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奥地利维也纳术语学派

奥地利维也纳术语学派是对世界术语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学派,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世界性的眼光.由于其创始人欧根·维斯特一生不懈的努力,使得普通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屹立于世界科学之林.这个学派依旧对现代术语学,特别是对西方术语学理论和实践起着领导作用,并且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文章主要探讨到20世纪末已经成形的,并便于与其他学派进行比较的基本理论要点,以飨读者.     

术语学与科学理论——兼谈维也纳术语学派与维也纳哲学学派在科学理论方面的关系

从术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着手,探讨了术语学与科学理论发展的关系,特别是探讨了普通术语学与维也纳哲学学派在科学理论发展方面的关系,由此梳理出普通术语学与以概念为基础的现代知识技术之间的理论联系。     

维也纳学派的历史

这篇文章是根据Victor Kraft:“维也纳学派,新实证主义的本源”(ViennaCircle——The Origins of Neo-Positivism)中的第一章节译的。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精通自然科学或数学,他们标榜反对形而上学宣传新实证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界和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这篇译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学派的历史、人物和支流。     

贝塔朗菲与维也纳学派

在学术生涯初期，贝塔朗菲在思想上受到维也纳学派、尤其是卡尔纳普的“构造系统”理论的重要影响。但由于贝塔朗菲和维也纳学派以不同的学科背景为理论参照，特别是前者对后者所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所具有的局限性的亲身体验，所以，他们在生命观、认识论和价值观上出现了根本性的理论分歧，并最终导致了两者在学术道路上分道扬镳。     

维也纳学派与数学哲学

本文对基础主义的数学哲学对于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观及其一般哲学思想的重要影响进行了分析。由于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这就从一个方面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在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之间所存在的重要联系;在本世纪上半叶,数学哲学在这两者之中占据主导的地位,而科学哲学则主要处于前者的直接影响之下。     

论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尝试

本文首镒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通过科学化范畴对维也纳学学进行了新的探讨，认为维也纳学派在文化在文化价值观上是科学主义，在科学化上是逻辑经验主义，科学主义比逻辑经验主义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本文的突出之点是，通过对维也纳学派科学化尝试的系统分析，得出科学化是科学主义实现机制的重要结论从而深化化季科学主我的研究。     

浅析布拉格术语学派

在术语学史上发展相对成熟的术语学流派或者研究方向包括奥地利术语学派、俄罗斯术语学派、捷克布拉格术语学派以及加拿大魁北克术语学研究方向、北欧术语学研究方向。从对＂学派＂一词的科学理解出发,对在欧洲有着一定影响的布拉格术语学派进行理论浅析,以飨读者。     

关于术语学原则与方法的理论

只有在人的群体中不同成员之间存在理解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共同生活。但是,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有时却很困难。这是因为客观世界的事物(客观存在)并不是像其本身存在的那样,直接用语言予以表示的,而是借助于其在人的头脑中形成的概念或逻辑命题(概念生成物),即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予以表示的。此外,某个语言符号不只表示一个概念,而表示几个不同的概念。某个语言符号生成物也不只表示一个逻辑命题。正因为如此,就出现了语言符号或语言符号生成物的多义现象(多义性)。另一种情况是,几个不同的语言符号又可以表示同一个概念,几个不同的语言符号生成物又可以表示同一个逻辑命题。由于上述原因,在科学、技术和专业领域的实践中,借助于民族共同语有时就不可能在人们之间达到单义的理解。共同语的“一词多义”或“一句多义”的缺欠早已被人们所认识。这种问题也存在于专业领域中对术语的理解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共同语的灵活性或语境排除语言上的多义现象。一方面存在着语言层次中的语言符号与概念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在逻辑学与本体论领域中,即在思维与存在的领域中,还存在着概念与客观事物的对应关系。由一个事物可以形成几个不同的概念。由一个事物生成物可以形成几个不同的逻辑命题。不同的逻辑命题使得哲学家和不同领域的专家产生了不同的世界观。为了排除语言上的多义现象,既要调整语言中的词法规则,也要调整语言中的句法规则。在术语领域中对词汇进行的广泛研究终于导致术语学理论和术语科学的形成。这些研究首先表现在普通术语学原则与方法的理论方面。普通术语学原则的理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卓有成效的应用。为了排除句法学方面的多义现象,人们发展了数理逻辑语言。在数理逻辑语言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单义语言符号句法学和形式化语言。专门语言在科学与技术领域中是绝对不能缺少的。为了排除多义现象,专门语言的理论也得到了发展。这种理论使得专门语言中的句法得到严格调整。专门语言的理论必定与术语学原则的理论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被协调的概念和概念符号是专门语言的理论基础。普通术语学的原则适用于一切专业领域,并且几乎适用于任何语种。除普通术语学原则外,还存着专业术语学原则。专业术语学原则适用于诸如植物学、动物学、化学、医学等个别专业,并适用于某些语种。一、基本概念与原则从严格的逻辑学意义上讲,基本概念是不能由上位概念派生的最终概念,就是哲学中所说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所指的范畴)。从术语学意义上讲,某种专业领域中的基本概念是该专业的一系列出发概念,也就是该专业领域的概念基础。这些出发概念可以由一个专业引入另一个专业。从严格意义上讲,原则是不能被证明的最高逻辑命题。从哲学意义上说,原则是不必解释就能明白的公理。一般说来,专业领域中的原则是不能派生的出发命题。在专业领域中,人们通常把原则作为起点。由原则派生出其他命题。每个专业都是由逻辑命题的体系构成的。这些命题又都出自原则。从严格的逻辑学意义上说,基本概念表现为人的思维整体。普通术语学理论所要研究的是普通术语学的原则。术语工作要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进行。普通术语学原则理论的目标是通过基础研究建立起关于普通术语学原则的协调体系。这个体系是拟定术语工作计划的基础。术语工作有各种不同形式。一般的理论应能协调有关术语的一切工作,以便使术语数据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成为可能。二、历史的简要回顾国际合作,首先是科学领域的合作,后来是技术领域的合作,曾经导致某些国际专业组织的诞生。这种合作在技术领域中又导致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成立。人们早已认识到术语在相互理解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曾经建立起某些关于术语命名的组织。这些组织的出现实际上延缓了术语学的创建。术语研究者们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已经编制出若干各自领域的术语汇编,如瑞典科学家林奈1735年编写的生物学术语集。到19世纪,必须确定名称的概念愈来愈多。当时,人们已经看到,概念的命名绝非单独的个人能够做到的。为了给概念命名,一定要制定出一整套命名原则。植物学、动物学、化学及其他一些学科中概念的命名原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捷克、苏联、德国、奥地利等国的术语研究都对术语进行过广泛的基础研究,因而产生了术语学中的布拉格学派、魁北克学派、苏联学派和维也纳学派。原苏联学者洛特的研究成果早已汇集在供原苏联科学院术语工作中使用的术语学巨作之中。奥地利的术语研究在维斯特1931年发表的著作《技术,尤其是电子技术中的国际语言标准化》为国家标准化组织国际联合会第37委员会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第37委员会奠定了术语工作的基础。维期特从事的工作促使一系列国际术语原则标准的出现。这些原则标准既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工作基础,又是很多国家的标准化组织的工作基础。承担术语学原则这方面工作的有：国家级组织、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国际专业性组织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某些专业委员会。关于国家级的和国际的原则标准在许多公开出版物中已经做过介绍。三、术语学原则理论的基础普通术语学的理论是术语学原则理论的基础。这个理论的基础是由下列理论知识构成的：①客观事物的理论②概念的理论③概念符号的理论④术语汇编的编纂理论⑤客观事物—概念—概念符号之间的对应理论这里介绍一下概念的理论、概念符号的理论、术语汇编的编纂理论、客观事物—概念—概念符号之间的对应理论中的一些要点。1.概念的理论概念是与客观事物对应的思维生成物。概念是用于形成逻辑命题,并使事物条理化的思维单元。概念的内涵是与事物性质对应的概念特征的全部。概念反映的是拥有共同性质的事物。这种事物可称为格式化事物。由一个事物在一个专业领域中可以形成几个不同的概念,在不同专业领域中又可以形成表示不同见解的不同概念。例如,在化学家、水文学家和水力学家看来,“水”这个概念就各不相同。某个概念的外延是直接位于这个概念之下的属于同一抽象层的下位概念的全部。与客观事物性质对应的概念要素就是概念的特征。概念的内涵愈小,其外延就愈大。内涵较小的概念,其上位概念的内涵就更小,直至达到作为某个专业出发概念的基本概念。内涵较大的概念,其下位概念的内涵就更大,如果概念系列不被切断,直至达到与个别事物对应的个别概念。由某个概念出发,向上和向下形成的概念间关系称为概念层级。可以直接划分出下一级概念的概念是上位概念。在概念层级中,除基本概念外的某个概念可通过概念特征的变化构成概念体系中的并列概念。某个概念的并列概念是通过一个或几个被限定的概念特征构成的。几个并列概念同属于一个上位概念。每个专业领域都是由一些概念体系组成的。这些概念体系又都开始于基本概念。某个概念的外延表现为这个概念层级中所列举的下位概念。概念体系本身决定了该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和任何一个概念的概念外延。概念体系应该是全息体系。这就是说,概念的整个体系应该反映出其中的任何一个概念。愈是上位概念,其概念的特征就愈多。基本概念则拥有概念的全部特征。概念的特征可分为性质方面的特征和关系方面的特征。关系方面的特征还可分为应用特征和来源特征。反映事物的形式、大小、材料或硬度等的概念特征是概念的性质方面的特征。概念的来源特征反映的是事物生产者、发明者或其他来源的概念特征。概念作为逻辑命题的组成部分是一切科技领域中的知识基础。概念不同于逻辑命题。逻辑命题是符号层次上的陈述,是符号的生成物,对概念的描述和在逻辑学意义上给概念下定义,是不能混合的两回事。概念的定义可反映出某种见解,而对概念的描述只是对概念特征的说明。概念是思维单元。逻辑命题才是知识单元。2.概念符号的理论概念符号本身也是客观事物,是与其代表的事物或概念对应的事物。在交际过程中应该使用已经约定的符号,即其语义已经得到协调的符号。符号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名称功能。符号是其代表的事物或概念的名称。符号的另一种功能是语义功能,即符号表示概念。在逻辑学或知识工程中使用某种符号时,对符号的功能要特别予以说明,应该指出某种符号代表的是事物,还是概念。例如,如果使用双引号《 》,其中的词语是指事物,如果使用单引号< >,其中的词语则指概念。在术语工作中使用的符号属于书写符号。所谓书写符号就是通过写、画、印、刻的手段形成的符号,可分为概念符号和事物符号两种。语言中的单词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由形式(书写形式与语音形式)和语义构成的综合体。符号的语义在逻辑命题中就是民族共同语中的概念。一个符号可表示一个概念,也可表示几个不同的概念。概念符号包括：形式为词语的名称(指普通名称,即通名)、语义符号、缩略符号、(阿拉伯数学等)数字符号。此外还包括用作通名的专用名称(专名)。普通名称的形式既可以是简单词,也可以是复合词,还可以是词组。术语学中的概念符号差不多都是普通名称。由于语言中的单词数量有限,而概念却多得无法统计,所以不可能仅仅形成单词与概念的对应关系。名称的构成应该反映出概念的内涵。概念的特征表现在名称的要素上面。几乎每种品词都可充当名称要素,即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等都可用作名称的要素。名称的构成应该符合其所属语种的构词法和词组构成规则。在许多语言中都存在着源于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的国际通用名称。在术语工作中,还要提供出与上述名称对应的本民族语名称。收集并整理上述国际通用名称有助于确定与其对应的本民族语名称。缩略符号(缩略词语)是名称和名称要素的重要源泉。现在,已经有愈来愈多的语义符号用作概念符号。语义符号是非文字符号,既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合的。正像单词句法学的存在一样,也存在着语义符号句法学。用作概念符号或概念符号要素的还有专名和数字符号。在术语学中,专名(如人的家姓)用作概念符号或概念符号要素,并不是指称某个发明者或发现者,而是指称某种单位(如功率单位),或者指称与发明者、发现者相关的概念,如德语名称Dieselmotor(柴油机),Voltmeter(电流计)中的Diesel(狄塞尔)和Volt(伏特)均为家姓。术语学中的概念符号还可以是示意符号。示意符号也是非文字符号。与语义符号不同,示意符号本身可以表明其语义。示意符号既拥有事物符号的功能,也拥有概念符号的功能。语义符号和包括图画符号在内的示意符号在术语学中拥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形式为词语的名称应该是语言上正确的,恰如其分的,简短的并有派生能力的,还应是单义的,即要尽可能体现出名称与概念之间一对一的对应关系。3.术语汇编的编纂理论传统的和使用计算机编纂的术语数据汇编,其最小的单位是每个术语的数据登记。术语汇编中的术语数据由术语数据和术语附加数据两个部分组成。术语数据包括：①概念符号或主题词②概念或事物的描述③概念(事物)关系或主题词关系概念符号包括：形式为词语的名称(其中有优先名称、允许使用的名称、已废弃的名称、曾用名称和新构成的名称)、与本民族语名称对应的某种外语名称、名称的变体、用作术语的专名、缩略符号、数字符号和语义符号。形式为名词的名称,要采用其语法上的基本形式。通过对概念的描述,指出概念的内涵。对概念的最重要的描述是对概念和概念外延的限定及对概念的说明。某些概念,还要写出其分子式。有些概念要用图示作为概念描述的手段。要指出概念在其所属概念体系中的位置。对于事物,要按照事物的类别予以描述。要说明事物的存在状况、空间状况、时间状况及事物的来源。基本概念的概念外延,要用表明概念体系的图示予以说明。在小型的术语汇编中,这种图示可以从略。在术语的数据登记中,还要注明登记人、序号和登记日期。术语的附加数据包括：权威性的概念符号、语种符号(只出现在多语种的术语数据登记中)、国家符号(指使用同一语种的不同国家)、术语的使用范围(专业领域或公开出版物)和术语的分类符号。还要注明资料来源及资料可靠程度。术语的登记要在概念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每登记一个术语,都应该有上述的术语数据。术语数据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术语数据中的某些符号,如表示语种或表示国家的符号等在国际上应该协调一致。4.客观事物—概念—概念符号之间的对应理论客观事物—概念—概念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模式。如果若干个别事物拥有某些共同的性质,那么由这些事物形成的概念就会拥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拥有共同性质的某些事物就是拥有共同切割物的事物。这种事物可称为格式化事物。严格说来,概念是与其反映的格式化事物直接对应的,并不直接与其反映的个别事物相对应。与概念对应的概念符号应能体现出概念的最重要的特征。概念—概念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应该尽可能是一一对应关系。下图是客观事物—概念—概念符号之间对应关系的常见模式。=事物1=事物2=事物n△=格式化事物(由,…构成)○=概念=概念符号1=概念符号2=概念符号n如果上面常见的模式中不存在概念符号…的话,就会出现单义性的对应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概念符号…便成为概念符号的同义符号。5.维斯特的术语模式已经在实践中得到确认的维斯特的术语模式体现了普通术语学原则理论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这个术语模式表明客观事物—概念—概念符号的概念—概念符号之间的关系。这个模式如下图所示：a₁,a₂个别事物;A₁,A₂由a₁,a₂形成的个别概念;A概念(拥有A₁,A₂的共同特征);B概念符号的概念;B₁,B₂由b₁,b₂形成的个别概念符号的概念b₁,b₂个别的概念符号。客观事物—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多种多样。这是因为,由于目的不同,由一个事物可以形成几个概念。这就涉及所谓格式化事物的问题。如果一定数量的事物拥有共同切割物,即拥有某些共同性质,这些性质又与由事物形成的概念的特征相应,就可由这些事物构成格式化事物。请见上图中的A。按照维斯特的术语模式,概念符号的概念—概念之间的永恒对应是在人们之间取得单义理解的前提。概念符号的概念是构成有少许不同的一切个别的概念符号的模型。关于原则的理论是制定统一的术语学原则、规定和方法的理论框架。在国际专业组织、区域性国际专业组织和国家级专业组织中,术语学原则、规定和方法应有助于人们编纂统一的科技术语汇编。鉴于术语工作服务于各种不同目的,往往还要制定出针对性较强的原则、规定和方法。承担术语学原则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性组织、标准化组织、科学院和某些专业委员会等,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第37委员会、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第1分委会、德国标准化研究所(DIN)的术语标准化委员会(NAT)、奥地利标准化研究所的第33专业标准化委员会。在原苏联,由原苏联科学院的科学技术委员会承担这项工作。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第37委员会是以联络实体的身份为这项工作提供服务的。除了普通术语学原则外,还有诸如植物学、动物学、医学和化学等个别专业的术语原则。在这些学科中各有自己专业的术语学原则理论。专业术语学原则要由相关的专业组织拟定。某个专业的术语学原则是用于协调该专业的术语及其命名方法的。希望有更多的专家投入这项关于术语学原则的共同性工作。当前,还要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要让人们对术语学原则这方面的工作有更多的理解。     

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基本原则

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有其独特的基本原则。从采用约定-T作为意义理论的形式表征,提出彻底的解释理论作为一种解释性的真之语义论,到论证绝对的真之理论,是其真之语义论的特殊形式,戴维森意义理论全面贯彻了整体论原则。该理论从追求一种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的着重点和采用意义理论的形式表征模式与解释模式到辩护和确定约定-T式的真理论的绝对形式,深入贯穿了语义组合性原则。在戴维森意义理论采用真之外延性研究道路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可靠性的整个理论的内容构架中,真始终发挥着轴心作用,贯穿着以真通达意义的语义论思想。     

“术语学派”的提法值得商讨

术语学著述中常通过列举一些有影响的术语学派来描述术语学的发展状况，但就实际现状来说，这样做已经变得不很适宜。更为重要的是，“术语学派”从来不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概念，连被称为“学派”的国家的学者都不接受这种说法。因此，对这一提法的使用要慎之又慎。     

谈谈布拉格学派对术语的研究——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的术语学座谈会（1987年1月13日，北京）上的发言

(一)布拉格学派这个概念,既包括1926年以来参加布拉格语言学会(Prague Linguistic Circle)以及在学术观点、学术活动上与这个组织有密切联系的一批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也包括五十年代以来继承发展布拉格语言学会的传统,积极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领导下的语言学会(Linguistic Association)等语言学团体的语言学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学派的语言学活动十分广泛,对世界各国语言学的发展都有程度不等的影响。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鲍林格(D.Bolinger)认为“在欧洲语言学团体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布拉格语言学会,美国语言学的每一项重大发展,都与这一学派的学说有关。”^①布拉格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把语言看成一个符号系统,并认为每一个符号或符号范畴的价值都取决于它们在整个系统中所占有的位置。但三大学派在语言符号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观点有差异。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与现实是两者不可分的现象,他们承认超语言因素对语言变化的影响,因而在研究语言时,重视超语言因素的功能,并注意为社会服务。因此布拉格学派称自己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中的功能学派,即结构——功能学派。(二)1945年前,在布拉格学派成员中外籍语言学家人数不少,特别是俄裔。因而在谈古典时期(1926年－1945年)的布拉格学派时,常把这一学派分成两翼：俄翼和捷翼。俄翼的代表人物是特鲁别茨柯依(N.S.Trubeckoj)^②和雅可布逊(R.Jakobson)^③,他们的主要成就在音位学(fono1ogy)方面;捷翼的代表人物是马泰休斯(V.Mathe－sius)和哈弗拉奈克(B.Havránek)。马氏是该学派的创建者、第一任会长,主要成就是句子的实际切分理论^④;哈氏是该学派的第二任会长,主要成就是标准语和语言文化^⑤理论。布拉格学派的术语理论是标谁语与语言文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标准语和语言文化理论是一个外延很宽的概念,很难用三言两语来对它进行概括。它的核心大致与我国语言学界所说的“语言规范化”相当,因为它也强调“有意识地推广多数人认可的语言习惯,加强约定俗成的社会影响,同时消除一些少数人乃至个别人使用的不符合多数人习惯的,或者是不精确的、重复累赘的语言现象。”^⑥此外,它还包括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和有关术语的理论。对这一理论曾作过系统阐述的最早文献是著名的《布拉格语言学会论纲》^⑦,它的第九节中有如下的内容：1.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民族共同语的交际作用,语言文化应该重视标准语所必备的一些特性,如稳定性、明确性和灵活性,因而：在语音领域就要有定型的发音规则,不要有多余的变体;在书写规则上,则要求正字法要简明易懂,一经公布,就不应再轻易更改;在构造新词时,则要求尽量避免采用不符合民族语构词习惯的构词法;在词法上,提倡使用语言体系中普遍使用的词形,不提倡细节上的特殊性;在词汇和句法上,既要注意语言表达上的个性,又要注意表达手段潜在的可能性。词汇和句法手段的合理性均应以有关语体的功能为依据。2.要重视精炼的口语,因为它不仅能培养语言使用者良好的语感,同时也能丰富书面语的表达手段。3.要对术语词汇和术语词典的编篡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对没有稳定的语言文字传统的民族来说,尤为重要。4.语言的纯洁性是十分重要的,重视标准语的特性和对标准语加以种种规范,以及重视精练的口语与术语词汇,这些都是为了捍卫语言的纯洁性。(四)布拉格学派历来认为：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际。为了完成日益繁重的交际任务,各民族语言都会越来越多地吸收外来成分,特别是外来术语,捷克语也不能例外。为了捍卫并宣传这一主张,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纯语主义”(Purismus)的论战。三十年代初,提倡纯语主义的捷克语言学家主要以《我们的语言》杂志为阵地,他们的口号是“语言必须保持其历史的纯洁性”,因此捷克语必须不断剔除其外来成分,特别是来自德语的词语。此外,他们还主张书面语应忌用一切在日常口语中不用的语词等等。对此,布拉格学派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答。他们以查理大学文学院为基地,于1932年1月组织了一系列讲座,对纯语主义者的论点进行逐一驳斥。马泰休斯等人认为：人为地让语言保持所谓“历史的纯洁性”,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为了丰富捷克语的表达手段必须充分利用已经进入和正在进入捷语的一切词汇手段和句法手段,不管这些词语和句法结构是源出于日耳曼语,还是斯拉夫语,是来自拉丁语还是希腊语;民族自傲感不是妄自尊大,固步自封,更不是“种族主义”;想用人们已经遗忘了的捷语古词语或含义不清的复合同组来替代已为人们所熟悉的“imperia1ismus”(帝国主义),“motor”(马达,摩托)“manifestace”(宣言)这样的外来词,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是徒劳无益的。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手段在行使功能的过程中,随着交际领域、交际条件、交际目的不同,会形成各种不同的语言手段的组合方式,即形成具有多种不同功能的语体,如口语语体,诗歌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等等,要求用自由市场上叫卖商品的商贩的语言来为科学通报写论文,这种主张显然是缺乏常识的。在与纯语主义者论战中,布拉格学派在强调自己的功能语言观的同时,也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本学派在术语问题上的一系列看法。他们在《语言文化的普遍原则》^⑧一文中提出了：1.术语不能与日常使用的语词有过多的联系,否则容易产生歧义,也容易沾上作为术语所不应有的感情色彩;2.从几个同义的称谓中挑选标准术语时,要优选派生能力强的词;3.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术语,不能因其“理据错误”或“理据不足”而被轻易更换;4.不要多余地去干扰专业术语的“国际化”。这种“国际化”主要表现在民族语的术语与相应的外国术语保持概念上的协调一致。用人造语言(如世界语)统一科技术语的主张^⑨不能苟同。与此同时,布拉格学派的元老们也指出了在某一特定专业领域内的单义性是术语的一项重要特性,科别茨基(L.Kopeckij)说：“专业语词分作术语(termin),自动化了的词和自动化了的词组”,“所谓术语,就是指在专业语言中有着精确和单一意义的词,这种词即使出现在口语中,也会使人感到它是属于某一专业领域的,例如：伏特、透平、设计、发票、订货等等。”^⑩哈弗拉奈克说：“术语是某一特定专业中使用的单义词,即使出现在其他专业的用语中或日常语言中,它基本上仍能保持其专业意义。”⁽¹¹⁾(五〕五十年代初,布拉格语言学会被新成立的语言学组织所代替。新的组织有：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会,现代语言学家学会和功能语言学研究学会。鉴于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都是原来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成员,布拉格语言学会虽然名义上已不存在,但实际上仍在起着它的影响,因此国际上常把这些新组织的成员们称为当代布拉格学派。上述这些组织是接受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领导的。科学院是在1952年建立的,包含有捷克语言研究所,所长就是哈弗拉奈克院士。他把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机关刊物《词和文》(Slovo a slovesnost)改成了科学院的“研究语言理论和语言文化问题”的刊物。在这位“语言文化理论之父”⁽¹²⁾带动下,一批中青年语言学家投入了术语研究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即在术语学方面初露头角的有：娄特尼(M.Roudn)博士,他曾在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委员会⁽¹³⁾长期担任主任的职务,曾撰写术语学论文百余篇;索哈尔(K.Sochar)博士,他是《捷克专业术语手册》(布拉格,1955年)的作者;霍莱茨基(J.Horeck)博士,他是《斯洛伐克术语学原理》(布拉迪斯拉伐,1956年)一书的作者。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术语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召开了全国规模的术语学科学讨论会(布拉格,1969年,1971年),出版了新的研究成果,如：贝契卡(J.V.Beěka)教授的《捷语科技专业文献词汇结构,〔上〕〔下〕》(布拉格,1973、1974年);德罗兹德(L.Drozd)博士编辑的《布拉格农业经济及管理学院论文集·术语研究(5)(6)》(布拉格,1975、1976年)。1976年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关于语言文化的紧迫问题”学术会议,是以语言文化理论为主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家外,还有苏联、保加利亚等国的有关专家。会议是由哈弗拉奈克院士主持的。他的开幕词很简短,但用一大段话强调了语言学家参加术语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国专业术语发展曾一度中断,因而我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强调语言学家参加专业术语的创造和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仅表现于专业词书的编纂和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实际合作中,不仅表现于制订术语学原则与方法,以指导新术语的创造和移植工作,同时也表现在对术语进行科学分析和对术语的词义交叉、内涵变化和部分术语更新换代等现象的研究方面⁽¹⁴⁾。由于政府的倡导,专家的推动,捷克斯洛伐克广大语言学家走出书斋,深入各层次的术语委员会⁽¹⁵⁾和大众媒介机构,他们或任委员或任顾问,为编纂多语种的专业技术词典、制订国家术语标准和推广标准化的科技术语作出了贡献。来自实际工作的经验又成为他们不断完善自己的术语学理论的可靠依据。(六)对术语进行科学分析,特别对术语特点的分析是一项应用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因为了解术语的特点正是正确创造、翻译、移植术语的前提。年轻一辈术语学家的近期论文(如：I.Masár发表在斯洛伐克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机关刊物《词的文化》上的论文,B.Potolková发表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捷语研究所机关刊物《我们的语言》上的论文)以及博什托尔科娃、泰诺尔(Ant·Tejnor)和娄德尼三人合编的术语手册《关于捷语术语词汇》(布拉格,1983年)也都讨论过术语的特点问题,虽然在哪一项特点是术语的首要特点这一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¹⁶⁾,但他们都认为术语不同于通用词汇(或称一般词汇),理想的术语应有自己的特点,它们不外乎：1.透明性,即术语的构成成分应有一定的意义,使术语能给人一种“熟悉感”。这儿讲的是“熟悉感”,不是精确性。有人说“精确性”才是术语的首要特点,这未免有些要求过高。术语只有通过精确的定义去反映概念,想通过术语本身的内部形式(几个字或几个字母)精确反映概念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汉语中“激光”一词,其内部形式告诉人们,这是“一种受激而产生的光”,因而它具有一定的透明性,说它已精确地反映了“激光”的全部内涵,这也未必。意义上的透明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术语内部形式和超语言因素的变化和发展都有可能使透明性发生变化。借用一般词语的明喻义或隐喻义构成的新术语的成分,大都能长期保持术语的透明性,如：“机翼”、“船尾”、“双体船”等。在汉语中一些“混合词”(音符加意符),如：卡车(car)、啤酒(beer)、芭蕾舞(balet)、法兰绒(flanel)中的类名“车”、“酒”、“舞”、“绒”正是为了使这些词语能给人“望文生义”,具有一定的透明性。凡具有一定透明性的术语,都具有一定的理据。但透明性与理据性之间不能划等号。因为术语(特别是新术语)大都是有理据的,但有理据的术语(如以科学家的姓作为通名的科技术语：伏特、法拉弟等)并非都是透明的。2.简明性。为新概念命名时,人们为了使新术语能较为充分地反映概念,往往要用几个词来为一个概念命名。这种由长长一串词语组成的术语的出现,扩大了语言的繁化程度,其后果是增加了术语使用者的记忆负担。因此,人们又设法通过多种途径减少新术语的音节数(词数、字数)。办法有几：1)减去不必要的“定性词”,如：Cs.transformátor stidavého proudu(交流发电机),其实“Stidavého proudu”(交流)两字完全可以去掉,因为变压器本来就是变换交流电压的;Cs.elektrickáindukni pec(电感应炉),这几“elektrická”(电)一词也是多余的,因为“感应”指的就是“电感应”;2)合词,把词组合成单词;3)节略,减去长音节词中某个(某些)不必要的音节,以去了之后不影响术语的透明性为度;4)把长词、长词组改成缩略语,它可以由原术语的主要构词成分(或所有成分)的首字母或首音节组成,也可以由首音节和首字母混合组成,如：D.D.T.(滴滴涕)←dichloro－diphenyl－trichlorethenelaser(激光)←light of amplifier with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radar(雷达)←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nylon(尼龙)←New York a London地铁←一地下铁道aids(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5)用简短的音译词替代冗长意译词⁽¹⁷⁾,如：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损)综合症,后天免疫力缺乏综合症。3.单义性。一个概念一个命名,这样的术语当然是最理想,但不能个个术语都如此,因为这样做,势必大量增加新词,有悖于语言经济原则。因而退而求其次,允许一个术语代表儿个概念,但在一个专业领域内必须是单义的。术语的单义性是语言精确传递信息的一项重要保证,它可以避免因为术语含义不明而产生的歧义。严济慈(前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半世纪前曾发表过一篇题名为《论公分公分公分》的文章,他用幽默的笔锋批评了国民党当局把长度、重量和面积的基本单位都规定为“公分”的做法。在一个专业领域内一名多义,必然引起混乱,试读：“今有长方形铜版一片,长50公分,阔40公分,面积0.02公分(即2000平方公分)。厚0.5公分,重8930公分,故其密度为每一立方公分8.93公分。”⁽¹⁸⁾4.纯概念性。即要求术语只包含具有明确的语义范围的实体一逻辑意义,不要有附加意义(如象征意义等)和情感色彩。因此,在有选择可能时,要挑选色彩上中性的、不含说话人对客观事物或现象的主观评价成分的词作术语,如：驱逐机(×歼敌机)气垫船(×腾空船、翱翔艇)、超短裙(×迷你裙)、肺结核(×肺痨、TB)、艾滋病(×爱滋病)。纯概念性与单义性一样,这一要求也是相对的。因为“词并非仅仅是交换思想的不带色彩的筹码。”⁽¹⁹⁾特别是来源于普通词汇的术语,要求它们连一星半点的附加意义或感情色彩都不带,这是难于实现的。拉丁语学名为Pica－pica的鸟,在斯拉夫语中它的称谓分别是：R.Uk.copoka,Cs.Sk straka,Bg.Cbpaka,Sh.svraka,Sn.srák⁽²⁰⁾,它们除了实体一逻辑意义之外,还含有“小偷小摸者”的象征意义⁽²¹⁾;在汉语中这种鸟的称谓是“(喜)鹊”,含有象征意义：“传佳音、报喜庆者”。尽管这一种鸟在斯拉夫语和汉语中各具不同的象征意义,但这仍不妨碍它的称谓在各自民族语中担任动物学术语的角色。这是因为词的意义在句子中受着词组的限制,在连贯性话语中受着上下文和语体的限制,科学语体对词有一定的净色彩作用。5.系统性。即要求术语的构成成分的形式应有助于识别有关概念在所在序列上的属性。因为科学上的概念都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如：以相似为基础的属(上属)——种(下属)关系(genus－species system),同一抽象水平上的平列关系,以接触和本源为联系基础的本体关系(整体一局部关系等),以空间、时间或因果之间的联系为基础的非等级(非隶属关系)等等。这些,在生物学和化学领域内显得最为明显。如：在有机化学中,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是由它所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这就是说,语词系列已决定了下一个属于这系列的新概念的命名方式,有了“甲醇”、“乙醇”,下一个就只能是“丙醇”了。在语言学上,先有“Teмa”这个术语,后来又有了“Peмa”这一术语,北京外语学院的人喜欢把这一对术语译成“主题”、“述题”,上海外语学院则把它们译成“主位”“述位”,孤立来看,两种译法都可成立,但从术语系列性角度来评审,则“主位”、“述位”的译法更可取,因为它们可以与语言学上的其他一些术语构成系列,如：与“音位”(фонема)、“形位”(морфема)、“义位”(сенема)等。6.承载性,也就是构词上的能产性,即术语应该有较强的构成新词的能力。如：“显微镜”这一概念在捷克语中可用两个词来表示,一个是本地术语“drobnohled”,另一个是从外语移植的国际词“mikroskop”。这两个词在内部形式上都有理据可寻,但“drobnohled”对捷克人来说“透明性”更好一些,因为它是由两个常用词“drobny”(微小的)和“hledět”(观看)的词根组成的。尽管如此,但术语学家们认为作为术语,国际词“mikroskop”更为可取,因为它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如：加上动词词尾“－ovat”,即可构成“mikroskopovat”(用显微镜观察),而“drobnohled”则缺乏这种“承载性”。7.稳定性,即要尽可能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能不作变动的,最好不动。特别是一些已经进入通用词汇的术语,即使随着认识的深化,它们的内部形式所反映的理据错误日益明显,但也不宜轻易去更换这些词语。如法国化学家拉瓦西(A.Laroisier)把“氧”定名为“Oxygène”,来源于希腊语“oxys”(辛),因为他认为“氧”存在于一切酸中,而酸具有辛味。根据现在对氧与酸的认识,拉瓦西的这一看法显然是错的,但也未必需要创造一个新词去替代它。8.国际性,即要求术语应与国际上已通用的相应术语保持概念上的一致;在概念一致基础上,在不违反本民族语的构词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力求词形与发音上也能与国际词接近。上述八项特点,既是创造新术语时必须关注的条件,也是从一组等义语词中选择术语的标准。实际上,并不是每一术语都能具备上述八项特点的,因此在术语标准化工作中辩证地处理好特点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在创造、翻译、移植和推广新术语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广大术语使用者的心理因素。术语除了个体特点外,还有建筑在个体特点基础上的术语体系的整体特点。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家认为每一专业领域的术语词汇还应有下列的整体特点：民族代表性、历史纯洁性、规范性、逻辑性、实用性和美学性等。最后,请允许我引用马泰乐斯的一句话作为发言的结束：“不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艺术上,在外来理论面前不必躲躲闪闪。应该把它拿来,吃透它并对它进行改造。”⁽²²⁾本文注释①见《语言学译丛》第一辑,第223－2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②维也纳大学斯拉夫学教授,布拉格学派音位学代表作《音系学原理》(Grundzugo der phonologie)一书的作者。③学生时代为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员,二十年代以苏联派出的半官方组织“俄国红十字使团”成员去捷克斯洛伐克,后留居捷克,曾在布尔诺大学任教,1939离捷去北欧,最后在美国定居。④Actual division of the sentence,aktuálul ělenění větnè;按实际切分理论,每一话语可切分为表述出发点(即主位,theme)和表述核心(即述位,rheme),由于在语言交际中通常是把已知信息作为表述出发点,进而再传递新知信息的,因此在连贯性话语中,各语句通常按“前一句的表述核心即为后一句的表述出发点”这样的结构排列的。⑤其英、法、德、捷的名称为：Language(Speech)culture,cultivation of language;culture de la languo;Sprachkultur;jazykováKultura。⑥胡明扬教授有关“语言规范化”的论述,见北京语言学会论文集。⑦1929年,在布拉格召开了首届国际斯拉夫学大会,布拉格语言学会在会上发布了一份供讨论用的提纲(the－aee),在语言学史上称其为《布拉格语言学会论纲》。⑧载布拉格语言学会：《标准语与语言文化》(捷文版),第245－256页,布拉格,1932年。⑨这是奥地利学派维于斯特(E.Wuster,1898～1977年)的主张,最早见于《工程学,特别电工学语言的国际标准化》(Internalo Sprachnormung in der Technik,besonders in der Elektrotechnik,柏林,1931年;〔第三版〕波恩,1970年)一书。⑩见科别茨基：“关于经济学语言的词汇层”一文,载1935年的《词和文》。(11)见1943年版《奥托百科词典》(捷文版)中的词条“terminologie”。(12)这是苏联、东欧语言学界对哈弗拉奈克院士的“尊称”,见《社会主义社会的语言文化紧迫问题》第9页,布拉格,1979年。(13)这个组织原来是ISO/TC37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归口单位,现已解散。(14)见《社会主义社会的语言文化紧迫问题》第10－11页,布拉格,1979年。(15)捷克斯洛伐克的专业术语委员会或属标准局领导,或属科学院系统的各学会领导。属标准局领导的有：矿业、可燃气体利用、冶炼、硅酸盐、制砖、化学工业,橡胶工业、塑料、农业机械、建筑机械、蒸汽涡轮、空中索道、材料检查、磁带录相、农业和林业、印刷工业等专业术语委员会。归科学院领导的有：法学、大地测量学、地理学、鸟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营养学、体育学等学科术语委员会。(16)P.Hauser,J.Chloupek等人认为术语的首项特点应是单义性,而K.Sochar,J.Horeck等人则认为主要特点应是系统性。(17)在汉语中则喜欢用“混合词”,如“艾滋病”,在音译“Aids”后再加一个类名“病。(18)见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年第一期附录。(19)帕默尔：《语言学概论》(中译本)第82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20)这儿使用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ISO/R639推荐标准《语种、国家及权威机构的符号》(Symbols for lang－uages,cuntries and authorities)中的语种符号：R.俄语,Uk.乌克兰语,cs.捷语,sk.斯洛伐克语,Bg.保语,s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n.斯洛文民亚语。(21)这种鸟有“小偷小摸者”的象征义是无可怀疑的,有下列例句为证：Krade jako straka,(Cs.他象喜鹊一样会偷。)Pozerájako straka(Sk.他象喜鹊一样目光贪婪。)Copoka－bopobka(R.偷儿喜鹊。)(22)见马泰休斯文集：《语言、文化和文字艺术》,第225页,布拉格,1982年。     

普通术语学视角下的术语翻译方法再梳理

术语翻译方法是术语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学界对术语翻译有哪些方法,如何界定直译和意译以及术语译名是靠找还是靠译等基本问题都存在争议。文章以普通术语学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为基础,考察术语翻译的本质,据此演绎出术语翻译的基本方法,然后对各类方法展开论述,以期理顺术语翻译的逻辑,解决术语翻译方法分类、表述及应用中存在的争议。     

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

本文论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是理论，而理论建设需要的途径有四条：继承，借鉴，移植、升华。     

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

本文论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是理论,而理论建设需要的途径有四条：继承,借鉴,移植,升华。术语工作和术语研究,其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这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科技内部术语爆炸,每年产生一百多万个,仅化学术语就有几十万个,而且常常定名不一。另一个是术语大量迅猛向共同语渗进。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从30多个学科中选收7000多个术语,占总收词量的13%,而《现代汉语词典》编者中的四位(闵家骥、刘庆隆、韩敬体、晁继周)1987年出版了一本《汉语新词词典》选收术语已占了总词条数的56%。英国语言学家G.Leech把这个趋势叫“行话化”。这就迫使世界的科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符号学家、信息学家、哲学家等都来研究术语。中国的术语研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当前急需的是理论建设。一、理论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技术和科学不同。技术,主要依靠经验、知识和技巧。科学,主要依靠理论,它是理论框架中的知识体系。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李约瑟博士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主要是技术,很少有科学。中国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开始于公元前613年,到1910年共记录31次。其记录之早,早于阿拉伯人679年,早于欧洲人1602年。其记录之详细,更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所不能比拟的。可是,后来这颗星居然叫做“哈雷彗星”。那是因为英国天文台台长哈雷用理论首次认识了它的科学属性。从这两个悲剧中,我们应该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我们祖宗头上,既有光环,也有伤疤。握住光环,自然会增信心。袒露伤疤,令人图强发愤。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同理,没有理论,就没有术语学。业内人士都了解,世界术语学有四个学派：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它们之所以形成学派,主要不是依靠一般工作,而是依靠高超的理论。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距离一个立足于世界的学派理论,还有一段较远的路程。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至少必须连续经过四条途径：一继承,二借鉴,三移植,四升华。二、继承中国的有关术语学术思想继承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外国学者的术语著作时常用作篇首语)和荀子的“正名论”。往下,在一些专业翻译思想中闪烁了术语理论的晨曦。比较重要的有晋代的道安(314～385)提出“五失本”,即五类译文允许跟原文不一致。唐初玄奘(602～664)提出“五不翻”(见《翻译名义集》),即五类词语不能意译,只能音译。北宋赞宁(919～1001)提出“六例”,即详论了翻译的六类事例(情况)。再往下,到了近现代的严复。他1895年译完,1898年出版了《天演论》,其序说“译事有三难：信、达、雅。”胡以鲁1914年发表于《庸言》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的《论译名》认为,有十类词可以音译。1932年成立的南京国立编译馆于1933年公布了《化学命名原则》,此后至1983年上半年中国总共出版的920种术语工具书,其编撰“说明”都包含着术语学思想。而刘涌泉先生发表于1984年第一期《中国语文》的《略论我国的术语工作》一文,多半篇幅是谈术语理论,如术语的特征,术语的产生发展,术语的标准化,术语的数据库等。1950年以后,国家有关部门做了许许多多术语工作,同时也总结了许多工作经验,特别是从中提取了一些术语学思想。这些都反映在《科技术语研究》等公开或内部书刊中。近来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冯志伟教授的力作《现代术语学引论》(语文出版社,1997年)。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该书有三点贡献：一是中文单词型术语的结构模式,二是术语形成的经济规律,三是潜在歧义论。在《科技术语研究》2004年第2期,冯志伟先生又发表了《汉语词组型术语的结构》,对另一大类术语的结构做了补充研究。最近郑述谱先生出版的论文集《词典·词汇·术语》中有许多文章是属于理论建设的,例如《关于术语及术语学》《科学与语言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术语学与语言学》《历史术语研究的启示》《术语学的研究方法》《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等等。以上这些,就是今后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基础。三、借鉴外国已有的术语理论欧洲术语学思想溯源,最早有Aristoteles的间接论述,较为直接的是18世纪三位科学家。第一位是现代化学奠基人法国化学家A.L.Lavoisier的论断：“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第二位是英国科学史专家W.Whewell的见解：“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第三位是英国哲学家J.S.Mill的观点：“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他还多次论述过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以上引语转自郑述谱,《词典·词汇·术语》2005)现代术语学理论可以借鉴的有以下四个学派的理论：德国—奥地利学派的术语研究的逻辑思想、概念理论。俄罗斯学派的术语研究的语言学思想、词汇理论。他们认为术语是词汇学的现实问题。俄罗斯学派的理论,已经有了一些译介,如黑龙江大学郑述谱教授的《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俄国术语词典学理论发展概览》、《洛特怎样编德俄汽车词典》等。郑先生还将译介一些俄罗斯术语学理论。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术语研究的功能语言学思想,即把术语放在言语或社会环境(包括不同文本,不同专业语言以及计算机系统)中,研究它跟相邻因素的功能关系。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综合理论。好在这个理论已经有了一个概要的译介,那就是其首领人物G.隆多写的《术语学概论》,1985年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许多理论,如术语的界定标准,选择标准,术语的特点,术语的研究方法等等。现在见得较少的,是德国—奥地利学派和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译介理论。希望有关人士尽快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山之石,不仅可以攻玉,而且能够提高攻玉的速度、水平,使我们少走弯路,尽快赶超。四、移植相关相邻学科的理论在一个学科诞生、发展,甚至成熟的过程中,都经常从相关、相邻学科那里移植一些新理论。国外的四个术语学派的理论多数都是移植的,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还在起步阶段,更需要移植。那么,从哪里移植呢？从它的邻近学科——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语义学、词汇学那里移植。这些学科的能指和所指、内涵和外延、聚合和组合、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标准化或规范化、结构和功能等理论早已被移植进来。而中国术语学还要移植更多的理论。可以这样说,词汇学、语义学的许多理论都可以移植过来。例如：词的分离性和术语的界定,词的同一性和术语的变体,术语的造词法,术语的模糊性,术语的国际化和民族化,术语的全民化和全民词的术语化,术语的语义特征,术语的比较,术语的分类,术语的演变,等等。例如术语比较,可以开展许多方面工作：术语能指比较,术语所指比较,不同类型百科全书的术语比较,同类型百科全书术语比较,百科全书和语文辞书术语比较,语文辞书(如《现汉》、《简明牛津》、《拉鲁斯》、《俄语词典》)术语比较,等等。不同学科的同一术语的比较,对澄清术语的混乱很有好处。众所周知,genus和species,属和种,都是逻辑学和生物学使用的术语,其拉丁文和汉字(即能指)以及所指不尽相同。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逻辑教科书和一般读物都采用了“种”指genus、“属”指species的译法。(王维贤《关于“种”和“属”的译名问题》,《中国语文》1961年10～11期)大类叫“种”(genus),小类叫“属”(species)。(李世繁《关于“种”和“属”》,同上)到现在,逻辑学界趋于统一：用“属”译genus,指大类,即上位概念;用“种”译species,指小类,即下位概念。生物学界比较统一,无论是C.Linne的五级分类,还是他人的多级分类,都是“属”在上,“种”在下,而且两者的相对性比逻辑学上的相对性小得多。语文辞书术语释义,一般的原则是“外行能理解,内行能认可”。可是在贯彻落实这个原则时,各国语文辞书选择术语的语义特征的多寡很不相同。又如术语的分类,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准,可以分出许多类。这里要讨论的从术语的频率以及跟共同语关系角度,可以分出：最常用的,约七八千至一万,大多数出现在中学教材里,大多数已经进入共同语;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七八万至十万(除最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大百科全书里,一般未进入共同语;次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除最常用和次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各专科、专业辞典里;罕用罕见的,未在任何辞书中出现,少数见于巨型语料库中。分类研究,对于认识不同类型的术语的性质以及编撰各类有关辞书,都大有益处。五、理论建设的高峰——升华新理论上文所说的继承、借鉴、移植的理论,都是已有的理论,都是建设新理论的基础。而理论建设的高峰是新理论。新理论,从哪里来？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从哲理本源上说,是正确的。但是,个人的实践,总带有狭隘、片面、直感等因素。而新理论,常常是由少数智者首创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而从直接来源看,有些理论并不直接来源于实践。因此,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科学研究经验时再三强调：“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而不是从经验中直接概括的。”作为理论之一的概念如此,那么作为理论另一内容的假说呢？它除了以一定的事实和已有的理论为基础之外,更突出的内容是想象、推测、推理。即使都在同一个实践基础上,有人没能产生理论,有人产生了理论,而且产生的理论水平有高低之分。这是为什么？其主要原因是,知识积累的多少不同,理性思维(有时叫logos)水平的高低不同。而后者是更重要的。术语工作者是必不可少的,术语学家更是当前急需的。而要成为术语学家,就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要受过多种哲学的熏陶;第二,要受过理性思维训练;第三,要有现代先进的文化思想;第四,要有足够的跟术语学相关、相邻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第五,当然应该具有术语学本身的已有的知识和理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升华出术语学的新概念、新原理、新学说、新假说。美国科学哲学家M.W.Wartosky认为：“从科学是思维的一种理性体系的程度上说,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论。”中国新的术语理论,将武装中国术语学派,而这个学派又将推进中国术语理论的建设。我们急切地期盼着世界第五个术语学派在中国诞生。     

当前欧洲术语学的认知理论方向

自20世纪90年代起,欧洲术语学界出现了对传统术语学的反思思潮。近十几年,在欧洲专业语言学界经历了某种认知方向的转换,这种潮流也对术语学界的理论反思产生了影响,相应产生了一些新的术语学认知理论范式。文章旨在对这些新理论思路的产生和发展做一简述,以期与广大读者共勉,并对中国的术语学理论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汉字及其术语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对于这种有六千年左右历史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学者们褒贬不一,贬之为多。“难学、难写、难记”就是一大“罪状”,并以此作为中国文盲多的主要根源。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从现代信息化时代的新特点出发,深入研究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概况地说就是汉字具有“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点,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本文仅对汉语科技术语进行解剖,探讨汉字及其术语的特点,使我们在科技术语命名和统一的工作中,认识并发挥汉字的长处,更好地弘扬汉字文化。一、汉字是古老而优秀的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形式。和语言一样,为了人们交流思想的需要,文字一般有表音(读、说)和表形(看)两个功能,其最终目的是表义。通过这一信息载体,无论说或看都能对同一概念同一事物获得相同的信息。因此表义的好坏和效率是衡量文字功能优劣的主要标志。从这个基点出发,对文字的基本要求是表义的简明性和书写的简洁性。1.表义的简明性现代汉字是由象形符号逐渐演变进化而形成的,它以特定涵义的方块造形来表现一定的事物及概念,并便于词义自身的发生和发展。构成汉字的每一个部件往往具有表义或表音的功能,可帮助人们理解和记忆其涵义。例如“鱼”(fish)是生活在水中的一类椎脊动物的总称。从汉字的字形上就表达出了它的基本属性。如：鲫(crucian carp)、鲭(mackerel)、鳜(mandarin fish)、鲨(shark)、鲑(salmon)、鲟(sturgeon)……这些汉字(也是单字术语)的某一部件表示涵义(鱼),另一部件表示读音。从字形上可以反映出命名术语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达到顾名思义的效果,并且可以打破地域和时域的限制,无论广东音、福建音、普通话……只要看到字,理解都是相同的。与相对应的英文相比,这些汉字在表形、表音、表义、简短、方便理解和记忆等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优越性。正如一位日本专家所说：“汉字的信息量大,它本身就是一种集成电路”。^[2]“表义正确,一词一义”是人们对文字及术语的另一要求,汉字发展中也体现了这一要求。例如“cell”一词在英文中是多义词,汉语术语按不同的专业概念分别定名为细胞(细胞学)、子房(植物)、电池(电子)、电解槽(电工)、小室、单间(建筑)、元件(电子)等等,这些词在各自学科中又派生出一系列组合词。又如“pressure”一词,汉语把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压力”;把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叫“压强”。这样更能反映概念的内涵,区别概念。2.表达的简洁性汉字的基本单元是具有一定涵义的字(由偏旁、部首组成的“集成块”),表达专门概念的术语由字组成。这种结构上的特点,决定了汉语术语与国外拼音文字术语相比,具有明显的简洁性。据对全国名委公布的《地球物理学名词》和《测绘学名词》的部分术语随机抽样统计,英、汉术语所占二维面积之比为1∶0.6。例如interchain hydrogen bond,“链间氢化”;reading frame displacement,“移码”。所以,汉字是一种简洁、高效的文字,这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有必要加以剖析：一曰：英文只需背26个字母就行了,而汉语要掌握几千字,因而汉语难学,这是汉语的一大缺点。笔者认为,把汉字与英文字母相比是不相当的,这是一种片面地、孤立地分析问题的方法。(1)如前所述,既表音又表意的汉字是组成汉语术语的基本元件。相当多的汉字本身就是有特定涵义的单字术语(或词)。此外,汉语的组词习惯是以双音(即二字)构词为主,如对《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收的词作粗略统计,二字词、三字词、四字以上词的词条数之比为5∶1∶0.4。而英语术语的基本构词元件只是表音的字母,有涵义的词(或术语),是由若干字母组合而成的新集合体(集成块)来表达。简单的表示为：汉语：汉字(表意的集成块)→术语(表意的大集成件,包括复合术语)英语：字母(非表意的符号元件)→术语(表意集成块)→复合术语(组合集成件)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两种类型文字的简洁性和易记忆性。可见汉字与英文字母在术语中的作用是完全不相当的。(2)汉语的常用字比较集中。据测算,使用频度为0.15‰。以上的汉字仅1000个左右;使用频度在1‰以上的汉字仅为250左右^[3]。就是说,掌握1千个常用的汉字,就能进行一般简单阅读(1万字中只约有1个多字不认识)。通常认为,英语需掌握三千条词汇左右才能进行一般阅读。这里没有对记一千汉字与记三千条英语单词的难易程度作比较,但从绝对数字看,汉语的常用字仅为英语常用词的1/3(本文未考虑语法问题)。(3)汉语词与英语词的构词单元不同的事实还决定了汉语的记忆和鉴别单元比英文少。例如,进行阅读和校对时,英语需要按每个字母扫描,而汉语是按集成块扫描。很明显,绝大多数相同含义的词(术语)所包含的英文字母数比汉字数多得多。香港著名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先生曾说“汉字是沿着逻辑的轨迹演变出来的”^[4]。汉语术语是这种汉字逻辑轨迹在科技概念方面的延伸。科技术语的命名,要求做到系统性,用汉字命名科技术语恰好能发挥汉字逻辑演变的特点,强化科技术语的系统性。例如风(wind)按强弱分为：静风(calm),软风(light air),轻风(light breeze),微风(gentle breeze),和风(moderate breeze),清劲风(fresh breeze),强风(strong breeze),疾风(near gale),大风(gale),烈风(strong gale),狂风(storm),暴风(violent storm),飓风(hurricane)。汉语的这种逻辑演变的结果,有利于发挥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大大提高记忆效率。二曰：汉字难写,英文好写。英文等拉丁语系的文种便于书写,而方块形的汉字(由各种笔划组成)书写有一定的困难,但实际上,以词(术语)或句子形式出现时,两者的书写时间比较接近。特别是在长约近一个世纪的英文“打字机时代”(机械化手段),由26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发挥了明显的优势,汉字打字机无法与之相比。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在这场变革中,我国科学家出色地解决了汉字信息化处理的问题,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对汉字(汉语)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将在智能化方面不断开拓,使打字机时代曾被湮没了的汉字光辉重新释放了出来。汉字书写的一部分功能也将会发展出新的方式。一些作家、记者、知识界人士纷纷“换笔”(以微机代替笔写),人们从伏案爬格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时期不会太远了。这是立足于当今新时代对汉字发展的认识。我们要丢掉“汉字落后”的偏见,从新认识汉字,并努力开展汉字现代化、信息化研究。二、汉字不仅属于中国汉字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世界上有拉丁文化圈,也有汉字文化圈。中国、日本、朝鲜的语言是三种不同的语言,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原因,中国汉字、日本汉字、朝鲜汉字同属一类文种：a)中、日、朝汉字都是表义文字;b)这些汉字的基本笔形相同(如—| 、 );基本构件相同或相似,c)据有关专家统计,中日汉字字形完全相同或具有微小差别的占50%以上^[5]。汉字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有很大影响。近年来,还有一些国家掀起了“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及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汉字文化的优越性将愈加为国内外人士所认识。因此,汉字不仅属于中国,她也是亚洲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她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中国作为汉字文化的大本营,应为提高汉字科技术语的质量作出更多地努力。我们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严格、系统地审定统一我国的科技术语,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对汉字文化圈的贡献,受到越来越多的各国华人的赞扬。我们应该加快发展与东南亚各国,台、港、澳等地区及世界其它国家的华人科学家的广泛联系,共同作好汉字科技术语的命名与统一工作,使汉字术语在继承和发扬汉语文化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三、汉字术语的命名要发扬汉字的长处由于历史的、国情的等多种原因,我国新的科学概念,绝大多数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概念在中国如何命名,我国学者长期有两种主要观点。一为意译,即用汉字表达出概念的基本特征。二为音译,即使用与外文读音相近的汉字表示。笔者认为,汉语术语命名应主要采取反映概念内涵的表意形式,也就是意译。这是因为：1.术语的基本功能是便于人们交流科学概念术语的定名应做到好懂、好记。按科学概念订名有助于人们直接理解概念的内涵。例如,“ergonomics”一词若按音译,订为“厄戈诺米克斯”或半音半意定为“尔刚学”,从译名上不能理解词义。但按科学概念的内涵定为“工效学”,使人们能望文生意,大致了解词义。(经有关专家研究,确定“工效学”的定义为：一门研究人与其所处工作和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适应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要求,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健康、舒适为目的的学科(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自动化名词》,1990)。又如“watchdog”一词,有人从英文名直译为“看门狗”,用字欠雅,甚至会产生误解,这也是一种不以科学内涵命名概念的形式。这是一个计算机、自动化学科的术语,是指一种监视某一状态在预定期间内是否出现的装置。当发生不正常的状态时,该装置可以发出警报。此装置的另一个译名“监控器”,科学地反映了概念的内涵,获得了望文生意的效果,是一个值得推广的译名。2.用表义的汉字组成表义的术语简短、明了由于外文主要是拼音文字,且音节较多,在翻译时,只把汉字做为外文的音(音节)的符号,必然既长又不好记,丧失了汉语表义的特点。例如,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文字改革,认为汉字笔划过多,书写不便。在引进学术名词时,常用片假名作为音符音译。对此方针,很多学者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虽然引进快,但看不懂、听不懂,不能理解外文的涵义,很不方便。3.汉语术语要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汉语术语在坚持按意订名的同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注意吸取外国的长处,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譬如某些科学概念用意译定名太繁琐时,可用引进外文缩写或音意结合的方式命名。如“AIDS”订为“艾滋病”(音意结合);又如“Medvedev－Sponheuer－Karnik[intensity]scale”不宜译为“麦德维捷夫—施蓬霍伊尔—卡尔尼克[烈度]表”,可订为“MSK[烈度]表”。在高文化层次的科技术语中,某些术语用这种方式命名其优点是明显的。我国化学家给化学元素命名时,采用借音(外文音)的办法也是成功之例。四、汉字发展中的几个问题1.汉字字数问题汉字容易遵从组字规律造字,这是汉字字数多的原因之一。今后发展中,应注意控制、减少汉字的字数,不能无限制地造新汉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新概念、新物质的产生将层出不穷,有些人喜欢用造新字来表示。笔者认为,对新的概念一般应以尽量简明的,两字或两字以上的术语命名。例如“船首”、“船尾”不必再造新字“艏”、“艉”;又如“板”字,代表“片状较硬的物体”,没有必要再创造“钣”字来表示金属板。否则,照此发展下去石板、塑料板、复合材料板又如何办呢？2.同义、近义字问题建议对某些易混乱的同义、近义字要逐步合并淘汰,当然这项工作要经过慎重研究。字(词)典等工具书有责任在这方面起引导作用。同义、近义字在学习或应用中往往不好区分,易产生错别字。如：沙—砂,震—振,贮—储,荧—萤,拣—捡,耦—偶等等。3.造新字问题极个别使用频度很高的,由多字词转变为单字词的基础术语时需造新字,在大家实际接受的基础上,可列为正式新字。例如某些学科已广泛使用,或有些专家建议使用的非规范字：“”(有用能)、“”(无用能)、“砼”(混凝土)、“脘”(蛋白质)、“”(牙合)等,对这类汉字,有关部门应进行研究。但总的原则仍是不提倡造新字。经过较长时间,通过大家的努力,我国的汉字及其术语定将更科学、更先进、发挥更大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