泛用于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语言,它的术语和外来语色彩大大减弱,甚至不为一般人所察觉。“休克”是双音节词,符合汉语词多为双音节这一规律,也有助于这一转变。又如“集合”本是一个普通用语,但是在信息论中却变成了一个术语。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现在仍很活跃。如1989年2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个别民族分裂主义者也成不了大气候”。“气候”本是气象学术语,早已广泛用作生活用语,如“今年气候不好”。但在上引话中又出现了新的涵义。在气象学中,“气候”一词不能用“大”修饰。绝大部分术语的构成要素是非术语,如“软件”、“硬件”、“软着陆”、“清音”、“浊音”、“清唱”中的“软”、“硬”、“清”、“浊”是典型的模糊词,“件”、“着陆”都是非术语,也有助于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换。一般说来,术语都来源于非术语语素(或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其《物理学和哲学》(商务,1984年)中,列有专章“现代物理学中的语言和实在”,其中说道：“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语言也增长了”,“我们发展了一种科学语言,它可以作为与科学知识新增加的领域相适应的日常语言的自然扩展”(见该书第109、113页)。根据程曾厚在《什么是术语学》(刊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83年第10期)中所介绍的资料,俄语中的日常生活及文学词汇不过3－4万,但是仅电子学一门学科的术语就有6万个,而且每年还在以一千个术语的速度递增。这么多术语如果全靠新创,而不是依靠已有的非术语语素(或词),只会大大增加语言中的词汇量,影响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肝炎”、“胃炎”、“肠炎”、“肾炎”、“关节炎”等术语都是借用日常生活中的已有的词加上“炎”这个模糊词构成的,而不似英俄德法语那样,需要借助拉丁或希腊语词根,造成一大堆新词。如英语的hepatitis(肝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hêpar(肝);gastritis(胃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gastr(胃);enteritis(肠炎),来自希腊语énteron(肠子);nephritis(肾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nephrós(肾);arthritis(关节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árthron(关节)。这些词所共有的后缀－itis也是通过拉丁语最初源于希腊语的表示“……病”的后缀－tis。类似的例子有汉语的“儿科”、“妇科”、“骨科”、“眼科”、“产科”,都是用非术语性的常用词素构成,十分简便,易学易记;但是英语却要借助外来语,构成特殊的医学术语：paediatrics(“儿科”,希腊语的paid－义为“儿童”),gynaecology[“妇科”,来自希腊语gun(女人);英语的queen(“皇后”,本义“女人”),俄语的жзна(“妻子”,本义“女人”)都与gun同源],orthopaedics(骨科),ophthalmology(眼科),obstetrics[“产科”,来自拉丁语obstetrix(接生婆)];汉语的“工兵”、“步兵”、“炮兵”、“骑兵”等都是用常用词素构成,易学易记;但是英、俄语则不然,都是借助拉丁、希腊语词根构成单独的词。这固然是由于拉丁文在欧洲曾长期充当书面文学语言,在医学界中至今仍在使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语言构成词的灵活性不如汉语。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的一个优点。[参看拙文《制定术语要了解和掌握语言规律》(刊《中国翻译》1989年第2期)和《汉语并不难学》(刊《世界汉语教学》1988年第4期)]。此外,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同另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二者也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原子”本是物理学术语,借入到语言学以后,构成“原子主义”,指孤立地分析语言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尽管atom(原子)源于希腊语átomos,在希腊语中本指“不可分割的”,不是术语。“结构主义”本是语言学术语,现在这个术语连同它所表示的原理和方法已广泛运用于文学、美学、人类学、哲学、建筑学等许多方面。又如“尸体”即是日常生活用语,又是医学术语;“痉挛”是医学术语;两个词加在一起,构成“尸体痉挛”,则成了法学专门术语。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要充分考虑到术语和非术语,这一学科领域的术语和另一个学科领域的术语之间的界限都是模糊的,二者常常相互渗透、转化⑧。最后还要考虑到,有时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是非术语,但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是应用范围十分有限的职业术语。例如hyphen(连词符)在英语中是个日常生活广泛使用的非术语名词,但是汉语中的音译词“哈分”却仅用于印刷、校对、编辑行业。日常生活中只用“连词符”。当然,如果从标点符号学着眼,“连词符”又可视为标点符号学中的一个术语。因此,同一个词,由于视野角度的不同,即可视为术语,也可视为非术语。上面是从共时角度讨论非术语和术语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和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例证。例如,法语的couver(孵)这个带有术语性质的专业用语(当然,在养鸡人很多的地区,这又是一个生活用语)本来自拉丁语的cubare(躺,卧)这个生活用语。有意义的是汉语的“孵”也是来源于“抱”、“伏”等生活用语(见王力《同源字典》,第244页,1982年)。但是后来,couver从“孵”的意义又派生出“酝酿”、“密谋”、“潜伏”、“孕育”等非术语意义。这种“非术语→术语→非术语”的三次转换过程特别值得注意,它对语言学和术语学,甚至对哲学都有理论意义。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用现代集合论的术语说,它是一个大的集合,它下面包括许多子集。科学术语是一个子集(下面当然还可以按学科分为许多更小的子集);同科学术语平行的还有行话、隐语等子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给“行话”下的定义是“各行各业的专门用语(一般人不大理解的)”。它接近科学术语,但使用阶层不同。科学术语多为知识分子所使用,行话却是各行各业的人(不少是非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往往带有口语色彩,尽管二者的界限有时也是模糊的,二者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隐语(或称切口)也构成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子集,是指“旧社会帮会或某些行业中的暗语”,北京话又叫“春典”、“侃儿”,江湖话叫“春”(见陈刚《北京方言词典》,第41,145页,商务),其特点在“暗”和“隐”二字。它们同术语、行话一样,也很容易向全民语言转化。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挂彩”、“扯淡”、“杀风景”就可能来自隐语。汉语的隐语行话滥觞于《文心雕龙》(作者496－497之间)所说的谐隐之词(见曲彦斌《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载《百科知识》1991年第1期),它们在汉语文化中,至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因此向全民共同语转化是不难理解的。由此可见,术语和术语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不过是语言中的各个子集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罢了。二、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传统的术语学从多方面规定术语同非术语的特征,唯独没有从模糊性角度划定二者的区别。罗素说过,“整个语言都是模糊的”⑨。波兰哲学家沙夫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的话(科学术语的意义是由约定确立的),模糊性实际上是所有词的特性⑩”。扎德说：“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大部分是模糊集的名称,而不是非模糊集的名称”⑾。这三段话涉及三个问题：(a)是不是所有词或大部分词都是模糊的。(b)科学术语是不是都是非模糊的。(c)模糊的科学术语同模糊的非术语在文章中占的比重有什么差别。关于前两个问题,石安石教授作了明确答复;(a)并非所有词或大部分词是模糊词。他抽取了以“金”字为第一个词素的65个词(个别是词组)74个义项为例,其中模糊词只占28%。以“大”这个模糊词素构成的词为例,310个词,372个义项中模糊词占183个,约49%,都没有超过半数。(b)以语言学术语为例,也有很多模糊词,如“词素”和“词”,“词”和“短语”,“短语”和“句子”,“名词”和“动词”,“动词”和“形容词”,“名词”和“形容词”,“虚词”和“实词”之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它们都是模糊词⑿。“云朵”在气象学中也是一个模糊词。维纳在《控制论》中引了德国的一首儿歌,其中有一句是“你知道有多少云朵飘浮过大地？”对此维纳回答道：“在气象学的全部语汇中,根本找不到似乎永远就是那样一朵的那种云朵;即便有的话,他(指气象学家——伍)既没有办法计算,也没有计算的兴趣”⒀。但是,“星星”却是精确词,因为“每颗星都是一个确定的对象,极其便于计算和编目”⒁。石安石没有提到第三个问题,他也没有统计充满术语的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个比例同非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比例的差异。我们随便引《控制论》第35页第二段话中的一句话：“太阳和行星的相对运动可以看作是刚体的运动”为例。我们发现其中的术语有五个：“太阳”、“行星”、“相对”、“运动”和“刚体”。除“刚体”外,这些术语也都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一般人往往觉察不到它们是术语。但是在这段话中它们的术语色彩仍十分浓厚。这五个词除“相对”是模糊词外,其它都是精确词⒂。这样,精确的术语将近占这段话(共11个词)的半数(“运动”重复出现两次,算两个词)。非术语中只有“可以”是典型的模糊词,因为“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其他词,如“和”、“的”、“看作”在这上下文中都是精确词⒃。这样,精确词占的比例超过80%,比石安石统计的非专业文献中的精确词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要考虑到,模糊词和精确词相互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文《论语言中精确和模糊的相互转化》(刊《百科知识》,1984年,第12期),就不在这儿赘述了。一般说来,在科学、法律、外交等文献中总是力图使用精确词,避免使用模糊词。但是,即使在法学中,有时也必须用模糊词,而不能处处用精确词。例如,在《法学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61页)中对“伤害罪”作了这样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或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行为”。“重伤”和“轻伤”在日常用语中显然是模糊词语,因此在法律上必须作出比较精确的规定。该词典根据我国从1980年起正式施行的《刑法》第85条作了如下说明：“重伤指：使人肢体残废或毁人容颜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人身体有重大伤害的”。当然,这儿的“其他”,“重大”还是模糊词。但这是必需的,因为人们不能罗列全部重伤的情节,列出九百九十九条重伤情节,漏掉其中一个情节,便可能给违法的人钻空子,因此邱实同志在其《法律语言》(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第9页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合乎辨证法的：“在立法语言中恰当地使用模糊词语不仅不会使法律规范含混不清,相反,会使法律规范更加准确、严谨、周密”。三、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上面已经涉及。如“刚体”的内涵(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不发生形变的物体)就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哪些物体算作刚体,其外延也有一定的模糊性。上面举的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词素”和“词”,“词”和“词组”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一定的模糊性。清晰的只是这些概念的中心部分,其边缘部分界限是模糊的。随便举几个例子：英语中I dare say(我想,大概,恐怕,当然,无疑)也可以合写为I daresay(主要见于英国英语)。能说这儿的dare say是词组,而daresay是词吗？如果单纯从意义看,I dare say等于一个词perhaps(也许)或of course(当然)。这儿的主语只能用I,可见这个组合接近成语。此外,of course(当然)分写,但是难道能因此认为这个组合是两个词吗？在词典中,of是词,course也是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成语来说,词加词的结果可能不是词组,而仍然是词,只是徒具分写的形式罢了。可见语言不同于数学,数学中1+1=2,语言中却可能一加一仍等于一。汉语中也有类似现象。如“高觉慧”是词,单称“高”也是词(外国人对中国人常这样称呼)：称“觉慧”是词,单称“慧”(亲昵称呼)还是词。这样一来,“词+词+词”仍等于“词”。汉语中有很多所谓离合词,如“打倒”、“推翻”、“睡觉”、“帮忙”、“洗澡”、“中意”、“造谣”、“泄气”等。这些词既可作为单独的词使用,如“打倒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这件衣服我很中意”,“你们不要乱造谣”等等;又可被一些词所隔开,如“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了乡绅的意”(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的谣……你们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半句用现在的话当说“你们洗刷得干净吗？”但前半句至今似仍可说。当然更可能说的话是“倘若有人造了一个攻击你的谣言”。这说明这几十年汉语双音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玉娥！你就这么泄自己的气吗！”(老舍：《女店员》);“九条狗也帮不了它的洋主子多少忙”(胡小亥：《刑场上的婚礼》);“我量你也负不了这个责”(草明：《乘风破浪》);“处长让我再带一个头”(王蒙：《温柔》)。离合词中有不少是“动补式”,其中有些动补式后的补语是所谓模糊词,如“提高”、“降低”、“放大”、“长大”、“看轻”、“看透”等。由于模糊词有着不同的“隶属程度”(membership),因此在这些离合词中间可以加一些表示这些程度的词,如“看得很透”、“看得不很透”、“看得不大透”、“看得很不透”等等。这时,我们所遇到的显然又是词组了。这种将一个词分开,中间加很多词的结构类似德语的框形结构。例如德语的zusammenbrechen(倒坍)在下列句子中其前缀和词干就被四个词所隔开：Die Brucke brach infolge zu starker Belastung zusammen。(由于负荷太重,桥倒塌了)。汉语中原本充当双音词中词素的成分可以提至句首,更突出了离合词中的词素变成了词的这一特点。如“发理了吗？”“发理了没理”等。上面所说到的这些离合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古汉语中,这些结构原来是词组,如“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疏《易经·革》)。“殷革夏命”(《尚书·周书·多士》)。后来,随着汉语中双音词数量的日益增大,“革命”才变为一个词,如在“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的“革命”。但是在“革老子的命”,“林彪提出了反动的口号：‘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等词组中,“革……命”显然还是动宾词组。这是古汉语词组的延续。这说明语言中共时和历时的界限并不是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容易一刀切开,界限分明的;从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向双音节词为主(指双音节词在全部词中占的比重,不是指双音词的出现频率;就出现频率来说,单音节词至今仍可能超过双音节词)的现代汉语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既可为双音节词,又可为词组的中间过渡现象,这时词和词组的界限是模糊的。如汉语的“睫”(如‘目不交睫’)、“睫毛”、“眼睫毛”都是词,“眼睫毛”又接近词组,也反映了历时和共时的界限不容易切开的特点。这是符合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例如,在两种语言处在同一个区域时(如古代法国的凯尔特语和拉丁语),在融合为现代法语以前,必然经历过一个双语制的阶段。同理,从水栖动物演变为陆栖动物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一个水陆两栖的过渡阶段。青蛙等两栖动物便是这一演变的过渡阶段的反映。由此可见,离合动词的产生是完全符合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演变过程中有过渡阶段这一普遍规律的。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早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第七章中就已指出,词和词组,形态学、句法和词汇学之间都“不可能有任何预先划定的界限”,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渗透。这正是模糊理论的精髓。又如“新潮”本是名词,但是现在报刊上已出现用于形容词的例子,如“她(指台湾女作家郭良蕙)说：‘人们的服装很新潮,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见《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6日第2版,光明日报记者张胜支的报导《访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这时名词和形容词的界限也模糊了。再如实词和虚词这两个语法中的科学术语在其边缘部分也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精确的。因此不少早期汉语语法著作将副词看作虚词。现在的汉语语法学家一方面基于对汉语语法的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外语语法的影响(因为英、德、法、俄等语言的语法著作都是将副词看作实词),多数将副词看作实词(如胡裕树、黄伯荣、张静分别主编的《现代汉语》)。介词也存在这个问题。上述外语语法都将介词(外语叫“前置词”)看作虚词。黎锦照的《新著国语文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一则可能出自他们对汉语本身的认识,一则可能受外语的影响,也把介词纳入虚词。但是吕叔湘、朱德熙编的《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也许出自他们对汉语特色的认识,也许是由于他们力图摆脱外语的模式,把介词归入实词,分别叫“副动词”、“次动词”。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把代词看作“半虚词”(可能受法语的某些语法著作的影响),把副词看作“半实词”,说明他事实上承认了实词和虚词界限的模糊性,尽管由于那时还没有诞生模糊理论,他没有用模糊这个术语。但是,1983年王力在《语法》一文中已明确指出：“把现代汉语的词分为两大类(指实词和虚词),也有些边缘的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副词……另外还有一类词也处在边缘,就是代词。”此外,各词类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例如,古汉语的“之”,《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国语文法》认为是介词,本树达的《音等国文法》认为是连词,中学语法课本却看作是助词(17)。“及格”是教育学中的一个术语,其实也是个模糊词。“及格”在俄语中叫уа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Ъно,本义“令人满意”的,这更是个典型的模糊词。到什么程度才能算令人满意？60分及格,59分不及格,这界限完全是人为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给“及格”的注释是“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最低标准”]。凭一分之差就能断定两个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天壤之别”吗(18)？四、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在模糊理论诞生以前,传统的逻辑学以及受此影响的术语学总是要求在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时不能循环定义。对精确概念来说,这一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对模糊概念来说,这一要求就不仅不合理,而且有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例如,“现在”、“过去”、“将来”既是普通用语,又是哲学、物理学、气象学等许多学科常用的术语,对它们就很难下精确定义(19)。因此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在给ьудущее(未来)下定义时就只好求助于настоящее(现在)：время следующее эа Hастоящим(现在以后的时间)。《朗曼当代英语词典》(1978年)给future(未来)下定义时也只好求助于present(现在)：the time after the present(现在以后的时间)。这种释义法本质上都是用未知解释未知,并且是循环定义。因为“现在”又要靠同“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去确定。苏联科学院十七卷本俄语词典在给настоящий(现在的)释义时就注明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ирошедщий и ьудущий(与“过去的”和“未来的”相对立而言)。同理,“春”、“夏”、“秋”、“冬”既是生活用语,又是气象学、天文学等学科中的科学术语。由于地球上不同地区的温度差别很大,季节长短不一,所以很难给四季下一个全世界通用的精确的定义：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什么季节。以“春”为例,中国人既可以从立春(阴历2月3、4、5日)算到立夏(阳历5月5、6或7日),也可以将阴历正、二、三月算作春天(见上引《现代汉语词典》)。欧美人的春天大致是从春分(3月20或21日)算起,比中国习惯晚一个半月。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spring(春天)作的说明是from about March 21 to June 23(大致从春分至夏至);张其春、蔡文萦合编的《简明英汉词典》的注释是：三、四、五月;[英]二、三、四月;法国小罗伯尔词典对printemps(春天)的注释也是“从春分到夏至”,但注明这是针对北半球来说的;德语G.Wahrig词典对Frühling(春天)的注释与小罗伯尔完全相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autumn(秋天)作的说明也是不够明确的：既可以指八、九、十月,又注明通常(特别是在美国)指九、十、十一月;给winter(冬天)作的说明更模糊：“……一年中最冷的三个或四个月份(在北纬地区是十一月或十二月至一月或二月”。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词典(四卷本和十七卷本)给春夏秋冬四个词下定义时采用的又是循环定义的方法,如“春天是冬天和夏天之间的季节”,“冬天是秋天和春天之间的季节”等等,回避指出明确的时间界限(20)。这虽然不合传统逻辑关于下定义要避免循环诠释的要求,但看来,这是对模糊词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此外,象“中年”、“壮年”这样的模糊词是不可能精确的上下限定义的,也许它们的最精确的定义是：介乎“青年”、“老年”之间的年龄。让我们再回到语言学的术语上来,其中“词”就是个模糊概念。吕叔湘指出：“词的定义很难下。一般说它是‘最小的自由活动的语言片断’,这仍然不十分明确,因为什么算是‘自由活动’,还有待于说明”(21)。接着他举了许多词与语素、词与短语不好划界的例子。其实,用模糊理论阐释,“自由”本身就是个模糊词。用模糊词所定义的“词”,当然仍然是模糊的。史有为指出：“要给词下个准确的定义,实在是太困难了,又何况是给汉语的词下定义。……汉语中如果有‘词’,那这个‘词’本身就是界限模糊的,因此作主观反映的语法学也必然很难用明确的界限去圈定它”。于是吕叔湘也只好承认有界乎词与短语之间的单位,管它们叫“短语词”(22)。也许就象给春夏秋冬下定义一样,给“词”下定义的最没有漏洞的方法是循环定义：“词是介乎词素和短语之间的语言单位”(相应地：“短语是词和句子之间的语言单位”等等),并同时承认词素与词,词与短语,短语与句子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国中学语文课本把“的”、“地”、“得”、“着”、“了”、“过”看作是助词,王力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他认为应该看作词尾(17)。用欧洲语言学术语,它们当是构词或构形后缀,即是词素,而不是词。面对着这类模糊词,科学上有时不得不人为地加以限制,使之比较精确。例如“大雨”、“中雨”、“小雨”在日常生活中本来都是一些模糊词(组),气象学人为地规定：“24小时内,雨量达25－50毫米的雨叫大雨”(见《现代汉语词典》,但紧接着,该词典又加了一个适用于日常生活用语的模糊说明：“一般指下得很大的雨”)。对“中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25毫米的雨”,对“小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毫米……以下的雨”。这些规定也还不是很精确的,因为都含有从最低限量到最高限量的浮动,即仍有一定的模糊度。但是这种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用不着避免的。此外,如体育中的术语“低栏”中尽管含有模糊词“低”,也用人为规定数据的方法(栏架高76.5厘米,男子距离200米,女子距离80米)使之精确化。生活用语中典型的模糊词是颜色词,味觉词(23),表示年龄、时间、空间、温度、性格特征等的词。这些词也经常在专业文献中出现。因此专业工作者不能不了解并关心模糊理论及其发展。五、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即相互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等义词;但是在术语用法中却是精确词,即其界限是分明的,而不是模糊的。例如,在一般人所使用的日常英语中,midget和dwarf都是指“矮子”。在怀尔德(H.Wyld)主编的《英语通用词典》中就是用dwarf注释midget。在《英俄词典》中这两个词都译成карлик(矮子)。但是在医学术语中,这两个词却用来指两种不同类型的矮子。midget指个子矮小,但身体各部分比例正常的人(因此midget这个词还可指“小型的”,如a midget submarine“小型潜艇”);这可能同midget从midge[“小蚊”,同德语Mücke(蚊子),俄语мyха(苍蝇)同源]派生,即由比喻构词有关。但是dwarf则相反,指胸部和躯干发育都正常,两腿却特别短的人,因此可以喻指矮小的植物或动物,如dwarf marigolds(小金笺草),dwarf birch(小赤杨树)。可是在天文学中,white dwarf(白矮星)只是取其小义(和天狼星相比),与midget并没有什么区别(关于这类问题的详尽分析见拙文《从<高山下的花环>谈到同义词的分化和发展》,载《教学研究》1990年第1期)。又如“罚金”和“罚款”在日常语言中是同义词,但在法律术语中二者之间却有着截然分明的界限：前者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处分罪犯的一种刑罚,必须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而后者则用于还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人,不一定非由法院判决(见邱实《法律语言》第7－8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再如“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这两个词组在日常语言中可以被视为同义结构,界限不很分明;因为二者都指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但是在法律语言中却表示迥然不同、界限分明的两个精确结构。前者指自动中止犯罪行为,因此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但是“犯罪未遂”却是由于犯罪者的意志外的原因,没有达到既定目的,因此必须负刑事责任,尽管其处罚比“犯罪既遂”要小(见上引《法律语言》,第6页)。这个问题同语言中“犯罪”这类所谓表示行为结果的构词(或词组)方式有关。汉语(外语也一样)中可以说“他们正在盖大楼”,尽管从逻辑上说,既然正在盖,未盖成的建筑不能叫“大楼”。这是语言同逻辑的差别,也是语言模糊性的表现。客观现实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语言如果要用不同的词表现每一个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事物,如给“盖好一层(二层、三层……)的大楼”,“建成的大楼”分别用不同的词命名,语言中就不知要增加多少词汇。为了便利语言交际,语言必须简洁,因此有时不得不牺牲精确性,不得不违背逻辑。“犯罪”也是这样,“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中的“中止”和“未遂”,按照逻辑,严格地说,同“犯罪”一词的内部形式是矛盾的。总之,模糊理论的产生提出了传统术语学所没有考虑到的许多新问题,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现在模糊理论已进入大学课堂,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哲学系和中文系都分别开设了模糊数学、模糊理论(24)和模糊语言学的课程。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西抚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也开设了或将开设模糊语言学的课程或讲座。对这种新的进展,术语工作者应给予密切的关注。最后让我们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谈到“微笑”的模糊性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的微笑可以用诗歌般的语言描写,但是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用电子显微镜查明微笑的物理的、生物的、文化的状况。……科学家只有考虑该女孩所属的整个民族,在谈论他们的喜悦时的社会相互作用,才能查明微笑的涵义”(25)。这大概是模糊语言的研究引起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门学科关注的重要原因吧。附录：国外杂志《模糊集和系统》(国际模糊系统学会会刊)第23卷(1987)第3期(9月)报导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模糊语言学的情况,现将此报告的中译文附在下面：“模糊语言学”在中国第一次开课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通语言学教研室伍铁平教授,是中国模糊语言学的开创者。他所著《模糊语言学》一书,将作为“现代语言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在本书的基础上,他从1987年2月至6月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语系约五十名研究生开设了这门新课程。模糊语言学课程,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开课,也许在全世界也是首创。众所周知,L.A. Zadeh教授是在与模糊语言学紧密相关的背景下建立起模糊集理论基础的。这门课程包括：1、历史;2、模糊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影响语言模糊性的诸因素;3、汉语和外语中颜色词和味觉词模糊性质的分析;4、汉语和外语中时间词模糊性的分析;5、模糊概念与精确概念之间的互相转化;6、模糊性与反训;7、模糊性与词源学;8、模糊性与修辞学;9、模糊性与词汇学和语义学;10、从模糊理论看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差异。上述内容,也是他所著《模糊语言学》的内容。该书共35万字左右,列有所参考的国外20余部科学著作。伍教授的讲授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他的著作与课程《模糊语言学》是模糊集理论及其应用在国内外进展的一项新的成果。(易敏 译) *本文是我应奥地利维也纳《国际术语网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erminology)之约,用英文写成的一篇论文,原题是Fuzzy Linguistics and Terminology,发表在该刊1989年第25期上。《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了该文的英文全文。承蒙马沈龙、梁梅同志的好意,将它译成中文。在译文的基础上我将该文扩充了五倍。注释：①N·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第2版,科学出版社,1963,2。②详拙文：《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上、下),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2期。③见扎德为美国《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写的词条：“模糊集”。④见扎德：《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陈国权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者序,第11页。文字上有改动。⑤同注②。⑥见拙文“模糊语言”,载《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⑦有的学者将术语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语言学都有密切的关联。如隆多在《术语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页)中是这样解释“术语学”的：“一门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受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分类学和情报学的规律制约”(译文上有改动)。⑧隆多在上引《术语学概论》第20页也举了两个用普通词表示术语的例子。如Célibataire(独身的)在化学中指“单电子的”。他还指出“普通语言区与专业语言区之间的边界是可相互渗透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区域(第25页)。这正是我们这儿所说的典型的模糊现象。隆多认为,作为普通名词的“糖”,其定义(从不同植物中获得的甜物质)与作为科学术语的“糖”的定义(一种属于有机化合物的甜的碳水化合物,其通式为CnH2n－On)迥然不同(同上书,第175－176页)。然而,对于有些词来说,不论是作为普通名词,还是作为科学术语,其意义相近。并不象两个“糖”的定义那样迥然有别。还有第三种情形,即在专业语言和普通语言中,同一个词指的是不同涵义。如“盐”在化学中指“酸根和金属的化合物”,但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却仅指其中的氯化纳。⑨罗素：《论模糊性》,载《大洋洲心理学和哲学杂志》,第1卷(1923年)第84页。中译文见《模糊系统与数学》1990年第1期第16页。⑩亚当·沙夫：《语义学导论》,英译本,第356页,华沙,1962年。(11)同注⑥。(12)参看石安石：《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第64－65页。(13)同注①,第30－31页。不过,这里应区别词和词的客观所指(denotatum)。从“云朵”的客观所指着眼,云朵的确是千变万化,没有定形,无法计算的。这朵云同那朵云之间有时很难截然划定分明的界限。但是作为词来说,不论云朵怎样变化,都可用“由水滴、水晶聚集形成的在空中悬浮的物体”(见《现代汉语词典》给“云”下的定义)加以概括,并不存在模糊性。“云”同“雨”“雪”的界限是分明的,尽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给“雨”下的定义“从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云里的小水滴体积增大到不能悬浮在空中时,就下降成雨”来看,雨的形成同云是密切相关的。用语言学的术语说,从历时着眼,我们不妨说雨同云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回事,因为“体积增大”本是一个模糊短语,增大到什么程度便不能悬浮在空气之中,取决于地理、气候、气压等许多条件,也都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14)同上注第30页。(15)《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对“刚体”的解释是“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而不发生形变的物体”。然而,严格说来,即使是刚体,受力的作用,其形体总会发生哪怕极其微弱的,肉眼看不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刚体”也是模糊词。“刚”本身就是个典型的模糊词。(16)脱离开上下文,“和”和“或”的意义界限有时不好分,因为有时两个词的意义相同,可相互替换。(详拙文：《论“和”“或”的模糊性质及其词典注释》,载《百科知识》1985年第10期)。“的”在“谁的介绍人？”这类句子中有歧义(歧义性不等于模糊性)：或指a)“谁是介绍人？”如“某某入党,谁的介绍人？”或指“介绍谁的人”,如“某某是谁的介绍人？”“的”还有许多意义,这些意义之间的界限有时不大好划分。因此这三个词离开正文所引文都可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17)见北京市语言学会主编《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109,111－112,117,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18)详见注②所引拙文(下)。(19)详拙文《模糊语言再探》,载《外国语》1980年第5期第48－49页。(20)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载《外国语》1979年第4期第40页。(21)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22)见上引《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2章第22－23页。史有为分析了现行语法著述给词下的各种定义都有缺陷,都解释不了各种边缘现象。最近肯尼斯·派克在他所著《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cois主编《研究语言的方法》第25页,法国1989年出版)指出：“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存在一种语素复合体(morpheme complex),它是一种小于词组大于词素的结构”。(见该书第25页)。(23)参看拙文《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不同语言的味觉词和温度词对客观现实的不同切分》,同刊,1989年第1期。(24)齐振海主编的《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高年级学生专题课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著作(见该书卷首),其中第六章题为“模糊认识和精确认识”。在这章中作者指出：医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肝炎”、“休克”、“高血压”、“低血糖”都是模糊概念。(中医中模糊词语更多,如“肝火旺”、“肾虚”等等。)这本书已被我国教委指定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模糊理论第一次进入我国哲学教材。(25)见Kenneth L.Pike(肯尼斯·派克)：《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oois主编《语言的方法》第9－10页,1989年,法国出版。 相似文献
9.
摘要 本文大致按时间线索介绍了术语学在俄国的发展历程,评述了俄罗斯学派的一些特点,同时,也着重分析了俄国语言学传统对该学派形成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上,术语学研究已经愈来愈引起各国学者的普遍重视。位于欧洲的德国－奥地利与俄国,以及位于北美的加拿大魁北克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三个最有影响的学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一下俄国的术语学研究概况,即使是浮光掠影,对我们也是有裨益的。“术语”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形成于本世纪初,而“术语学”的出现,自然更晚。对术语学的学科地位,至今仍存有争议。但总的趋势是愈来愈倾向承认,这是一个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独立的边缘学科。与术语学较短的存在历史相比,俄国的术语学研究历史就要算是较长的了。事情要从彼得大帝(1672～1725)的改革说起。随着全面学习西欧,大量的科学文献被译成俄语,大批的科技外来语也随之涌入。于是,如何处理科技术语的问题便自然被提了出来。俄国的物理、化学、机械、天文等学科的术语体系的建立与著名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1711～1765)的名字分不开。他在研究自然科学与构建概念体系的过程中,也创造并规范了大量的术语。这中间,当然也有翻译工作人员的重要贡献。进入19世纪后,搜集整理术语的工作变得更活跃了。1807年,已有矿物学词典问世。据有关文献统计,19世纪上半叶,俄国已出版的不同学科的术语词典有4部之多。19世纪末至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工业、农业、以及文化、艺术不同领域多种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术语更是大量涌现。同时,社会对术语研究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反映这种研究成果的著作,包括百科词典、语词词典以及翻译词典等,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十月革命前,在术语工作方面,已有过重要的尝试。1910年,俄国邮政电信总局属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电工学术语问题。几乎同时,开始陆续发布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编写的带有术语工作性质的材料,俄国是这一国际组织的成员之一。十月革命以后,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尤其是20～30年代的技术进步,不仅术语的数量剧增,而且术语越来越多地进入全民语言之中。术语学成了亟待语言学家研究的课题。俄国术语学研究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期间确立的。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术语学研究的不仅有语言学工作者,还有许多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科技人员。日常的工作实践使他们深刻地体会到术语研究的重要性。这里有必要列举一些较有影响的学者名字以及他们的代表性著作。1931年,洛特(Д.С.Лотте,1898～1950)的《科技术语学当前的任务》一文发表。他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标准化协会术语标准化的负责人,苏联科学院院士。加拿大著名术语学家隆多(G. Rondeau)说他“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位真正的术语学教授”[1]。洛特文中指出,术语学的现状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不适应,已经成了技术进步的严重阻碍。1933年,根据苏联科学院院士恰普雷京(C.A.Чаплыгин,1869～1942)的提议,建立了苏联科学院术语委员会。1936年,标准化委员会与术语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世界语学者德列津(К.Дрезен)发表了一部专著,其中指出,术语的功用在于,在人的意识中尽可能充分地再现科学或技术对象的性质与特征。1939年,著名语言学家维诺库尔(Г.О.Винокур)发表了《俄语技术术语中某些构词现象》。这一著述对俄语科技术语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仍为术语学关注的许多问题在该文中都有涉及。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别坚持术语的语言学性质。正如隆多所指出：“自30年代的这些活动开始以来,苏联学派就以其双重发展的趋势而著称。一方面使术语学的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全部术语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术语资料的处理方法在奥地利问世之际,术语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苏联诞生了。”[2]的确,德国-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维斯特(E.Wüster)的工作总是面向实际的。在他的领导下,制订了编写国际术语词典及建构术语体系工作的细则。而俄国的术语工作总是既注重实践,又重视理论,把术语研究发展成一门学科,俄国学者功不可没。俄国的术语研究有一系列自己的特点：1.把术语工作看成是一门应用科学,它研究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问题则来自科技领域的概念和名称。2.术语研究的对象是属于语言范畴的,所以,解决方法也要从语言学中寻找。这一点与德国-奥地利有明显不同。后者更重视哲学对术语学的影响。在其代表人物维斯特的方法中,划分概念先于确定名称,首先被看作是一个抽象过程。与此相反,俄国的方法则是从某一领域的语言单位开始去建立一个概念体系,然后为这些概念定义,最后确定术语。3.术语问题是社会文化问题,因此有必要与高等教育结合在一起。4.注重对术语学基本问题的探究,其中包括术语的定义、术语的划分、术语的特性、术语与全民词汇的区别、术语在其他学科中的地位等等。50～60年代,在苏联对术语学研究建树最多的是以下一些学者：安德列耶夫(Н.Д.Андреев),阿赫玛诺娃(О.С.Ахманова),维诺格拉多夫(В.Е.Виноградов),坎杰拉基(T.Л.Канделаки),库兹金(Н.П.Кузъкин),皮奥特罗夫斯基(Р.Г.Пиотровский),列福尔马茨基(А.А.Реформатский),其中有几位是极有影响的一流语言学家。然而,这期间术语学研究中走过的一段弯路也非常值得一提。这就是,一些研究者过于关注文艺作品中的术语运用,例如,革拉特科夫的长篇小说《水泥》中建筑术语的使用问题之类。此类研究当然无法揭示术语的本质特征,对术语学研究来说,无异于隔靴搔痒。1956年第二期《语言学问题》杂志郑重地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用“语言学家应该改变对术语工作的态度”这样严肃的标题,提出了批评。文中写到,自1933年术语委员会成立以来,语言学家还没有拿出一个在建立和选择术语方面可供术语工作者遵循的科学且可行的操作指南来,而只是泛泛地谈论。据说,这一批评收到了一定的效果。70～80年代,探讨得最多的术语学问题,可以归纳成以下4个方面,即：(1)术语的性质及术语组织的语言学描写;(2)计算机在术语学分析方法中的使用;(3)旨在设计现代信息系统语言的术语分析;(4)科技术语的标准化问题。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术语学研究学者是：阿维尔布赫(К.Я.Авербух),沃尔科娃(И.Н.Волкова),格尔德(А.С.Герд),达尼连科(В.П.Даниленко),莱奇克(В.М.Лейчик),莫伊谢耶夫(А.И.Моисеев),斯科罗霍季科(Э.Ф.Скороходько),普罗霍罗娃(В.Н.Прохорова)等。如果有机会浏览这些方面的俄语资料,俄国术语学研究成果之丰,学术活动之频,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80年代发表的术语学专著或论文大约有2000部(篇),每隔两年都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术语学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仅从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研究者兴趣之广泛,其中不仅有“科学、术语、信息语言的符号学问题”、“科技术语中的语言学问题”等重大题目,也有关于其他国家术语研究的专题介绍。这里不仅涉及英、法语中的术语问题,甚至汉语术语的构词法问题,也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内。50年代中期,在苏联术语委员会工作的学者已达400人。至于术语学作为一门学科,更是早已进入了许多大学的课堂。纵观俄国的术语学研究历史,会深深感到,处理好语言学与科学在术语学研究中的关系问题对术语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现代化学的奠基人,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34～1794)在《化学基本教程》的前言中说得好,“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因此,不完善科学,就无法完善语言;不完善语言,也无法完善科学。不管事实如何可信,由事实引起的概念如何正确,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3]拉瓦锡的这些话很好地说明了语言在科学中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苏联既是科学家又是语言学家的罗蒙诺索夫,简直就是这种结合的化身。19世纪20～30年代之前的俄语语法,通常被称为罗蒙诺索夫语法。其中许多沿用至今的术语及其体系都是罗蒙诺索夫创建的。后来的学者,包括一些民主主义革命者,如别林斯基、杜勃留波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对罗蒙诺索夫的概念术语体系及其原则都给予高度的评价。据说,在19世纪中叶曾有一段时期,俄国语言学家对术语学问题存有一种隔膜,他们对语言学在术语研究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其中的语言学问题也采取“不介入”的立场。这一倾向很快得到了纠正。这在1854年的《科学院二部学术记事》中有明确的记载。到了19世纪下半叶,诸如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的符号性,语言的体系与结构等,成了语言学家最关心的课题。著名语言学家波铁布尼亚(А.А.Потебня,1835～1891)在这方面的研究,占有显要的地位。词的生命,词的语义结构是他的研究的重要对象。他的著述中常引用一系列术语名称为例,以说明术语意义的体系性特征。语言的体系性这一概念,在博杜恩·德·库尔德内(И.А.Ъ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1845～1929)以及波科罗夫斯基(М.М.Покровский,1868～1942)等人的著述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阐述。词汇的体系性在术语中表现得尤为一贯。波科罗夫斯基提出,不要研究单个词的词义,而要着眼于属于某个社会生产领域内的一组词,这也就是术语。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甚至提出了调整术语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人为’途径,即有意识的调整,大量新科技术语才能出现”。术语学研究无疑与语言学中的词汇学关系更密切,重视词汇研究是俄国语言学的传统。与西方语言学研究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在那里,词汇学的地位是受到冷遇的。从重视一般词汇研究到特别重视术语研究,是自然的发展过程。这些当然都有利于术语学在俄国的发展。 相似文献
10.
编者按：国际术语学界一般认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术语学,到了70年代,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里发表的两篇文章有助于从总体上认识术语学的概貌。需要说明的是,术语学与外部亲缘学科的关系,对不同的术语学派来说,基本上具有普遍性;而术语学内部的研究方向,不同的学派则可能有不同的侧重。这里介绍的情况,较多从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实际出发。如果有人撰文着重介绍其他学派的情况,那将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摘要 术语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主要致力于理论术语学研究和应用术语学研究。理论术语学研究对应用术语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应用术语学研究也不断影响着理论术语学的发展。理论术语学研究包括类型术语学、术语语义学、称名术语学、功能术语学和认知术语学等一系列研究方向;应用术语学研究包括术语词典学、术语标准化和术语数据库等内容。术语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术语、术语系统以及它们形成、创建及使用的规律。术语学首先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让我们对它们的内容分别加以了解：一、理论术语学(theoretical terminology)研究概括地说,理论术语学是研究术语的性质、发展和使用的一般规律的学科。理论术语学研究涉及一系列的相关科学,例如,语言学、词典学、逻辑学、科技情报学、认识论、科学学、符号学等。就俄罗斯术语学派来说,术语学在与上述这些学科密切联系的基础上,大致形成了以下一些主要的研究方向：一般术语学(general terminology science)和个别术语学(specific terminology science),类型术语学(typological terminology science),对比术语学(comparative terminology science),语义术语学(semasiological terminology science),称名术语学(terminological “derivatology”),历史术语学(historical terminology science),术语学史(history of terminology),功能术语学(functional terminology science)和术语学篇章理论(terminological text theory),认知术语学(cognitive terminology science)等等。熟悉词汇学的读者从中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方向与词汇学研究的内部方向大致对应,或者说是基本一致的。这里,因篇幅有限,我们主要向读者介绍一下理论术语学研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研究方向：称名术语学,功能术语学和术语学篇章理论,以及认知术语学。(一)称名术语学术语的研究过程往往是：先出现一个概念,然后给它下定义,最后确定术语。称名术语学就是研究专业概念的称名过程及其形式,以及使这些形式达到最佳化的方法。同时,分析已有的术语的形式有利于找到最有效的构成术语的方法和模式,并能为新术语的创造提供建议。因而,称名术语学研究对整个术语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在称名术语学研究过程中,术语学家们发现,从共时角度研究术语形式结构的传统方法无法充分揭示术语构成的某些方法和模式。因而,必须从历时的角度对术语构成的个别方法加以分析。因此,研究术语系统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非常重要,这使我们能够创造出很多富有生命力的术语。称名术语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术语构成的语义方法：普通词汇的术语化,普通词汇的词义扩展,普通词汇的词义隐喻化,普通词汇的词义转喻引申,普通词汇的词义专业化,系统间词汇单位的借用。2.术语构成的词法手段：术语的后缀构成法,术语的前缀构成,术语的前缀—后缀构成法,转换,术语的语音—词法构成。3.术语构成的句法手段。4.术语构成的词法句法手段：复合词,省略法,缩略法。(二)功能术语学和术语学篇章理论这是两个有着密切联系的研究方向。功能术语学致力于研究职业言语(首先是篇章)中术语的功能。术语是在篇章(包括口头或书面的)中产生的,但却是在术语系统中得以确定的。或者说,术语是出现在阐释理论观念、描述新术语的篇章中,然后在词典、标准分类系统等篇章中得以最后确定。所以,术语的功能研究既与篇章语言学、科技信息理论以及文本综合分析处理等学科领域相关,又涉及到术语进入文本中所发生的不同过程。从话语理论的角度研究术语使术语学家们发现,如果把对术语的研究仅仅限制在语言系统内,那么术语的许多现象,如同义现象、多义现象、术语的形式变异等问题都无法圆满地去解释;而从言语功能角度出发,或者说,通过分析言语作品中术语的使用规律,可以帮助我们真正认识到术语的本质,揭示术语的特性。正是在此基础上,术语学篇章理论应运而生,其研究对象是术语在篇章中的功能：对篇章进行术语分析和对术语进行篇章分析。(三)认知术语学认知术语学是刚刚产生不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主要致力于分析术语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语言和思维的相互作用问题,确切地说,科学语言和科学认识的相互作用问题一直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但同时对认知术语学研究也非常重要。科学认识的普遍过程中,术语的认识功能,术语系统的发展状况以及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在术语学中研究得不够充分。术语的主要认识功能是指对知识的固定、保存和传递,此外还包括术语的启发功能。术语的认识功能是术语的重要特点之一,因为术语主要用来表示概念。科学认识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术语。当我们说,语言是固定、保存知识并把知识代代相传的一种手段时,我们首先指的是术语。在科学认识中,术语的作用是多层面、多维度的。至于涉及到哪些层面和维度,这也正是认知术语学研究的方向所在。现代术语学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以逻辑学和语言学为基础,规定理想术语,转向以认识论为基础,描写术语、术语系统的本质以及它们的形式、功能和内部的规律[1-2]。术语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可以说是逻辑学—语言学阶段。在这一阶段,术语学研究主要采用规范法(规定法)。人们对术语提出了种种规定,种种“要求”,诸如单义性、准确性、系统性、无同义词等等。但后来,术语学家们渐渐发现,仅仅借助语言学与逻辑学的方法研究术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术语学与其他学科,尤其与哲学,特别是认识论,同样具有密切的关系,认识论成为了术语学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于是,术语学家们认识到,术语并不是特殊的词,而只是用于特殊功能的词。此前对术语提出的种种要求,可能会有悖于术语的自然语言属性。由此,术语学研究转向了另一种方法——描写法。术语是在自然语言词汇单位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自然语言词汇单位是术语的基质[3]。术语的语言基质在篇章的功能中看得最清楚。二、应用术语学(applied terminology)研究应用术语学研究包括术语词典学、术语标准化、术语翻译、术语编辑和术语数据库等内容。其中,术语词典学(terminography)是研究有关术语词典的设计、编纂、使用以及演进的一门学科,主要任务是收集、描写属于某一学科领域或其分支的所有术语,这一工作的最终成果是形成一部将术语全部罗列出来的词典,如：术语词源词典、历史术语词典、频率术语词典、术语新词词典等。在不同语言间的术语协调过程中,还可以编纂术语翻译词典,为术语翻译服务。编纂教学术语词典,用于培训专业人员和进行外语教学。编纂信息术语词典,可以促使科技信息自动化。总之,随着信息系统和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与创立,术语词典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术语词典是术语工作所有基本领域的工具。因此,术语词典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也绝非偶然。术语标准化(standardization of terminology)是术语实践工作最佳化和规范化统一的结果,最终形成规定性的词典,包括规范性词典和非规范性词典。术语编辑(terminological editing)是一个边缘性的领域,涉及应用术语学和编辑学两门学科。建立术语数据库(terminological data banks)是术语实践工作的一个新方向。可以说,术语数据库拥有大量的术语信息及选择、保存和检索这些信息的自动化手段,目前,世界范围内已形成大规模地建立术语数据库的趋势。[4-5]三、理论术语学和应用术语学的关系前文中已说明,理论术语学是应用术语学的思想源泉。术语学发展总的趋势是将术语研究的纯理论问题与带有实践性质的问题密切结合。在术语学的研究方向中,应用术语学一直处于边缘学科的位置。原因在于,术语学家们认为,应用术语学属于特殊的研究方向,应从术语学研究中分离出来。而在传统的语言学家看来,整个术语学都应被看作是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那么,应用术语学的特点是什么？它与术语学本身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以术语词典学为例,分析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术语词典学和术语学之间的关系很像词典学与词汇学的关系。一方面词典编纂实践会提出大量的带有理论意义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要期待后者做出理论上的回答。同样,术语学研究的许多问题是在编写术语词典的过程中产生的,术语学研究提出的理论观点,反过来又直接影响术语词典的编纂。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术语词典学和术语的整理与统一属于术语学中的应用部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它在吸收术语学一般理论观点的同时,在具体实践中,却并不总是紧紧跟随着术语学。[6-7]应该承认,应用术语学研究和理论术语学研究之间的距离正在逐渐拉大。前者已完全成为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应用术语学完全不受理论术语学的影响,或许应该说,术语学理论对术语实践工作的指导作用,相对来说,是“软性”的,“隐含”的,潜在的,而并非是强制性的,决定性的。 相似文献
11.
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的术语规划包括术语培训和会议、术语荣誉、术语合作、术语政策或策略、术语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术语资源的无障碍获取、术语标准化、术语管理、术语出版等。国际术语网(TermNet)的术语规划主要包括组织规划,举办大型国际会议和培训、合作开展术语资格认证等活动规划。中国的术语规划可考虑:加强国内术语规划与合作力度,构建面向全球的术语合作体系,加快培育满足新形势需求的术语学理论与应用人才队伍,搭建大型术语工作平台等。 相似文献
12.
术语翻译方法是术语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学界对术语翻译有哪些方法,如何界定直译和意译以及术语译名是靠找还是靠译等基本问题都存在争议。文章以普通术语学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为基础,考察术语翻译的本质,据此演绎出术语翻译的基本方法,然后对各类方法展开论述,以期理顺术语翻译的逻辑,解决术语翻译方法分类、表述及应用中存在的争议。 相似文献
13.
“敦煌文化汉英术语库” 聚焦国际显学——敦煌文化及其核心术语。文章介绍了该术语库的建设及术语管理过程,分析现存困难,并对其他中国文化术语库建设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有一定帮助和启示。 相似文献
14.
通过对术语学领域中不同时期的基本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包含术语、概念、客体三个元素的三角模型是最为典型的术语学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之上,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研究依据、研究倾向和研究目标构建了不同形式的术语学理论模型。他们或是基于哲学、语言学、神经科学基础构建模型,或是以术语管理、术语翻译、术语工作人工智能化应用等为目标构建模型。对众多不同形式的术语模型分析最终还需要回归到几个重要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的关系分析上。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对这些模型的分析展示术语学发展的脉络和发展趋势。 相似文献
15.
名词,是指汉语中的科学术语。它的统一对国内、国际学术交流的意义是很明显的,譬如在充分利用计算机处理汉字信息时,名词的统一是个前提。此外还可指出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因素。有些名词一直影响到日常生活。今年开始,大家已感到计量统一的影响,粮票上写的是2500克,而不是5市斤。汉语名词的统一,在祖国统一大业中也是必要的。Feed back一词,香港在50年代用“回授”,现已和国内一样叫“反馈”。但在香港、台湾流行的“电脑”一词,目前正在冲击原来的“电子计算机”一词。将来会统一到哪一个？目前难于预测。这里就涉及名词应该怎样统一的问题。不妨介绍尖锐对立的两种做法(我们的工作只能两者折中)。一是马宾、林立《中国文字改革的几个问题》(1986,展望出版社)提出的,一些国际共通词,不用汉字而用拉丁字母。他们列举了各门学科中在英、德、法、俄四种文字中三同(同拼法、同音、同义)的词,共13000多条,如mathematics,physics都是,又如岩石圈,四国文字都是lithosphere(其读法可仿汉语拼音)。他们的意见确实说明了一个长远的方向,即中国文字改革的大方向,但还不能作为当前工作的指导原则。另一种意见中,专家们努力从古汉语中寻找词汇,甚至创造新的方块字。我们应该尊重固有文化,但这种做法也不应是方向。这方面有成功的例子(王竹溪的湍流、粲夸克),有并不高明但已无法改的(数学中的幂,物理中的熵),有未能流传开的(汇叫“尾闾”),有不应再提倡的(《力学与实践》1979：4中的“”)。我们的现实办法,得既照顾传统、现状,又考虑到将来。专家们提出过各式各样的原则,最常提到的是四个字——约定俗成(《荀子·正名》)。力学名词工作委员会在工作一两年后,可能也得拟出一个《力学名词命名原则》来。名词工作是长期的。不是有了权威机构、有了法令就解决问题。借用计量方面的例子。1935年严济慈《公分.公分.公分》一文抨击把centimetre,gramme,déciare都叫公分的不合理性。建国后1959年、1985年国家已两次作了有关规定。但1986年7月底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日本电影《疑惑》的台词中,还是“3公分加1公分,一共高4公分”。再如,数学界名词审定工作开始于1923年,经过十多年工作,在1938年出了有7000词条的汇编,首先是把mathematics定名为“算学”而不用“数学”。又五十年过去了,如今知道“算学”一词的恐怕不多了。下面用些具体例子说明不同的难度。有些词在不同学科中已经约定俗成,容易统一。伺服马达和英文音相近,音义兼顾,这是少有的例子。laser曾叫莱塞,没有行通,还是用钱学森提出的激光。熵、焓是生造的汉字,但不必再改。泵(刘仙洲提)造得比熵好,虽从拉丁化看又不如帮浦(这词连《辞海也不收),也不必改。流变学定得比英文还要确切,Bingham造的rheology只有流的意义有一类词,略有争议,也许先规定第一、第二,用上一阵再说。英文中的mechanical,汉语中用机械或力学,视上下文而定。压力就是压强,如同时采用,得加说明性的定义。量纲、因次,已逐渐统一到量纲。有三个S起头的英文字,steady,stable,和stationary,含义不同,在汉语中也会逐渐统一到反映这种差别的词。还有一些词也许短期内确定不了的。人为地规定第一第二也无济于事。如向量、矢量,又如摄动、微扰。可以举一个常用词,声还是音,可能得具体情况,具体处理(见《力学与实践》1980年2期,如超音速和超声波,录音机和噪声,音乐和声乐)。涉及人名、地名的词,其命名原则更非单个学科或自然科学界所能解决的。以上举些例子,说明名词工作的性质和难处。我们不象数学界或物理学界有几十年名词工作的经验,但他们(以及其他学科)的经验可以借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殷切希望不是名词组织成员的与会同志也来关心这项工作。〔编者按〕：此文是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朱照宣在中国力学学会第三届理事(扩大)会议上发言的节选部份。他对名词工作的意义、方法都提出了简洁明了的看法,还叙述了某些有趣的提法和观点。有些观点和做法,可能还可以进一步商讨。在此我们将此文向大家推荐,希望大家来稿,谈谈各人的看法或交流工作上的一些经验。群策群力,使得名词审定工作开创出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 相似文献
16.
术语学的基础术语(Termino1ogy),一个学科领域内概念和订名的结构化集合体,是术语科学的研究主题。术语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概念及其描述、概念体系、术语、概念和术语的对应等,而术语工作的实践集中体现在制订术语方面。术语编纂(Terminography)涉及术语的记录、处理和存取的所有方面。术语的基本元素是概念,概念可以由术语或其它标示符(例如图形符号、字母数字代码、条码、公式等)表达。概念是一种基本的工具,用来处理客观事物的多样性和多变性,自然界中有物质客体或非物质性的客体,人们可以直接理解它们,也可以将其放入不同的分类范畴中加以理解,这就是概念形成的起点(抽象),并导致了信息的稠密化。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概念作为认识客体的“思想单元”;从逻辑学的观念来看,概念作为知识排序的“知识单元”;概念还可作为知识传播的“交流单元”。概念从不孤立地存在,它们总是在现存的概念基础上发展。因此,术语学家认为概念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学科专家们则把这些体系看作是其专业领域的知识基础。术语工作的方法50年代,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首先是专业语言研究和教学法)“发现”了术语工作,从此之后,相继有两种方法论的方法应用于术语科学：——基于学科领域或面向专家的术语工作,源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有很强的约定俗成倾向;——基于语言学的,面向专业语言(LSP,language for special purporse)的术语工作,普遍存在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居支配地位的是其描绘性特点。两种方法相互补充且并不矛盾,它们都需要统一的甚至标准化的原则与方法。对于已存在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中的数百万概念和有限的术语元,现今没有那种语言能对所有概念赋予语学形式的订名,在某些领域,多数概念被赋予非语言学形式的订名,在有些情况,概念的描述也常常用非语言学形式的表达所补充,甚至于取代。术语科学和术语编纂学的结构术语科学由下列学科组成：——概念学;——概念表述的理论(包括概念特征的非自然语言表述);——订名理论(应用于术语学的符号学);——术语的有序理论(概念体系的结构及概念间的关系);——(术语的)客体理论。术语编纂,尤其是计算机化的术语编纂,已经与信息和文献工作的某些方面结合,并且进一步发展成术语文献工作(即,术语工作和文献工作的结合)。近些年来,人们已经需要借助于术语编纂的方法来处理概念的动态变化。这就是术语知识工程的起点,处理概念逻辑层的知识。基于这种方法的初级复杂系统已经在各种组织内实现,它们能提供信息与知识处理中常提到的那种硬件软件“一体化”的解决办法,然而,这种解决方法很难达到。术语学的应用上述发展不仅有益于工业化国家,而且更有益于发展中国家。应用这些方法和术语学知识工程体系,能设计出计算机化知识传播系统,这种系统提供了成本低、效率高的系统化知识传播。这种知识传播的过程伴随着所要求的“人类资本”培训,而这种培训又导致了各经济部门自我支持的动态变化。由于这个原因,在术语研究、术语编纂、术语学知识工程领域每年都有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研讨会、专家会以及国家水平的其它学术活动。许多国家成立了专门研究术语问题的科技协会。建立在术语学知识工程基础上发展知识工业的第一步骤也由此开始。术语工作网络与合作在术语研究领域内活动和出版物的增加表明该领域内对信息的需求非常大,国际术语情报中心(Infoterm)以及支持国际术语情报中心并与之合作的其它术语机构不能满足这种激增的需求。为了避免事倍功半,应当加强在术语工作领域内的集中合作。学科专家的责任信息和知识是人类共有的财产,两者都是超越国界的,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对一个学科领域知识和技术水平的发展能承担全部责任。此外,世界上的全部知识只是部分地被记录下来,人们能获得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所谓“信息危机”不完全是由于文献数量增加而引起的,而是由于这些文献之间缺乏有序性,尤其是缺乏可存取性。传统的信息系统存取方法已逐渐过时。文献检索语言,例如分类体系、叙词表、索引语言等不得不附加另外更先进的工具做补充。因为术语以系统的方式表示了某一学科领域的概念,所以它们可以用来直接存取文献中人们所需要的信息。信息和知识的处理,需要高质量的术语作为工具,这些术语只能由学科专家确立。从某种程度上说,专家在术语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方法论或实际问题可以通过计算机解决。在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中,不得不考虑下列问题。——术语的形成——定义的制订——概念的协调——源资料信息的处理——非语言概念表述的处理经验已经表明,只有学科专家能估计他们自己需要的信息,并指明有关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的要求。学科专家的主要责任是提供可靠的术语,尤其是为那些知识发展中显示出某种程度“动态稳定”的学科领域提供可靠的术语并为下列用户服务。——科学团体。使用系统化的术语导致了学科领域内的透明性和明晰性,从而使科学团体的交流得以加强,这既防止了重复劳动又促进了整个学科领域的发展;——其他用户群。积极从事于交叉学科和跨语言知识传播的用户,尤其是信息和文献工作专家,翻译和口译员,科学新闻工作者等。忽视术语工作的重要性,会使专业交流遇到障碍,因为低质量的术语(包含许多同义词、多义词等)和低效率的文献管理工具为专业交流增加了很多不便。因此,为了完成无歧义和高效率的知识传播,要求学科专家——使用已存在的术语工具(工具参考书、计算机系统等)解决术语问题;——详尽阐述本学科领域的术语工作指南;——在本学科领域确立术语;——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详细说明对计算机系统的要求;——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协调每一学科内的术语工作;——在其所在组织和工作机构内,提高对术语问题的认识。(金万平 译,陈宇飞 校)(据TermNet News,4990,No.24) 相似文献
17.
18.
19.
奥地利维也纳术语学派是对世界术语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学派,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世界性的眼光.由于其创始人欧根·维斯特一生不懈的努力,使得普通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屹立于世界科学之林.这个学派依旧对现代术语学,特别是对西方术语学理论和实践起着领导作用,并且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文章主要探讨到20世纪末已经成形的,并便于与其他学派进行比较的基本理论要点,以飨读者.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