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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科学名词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读完《科技术语研究》创刊号,很高兴看到在我国已经有了一块专门讨论科学名词术语的园地。以下谈谈一些感想和建议:一、简单性和相容性名词应当尽量简单明白。例如:在日常生活里,movingpictures叫电影,不叫“活动图画”;television和tel...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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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名词审查会是民国时期一个准官方科学名词审查组织,其前身是医学名词审查会。本文详细梳理了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历次正式名词审查大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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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科技术语研究》创刊号,很高兴看到在我国已经有了一块专门讨论科学名词术语的园地。以下谈谈一些感想和建议:一、简单性和相容性名词应当尽量简单明白。例如:在日常生活里,moving pictures叫电影,不叫“活动图画”;television和telephone叫电视和电话,不叫“远程观看”和“远程通话”,都说明简短的称呼是有生命力的。就是英美人,也嫌这几个名词太累赘,一般都简称为movie,TV和phone或者call了。在我国制定科学名词时,这个问题好象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例如,computer一词定名为“计算机”,虽然意思很贴切,但不够简洁,近年来有被台港传来的“电脑”一词逐渐排挤之势。“电脑”这个词,既不合原意,又不便于配合其他词语使用(例如,“上机”不可以称“上脑”,“机房”不可以称“脑房”),更容易产生电脑终将取代人脑的误解,但是因为比较简短,就占了一定的优势。其实,这个名词完全可以简洁地译成“算机”。我国古代先有“算筹”,后来又发明了使用至今的“算盘”。所以,如果当初把computer一词顺理成章地译为“算机”,既可切合原意,又可承继民族传统;译成“计算机”,实在是失策之举。现在讨论得很热闹的virtual reality,译成“虚拟实在”,“虚拟现实”,或者“虚拟实境”等等,都不容易上口。我曾经建议,不如干脆起个简单的名字叫做“虚实”,即虚的实,且不必分辨这个“实”是“现实”还是“实在”(本来reality一词就兼有这两种意思),随各人理解好了。(见《光明日报》1997年1月16日)后来又想,假若这个简称不容易被接受的话,也可以叫“拟实”。看到本刊创刊号,才知道本来赞同译成“临境”的朱照宣教授已经把这个新译名提出来了。“拟实”,可以随各人的理解,分别认为是“虚拟实在”,“虚拟现实”,或者“虚拟实境”等等的简称。在这基础上,也便于构成复合词组,如把“拟实空间”作为cyberspace的一种译名,等等。一方面,我们早就有了两个很好的类似术语“仿真”和“仿生”,避免了“模仿真实”和“模仿生物”的累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一点也不显得“别扭”。“拟实”这个名词可以同它们相呼应,用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拟实技术”和“仿真技术”同属计算机技术,现在也有了相匹配的称呼。另一方面,这一名词也可以包容virtual是虚是实的不同理解。所以,简单性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简单的术语不加详细的具体限定,就像文言文那样,留下了不同解释的余地。事实上,科学名词亦不能一味追求确切。就好像写文章一样,能够十分确切固然好,但有时候很难做得到。在后一种情况下,就应该适当做些弹性处理,使得不同的理解和可能的发展都得以相容。二、充分利用汉语字库西方人在制订新的科学名词时,常常从拉丁语或者古希腊语里发掘出一些生僻的单词,或者利用它们的词根来制造新的名词。这样做可以区别于日常用语,一目了然地看出是专门名词。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当然首先要从祖先留下来的古代汉语里寻找适当的字词。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例如pseudo译“赝”,transmutation译“嬗变”,chaos译“混沌”,charm译“粲(数)”等等。还值得一说的是把parity译为“宇称”,这简明的称呼本身含有“空间(反演)对称性”的意思,又不易同“空间”一词的多种常见用法相混淆。在今天的日常生活里,除了在“宇宙”和“楼宇”这两个词组之外,“宇”字已经用得不多,拿来组成同空间概念相关的科学名词,的确是很合适的。看到创刊号里的“预告”题目,我建议把其中的“space——大气层以外的空间领域”译为“宇空”。这一名词亦作outer space,有人叫“外层空间”,失之繁复。叫“太空”,不大像科学名词;而“宇宙”已经专门用做universe的对应名词。现在叫宇空,一看就知道是大气层以外的意思,也可以认为是“宇宙空间”的简称。汉语里已经有“宇航员”的说法,这个“宇”字用得很好,指的是航行于大气层之外,并非一般的飞机驾驶员。不过,“宇航员”这一词组,似乎不大合乎汉语普通话语法,应当叫做“航宇员”才对。这同“航海家”不宜称呼为“海航家”是一样的道理。顺便说说,“航天”也不准确,天和地本来是相对的,为什么大气层以内就不能算“天”呢?所以,也应当是“航宇”。确定了“宇空”,还有“宇间”,或者更简单的“宇”这类用法,亦便于组成有关的复合词组。我想再着重谈谈量子力学里,描写系统状态的态矢及其对偶量的bra和ket的订名。这两个英语单词,本来是狄拉克专门创造,把bracket(括号)一词分拆而成,并为它们分别设计了符号|>和<|。因此,也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左括号”和“右括号”,但又没有明着使用左和右的名称。在1956年和1975年我国先后出版的《物理学名词》和《英汉物理学词汇》里,都把它们分别译为“刁”和“刃”。这也许是出于对其符号形状的考虑,但是并没有在物理学界里叫开。后来,在1989年出版的《物理学名词》里,又为它们加上了“左矢”和“右矢”的译名。这后一种名称,实际上是不妥当的。因为,这里说的左右,不过是指书写的先后次序,而物理学里常说的左右,则是同左手和右手的反射对称性有关的,例如圆偏振光的左旋和右旋等等。在粒子物理里,还有helicity(螺旋度)和chirality(手征)这两个专门描写左右手性质不同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左矢”和“右矢”的叫法,一来太一般化,二来容易同其他一些严格概念相混淆,不是一种好的选择。我发现,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汉字库里,恰巧有形和意都相近的“彳”和 “亍”两字。(彳音斥,亍音触,古语说:“左步为彳,右步为亍,合则为行。”)因此,我建议把bra和ket分别译做“彳”和 “亍”,或者“彳矢”和 “亍矢”。大家看,两者的内积<|>对应着“行”字;而各种矩阵元<|A|>,<|B|>…,则对应于“衡”,“街”…等等,真是妙极了。我在一本新教材(《量子力学基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中)里采用了这种命名,希望能够得到响应。最后,我想介绍一点资料,即从5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负责上述先后三次物理学名词审定的人员组成情况。第一次的“工作小组”由七人组成,其中有过半数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第二次参加审查的九位“同志”,亦大多是在任的学部委员;而第三次除了三名顾问委员外,在二十几位“委员”中有多少名在任的和后来的院士,请读者们自己去核对。因为我手头没有当时的和现在的全体院士名单,不好说,说错了就太不尊敬了。由这项小小的统计可以看出,参加名词审定工作的院士的比例正在减少。希望主管部门在组织名词审定队伍时,增加院士的比例,以保证和提高名词审定工作的权威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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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名词审查会是民国时期一个准官方科学名词审查组织,其前身是医学名词审查会。本文详细梳理了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历次正式名词审查大会。近现代科学诞生于西方,在其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必须解决译名统一问题。清朝末年,政府已认识到了此事的重要性,1908年,学部审定科(系教材审定,非名词审定)编纂了《化学语汇》、《物理语汇》,1909年,设立编订名词馆。据笔者所见,该馆编订有《数学名词中西对照表》。但上述成绩甚微,所出名词也没有经过专家集体审查。进入民国后,译名混乱现象严重,译名统一工作变得非常迫切。由于医学与民生关系密切,民国时期国内有组织的译名统一工作开始于医学名词。1916年2月12日,乘中华医学会召开大会之际,中华医学会、博医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江苏省教育会、江苏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等的代表黄炎培、俞凤宾、聂会东(J.B.Neal)等31人召开会议,讨论医学名词审查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医学名词审查会审查医学名词。此次会议宣告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的诞生。医学名词审查会以及后来的科学名词审查会是以每年召开一次或两次名词审查大会的方式进行译名统一工作的。1916年8月7日,医学名词审查会在江苏省教育会会所召开第一次正式名词审查大会(文献上有时称年会,有时称大会等,这里一概称名词审查大会)。博、苏教、医药、医学、部(系简称,全称见文末附录)等5个组织的代表20余人出席会议,[1]公推余日章为主席。[2]在正式大会前一天(8月6日)举行的预备会上,议决审查方法如下:(1)经表决,到会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所同意的名词,作为统一的名词。(2)不满三分之二的名词,取得票最多的两种名词,再表决一次。如仍不满三分之二,两者并存,但以得票多的名词列在前面。(3)第二次表决时,如有人主张尚待考查,则该名词推到下一日再作决定。[3]此次审查大会,遵照上述审查方法。如:“Applied anatomy”的译名有“医科体学、医科解剖学、应用解剖学”等,经投票表决,三分之二的人赞成用“应用解剖学”,大会遂决定用“应用解剖学”这一译名。“Vertical”的译名有“垂直”“铅直”,经投票表决,在出席会议的18位代表中,赞成“垂直”的代表有11人,赞成“铅直”的代表有6人,均未达到三分之二,故大会决定两个译名并存,但“垂直”排在前面。此次大会审查了解剖学通用名词及骨骼名词,审查通过名词1200条。[4]1917年1月,医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二次审查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部等6个组织的30余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由于要审查的名词不止一种,所以,从这次开始,正式审查大会分为两部分:分组审查会议和各组联合会议。对于后者,有的文献称各组联合会议,有的称各组联席会议,等等,这里一律称各组联合会议,简称联合会议。分组审查会议审查各类名词,有时分组审查会议也推定下次大会所用名词草案的起草者。联合会议决定诸如下次大会召开时间、地点、审查名词类别、所用名词草案的起草团体等事项。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解剖学组和化学组。解剖学组主席为余日章,该组审查了解剖学的韧带名词和肌肉名词等。[5]化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审查了化学的化学元素名词。[6]联合会议议决设立执行部,负责处理会前会后的一些事务。执行部由各团体推派代表组成。同年7月,执行部开会,起草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章程,章程内容是以以往的习惯为基础的。会后执行部呈报教育部,恳祈准予组织医学名词审查会,并呈送了第一次解剖学名词审查本。不久,医学名词审查会不但得到教育部的批准备案,还得到教育部给予的一千元补助金。[7]1917年8月,医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三次审查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华东、部等7个组织的30余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括解剖学组和化学组。解剖学组主席为余日章,该组审查解剖学的内脏、五官两种名词。化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审查了化学术语名词。此次大会的预备会还讨论通过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章程》。[8]兹将该章程摘录如下[9]:医学名词审查会章程第一条 本会专为审查关于医学药学之一切名词而设,定名为医学名词审查会。第二条 本会系具有资格之各团体推举代表集合而成,他团体亦得继续加入,其所举代表以具有专门学识者为合格。各团体代表每审查一部分名词得举三人,如在三人以上,该团体之表决权仍以三权为限。第三条 凡审查一部分名词,其草案须先由一团体提出,或经大会委托一团体编订,于开会前两个月分送与会各团体,以便讨论时各抒己见。第四条 本会每届开会两个月前,应请教育部派代表与会审查。第五条 本会每届开会之前一日,应先集会员开预备会,举主席、推书记、定审查之日程。第六条 本会审查方法如左:甲 到会人数三分二以上决定者,作为统一之名词。乙 不满三分二者,取比较多数存两种名词再决一次,如仍不满三分二者,并存之,但以多数者列前。丙 第二次之公决,如有人主张尚待考查者,得于下一日决之。丁 若有二种以上之草案同时提出者,得分组审查,以省时日。第七条 凡草案经大会审查决定后,定名为审查本,须印刷分布海内外对于该科学素有特别研究者征求意见。意见书送达本会之期,以发出审查本后四个月为限。审查本整理意见酌加修正后,应呈请教育部审定颁布全国。第八条 本会自每年七月五日(新历)起开会一次,会期以两星期为限,但遇必要时亦得开至二次以上。第九条 本会暂假上海西区方斜路江苏省教育会为机关。第十条 本会设执行部,每团体推定一人组织之,在闭会时期内执行会务。第十一条 凡本会各项费用,暂由发起之四团体(博医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中华医学会、江苏省教育会)平均分任(草案印刷费,由一团体提出者该团体自任之,由大会委托一团体编订者,暂由四团体分任之)。第十二条 本会章程有提议修改者,须经到会代表三分二之同意方为议决。章程规定了名词审查大会开会时间、名词审查方法、各项费用的摊派方法等。章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规定了较为科学的名词审查的程序:会前起草、会上讨论、会后征求意见。除了公布《医学名词审查会章程》和后文说到的《科学名词审查会章程》外,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均未公布具体针对名词审查的条例(比如名词审查标准、名词编订体例等)。1918年7月,医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四次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博物、部等7个组织的20多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10]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解剖学组、细菌学组和化学组。解剖学组主席为沈信卿。该组因疑难名词已于前数次大会解决,辩论较少,提前完成。至此,解剖学名词全部完成。细菌学组主席为严智钟。该组因草案的起草员丁外艰未出席审查会,故讨论时颇感困难,进展甚缓,加之各团体代表出席者少,所以中止了审查,并将对于草案的具体意见及应行增删处开送原起草员参考,使有所修正,以便下次审查时更便利。化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审查完毕无机化合物名词,便开始审查有机化学名词。但有机化学命名法问题大费周章,历时两日仍未解决。该组于开始审查的前一日已预知此问题极需讨论,便预先推定审查员数人,作具体的研究,修正了原草案。算上各审查员提出的草案,有机化学命名法共有五种,可归纳为造字与不造字两派。经表决,权数相等。最后议决两派各编订草案一种,一起发给各团体、各专家征集意见。等下次开会时,选择一种,然后审查,以示慎重。为预防审查会中止起见,另备化学仪器名词草案一种。[10]1918年医学名词审查会改名为科学名词审查会,并从该月起,每月教育部给予400元补助。[11]但实际上,教育部给予补助金为期仅3年且并未给足。改名后,审查范围由医学名词扩大到各科名词。同年,执行部修改了章程,除了将原文中的“医学名词审查会”改为“科学名词审查会”,并将审查范围由医学名词扩大到各科科学名词外,其余的内容基本维持不变。1919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五次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博物、科、部等8个组织的40余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12]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组织学组、细菌学组和化学组。组织学组主席为沈信卿,[13]该组审查完毕组织学名词。细菌学组主席不详(可能是王完白,因联合会议上是他报告该组审查情形的,按惯例,一般由主席报告),该组审查完毕细菌学总论名词。[14]化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审查了化学仪器名词和有机化学名词。[15]上次会议推定徐凤石(主张造新名词)、陈慕唐(主张不造新名词)各起草有机化学名词草案,但徐凤石的草案未到,所以审查有机化学名词时依据的是陈慕唐的草案。[16]联合会议还议决邀请化学学术团体及与化学有密切关系的各专门以上学校均推代表参加下次化学名词的审查。[17]1920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六次大会。来自部、博、医药、医学、苏教、理、科、华教、博物、北化、北大、北师、沈师、成师、广州师、北工、北农、山农、北物、丙等20个组织的近60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18]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细菌学组、化学组和物理学组。细菌学组主席为王完白。该组审查了细菌分类名词、细菌各论名词及免疫学名词。由于细菌总论名词,上次会议已审查完毕,故细菌学名词全部告竣。化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此次会议加入的团体甚多,人数骤增,旧代表仅占全体审查员的五分之一。新代表认为上次会议议定的有机化学系统名词不够恰当。参加此次会议的丙辰学社也提出草案,但代表们认为不够完善。于是另定系统大纲五条,每日下午由编纂小组拟定下一日的草案,此次会议该组已将脂肪族名词审查完毕。该组还审查完毕有机化学普通名词。物理学组主席为北京大学张大椿。该组审查了力学名词和热学名词。[18]1921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七次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华教、博物、科、农、南师、广东师、厦大、部等13个组织的40余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19]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病理学组、化学组、动物学组和物理学组。各组主席不详。病理学组审查了病理通论名词。化学组审查完毕有机化学名词,至此,所有化学名词均已审查完毕。物理学组审查了磁学名词和电学名词。动物学组因草案未及预备,故此次会议所讨论的是编订方法大纲,预备下年开始提出草案。[19]联合会议还议决1923年应提出动物学名词草案、生理学名词及生理化学名词草案、数学名词草案、矿物学名词草案。这些名词草案用于1924年的名词审查大会。1924年审查的草案提前一年提出,原因有二:一是以免印刷延误时间,二是便利审查员预先参考。因而,会议希望执行部略加修改与草案有关的条款。[19]1922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八次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华教、博物、科、农、部等10个组织的近40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20]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病理学组、物理学组、植物学组和动物学组。病理学组主席为吴谷宜。该组审查了病理各论(尿系统、眼耳鼻咽喉、无管腺及淋巴系统、神经系统、赘瘤学及循环系统、血液等)名词。物理学组主席为恽季英。该组审查完毕光学名词和声学名词,至此,物理学名词全部审毕,前后费时共3年。植物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审查了植物学术语及科目名称等名词。这部分名词为前一年中华博物学会开会审查过的名词。中华博物学会为征集意见起见,送科学名词审查会讨论,以此作为最后的修正。所以讨论比较容易,术语名词全部告竣,除对原稿作了少数修正外,还增补不少;科目名称因关系较大,仍须征集意见,待下次会议确定。动物学组主席为薛良叔。因原草案不甚适用,该组此次会议依据薛良叔《近世动物学》临时起草。该组已审查完毕门、纲、目名词及无脊椎动物术语,脊椎动物术语及进化发生遗传等名词待下次会议审查。[20]联合会议议定了统一各科同物异名名词的办法:对于以前已经审查的,由各组互相检查一遍,摘出同物异名词,各推本组代表2~3人,组织协定名词委员会协商确定,但推出的代表须先取得本组公意;对于未经审查的名词,当草案印成后,即由执行部延聘的编校员将各种草案中的同物异名词摘出,油印分发各组,以便审查前另开协定名词委员会会议,使之归于一致。[20]1923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九次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博物、科、农等8个组织的近50位代表参加正式大会。[21]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医学组、生理化学组、算学组、动物学组和植物学组。医学组主席为吴谷宜。该组审查了病理名词补遗、寄生虫学名词。该组病理名词草案,除了原定博医会草案外,又添了谢崧凡的草案。有部分原虫名词,因草案未备,此次会议未能审查。生理化学组主席为曹梁厦。由于以前化学组所审定的名词,对生理化学而言,尚不敷用,且各代表认为以前审定的化学名词不甚恰当,故生理化学组本次会议仅交换意见,未审查名词。该组希望下次开会时,以前审查过化学名词的部分代表能加入生理化学组进行审查。算学组主席为姜立夫。该组审查了数学名词、代数学名词和解析学名词。该组原名数学组,后认为数学名词不能包括各分支科目名词,经联合会议议决,改为算学组,而把数学当做算学的一个分支。动物学组主席为薛良叔。该组审查了动物学术语名词。植物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先将上年遗留的科目名词讨论修正,接着审查本年预备的植物种名。但该项名词,仅为中等教科书及普通药物所需要的种类。其他种名,有待于继续起草、审定。[21]联合会议议决以前审查过化学名词的曹梁厦、陈慕唐、王季梁三人加入下次大会的生理化学组,审查有机化学名词补遗。[21]1924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十次审查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博物、农、科、协和、部等10个组织的几十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华东教育会是否与会不详)。[22]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生理化学组、植物学组、动物学组、药理学组、算学组和矿物学组。此次大会审查名词种类与第九次大会预定种类略有不同。原定于此次大会审查的生理学及原虫学名词,因草案来不及完成,推到下一年审查。生理化学组主席为吴谷宜。该组审查了生理化学名词及有机化学名词补遗部分。植物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审查了种子植物属名。因为起草员未出席,故审查颇为不便。动物学组主席为薛良叔。该组审查了遗传进化论术语及动物学术语补遗、分类学术语补遗。药理学组主席为王完白。该组原称药物学组,因认为名实不符,故改为药理学组。该组审查了药理总论名词和药理各论名词。算学组主席为姜立夫。该组审查了初等几何名词、解析几何名词、投影几何名词。由于该组本次到会代表人数太少,故讨论时非常不便。矿物学组主席不详。该组所推代表原本不多,只有9人,而此次到会者更少,仅5人。其中吴和士虽由中华博物学会推举在矿物学组,但他已历次在植物学组任审查员,此时,植物学组名词尚未审查完毕,不能另出席矿物学组,所以矿物学组代表实际上仅有4人。这4人中,又有谌湛溪、徐宽甫两人对审查方法及草案体例有意见,并因此与吴和士进行争论,所以此次矿物学组未能审查名词。[22]1925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十一次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科、博物、华教、农、协和、东南、部等12个组织的40余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23]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外科学组、算学组、动物学组、植物学组、生理学组和药理学、生理化学、有机化学合组。外科学组主席为吴谷宜。该组审查完毕全部外科名词。算学组主席为胡文耀。该组审查了微分几何学名词、超越曲线与曲面名词、高等解析名词等。动物学组主席为薛良叔。该组审查了全部哺乳动物种名及一部分鸟类种名。生理学组主席为江清(即江镜如)。该组因为出席人数太少,仅审查了呼吸名词、新陈代谢名词等。药理学、生理化学、有机化学合组主席为江秉甫、余德荪。此次会议药理学名词的审查,成绩甚小,其原因是化学名词以前虽经审定,但尚未完备,而药用植物名称,亦未经植物学组起草审查。故本次药理学名词的审查,常常因为化学名词及药用植物名称而导致无法进行。有机化学名词补遗,因草案未至,未能审查。生理化学名词,因原定起草员认为有机化学前定名词太冗长,颇感不便,而未能起草,故此次会议只是将上次会议未审查完的名词加以审查而已。植物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原定此次会议审查胞子植物属名及继续审查种子植物种名,因种子植物种名草案于本月底方可完成,故此次会议只审查了胞子植物属名,范围从裂殖菌起,至红藻类止。[23]1926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十二次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广大、华教、工程、农、科、同济、东华、昌大、部、河工、大同、博物、理等17个组织的50余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24]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内科学组、药学组、生理学组、植物学组、动物学组和算学组。内科学组主席为吴谷宜。该组审查完毕内科学名词。药学组主席为於达望。该组审查了药用化学名词等。生理学组主席为江镜如。该组审查了生理学的循环系统名词等。植物学组主席为吴和士(前雨农代一天)。该组审查了蕨薇植物名词、真菌类名词等。动物学组主席为秉农山。该组审查完毕鸟类名词。算学组主席为胡明复。该组审查了应用数学名词。[24]由于时局动荡、交通阻隔等原因,原定于1927年7月在武昌举行的第十三次审查大会没有召开。[25]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主要由民间社团合组而成,但它们得到了教育部给予的一定补助。此外,教育部不但派代表参与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还公布了他们审查通过的大部分名词。所以,严格说来,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是主要由民间社团合组的准官方组织。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改教育部为大学院。1928年,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正式成立,科学名词审查由该委员会负责。鉴于该委员会是完全官方机构,科学名词审查会这个主要由民间社团合组的准官方组织决定自动停止名词审查工作,随后仅仅是整理出版了它曾经审查过的一批名词。附录: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与会组织全称博:中国博医会;苏教:江苏省教育会;医药: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医学:中华医学会;理:理科教授研究会;华教:华东教育会;博物:中国博物学会;部:教育部;科:中国科学社;农:中国农学会;南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师: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厦大:厦门大学;昌大:武昌大学;广大:广东大学;同济:同济大学;东华:东华大学;东南:国立东南大学;协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工程:中国工程学会;北大:北京大学;北化:北京中国化学支会;北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沈师: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成师: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广州师: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北工: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农: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山农:山西农业专门学校;北物:北京物理学会;丙:丙辰学社;河工:河海工科大学;大同:大同大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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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我国的石油工业取得了很大进展,原油年产量从12万吨增至1.38亿吨。但石油工业是一个较为年青的工业,同时又是一个国际性很强的行业。现在我国的石油工业从勘探开发到炼制,很多是引进国外的技术,相当一部分名词是从英、俄、日等外文名词翻译过来的。同一外文名词,中译名不同,有的译名又“词义不符”。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新的名词术语不断引入,上述状况给国内外信息交流,科技成果的推广,新技术的应用,以及书刊编写等均带来困难。解放40年来,不少同志编写了石油科技的英汉、俄汉、以及石油技术词典等,为统一名词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89年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英汉石油技术词典”,收词约14万条。同时,又组织进行“英汉石油大辞典”的编纂工作,收有八万余词条,并有简要的释义,将以分册的形式,从1990年起陆续出版。石油名词标准化工作也在进行之中。这些工作因由不同专家承担进行,势必造成有些名词得不到统一。因此,进行石油科学名词的审定工作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也是广大石油科技工作者的迫切愿望。1989年4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与中国石油学会商议在石油科技方面开展名词术语的审定工作。7月下旬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与中国石油学会联合召开了石油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筹备会议,邀请了石油科学方面的专家教授共商此事,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石油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对发展石油科学技术有很重要的意义,一定要认真搞好。首先要确保审定工作的质量,以高水平的审定结果来保证其权威性。筹备会后,完成了下列工作:一、组织落实:石油学会和有关同志慎重和反复研究了“石油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组成名单,因为它对审定工作能否搞好关系重大。我们考虑了下述几个方面:1.审定委员会的组成从整体来说应在石油科学的各主要领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2.委员会成员应热心于审定工作,其中有经验丰富的资深的专家及学者,又有精力充沛、能亲自参加选词等具体工作的有工作经验和理论水平的专家;3.委员中有从事石油科学教学、科研、生产和管理等方面的专家,也有从事石油科学名词标准化工作的同志;4.聘请了有较高声望的老专家担任顾问;5.为便于开展工作,委员会多数成员在北京地区,但也有部分外地的同志参加。石油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包括顾问)由33人组成,其中在京的23人,委员中有一人兼任学术秘书,以主要精力搞此项工作。二、初步拟定了《工作条例》(草案),编制了第一阶段工作程序表(附说明),条例中明确了审定工作的原则及范围,强调了审定工作需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并确定了进行三次审定的审定程序。我们确定了11个专业,每个专业由2~3个委员进行选词工作,提出初稿,然后邀请一些本专业的专家进行第一次审定,审定后,修改初稿,再提交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第二次审定,形成草案,广泛征求意见后,再由委员会进行第三次审定,修改后报全国名词委员会。我们计划从1989年9月起用一年或多一点的时间完成石油科学名词的第一批审定上报工作。三、目前的工作进度:由于各专业的委员工作抓得较紧,几个月来,工作有一定进展,物探、地质与测井三个专业已完成第一次审定工作,他们是借本专业召开学术或其它会议之机,邀请各方面有关专家(物探30人、地质16人、测井22人)进行审定的。其它各专业有的已完成初稿,正在为第一次审定工作进行准备;有的即将完成初稿,准备打印。三个专业组的审定工作均进行较好,与会者代表面较广,会上专家们讨论认真,大胆争议,做到了重视审定质量,贯彻了“一词一义”和“协调一致”的原则,注意了选词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单义性。对有争议的同,反复推敲其科学概念,确切定义,选择最恰当的名词。如物探中的偏移(offset)一词,是地震法勘探的常用词,但含义完全不同的migration也称偏移,容易混淆,经过讨论同意按具体情况给以特定名称,在地面地震法中指炮点到检波点距离,称炮检距;在垂直地震剖面法中指井口到震源的距离,则称井源距。又如aliasing,在其它学科中叫“混叠”,这是着重指形成机制,在地震勘探中着重形成的后果,称“假频”,并已广泛使用,故商定保持“假频”名称,又称“混叠”。此外,各专业还审定了一批新词,对新词更加注意了严格遵守各项选词原则,加强了词的科学性。对少数老词,虽未表达出本身的概念,但因已长期使用,本着约定俗成的精神,拟予以保留,如测井中的“马笼头”一词。本次审定在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等方面都有新的提高。预计1990年第一季度召开全体委员大会进行第二次审定。目前名词审定工作能有一定进展,是各位委员努力工作的结果,他们平时工作都很繁忙,要牺牲休息时间,不辞辛劳地挤出时间选词和审词。他们对工作认真负责,尽最大努力提高名词审定的水平。石油科学名词的审定工作目前仅仅是开始,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帮助下,在中国石油学会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大量的审定工作还在后头,我们要努力做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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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借用中国古汉语词对译西洋概念,导致词语内涵在中国、西洋、日本三个语境之间游徙,终于定格为被中日两国共同接受的现代义,其典型一例是“科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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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名词探源   总被引:3,自引:1,他引:3  
近代日本借用中国古汉语词对译西洋概念,导致词语内涵在中国、西洋、日本三个语境之间游徙,终于定格为被中日两国共同接受的现代义,其典型一例是"科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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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名词对中华文化起着传承和丰富的作用。许多科学名词的定名都折射出一段可歌可叹的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我国史籍积淀源远流长,早在3000年前的《诗经》中就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记载,这“谷”与“陵”即表达了亘古不变的地学概念,世人至今仍为先人的智慧和文化所折服。汉初的《尔雅》中科学名词收录过半,俨成体系,展示了中华古代科技发展的风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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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名词对中华文化起着传承和丰富的作用。许多科学名词的定名都折射出一段可歌可叹的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我国史籍积淀源远流长,早在3000年前的《诗经》中就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记载,这“谷”与“陵”即表达了亘古不变的地学概念,世人至今仍为先人的智慧和文化所折服。汉初的《尔雅》中科学名词收录过半,俨成体系,展示了中华古代科技发展的风貌。经过了1000多年的辉煌后,进入16世纪的中国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在探索富国强民之路的漫漫历程中,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一进程中,大量新概念、新名词滚滚涌入。如何消化这些名词,给出恰当的中文定名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对此,先哲们坚持不懈,为科技概念的厘清和科技名词的厘定,埋首进行了艰难探索。比如,为引入“逻辑”之学说,我国学人历时300年,研其所云,明其精义,曾创造出“名学”、“辩学”、“论理学”等译名50余种,最后“逻辑”一词方得独占鳌头,可见学问艰深,定名之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举步维艰,大批先辈科学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责任,化解万难,在引进消化西方先进技术概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创制了一大批具有中华文化品位和特点的名词,如“物理”(physics)、“阻尼”(damping)等,从而为我国近代科技跟上世界科技的发展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中华民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全国科技名词委应运而生。在其20年的历程中,已审定公布了67种科技名词,展示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同时,也体现着专家、学者们的科学精神和严谨学风。不是吗,ergonomics一词仅英文的同义词就有6个之多,其汉语译名在15部词典里就有21个!该词有着全新的科技概念,如何汉化、吸收,为我所用,科学家们殚精竭虑,从分析此学科的全貌和精髓入手,在众多的译名中择其优者“工效学”,定名准确、科学、客观,令人赞叹!由此而及近年,名词委联合国家语言检测中心、北京语言大学每年公布十大科技名词,哪一个名词的诞生不铭刻着时代的印记?2005年,“航天工程”一词伴随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将永远载入史册,永远闪烁着时代的光辉。我国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时刻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脚步吻合着。本刊编辑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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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进展推动了科学新事物的出现,由于交流的需要,就出现了科学新名词。一般新名词之能顺利推行,必因它们能确切反映科学新事物的主要特征和实质,易于令使用者望文生义、循名责实,所以名符其义应是科学订名的首要原则。有些新事物仅出现于科学界,其名词也仅在科学界中交流,然后随着科学普及程度的提高而逐步交流到一般社会中去。这些名词往往订名较为严谨,定义较为严格,但在推广过程中,由于应用范围改变,产生了名词的引伸或假借等现象,其涵义也会走样。例如“气候”借用为政治“气候”、“资源”引伸为气候“资源”等。有些事物在不同学科间都会遇到,但因订名之初有随机性,以致发生同事同物而异其称呼的现象。各学科因久用成习,互难迁就,一旦产生学科间交流,或有中间性或综合性学科出现,对“同事物、异称呼”现象就会时此时彼,使用何词漫无定则,混乱不堪。例如地理学界称呼“亚热带”,而气象学界却称呼它为“副热带”,其实是一回事。不少名词出于异国发现的新科学事物。我国要选译其相应汉文名时,尚找不到对应之词,且无法见到实际事物,仅根据语词不详的外文描述,难以肯定外名所代表之事物的性质和实质,只得随初译者粗浅理解而姑赋一名。由于译者的水平不同、理解有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于是出现了一物数名、似是而非的现象。例如把高空气象上使用的“scale height”,不恰当地译为“标高”,并错误地解释它为“均质大气高度”,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把“水汽压”混同为“绝对湿度”,在50年代的观测簿中,尚留有痕迹。又如为表达与土壤中液水含量有关的一整套水土混合比特征量,国际上许多学科(如土壤学、水利学、农业气象学、植物环境学等)由于最初定名的随意性,且缺乏整体考虑,不是用很笼统的名称(例如土壤湿度),就是用不能很确切表达各量特征的费解名称(如土壤含水量、土壤水分常数、凋萎或萎蔫系数、吸湿系数、田间持水量、全容水量等),命名混乱不成体系,各学科因循互用,已成问题。我国又按名词对名词的套译,以致对这一体系的名称同样混乱含浑,看不出各名词间的系统性。待使用一段时间后,人们对事物的涵义有更正确的理解,才能逐步理清头绪确定统一称呼体系。此问题我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7年2期《“词符其义”与“约定俗成”界线的探讨》一文中,已有具体的建议。还有一些科学新事物,由于实用性较强,出现后立刻或很快就普及到一般社会中去,其定名并未经过反复推敲,任意性较大。例如“Laser”一词,在台湾按音译,称为“镭射”,这种译法与“Radar”译为“雷达”相似,但“Laser”译为“镭射”是不可取的。因为“镭射”很易使人联想到“镭射气”,而且“镭”是放射性元素,其蜕变性气体“氢”即为“镭射气”,它也是有放射性的,可见“Laser”译为“镭射”,容易造成误解。最近社会上据此纷纷设立“镭射影视厅”更不足取。我们现在对“Laser”一词来用意译,名之日“激光”较为适宜,从而对上述影视厅称为“激光影视厅”,也名符其实。希望影视部门及商业登记部门对这类名词予以纠正。一般说来,大多数名词在社会科学水平逐步提高后,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化,也会有所改进,但社会对科学名词在应用中也有惯性。因为使用已久,积习难改,所以想对不合适的名词作些改进,并不容易。虽然改进的有不少,例如“德律风”和“麦克风”已改称“电话”和“扩音器”,“同温层”已改称“平流层”等,但还有不少名词,虽有更科学的名称可采用,却无法推广。例如将“大气保温效应”称为“温室效应”已为社会所习惯,目前非但无法扭转,使之正名为“大气保温效应”,更有甚者,由“温室效应”而孳生出“温室气体”的名称,而无法推广更科学的“大气保温气体”的名词。当前社会上对气候变暖及大气污染问题非常重视,无暇考虑名词改革,习惯使用的“温室效应”一词广泛而频繁地在口头及文字上出现,由于约定俗成,尚不致发生误解。诸如这种情况,说明老名词虽不很妥当,尚有一定生命力,不能要求短时间作名词改进,只能从科普工作上对新旧名词的利弊作些分析引导,惟有等待时日,始能水到渠成,出现改革成效。有时由于社会上某些变动,例如:社会流行的外语有语种的改变(如建国初由流行英语改为流行俄语,文化大革命期间,外语不流行,改革开放后,英语较为流行),或各学科的后继者对名词理解水平因故产生断层等,使原有的名符其义的好名词,虽已使用多年,其中某些却很快被搁置废弃而湮没无闻,反使早已过时的不确切的名词,重新广泛流行,再次成为社会术语,并受到“约定俗成”的维护。例如在建国之初,物理学界认为在光学中,“衍射”一词比“绕射”更能反映实质过程,而大力提倡用“衍射”一词,把“绕射”仅作过渡性名词使用。在流体静力学中,“压力”与“压强”有不同意义,采用“压强”一词有利于解释流体中力的各向传递,“压力”与“压强”的量纲也不一样,虽然英文中两者均称为“pressure”,但其中文译名应按上下文分别适当地译为“压力”或“压强”,以便更利于读者理解原义,也有利于物理教学。在电学中,“偏振”与“极化”虽均对应于英文的“polarization”一词,但在译为中文时,由于对物质言,不可能产生偏振,人们就会自觉地译为“极化”,对电磁波及声波言,不可能产生“极化”,人们就会自觉地译为“偏振”。但通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原来已运用多年的业经创造性改进的物理名词,又有废弃可能,似又有强调起用“绕射”、取消“压强”、并把“polarization”一律译为“极化”的迹象。这样的反复,对科学进展是不利的,其所以有这种反复,固然是由于社会对原名词理解产生了断层,但如果我们有一本科学名词历次定名和修订理由的书供后人查阅,则这种断层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最近气象名词审定委员会曾提出一些较难统一的名词,其所以较难统一,我认为与社会原因有关,今将这些名词,试提出一些供参考的看法:1.“副热带”与“亚热带” 这两个名词,均源于英文“subtropical zone(belt)”。长期以来,地理学科一般把它译为“亚热带”,气象学科一般将它译为“副热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中的“气候区划图”内,就列有“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等名称(其实这三个名词,即采用“亚”字系列名词,并不妥当,因为“南亚热带”与“北亚热带”原分别指南北半球的亚热带,中国在北半球,其所属三个亚热带只是在北半球的南北位置略有差异,故应分别称之为“北亚热北带”、“北亚热中带”、“北亚热南带”或省略第一个“北”字,分别称“亚热北带”、“亚热中带”、“亚热南带”等为妥)。说明地理系统习惯用“亚”字系列的名词。又如《英汉大气科学词汇》(气象出版社,1987)的词目中列有“副热带高压、副热带气候、副热带西风带”等名称,说明气象系统习惯用“副”字系列的名称,其实“副、亚”之争,在“极地”等词头也有。例如“副极地”与“亚极地”等,因为这些词的英文词头,也有“sub-”这一形式。面对这种情况,目前有几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这种现象是名词的混乱,应当统一。统一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舍“副”取“亚”,一种是舍“亚”取“副”。但这牵涉到地理学科和气象学科两方面的事,它们分别使用“亚”字系列及“副”字系列的名词都已有长期的历史,没有理由放弃本学科约定俗成名称而采用它学科的约定俗成的名称,除非它学科的名称有充分理由证明比本学科的名称为好。这就是统一名词论者认为长期解决不了统一“副、亚”的困难所在。因为迄今谁也还提不出究竟“副”比“亚”好,还是“亚”比“副”好。另一种看法是维持现在的情况。即既然“副”与“亚”之争无法解决,这种混乱的现象已维持了几十年,再让它维持一些时日也无所谓,而且所谓混乱仅是一些介乎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以外的学科。它们因要从主学科的规定,才在同一论文中时而用“副”字系列名词,时而用“亚”字系列名词。至于气象学科内部论文,都是仅用“副”字系列名词。而地理学科内部论文,则是仅用“亚”字系列名词。他们各自在名词使用上并不混乱。再一种意见是,地理学科用“亚”字系列名词和气象学科用“副”字系列名词,都是有理由的。我们应从它们的习惯使用中,归纳出“副、亚”使用原则,而决不应当做“副”吃掉“亚”或“亚”吃掉“副”的事。我们只要统一原则,既使“副、亚”仍并用,并不能算是混乱。地理学科重视的是地域的固定,气象学科重视的是天气系统或气压系统的变化。例如亚热带雨林、亚热带生态环境、亚热带植物、亚热带地方等,由于地域较为固定,所以应当用“亚”字系列名称,而副热带高压、副热带急流、副热带东风波、副热带锋面等等,这些天气或气压系统的名词,有的虽原生长在亚热带地域,却可以部分或全部移出该地域,有的则原来并不生长在亚热带地域,却部分或全部移入亚热带地域,因此亚热带地域不能束缚这些系统,它们也不固定于亚热带地域中,这就应当采用“副”字系列的名称。一旦这个原则确定了,并为地理学科及气象学科所共识,它们都采用这个原则,即使同一篇论文中“副、亚”并用,也不算混乱,而且按此原则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并没有一个吃掉一个的问题,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亚”与“副”的名词仍保留下来,仅作少量调整即可。这种不追求统一于“亚”或“副”,只追求统一于原则,与现在使用的名词变化不大,就易于为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双方所接受。我认为上述三种看法,都存在问题对于“追求统一于原则、不追求统一于“亚”或“副”的意见”中,存在的问题是:“副热带”或“亚热带”之区别,并不在于地域是否固定,因为它们都是气候或气象名词,其地域都是由气候或气象条件而定。气候或气象条件变了,地域也必随之而变。例如按柯本(Kppen)1884年的定义,以全年中有4-11个月的月均温大于20℃,1-8个月的月均温在10-20℃间作为亚热带的地域条件。在50年代,来中国参加自然区划工作的前苏联专家,主张我国华北、东北南部、新疆南部划归亚热带,以南岭为亚热带南界。竺可桢却认为冬月微寒,足使热带喜温作物不能生长,但无霜期在8个月以上,使农作物一年可有两次收获,其指标为:月均温大于10℃,积温4500-8000℃,最冷月气温为2-16℃,无霜期240-365天,北界接近北纬34°,亦即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直到东经104°;南界横贯台湾中部和雷州半岛北部,即在北纬22°30′-21°30′左右,并指出南疆不属于亚热带。这是亚热带地域由亚热带的气候定义不同而变的例子。不能因为称“亚热带”的是地理学科,就主观认为他们是为了重视地域固定而采用“亚”字系列名词。可见所谓“追求统一原则”其所提出的原则,本身就站不住脚。其次,即使这个原则成立,各学科都遵守,则在使用此原则时,人们将时时感到很多不自然。例如“副热带台风是热带进入亚热带的系统。它破坏了亚热带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但在副热带高压西边转向”。这一句话,交错地使用“副”与“亚”,看来非常别扭。对于主张“保持现有状况,不加改变”的看法,从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来看,是不妥的。因为“副”与“亚”的问题,不仅是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的事,不能只看到这两个学科对“亚”和“副”各取所需,目前相安无事,就满足了。问题在于有许多边缘学科或新兴学科,都要用到“subtropic”一词,他们如按名从主科的思想,必会产生“副”与“亚”在同一门学科中并用、造成混乱,并影响该学科的发展。例如《英汉环境科学词汇》(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1)、《英汉农业常用词汇》(商务1982)及《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它们对有些名词用“亚”字系列(如“亚热带雨林”、“亚热带土壤”、“亚热带生态环境”等),对另一些名词用“副”字系列(如“副热带气旋”、“副热带急流”等)。这种现象,任其自然,必将使混乱延续。对于在“副”与“亚”中统一于其中之一,这应是最理想的主意。这样做,并不是“亚吃掉副”或“副吃掉亚”一个吃掉一个,应是哪一个更科学地符合实际,就统一于哪一个。但是主张这个意见的,认为“副”和“亚”都同样合理,因而处于难以统一于其中之一的尴尬局面。这是由于对称呼“亚热带”和“副热带”的历史沿革,没有调查,对“副”与“亚”只看它们同义的一面,没有细细分析它们异义的一面所致。另外,对于当前“subtropic”一词译法的趋势缺乏了解也有关系。从名词的历史沿革来看,在公元前约500年,希腊巴曼尼得斯(Parmenides)曾建议“太阳气候分区法”,把世界气候分为“寒带(frigid)”;(即太阳永不升到地平线以上区)“温带(temperate)”(即气候温和区);“热带(torrid)”(即太阳长年中午在天顶附近区)三区。到了公元前284年到公元前192年,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第一次绘制出一张包括两个寒带、两个温带、一个热带的“地球气候带”图。各带的界线为极圈及回归线。那时他们已认为地是球形的,有赤道分隔南北半球,他们将回归线称为“tropic”,意思是太阳运行方向转变回来的地方(希腊文为“τροπικοs”),即在“冬、夏至日”的太阳位置,他们将极点称为“pole”(希腊文为“πολοs”),极圈即太阳绕极而转的圈。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从大气环流的角度,根据气流划分气候带。1858年茅雷(Maury)所绘“大气环流图”已画出南北回归线〔北回归线注以巨蟹宫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南回归线注以摩羯宫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摩羯为半羊半鱼形怪物,巨蟹和摩羯均属黄道十二宫〕、信风带及赤道静风带,惜理论根据尚不足。且所标极圈内气流方向有误。1856年费拉尔(Ferrel)改进了极圈内气流,接着在1889年他又在其《风之通络教程(A Popular Treatice on the Wind)》一书中,进一步立体地描绘出全球大气环流。图中已注有赤道无风多雨带、回归线无风干燥带和极地无风带,在构造此环流图时,已考虑了地球自转的科里奥利力(Coriolis force)及热力作用。由于这张图中把回归线作为信风带与西风带的分界区,说明他尚未理解信风带与西风带的交界区与回归线的区别。风系的交界区是动力交界区,回归线是太阳运行回归的界线,两者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决不能混为一谈。虽然费拉尔图有缺点,但显然他的图比之前人有很大进步。因为只要进一步认识风系交界区与回归线两者的不同点,“副热带”这个概念就能很快脱颖而出。在这方面他至少已发觉这个回归带的少风而干燥的特性,此特性是回归带所不一定具有的,它属于信风带与西风带风系交界区的特性。把少风而干燥的特性与回归线强扭合在一起,既是费拉尔的认识的局限性,又是费拉尔对前人认识的初步推进。在他以后,人们对信风带与西风带分界区的研究,就频繁起来。人们发现该区约在纬度30度附近,位置随信风带与西风带的进退而有变化,不象回归线始终位于23°27·的纬度线上。而且西风带与信风带的分界区,每伴同高压带,还常有下沉空气相伴,干热少风是气流下沉的结果。因此人们就把信风带与西风带交界区的高压带称为“subtropic high”。可见这里的“sub-”,目的在于把费拉尔称为的回归线(tropic)区别开来。既否定这个高压带是“回归线”,又说明这个高压带接近回归线位置。我国气象学界,在20世纪上半叶,为表达这种既否定它是回归线,又指出它位于靠近回归线的地方,就把“sub-”译为“副”字。又因为在古希腊,将热带视为被南北回归线所包围的区域。例如前面举出的埃拉托斯特尼的《地球气候带图》,就是这样画的。所以后人常将“热带”用“tropic”表示。这虽不确切,但已成习惯。这样,我国气象学界就把“subtropic”一词,译为“副热带”了。再如在1934年,李宪之《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中已用“副热带气团”一词。1938年涂长望《中国之气团》中,既用了“副极地气团”,也用了“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气压带”等名词,并说明了在副热带高气压带中,下沉空气对“大气环流之维持,关系其钜”。此后么枕生《中国中部的静止锋及其在两湖盆地发展的波动》(1939),张宝堃《四川气候区域》(1941)、卢鋈《中国气候概论》(1944)、涂长望、黄仕松《中国夏季风之进退》(1944),高由禧《东亚自由大气之运行》(1948)等文,均采用“副”字系列,以表达“副热带系统”。费拉尔的环流图,在进入20世纪后,其意义更为世界气象学界所深刻认识。1951年帕尔曼(E.Palmen)叶笃正等人研究了地球大气的经向环流,发现了低、中、高纬度有三个环流(在副热带上空有急流现象及空气下沉现象,而在纬度60°处有来自中纬及高纬空气辐合形成锋面),称为帕尔曼经向三环流模式。1957年贝茨(D.R.Bates)所编《行星地球》(The Planet Earth)》一书中,埃笛(E.T.Eady)绘出了“理想的经向三环流图”,称为“埃笛模式”。他将这三环流分别称哈得莱环流(0°-30°间)、费拉尔环流(30°-60°间)、副极地环流(60°-90°间)。高低纬两环流均属“热力环流”,中纬度环流为“动力性被动逆环流”。其中中纬度与低纬度两环流交界区有下沉干燥气流,“副热带高压带”即由此而成。而信风及西风气流之形成也可由此得到解释。在中纬及高纬两环流间,有辐合上升并在高空向南北流动的气流,“副极地低压带”即由此而成。由于空气上升,这里也就成为“副极地多风暴带”。这样,不论是副热带高压带或副极地低压带,其形成原因不仅与太阳热力或极地冷却有关,也与一些动力因子有关,从而“副”字的含义,更深化了。但是在费拉尔绘制环流图之前五年,即1884年,柯本(Kóppen)囿于古希腊把纬度低于回归线纬度的地方称为“热带”的概念,由于发现纬度稍高于回归线纬度处有一气温尚高的地带,在植物生长方面,有特殊意义,就把这个地带称为“subtropic zone(亚热带)”,意即“温度亚于热带的地方”。他用纯温度的高低来划分气候带。当时他把全年各月月均温都大于20℃的地方,称为“tropic”,又把全年中4-11月的月均温大于20℃,1-8月的月均温在10℃-20℃之间的地方,称为“subtropic”。日本气象学界早年认为按照这种定义,“sub-”的意义意味着温度稍低于“tropic”,所以译为“亚”更合适些,因为“亚”表示程度稍次的意思。这样日文对“subtropic”就译为“亚热带”。其后,虽然他们知道了另外尚有考虑动力因子的“subtropic”,但为了保持名词的统一,仍一律译为“亚热带”。例如日本文部省《学术用语集·气象学编》(日本气象学会,1975)及农业气象学会编的《农业气象学用语集》(养贤堂发行,1979),以及早在1925年(大正十四年)服部操《汉字索引日华大字典(增补)》(内外出版印刷株式会社发兑)均采用“亚热带”词条,以表示“subtropic”。我国早年在译述日文农业、地理、植物等书时,就把日本“亚”字系列的“亚热带”一词引入我国,使这些学科产生了“亚热带”与“亚极地”等词,但我国气象系统,则排斥了“亚热带”一词,而改用更合适的“副热带”一词。这就是“亚热带”及“副热带”名词的沿革,而我国科学名词中这种“亚、副”之争,也是这样产生的。根据上述沿革,可归纳“副热带”与“亚热带”两词的区别如下:(1)“副热带”是由研究大气环流而得出的名词,它是中纬度费拉尔环流与低纬度哈得莱环流间的下沉气流区,因而干热、少风、近地面气流辐散,位置随下沉气流区的变化而异,但一般约在30°度纬度带附近,比回归线纬度为高,其形成与动力因子和热力因子有关,是自转地球上的产物,它在地面是一个高压区,是大气中符合理论的实体系统。但“亚热带”是一个纯用温度为依据的经验气候带。所用的温度有的用一般月均温,有的再加积温条件,有的还考虑至少有几个月的月均温高于或低于若干温度,其热带与亚热带的界线温度各有多大等,各家的看法,很有差异,从而亚热带的范围也可以有很大不同。例如在50年代,竺可桢与苏联专家对中国亚热带范围的划分,有很大出入,这说明“亚热带”缺乏世界可公认的客观定量标准,它事实上仅具有相对的意义。又由于它没有考虑动力因子,也不考虑地球自转影响,未从大气环流角度研究问题,所以缺乏形成机制的理论依据,可随实用目的的不同而异其温度条件,有任意性。说明人们采用“副热带”一词,是由于对气候带的认识比用亚热带一词时,有很大的深化。(2)“亚热带”仅有温度亚(低)于热带的一种意义。它与“热带”仅有程度的区别、并无性质上的区别。而“副热带”与“热带”有形成机制上的区别,即性质上是不同的。因而不能认为“副热带”与“亚热带”意义相同,而取听其自然的态度。在日本,不论“副热带”与“亚热带”,一律称“亚热带”。这是他们为名词统一所作的规定,他们根本没有“副热带”这一名词。所以并无“副、亚”之争。在我国,“亚热带”之名来自日本,并非我国创造,而“副热带”之名,则是我国根据大气环流理论及大气实际情况的创造性名词。日本将“subtropic”一词统一译为“亚热带”未闻产生什么争执。我国原有“副、亚”之争,如规定将“subtropic”统一译为“副热带”,则不仅可停息“副、亚”之争,统一称呼,符合科学上先进认识及国情,而且根据日本经验,统一称呼后也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反而有利于有关各学科之发展。根据了解,我国地理学界及农业气象学界也已有把“亚热带”改称“副热带”的择善而从的趋向,以保证名词的统一。例如1976年中科院地理研究所《英汉自然地理学词汇》(科学出版社)称“subpolar”为“副极地”。称“subpolar low-pressure belt为“副极地低压带”,称“subtropical easterlies”、“subtropical high-pressare belt”分别为“副热带东风带”和“副热带高压带”。其它尚有“副热带急流”、“副热带雨林”等名称。又1984年农业出版社《英汉农业词典·气象分册》中,也已全采用了“副”字系列的“副热带高压”、“副热带生态环境”等名词。此外,尚有不少辞书,如《地理学词典》(1983)及《气象学词典》(1985)等,已采用了以“副”字为主的思路,即虽指出“副”可称为“亚”,但在“亚”字系列名词后,都仅注明具体解释,参见“副”字系列的相应名词。这些现象,都说明社会上某些有关学科,已在主动弃“亚”从“副”,指出了采用“副”字系列的“副热带”、“副极地”等名词,已是未来的趋势。我们虽然认为:将“subtropic”及“subpolar”等词,统一称为“副热带”及“副极地”,不论从理论上还是认识深化上,在客观方面、遣词方面、适应未来趋势方面、解决目前名词混乱方面,都是有理由的。但我们并不主张取消“亚热带”“亚极地”等名称,因为它们已有很长使用历史,我们不可能回到历史中去取消它们。而且日本的“亚热带”一词相当于我国的“副热带”,更无取消的理由。我们仅希望人们认识到:在我国,“亚热带”与“副热带”并非同义词,它是以温度高低作为气候带之一,属于的“寒、温、热”分气候带的原始性分带体系,仅稍加细密改进而已。由于其定义严密性不足,在社会上被采用的趋势已在逐渐减少中。2.“观测”与“探测” 有人说“探测可以包括观测”,因为“气象观测”仅属大气探测的一类。也有人说“探测所得仍需观测”,只是“先探后观”而已,所以广义的观测可包括探测。加之“高空探测”有时也称“高空观测”,雷达气象观测有时也称“雷达气象探测”,这不同的意见和情况,使“观测”和“探测”这两个概念,更加令人混淆不清了。我认为“观测”与“探测之区别,在于“探”字,而不在于“观”字。所谓“探”,即“对无法经常采集资料的领域进行探索”,因而可以认为:采集常规业务所需气象资料的工作,可称为“观测”,而采集供科学研究所需的非常规、难以提供日常业务所需的气象资料的工作,可称为“探测”。为什么说“观测”与“探测”之区别不在于“观”字呢?因为随着仪器设备的发展,有些采集资料的工具,已能自记或自动发报、进行常规业务工作,而不依靠人眼直接感应读数。例如在海岛、高山、沙漠等人烟稀少地区所设的自动无人气象站所测得的资料,也属于“观测资料”,并不称为“探测资料”。为什么那些不进行常规采集的气象资料的采集工作,称为“探测”呢?这是因为采集这些资料很不容易,所需的仪器设备较复杂,进行采集的技术要求又较高,要用较多的人力、物力或财力,无法经常采集。而且这些资料的用途,尚未拓开,使用还不广泛,仅供研究工作需要,尚无进行日常业务性采集的必要。但当这些资料的用途成为业务所需,人们要求资料能常规供应,且仪器设备及技术水平有了改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已为能力所及时,则原属“探测”的项目,也可改称为“观测”。例如原来高空风资料的采集称为“探测”,现在已常称为“高空风观测”。但这仅是指测距地30-40千米以下的风向风速。对50千米以上的风资料采集,因尚不能常规化,所以仍只能称为“高空风探测”。又如“雷达气象探测”,其中对风暴云的常规监测,已成业务,故已可称为“雷达风暴云观测”,但这主要限于风暴云的移动及中尺度系统的发展,至于风暴云的微尺度结构情况,还处于“雷达风暴云探测”的阶段。又如卫星云图资料,已可称为“卫星云况观测”,因为这已成为业务性常规采集工作。但卫星对大气温度廓线等的资料采集,无法经常化,所以仍应归之为“卫星探测”项目之一。可见称为“观测”或“探测”,并不是任意的,它与当时采集资料的仪器设备及技术等社会条件和这些资料的社会需要等客观条件有关,它是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的,在条件改进时,原为“探测”的项目,可全部或部分转变为“观测”的项目。3.“气象学”与“大气科学” “气象学”这个名词,最早为古希腊柏拉图(Plato,B.C.428-B.C.347)所提出,而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B.C.322)首先作为汇集其本人、同代人及前人对气象认识为内容的书名。从词源上看,气象学(meteorology是由希腊文“μειεωρο”与“λογικα”(即“meteoro”与“logy”)两部分组成。前者有“上方”之意,后有“学问”或“智识”之意。从亚里士多德《气象汇论》(Meteorologica)内容看,它不仅包括对风、云、雨、雪、雷、电、雾、霜、露、雹、虹、晕等气象现象的认识,也包括对彗星、银河等现象的认识,而这些现象都是在“上方”的现象。在17世纪,已将“气象学”一词认识为有关大气现象的学问(Study of Atrnos-pheric Phenomena)。日本在吸收西洋科学时,就利用汉字的意义,组成“气象学”以表达Meteorology”的原义。中文原来并无“气象学”的概念。中文的“气象”原泛指一种自然或人物的情态气概,并不仅指天气现象。例如宋代大画家郭熙《山川训》说“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这“障山川”之气象,还可以认为是“岚”“霾”等天气现象。但程颐曾说:“气象于甚处见?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见,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二程全书》)叶梦得说:“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行徐不失言外之意,如杜甫《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光动摇”(《石林诗话》)。这些“气象”,就不是指天气现象。中文中“气象学”一词,是从日文中引入的。近三十多年来,气象科学有很快发展,许多大学的“气象学系”纷纷改称“大气科学学系”,许多气象学专著常标名为大气科学专著,于是有人对这种改称很不习惯,认为属于换汤不换药之举。但事实上,这是社会上气象学发展到大气科学阶段所致,改变的不仅是名称,而是内涵。“气象学”这个名词已包含不了“大气科学”的全部意义。但这并不是说要取消“气象学”这个使用已久、具有特定意义的传统名词,只是要用一个更能表达现代所拟研究的包罗与大气领域有关的全部范围的综合性学科的名词,于是“大气科学”一词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有同一想法的气象学家的响应。人们从这个新名词中,看到了“气象学”在前一阶段的进展,更深刻体会到大气研究领域的内涵丰富,从而对这门科学的未来发展,更充满了信心。究竟“气象学”与“大气科学”在内涵上有何不同呢?不同点在于:(1)“气象学”重点本是研究大气中之象,即有形象可见的云、雨、霜、雪之类。但事实上其研究对象早已逐渐包括天气系统、气压系统、无形可见的大气性质(如温度、湿度、电性质等)、运动(如对流、平流、乱流等)及抽象量(如扩散系数,环流指数等)等,超出了“大气现象”这个范围,其所研究的规律,也早已不仅是现象的简单规律,而却包括系统、性质、运动及抽象量的规律,因而内涵已突破了旧名称,有引用“大气科学”这个名词的需要。(2)近三十多年来,由于分支学科大大发展,且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各有深邃丰富的特点。特别是其实用性学科(如天气导变、临近预报、雷达气象、卫星气象等)及应用性学科(如农业气象、军事气象、医疗气象、航空气象等)发展尤快。边缘性分支学科(如海洋气象、地质(时期)气候、生物气象、城市气候等)有广泛开拓。一些综合性科学(如环境科学等)也重视把气象科学内容综合进去。这些学科已非过去通论性的以“气象学”命名所能充分包涵,只有以更大包涵性的“大气科学”一词,才能胜任。(3)过去“气象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局限于地球大气的物理学,而且重点往往放在天气和气候方面。但目前大气科学研究领域,已扩展到大气化学、大气生物学、工业大气、宇宙大气(包括行星大气、卫星大气与星际大气等)领域,超高层磁力圈大气也是过去“气象学”所未曾深入接触过的领域。大气科学研究在微观世界也有发展。例如云雾物理学和高层大气的研究已牵涉到物质的微观结构问题。大气科学研究的方法与工具,采用了几乎遍及各种新科技领域(如雷达、卫星、激光、各种遥感、同位素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这些新天地的探索,已非传统“气象学”工作者所能深入掌握,必需聚集各领域的专家,才能处理裕如。而要把这样广泛领域的内容包括在内,并使各方面专家集中来解决大气问题,只有采用“大气科学”、这一名词,才能恰如其分。可见“气象学”发展为“大气科学”,是历史的必然。4.“古气候学”与“地质气候学” “古气候学”本来是“地质学”的分支,原名为“Paleoclimatology”。其中“Paleo-”原来就有“古”的意思,但它与ancient”不同。“paleo-”多用于学科名前,作为词冠。其“古”的范围限于地质时代,也包括人类史前时代,而“an-cient”只是对“古”的一般说法,主要包括人类史前及历史时代,可见paleo-”的“古”,通常不包括人类历史时代的,而“ancient”的“古”通常不包括地质时代的。那末中文“古气候学”、一词,就会令人发生“古”到什么时候的疑问。它不象“Paleoclimatology”一词,一眼就能判定是指地质时代的古气候学。过去由于“古气候学”是地质学名词,研究所需资料是地质资料,研究者多为地质专家,所以并没有其中“古”,是不是地质时期的“古”的疑问。但事实上,我们认为这门学科是“地质学”与“气候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既可以由地质学出发来研究,但也可以由气候学出发来研究。而气候学家要研究的古气候学,不仅仅只是地质时期的“古气候学”,也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学”。这样,从气候学家的观点看,将“古气候学”仅定义为地质时代气候学,就不全面了。如果把地质学上的“古气候学”改称为“地质(时期)气候学”,就不会产生误解了。气候学家有没有必要来研究地质时期的气候呢?有的。例如研究地质时期的辐射收支、热量平衡、大气环流、大气成分演变(大气化学)、气候分区等,这些内容并不是地质学家研究的重点,也不是仅从地质学的角度所能解决的,但它们也的确是“地质(时期)气候学”的内容。严格说来,这门“地质学”与“气候学”的边缘学科,应区分为“气候地质学”与“地质气候学”两个分支,前者是通过气候学方法研究地质,后者是通过地质学方法研究气候。但由于这门边缘学科的发展条件所限,目前“地质(时期)气候学”,实际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由于“地质(时期)气候学”是一门牵涉到不同学科专家间的问题,必须由有关专家进行协作才能推动其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把paleoclimatology”译为“地质(时期)气候学”,是地质学家与气候学家间的问题,也需要有关专家的协商,才能解决。5.“综观气象学”、“天气学”与“综观气候学” “综观气象学”这一名词,目前我国气象学界并不广泛流行,所以有陌生之感,其实这个词在国外是十分普遍的,其英文原名为“synoptic meteorology”。因为“synoptic”中的“syn-”表示“综合”,这当然不是任意“综合”,而是有组织的综合,使之有“同步性”及“鸟瞰性分布”资料。而“-optic”表示“观”,合起来,“synoptic”就表示了“综观”。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1987)“综观气象学”条:它是指“将大范围各地区气象台站在同一时刻观测所得的气象资料,填绘在一张空白地图上,进行综观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后,同时还配合气象卫星探测资料的分析),然后由此作出天气预报”。可见进行“综观气象学”工作,首先需要各地区气象台站的同时气象资料(即“同步性”),还要将各地资料填绘于天气图上,分析其分布规律(即“综观性”或“鸟瞰性”),目的在于进行天气预报。不具备“同步性”及“鸟瞰性”气象资料,当然也能分析天气、作出预报。例如统计天气分析预报、数值天气预报、单站天气预报、临近预报等等,但它们就不能属于“综观气象学”的范畴。然而,由这些不属于“综观气象学”的办法研究出的天气规律,不能说不属“天气学”的范围。由此可见“天气学”可以包括“综观气象学”的内容,但“综观气象学”仅属“天气学”的一种,并不等同于“天气学”。日本气象学会《学术用语集·气象学编》(文部省,1975),把“synoptic meteorology”译为“总观气象学”。“总”与“综”的意义相近。我国在解放前,也有人主张把原文译为“综观气象学”(目前台湾一般仍用“综观气象学”的名称)。但以后,我国有些“天气学”教材,由于已有称为“统计预报”、“数值预报”、“临近预报”等教材的配合,其内容渐渐以包括“综观气象学”内容为主了,却未能把教材改称为“综观气象学”。我国翻译的“综观气象学”专著,有些也以“天气学”之名出之。1965年《英汉气象学词汇》为了防止将“synoptic meteorology”误认为等同于“天气学”,但又为了迁就习惯,就在此词后配以“天气[图]学”一词。由于方括号内之字有时可删,因而更促使人们将“synoptic meteorology”直接译为“天气学”,(甚至把“synoptic analysis”、“synoptic background”等,译为“天气分析”、“天气背景”而不正确译为“综观天气分析”“综观天气背景”)其实所删掉的“图”字,正是体现“综观(synoptic)”的关键词。“综观气象学”一词出现时,卫星云图尚未出现,现在卫星云图已成为天气预报的一种重要工具。这是一种从人造气象卫星上遥感云场而得,因而既有各地云况的同步(同时)资料,又是云分布的鸟瞰资料,因此它也可属“综观气象学”。但它毕竟与天气图气象学的资料不同,因此卫星云图分析常在进行天气图预报时作为辅助工具,这是“综观气象学”的发展。由于“天气学”有“综观”与“非综观”的区别,所以天气资料、天气分析方法、天气预报等,也有“综观”与“非综观”的区别,凡“综观资料”其采集方法,也每与“非综观的”有所不同。最近看到一些资料,其中有建议把“综观气象资料”与“非综观气象资料”译为“天气资料”和“非天气资料”,这未将原文“synoptic”的含义表达出来,因而是不妥的。“非天气资料”事实上仍是指“天气资料”,只是“非综观性”而已。“天气学”的“天气(weather)”一词,属一般生活用语,未出现“天气图”时,已有此称呼。当然那时的“天气”是指“地方性天气”。但在出现“天气图”以后,其意义有所扩充,即仍保有一般生活用法,可表示局地晴雨等情况,也可包括“综观气象学”中的“综观天气”,可见其意义比“综观气象学”要广。近几十年,有“天气气候”一词的出现。但这个名词似嫌笼统些,因为事实上,有两种“天气气候学”,第一种属于综观性的,日本称它为“总观气候学”,它直接译自“synoptic climatology”,可是我国把它译为“天气气候学”。其实如译为“综观气候学”更合适些,因为它是用“综观气象学”的概念研究气候学的。这门学科是1942年由美国贾可布(W.C. Jacobs)所创。另一种“天气气候学”是属于局地性的,系1927年苏联的费道罗夫(E.E.φедоров)所创,他基于“气候是天气的综合”这一概念,在一地局地天气的综合上写出了“综合气候学(Synthetic Climatology)”一书。其实这书名上所说的“综合”与前面所说的“综观”,意义很不相同。它仅综合一地的局地天气,是生活意义上的天气“综合”。而非天气图天气性的“综观”,并无同时性及“鸟瞰性的意义。因此前面贾可布气候学,应称为“综观气候学”,而费道罗夫气候学应称为局地天气综合气候学(local weather syn-thetic climatology)。它们两者都属“天气气候学(weather climatology)”,但研究的方法很不相同,对象气候的空间尺度大有差别,不应混淆。严格说来,“综观气象学”一词使用《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上的定义,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是用“综观天气分析预报”的定义来定义“综观气象学”,这个问题并非我国所独有,而是国际气象学界普遍存在的。例如英国气象局1963年出版的麦克英托许(D.H.McIntosh)《气象学辞汇(Meteorological Glossary)》就定义为“为气象学的分支学科,它与用地理图上表达“现在天气”并特别用以预计其未来发展有关”。我们认为这一国际性的看法,虽并不妥当,但在气象科学发展的过去阶段产生是可以理解的。但自从出现了贾可布的“综观气候学”后,就不合适了。因为现在“综观气象学”应当既可包括“综观天气学(synoptic weather science)”,也可包括“综观气候学(synoptic climatology)。而且在“综观天气学”中应包括“天气图气象学”和“卫星天气学”等。为澄清有关“综观”、“天气学”等名词,我们列出了下面的学科名词系统:上述系统中的虚线,表示未列的其它学科,它们大多属于非本文所应涉及的有关学科,但也有代表可能与本文有关的新学科在内。结论概括前面各名词的讨论,可以认为科学名词的改进,都是与学科有新发展有关。学科发展了,使旧名词被改进后的新义所突破,要求创造新名词或改进被突破的旧名词,以适应发展中的新情况。但社会(指使用科学名词的社会,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言,指有关专业的学科;对使用较广泛的名词言,指使用此广泛名词的社会)已习惯于传统名词,心理上尚不能顺利对新创名词或改进后的名词很好适应。在惯性作用下反而觉得新名词有异端性并可能发生“抗药”作用。但是科学名词毕竟要为社会的进展服务,名词与其内涵的不符,毕竟会增加社会利用科学技术的困难,改进科学名词,表面上仅是改善名词与涵义之相应关系,实质上是为了便利社会利用正确科技名词来交流科学思想及技术,更好地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成为现实,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合理的新名词或较好的改进后的名词若一时不能得到社会理解,使推广工作不很顺利时,不要急于求成,要认识到这是名词改革过程中常有的现象,应不断作耐心解释,争取水到渠成,赢得社会在心理上逐渐适应,在理解上产生共识,但也要有信心于所进行的名词改革,因为社会毕竟要依靠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来推动的。名词改革既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且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它必然最终会获得社会的承认和鼓励的。通过上述一系列气象名词讨论的例子,我们一方面理解科学名词的产生、发展、改变都与科学发展有关,而当它一经定名采用,其旧名词的改善、新名词的创立等工作,是否能顺利进行,又受到社会的制约。在时机合适时,能顺利进行,在时机不利或社会传统因素较强时,进行就不能顺利。当名词理解水平有断层时,还会有倒退的现象,但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新科学名词的增加是不可抑制的。旧名词的更新及其涵义的调整,在一定情况下总是有需要的。对于从事科学名词研究和审定的工作者来说,经常对所从事学科的名词作总体系统的、或各别已有名词的分析,提出一些新的名词改革理论和具体名词改革的见解,反复地科学地阐明其理论和见解,从活跃名词研究和审定工作、促进启发性思维,使对具体的科学名词,通过不同见解的公开讨论,以理服人达到共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种讨论是社会对新名词的选用、旧名词的改进,由减少分岐到协商一致,由混乱而趋于共识的过程,这有利于使科学名词研究能更好地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①此问题我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年第1期《定名贴切,方有效益》一文中曾作过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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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是科技名词名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正名的缩略形式,在相关专业领域中应用非常广泛。开展科技名词的简称研究,对提高科技名词定名水平,促进科技概念普及推广,实现民族语言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正名及其缩略语——简称两个角度出发,将科技名词的缩略分为一般缩略和特殊缩略,并对这一术语现象进行了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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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91年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我国第一次以科技术语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天津、内蒙、陕西等地的学者、教授共50余人。他们当中有语言文字专家周有光、叶蜚声、伍铁平等,有物理学赵凯华教授、电子学陈太一教授、自动化王子平教授等。自然科学家与汉语语言文字学专家集聚一堂,把国际术语学理论与我国实践相结合,共同探讨具有我国汉字特点的自然科学术语的理论、命名的原则和方法,这在我国还是首次。这次会议也反映出术语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属性的特点。研讨会由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主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章综教授代表钱三强主任致开幕词。全国名委黄昭厚副主任作了《中国科技术语的规范化》的专题报告。他介绍了目前我国科技术语的现状,说明了我国科技术语审定的原则以及全国名委的审定工作规划。在两天的会议上先后有30余人发了言。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教授,在题为《国家审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的报告中,回顾了物理学界从19世纪初以来名词工作所走过的道路,说明了物理学科学家历来有关心、重视名词工作的优良传统,直到现在一些物理学家仍然自愿组织起来每月召开例会,讨论物理学名词。报告中谈到中国物理学名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他还充分肯定了我国科技名词所走的中国化的道路,并介绍了物理学名词审定过程中力求做到准确、简明、科学性和通俗性统一的原则,以及怎样处理好专用性和通俗性关系的问题。报告还就物理学名词审定中几个订名改动较大的词作了具体说明。陈太一教授作了《从电子信息学科探讨汉字科技术语命名》的报告,他说,现代电子信息新术语的特点是数量多,诞生速度快,交叉现象多,有些可溯源,有的有任意性(如informatics等),大量使用缩略语形式。命名中要准确掌握概念;正确运用汉语复合词的组词规则;订名要简明;学科之间力求做到订名统一,但不强求统一。报告中介绍了电子学名词委员会对某些比较级术语系统命名的意见:以中文“甚、超、特、极”分别对应英文V(very),U(ultra),S(super),E(extreme)。他还建议通用名词用于专门领域,可加专业修饰词(如:信桥bridge中的“信”)。计算机技术在术语学当中的应用技术正日新月异地发展,各种类型的术语数据库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面对这样的形势,如何创建更先进的术语数据库是我国汉语术语工作者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北京理工大学王子平教授等在这方面作了探索,并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具有智能前端式的自动化术语数据库(ITDBA)》的发言,介绍了他们研究的成果,例如ITDBA的总体结构;硬件环境的选择;数据库管理系统的选择;对具有智能前端式总体结构的确定;ITDBA的功能和运行情况等。关于术语数据库的问题,国家技术监督局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的金万平同志作了《术语数据库及其标准化工作的现状与分析》的发言,介绍了术语数据库研究与开发工作的特点;国内外术语数据库开发的概况及问题分析;我国术语数据库标准化工作的进展和正在制定的国家标准“建立术语数据库的基本规定”的框架。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吴鸿适教授和数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田方增研究员结合审定工作分别以“论术语的缩略化”和“关于数学名词审定工作”为题开展了研究(先寄来论文提要)。研讨会得到了语言学界的支持。著名语言学家,原语委副主任周有光教授的题为“漫谈科技术语的民族化和国际化”的论文,在会上引起反响。文章介绍了日本历史上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和外来术语的特点,即第一次是吸收中国儒家文化,吸收儒家术语。第二次吸收中国佛教文化,吸收中国式的佛教术语。第三次学习西洋文化,吸收西洋科技术语。其中第三次翻译西洋术语时又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汉字意译(创新字和利用原汉字)和音译(用片假名)。从术语民族化到术语国际化。但仍存在难懂、难记的问题。中国吸收西洋术语也经历了创造新汉字的单音节术语阶段和创造意译的双音节术语(包括双音节为基础的多音节术语)。周有光教授在对这几种方案的优劣进行剖析比较后提出逐步实行民族化和国际化兼容的“科技双术语”,以后再进一步考虑长期的术语政策。关于汉语术语民族化、国际化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叶蜚声教授在发言中提出应走“中间化道路”。他在发言中比较了按涵义(概念)订名和选用西方语言(引进的术语)的音相近的汉字订名两种方式的利弊,也说明了汉语有跨时间、跨地区和表意性的优点,他赞扬化学界学者们在吸收外来概念时采用借音的办法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他认为我们要搞仿译,既非意译也非音译,即“要垒球(softball)不要棒球”的命名方法。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伍铁平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模糊语言学和术语学”,文章分五个部分论述,即(1)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2)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3)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4)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5)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甚至是等义词,但在术语用法中是精确词。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是我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枢纽,这里汇集了一些老的术语工作者和近年从事术语工作的新生力量,他们是我国术语工作的一支专业队伍。办公室的同志们在参加、组织名词审定工作的同时注意不断提高术语学理论水平,积累实践经验。这次研讨会上他们写出了10篇论文,题材广泛,内容较丰富,有一定水平。例如吴凤鸣编审的“试论我国科技术语的特征及其传统性”;卢慧筠同志的“概念体系与科技名词审定”;梁际翔同志的“汉语科技术语构词字数及有关问题初步研究”;王宝瑄同志的“中国化学物质命名中的汉字探讨”;冯宋明同志的“科技术语的主旨是概念内涵”;樊静同志的“试论汉语术语的科学命名”;李玉英同志的“漫谈科技名词订名中的几种类型”;吴俭同志的“科技术语定义浅谈”等。在研讨会上发言或提交论文的还有:国家语委高景成先生的“科技术语结合汉字、汉语的一些问题之我见”,中央民族学院语言所所长戴庆厦教授的“我国少数民族科技术语的规范化问题”,内蒙语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吉木彦的“讨论审定统一蒙古语名语术语的一般原则”,中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粟武宾的“有关术语标准化应明确的几个问题”,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瑞平的“科技术语审定中求创新的途径”,该所副研究员董光壁的“两个科学新词分形(ARCTAL)和混沌(CHAOS)”,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于喜海的“关于科技术语译名与审定的联想”,军事科学研究院裴景峰的“关于军事术语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刘仲林副教授“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的术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王渝丽的《论海峡两岸术语的统一》等。术语学(terminology)是一门较新的交叉性学科,目前国际上已形成四个学派,即德国、奥地利学派,加拿大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和苏联学派,他们共同之点是都属于拼音文字。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优秀文化传统之一,随着汉字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汉字的优越性将更为人们认识。汉字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汉字文化圈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目前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聘请了约一千六百多位各学科专家开展名词审定,国内还有很多部门的专家学者从事或关心名词术语工作。这次研讨会仅仅是术语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全国名委以后还将继续组织这样的活动。我们应该在吸收国外先进科学的同时更加注意研究总结有我国汉字特点的术语学理论、原则和方法,努力为弘扬汉字文化而作出一代科学工作者的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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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染整专业术语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为保证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应关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使专业术语翻译规范,需参照相关学科的规范名词,对物质名称的翻译应结合物质的化学结构及汉字的使用习惯;对可译为多个术语的词条,其翻译应视具体语言环境进行词义的选择或引申;应继承现有的术语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术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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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染整专业术语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为保证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应关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使专业术语翻译规范,需参照相关学科的规范名词,对物质名称的翻译应结合物质的化学结构及汉字的使用习惯;对可译为多个术语的词条,其翻译应视具体语言环境进行词义的选择或引申;应继承现有的术语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术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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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5日,“2020年科技焦点名词”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商务印书馆、《中国科技术语》杂志社联合发布。嫦娥五号、珠峰高程测量、天问一号、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奋斗者”号、鲲龙、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亚太6D通信卫星、流花16-2油田群、国和一号、九章号、海斗一号、海洋一号D卫星、银河系结构图、载人龙、海燕-X、藏木雅鲁藏布江双线特大桥、跨界量子纠缠等18个科技名词入选“2020年科技焦点名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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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编校中对一些科技术语的用法把握不够准确,造成表达错误,笔者通过查阅《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术语在线”探讨规范的表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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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引进外来术语的方式是我国学术界长期研讨、探索的老问题。目前主要意见有意译、音译、音义混译、直接引用等。其中,采取意译的方式在我国一直居主导地位。当前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新事物、新术语层出不穷,加之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新形势,科技名词术语和社会语言生活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对科技术语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改进工作,更快更好地引进新术语,需要认真地加以研讨。为此,本刊组织书面讨论,通过百家争鸣,比较和分析,提取出较好的意见,为决策部门提供依据。本期先刊登几篇文章,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以后还将陆续发表有关意见。欢迎有更多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界的学者踊跃参加研讨。[1]“语言的开放性特点与稳定性特征的绝对性相比较来说,开放性只具有相对性,在语言诸多属性中,是与稳定性特性相辅相成的附属特性。”[1]语言的开放性主要受政治、文化、经济、科技进展上出现的新思想、新事物所激励,不断地增加新词、淘汰旧词,使语言使用更为丰富多彩。我国内部条件的变化,例如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促使创造新词;外部条件变化则在对外交往中伴随外来事物的渗入而吸纳外来语。前者保持着民族性,而后者在长期影响下会引起语言的某些异化或归化问题。语言的开放性说明语言始终是活跃的,反映着全球性和时代特性,而词汇的扩展和更新将首当其冲。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二、汉字汉语的生命力汉字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与我国丰富文化遗产相结合,不断地潜移默化,适应时代的特点,既善于表达或发掘沉深细腻的情感,也善于记载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到近代,汉字汉语面临时代的挑战“有过三次,看来这三次都解决了。第一次挑战是有线电报。……第二次挑战是打字机的出现。……第三次挑战是计算机的出现。”[2]我们已经解决了汉字的通用键盘输入和终端显示,中文Windows操作环境和其他文图处理软件,以及开通汉语网络等一系列问题都已出色地解决。当然并不否认,计算机语言编程问题上全部依靠英文字符承担,这仅限于专业范围内的行家任务而已。“事实证明: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没有酿成汉字汉语的衰落,汉字编码的优势,有力地否定了所谓“掘墓者”的论断。恰恰相反,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强人口的汉字汉语文化圈,更显出汉文化瑰宝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世界文化圈的影响。”[3]信息社会早已提出了计算机的语音输入和机器的语音控制,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语音辨识的这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各国的研究成果都未能达到准确可靠的辨识,在此领域拼音文字并不比方块文字优越,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在研究,都有成就,但都不成熟,不能进入应用。汉字汉语将和英语等拼音文字在较长的路程上并存竞进。“汉语也和其他民族语言一样,只会发展演变,而不会大规模地突变或彻底改变。”[4]20世纪初随着洋货和外来语蜂拥进入,上海滩曾出现过一种食而不化的“洋泾浜”语言。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和生产上的发展,对外来文化和语言上的消化和吸纳,洋泾浜语言早已被淘汰,成为历史上瞬间的小插曲。汉语中吸纳了外来的咖啡、咖喱等生活通用词汇,但在科技领域许多术语都被更为贴切简明的汉语科学语词所取代,充分地说明了汉字汉语对外来语具有很大的吸纳和归化能力。三、当前外来语的吸纳方法汉语受到外来语的影响新的特点是,“本来属于某些专业领域的语言文字渐渐溢出自己生存的空间,而流入普通生活中,……这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从这个大的背景下思考,关注标准化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就有其现实意义。”[5]在信息网络、金融、商业和医学等领域的大量新名词和语词已溢出到广大的新闻媒体报导、通俗读物和日常生活中,往往行家们尚未明确界定的概念,媒体首先公开传播。其中有些较为得当者广为流传后,按约定俗成被定名采纳;但也有造成歧义或过分模糊,以至故弄玄虚或晦涩难懂者,以及一个概念多个名词者,总要淘汰一些,被较贴切者取代。当前对新名词吸纳方法,有如下几种(参见表1)。* 不译成分包括:1)阿拉伯数字、外语字母及其字符串:如数量表达、量的单位、分类排序号、编码号、数学式、化学分子式、主页网址、电子邮件网址等;2)专用名: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和社会团体名、工商厂家和公司名、产品的商标和专利名、操作系统软件程序和工具名、网络和网站名等;生物和药品的拉丁文名等;3)未译的缩略语;4)未译的新词。全音节直译和字面直译不受欢迎。汉语和英语的发音不同,在字节上不能一一对应,有的音节勉强换成汉语后相差太远。一个词全音节直译后,组成一长串怪调,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更不知所云。例如将音译的“厄戈诺米克斯”改为意译“工效学”,立即望文生义了。短音节简译和音译加注较受欢迎。例如卡介苗原文很长(bacille Calmette-Guérin),由于是卡默特和介兰两位法国科学家首先创制的,把两个人名简译成卡介,并说明其属性为疫苗,立即被普遍采用。又如“invar”译成“殷钢”容易接受。这是对外来语归化吸纳的典型方法,即“以借用成分加上本族语言中固有的构词材料构成外来词,例如啤酒、卡车……,其中‘酒’‘车’等都是汉语固有的构词材料”[3],并且表明了此概念的属性。对通用名词用于专门领域,可加专业性修饰语作前缀,例如在电信中使用的桥(bridge),可译作“信桥”。活译远胜过死译,例如Laser按字面死译突出了“放大”的属性,但实际应用中利用了光放大功能的器件实现一个光辐射系统。活译成“激光”突出了光的属性,以“激”为前缀使其具体化一些,只用了两个汉字表达得何等贴切。只有对概念有了深刻理解的行家才能作出如此精辟的定名。这也说明定名上要对概念吃透,确保科学性,不必拘泥于原来的字面或原汁原味。半音半意者也可取,例如“安匝”、“玻尔磁子”等等,前一半音译,后一半意译。谐音者更妙,但创意者要挖空心思,使得音义兼顾,例如“声呐”、“基因”等,有例不少。这些译法,充分表现了我们汉字汉语的魅力和丰富多彩的表达潜力。自从颁布了阿拉伯数字纳入汉语的文本中以后,字符串纳入汉语文本中也已常见。当此网络信息的大潮下,文章中大量出现厂商和商标、软件和工具、网络和网站等专用名,以及大量缩略语,难于翻译,应接不暇。文章中直接搬用原生词,插入外语专用名已不罕见。关于专用名以往认为限于人名和地名,现在专用名已扩大到许多由外国商家自定义起名的,冠以大写字母或小写,或数字的名词或组合词,可拼读或不可拼读的缩略语等等,五花八门。这个潮流正是语言开放性的必然趋势,为此我们已不能花大量精力于牛角尖上,不要为外国人名、地名统一音译的死规则争论不休了,应该主动脱出,对大量的新的专用词不译为好。扩大专用名范围,包括网络、网站名,允许在汉语文章中直接搬用外语原生词的那些专用名词。尽管汉语文章中出现中外文混杂,但在构词、语法等主要方面仍然保持着汉语的民族性和传统特性。专用名按意译不妥,明明一个外国公司或外国专利的软件,翻译成一个汉语名词,岂不替他穿上汉服,鱼目混珠。专用名音译也不妥,吱吱哇哇的洋腔汉字一大串,绕口难读,自己不懂,洋人也不明。对某些专用名采用不译加尾缀的方法效果较好。例如磁盘操作系统可以写为“DOS操作系统”(OS虽有重复之嫌,但无关紧要,由于DOS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部分);视窗操作系统可写为“WINDOWS操作系统”。以此类推,文章中可以很方便地夹入“Pentium处理器”、“中文Linux系统”、“Web服务器”、“TCP/IP协议”、“IE-4软件包”、“Java语言”、“Archie工具”等等。缩略语中的专用名和非专用名应分别对待。专用名一般可不译而照搬。非专用语可按其完整词的全称译出。目前文章中对缩略语的处理方法已有新招,例如一篇文章中某个缩略语首次出现时用括号列出全称,以后只写缩略字符;对于译出词字数较长的译名,一般也只在文章最初出现时用全称,后面只写简称或缩略语。许多缩略语不带母音,不能拼读,则很少音译(例外音译者也有,如“克格勃”)。可拼读者如果概念明确仍以全称的意译为多,个别按拼读音译者也有(如鹰式导弹HAWK)。按拼读音译者少见(如艾滋病)。凡是按拼音译出的缩略语词,应加后缀以表明其属性(如前例表明是导弹、病)。专用语和缩略语的音节超过4个汉字以上的,音译不如不译。以上列举的外来语处理和吸纳方法,归纳了现今许多报章杂志,包括《计算机世界》、《电脑世界》、《网络世界》等期刊上的有效方法,已被大众公认并接受。四、音译和意译的比较外来语汇历来音译、意译都用,无明确限制,各有利弊。列表如下(见表2)。在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多数专家推崇意译,发表过如下的一些观点。“意译比音译好,音译必定会音节多而长,一个名词字数要精简,长了不好,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近代日本的科学名词照音译了,学生也不便记忆,而且读起来是日本音调,当用外文表达时,外国人也听不懂,这就是音译的副作用。”[6]“在没有词的界限的汉字文章中夹杂一个用汉字音译的术语,的确不好栖身的,因为每个汉字本身都有意义,往往看不出这个音译术语是从哪儿起到哪儿止,念起来也很费劲,不受欢迎。……术语是我们词汇的一部分,移植进来后,还要生根开花,因此要照顾到中国化问题。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既不能标音也能转写,而要考虑采取一种折衷方式。”[7]“订名时原则上不用音译(涉及外国人、地名或商标者除外)。……汉语的发音与外文的发音差别较大,特别是汉语的四声是其他语言中所没有的。如果音译的词过多,就会出现在科技文献中用汉语发音读外文的滑稽局面。”[8]以上这些看法,都比较客观和中肯。在定名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不要过分地在音译或意译上认定一方,主要看效果。由于汉语表意性强,有时能按涵义(概念)选取简练词汇定名,能恰到好处地利用借音选取适当词汇定名。北京大学叶蜚声教授曾赞扬化学界在吸收外来概念时采用借音办法的经验,他认为“我们要搞仿译,即既非意译也非音译,即要垒球(soft ball)不要棒球的命名方法。”[9]他提倡的仿译,即软译或活译,不要硬译,不要死译或直译。五、我们面临的任务1.认真做好外来语汇的吸纳工作从事翻译和定名工作的人员要发扬汉字汉语的固有特征,在外来语的吸纳和归化方法上要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巧为所用,保持民族性、兼顾国际性。“词汇发展的总趋势从量上看是新词的增长要比旧词的消亡多得多;新义的增加也要比旧义的消失多得多。从质上看,产生了意义更概括,区别更细微的词,既能表达高度抽象的哲理、原理,也能表达各种细微的物质属性。”[1]复合词在增长,并逐渐双音节或多音节化。汉语术语的字数应控制在3~4字的限度,尤其基本术语,更应字数少,易于派生应用。由于方块的汉字和拼音语种在音素上不相对应,汉字不能像其他拼音语种那样采用同声换符方法,也不能仿照日语片假名音译方法。汉语拼音字符只能作语音学习、异读拼音和字典索引注音之用,一般不能当作文章内的汉语成分用。汉语对外国语的吸纳方法应如表1所列的①和②方法归化为汉语为主,并采用③方法不译,直接搬用为辅助,开放了语言异化之门。对于我国目前文化程度提高、学校重视外语教学的势态下是可接受的。英语在国际交往中有重要地位,尤其在计算机编程语言上的领导地位,但英语词汇并不是全部都最科学或最好。对其中某些取名不当的,我们命名时不应硬搬、死译。例如,包括天体运动在内的所有“力学运动”,英语统称为“mechanical motion(机械运动)”,现已很难纠正。又如大量地实现各种处理功能的“电脑”,由于当时从承担计算任务而创制出来的,命名为“计算机”,至今已感不妥了。(早期从用于家电中的微处理器出发译为“电脑”,正是歪打正着,或者说不拘泥于字面而活译,具有先见之明。)计算机与电脑之争,并不是译名上的不当,而是英语原生词造成的。2.认真做好科技术语的定名工作一个国家采用法律手段对文字语言的发展作必要的归导和调节作用早有先例,如规定官方用语、第二语言等。这种上层建筑的调控有其必要性。我国推行普通话,颁布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简体字方案等都已见成效。国家的术语规范化工作不容忽视。近期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了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物理学等部分的新词推荐名,都很好,起到了归导作用。推荐了“电子邮件”之类术语后,“伊妹儿”之类戏嬉之词立即匿迹。本文虽然提出了少量外国语新词和较多的专用语、缩略语可以不译的做法,但在公布汉语推荐名后,有了确切的对应词,就可采纳使用。例如在专业书刊里,“WINDOWS”、“Archie”等原生词夹入混用,但其他场合就可用“视窗操作系统”、“阿奇工具”等统一术语了。全国范围的上层权威性机构承担术语规范化工作非常必要。有时译者限于知识面和理解角度不同,也欢迎规范化,使有据可依。在翻译工作中,尚在文理结构、情调气氛等其他方面仍给译者留有一定的自由度。我国历次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对术语定名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应予肯定,对语言的开放性始终没有企图施加约制,相反地促使汉语词汇更加丰富。附录:典型译名选例 --------------------第7页① 周其焕教授是航空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第11页① 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时,已开始把“力学运动”作正名,“机械运动”为异名。——编者注  相似文献   

19.
术语的词性,不论以显式标注还是以隐式推知,对术语的正确定名、汉英对应、行文搭配及准确定义均具有重要意义。在各学科的术语集中,名词性术语自然占绝大多数;动词性和形容词性术语所占比例虽然相对较少,但其重要性却不容小视;其他词性(副词、数词、介词和连词)的术语在不少学科中也偶有所见,不能绝对排除。本文对所见的每一词类的术语都给出例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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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名词,作为一种符号表征,在承载知识的同时,也衍射出社会万象。因为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总会在这个社会使用的语言中留下痕迹。2003年是我国科技、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一年,但是,也可以说,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多事之年。编辑部对2003年诸多事件进行了梳理,从中提取了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并结合事件进行介绍,从科技名词的角度来对已经过去的2003年作以回顾。传染性非典型肺炎2002年11月在我国广东省部分地区悄然出现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始发期后,扩散到我国内地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全球共波及亚洲、美洲、欧洲等32个国家和地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3年8月7日公布的疫情,全球共报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8422例,死亡916例,中国内地总发病数达5327例,死亡349例。该病的流行给我国2003年二季度的国民经济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也给当时百姓的生产、生活秩序带来一定影响。全社会都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给予极大关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了防治“非典”的阶段性重大胜利。“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是由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临床上以发热、乏力、头痛、肌肉关节酸痛等全身症状和干咳、胸闷、呼吸困难等呼吸道症状为主要表现,部分病例可有腹泻等消化道症状;胸部X线检查可见肺部炎性浸润影;实验室检查外周血白细胞计数正常或降低;抗菌药物治疗无效是其重要特征。重症病例表现明显的呼吸困难,并可迅速发展成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其传播方式为:近距离呼吸道飞沫传播,含有“SARS冠状病毒”的气溶胶经空气传播、手接触传播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在定名上似乎还可以商榷,随着对该病研究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也许会给该病起一个更确切的名字。艾滋病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出现,至90年代被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为规范名词,可以说,它不是新词。但是,基于如下理由,我们认为它仍然是2003年的焦点名词。2003年12月份,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在2003年里,全球有300万人死于艾滋病,500万人新感染上艾滋病,达到了历年来的最高峰。日前,据我国卫生部报告,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人,其中艾滋病人约8万例,居亚洲第2位。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据估计将以30%的速度增长,2010年达1000万!中国正面临艾滋病发病和死亡高峰期。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地坛医院,与艾滋病患者交谈;吴仪副总理走进了中国有名的艾滋病村——文楼村两户艾滋病患者家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清华的讲坛上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拥抱,赢得众人瞩目。我国著名科学家何祚庥、曾毅、钟南山等22位院士联名呼吁社会各界关注防治艾滋病的“121联合行动计划”,为艾滋病防治、科研事业捐助善款;重庆市红十字会等组织出资救助4名“艾滋孤儿”,让人备感社会真情。2003年,艾滋病感染者的犯罪现象也比较突出,杭州警方从扒窃人员中累计查出了100多个自愿感染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感染的原因居然是为了逃避警察抓捕。如何处理此类犯罪嫌疑人或罪犯,公众拭目以待。外来种入侵食人鲳撕扯活鱼的情景,不知让多少人心惊胆颤,这种号称“水中狼族”的小鱼,就是外来种。外来种,是经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一个规范名词。对外来种入侵的关注,在去年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外来种入侵的主要危害是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根据国家林业局的调查,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外来有害植物107种,外来害虫32种,外来病原菌23种,这些有害外来种已经入侵了我国大多数生态系统,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心腹之患。目前已有16种外来种在我国形成严重危害,据统计,松材线虫、湿地松粉蚧、松突圆蚧、美国白蛾、日本松干蚧等森林入侵害虫严重发生与危害的面积在我国每年已达150万公顷左右。稻水象甲、美洲斑潜蝇、马铃薯甲虫、非洲大蜗牛等农业入侵的害虫近年来每年严重发生的面积达到140万至160万公顷。由此造成的农林业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已达574亿元,相当于海南省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入侵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的豚草,入侵西南地区的紫茎泽兰和飞机草,入侵广东的薇甘菊,在我国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作饲料引进的空心莲子草(水花生)与凤眼莲(水葫芦)、沿海省区引进的大米草等疯长成灾,侵入草场、林地和荒地,形成单种优势群落,导致原有植物群落的衰退。我国专家呼吁要求严格防止和消灭外来入侵有害物种。而我们普通百姓应该怎么做呢?至少,你从国外带回一束鲜花或一只蜗牛之前,您一定要想想会不会有什么后果。井喷可以肯定,2003年岁末发生在中国重庆市开县,造成230多人死亡的“12·23”气矿井喷特大事故,在环境和人的价值被越来越看重的新世纪,使井喷也成为众人瞩目的名词。井喷是石油或石油气开采中非常忌讳的事故。钻井时要把泥浆注入井管来平衡地下地层对油气的压力。但是,当勘测时对地下压力测试不准或注入的泥浆密度太低,或出现地层压力突然变大等情况时,井管中的油或气喷出地面或流入井内的其他地层就发生了井喷。井喷往往伴随着有毒气体的着火,造成对环境和人较大的危害。井喷发生后对其控制的方法叫压井,压井主要有司钻压井法和工程师压井法,司钻压井法是先把井里的气或油排出来,再用重泥浆替换原来太轻的泥浆,这种方法需要时间较长,在加重设备不足的时候时常使用。工程师压井法是在计算好需要泥浆的量以后一次性打入井管的方法,这种方法较快,但物资上必须有保证。虽然类似的气矿井喷事故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两起,但这次造成的危害和灾难是空前的。井喷,一个让人心情沉重的名词。龙芯“龙芯1号”中央处理器(CPU)2002年9月28日在北京的正式发布,“龙芯”两个字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龙芯2号”中央处理器(CPU)于2003年12月20日的正式亮相,使“龙芯”更深深地印在公众的心中。我们总是对新生事物充满期待,对襁褓中的婴儿寄予厚望,那么更有理由盼望“龙芯”在祖国科技工作者的精心照料下,早日长大成才。“龙芯2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可用于桌面和笔记本个人计算机(PC)的通用中央处理器(CPU),其主要应用目标是Linux桌面PC、安全服务器、网络防火墙等,其低功耗的版本也可以用于网络计算机(NC)、无盘工作站等瘦客户机。它是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惟一的一个64位通用CPU,直接面向高端市场。到2004年中期,采用0.18微米的工艺,实现主频500MHz、SPEC CPU 2000测试分值超过300的64位通用CPU芯片。SPEC分值的指标意味着这款芯片的实际性能是龙芯1号实测性能的10~15倍。“龙芯”的成功,意味着我国在核心芯片领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完成了一个历史的跨越。对国家政治、经济、信息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大大推动我国的集成电路产业,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龙芯”作为术语恐有牵强之感,但它在2003年给予我们强烈的冲击和太多的期待,使我们难以割舍。不对称数字用户线中国电信“宽带极速之旅2003”活动于2003年5月15日拉开帷幕。“无限宽带梦想、星空闪耀光芒”在我国掀起了一波宽带浪潮,萦绕在众多国人心中许久的宽带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2003年中国宽带市场爆发出空前的活力,宽带的用户数量开始急速攀升,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宽带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伴随宽带进入我们视线的曝光率最高的一个术语就是ADSL。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宽带甚至就等于ADSL。那么,ADSL到底是什么呢?ADSL是DSL(数字用户线)家族中最常用,最成熟的技术,它是英文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的缩写。汉语的名称应该是“不对称数字用户线”。它是运行在原有普通电话线上的一种新的高速宽带技术。所谓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上行速率(最高1Mbps)和下行速率(最高8Mbps)的不对称性上。它因其下行速率高、频带宽、性能优等特点而深受广大用户的喜爱,成为继调制解调器(MODEM)、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之后的又一种全新、更快捷、更高效的接入方式,被欧美等发达国家誉为“现代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快车”。干细胞2003年12月4日,北京人民医院,由志愿者杨曦捐献的造血干细胞输入湖北白血病患者胡朝辉体内,这是北京首例同城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干细胞,因其不可估量的医学价值,更因其饱含着血浓于水的人间真情感动了千百万人,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名词。干细胞(stem cell)是一类具有自我复制和多分化潜能的细胞,保持未定向分化状态并具有增殖能力,在合适的条件或给予合适的信号,可以分化为许多不同类型的具有特征性形态、特异分子标志和特殊功能的成熟细胞。造血干细胞可从血液或骨髓中分离,能分化为血液和免疫系统的各种细胞类型,可有效治疗白血病、淋巴瘤和某些遗传性血液病。现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与以往的骨髓移植有所不同,采用将造血干细胞从骨髓中动员到外周血液中的方法,通过血细胞分离机采集造血干细胞,其余的血液回输到供者体内。非血缘关系的HLA(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成功的概率只有四百到一万分之一,甚至只有几十万分之一。干细胞技术是当今生命科学领域最前沿的高新技术,可能干预治疗一些临床难以治愈的疾病,如脊髓损伤、帕金森病、肝衰竭和癌症等,给人类战胜顽症带来了新的曙光。火星大冲火星一直是备受人类关注和令人充满遐想的星球。中国古代称火星为“荧惑”,意为荧荧像火,轨迹古怪,亮度变化大。2003年8月27日,这颗红色的星球迎来了6万年来与地球的“最亲密接触”,距离仅为5580万千米(而在去年的同一时间它们的距离为4亿千米)。8月29日,火星、地球与太阳几乎成为一线,形成了火星大冲的天象奇观。火星在大冲前后,亮度达到-2.9级,成为夜空中最耀眼的明星,吸引了全世界无数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的目光。冲(chōng)是天文学术语,其定义是当一个移动天体在天球上的黄道坐标中的经度(称为黄经)与太阳的经度相差180°时的天象。因此,只有地球公转轨道之外的太阳系天体才可能出现“冲”。亦即当外行星(轨道在地球轨道之外的大行星)或小行星运行到地球同侧,与地球、太阳形成一条直线时称为行星“冲日”,简称“冲”。火星冲日指火星、地球和太阳三者间相互运动而产生的一种天文现象,每780天一次。因为火星的运行轨道是一个椭圆,地球运行轨道也是近圆,当火星冲日发生在火星的近日点时,距离地球较近,叫做火星大冲,火星大冲平均15~17年一次。这一次的火星大冲恰恰又发生在地球的远日点,再加上地球轨道平面与火星轨道平面间的角度非常小等因素,使得这次火星大冲成为6万年来最近的一次,而下一次与火星如此亲密的接触要等到公元2287年了。天文学界针对此次火星大冲进行了许多火星观测活动,人们用望远镜观测到了平常看不到的火星景观,这对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利用火星如此接近的距离,2003年6月,欧洲的“火星快车”、美国的“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探测器先后飞向火星,这可以节省大量的燃料。现在,“火星快车”已顺利进入环火星轨道,“勇气号”和“机遇号”也已成功登陆火星。借此次火星大冲的契机,人类开始了探索火星的新一轮热潮。载人航天“载人航天”一词,因2003年10月15日8时我国首次成功发射了“神州”5号载人飞船这一伟大历史事件,而成为2003年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这个词随着航天员杨利伟胜利飞向太空,使它承载太多、太浓重的内涵。它充分表明:中华民族上天的千年梦想,一朝实现了;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是一个深具伟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登上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强国之林。我们自豪地宣布:中国开始步入太空时代。它激励、振奋了中国人和全球华人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这次发射的飞船一开始就瞄准了当代最先进的第三代飞船——3舱式载人飞船,即由轨道舱、返回舱、推进舱和1个过渡段组成。载人飞船的发射、运行和返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系统的支持与保障。我国载人飞船工程是由载人飞船系统、运载火箭系统、航天员系统、应用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通信系统和着陆系统等7个系统组成。数字电视更清晰的画面,500多套的电视节目,与电视实现互动——这是数字电视给我们勾画的未来场景。这种场景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已能听到她越来越近的脚步声。2003年9月,数字电视已开始在北京试播。2003年6月广电总局发布了《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按规划,2008年全国部分地区实现高清晰数字电视播放,2010年全国基本实现数字电视播放。数字电视是电视数字化和网络化后的产物。其图像质量可以达到演播室的质量水平。传统的模拟电视看不到的,数字电视能看到,模拟电视做不到的数字电视做得到,这就是数字电视的独特之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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