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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古老文明的产物。善于表达深邃的哲理概念,这在诸子百家的著述中有充分的反映;善于表达或发掘沉深细腻的情感,历代诗词歌赋中,醢藏着生动的蓄意和叙情;善于记载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古籍中还记述大量而丰富的利技知识,显示着中国古代学者们的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内涵。汉字是建立在标识原理(logographic principle)之上,属于表形、表意性文字,具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特点,其演变经历了甲骨文、金文、铭文、小篆、隶、楷几个阶段。汉字为单音节,属声调语言,其信号可以迅速以频谱分析处理。汉字以单体书写,呈两维方形矩阵,字体千姿百态。近年来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汉字反映出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汉字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有专门队伍,可以说具有光荣的传统,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古代称之为“小学”,清代末称之为“文字学”;解放后,五十年代称之为“汉字学”,并有其专业分类,研究汉字形、音、义演变的称之为“历史汉字学”;研究现代汉语、汉字现状、特点,以及应用的语言形式者,正蕴育着一个新的分支——现代汉字学,它的主要范畴是研究汉字系列、汉语、汉字的形、音、义,汉字计量、汉字表制定,汉字电子计算机和传声技术,以及现代汉字的信息值等。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据光辉地位,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概念的术语,也有其独特的体系和风格。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总体来说落后于先进发达国家,许多近代理论概念往往是从西方引进而来从而反映这些新理论、新概念的术语,也就随之转译而来,现就数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土壤学等几个基础学科术语探源做简要介绍,以供各学科审定术语参考。限于篇幅全文分两篇刊登,续篇包括地理学、地质学、矿物等术语溯源。各节所附文献,除文中内容直接引用外,还包括笔者学习术语学过程中选读或查阅过的文献,对刚刚从事科技术语工作的青年同行,提供查阅有关文献的线索。〔2〕之称,其中像西周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3〕、魏晋刘徽的《海岛算经》等,均采用“算”这个汉字,使用广泛,历史悠久;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9〕,以“数”为题也有相当影响。其次尚有金代李治的《浏圆海镜》〔6〕,清康熙时代的《数理精蕴》等〔4,5〕,都是我国古代数学的光辉篇章,反映了我国古代数学的成就,在这批古代数学论著中,按照古汉语的特点,使用了一批反映数学概念的术语,像《周髀算经》中的勾股定理〔8〕,有了表、圆、方的概念,直角三角形的性质、测远、测高的计算,甚至使用了繁杂的分数计算和开平方的方法;而《九章算经》中方田：采用分数四则算法和平面形求积法,进行土地测量;粟米：度量粮食的计算法;衰分：各种分配比例的算法;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商功：立体形求体积法;方程：一次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术等,共搜集246个数学问题,其中更突出的是代数方面,有些法则曾披靡于世界,在阿拉伯和欧洲早期数学著作中,上述有些计算法,被称之为“中国的算法”。祖冲之在《缀术》中,精密测算出圆周率值达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以和为用分数表示圆周率的疏率和密率。《数书九章》八十一题,九大类,其中像求解一次同余组的“大衍求－术”和求高次方程数值解的“正负开方术”,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成就。近代科学引进中,数学也起着先导作用,早在明代万历年间[10],1607年我国学者徐光启(1562－1633)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 Matthieu,1552－1610)合译了《几何原本》〔7〕,徐光启采用“几何”汉字为书名,显示出汉语的标识原理的特征和传统概念;在翻译过程中,对定理尽可能采用汉字的象形、表意特点,其中第五卷精采地阐述了欧多克索斯的比例论。后人称颂这部译著,概念清晰、定义明确、定理直观可信,至今仍不失是一部数学经典著作。徐光启在翻译过程中,在依照原意的基础上,创造出我国一套数学术语,其中象点、线、直线、面、平面、曲线、直角、垂线、钝角、锐角、四边形、多边形、对角线、相似形等,至今仍被应用,为我国数学术语汉语的系统性,奠定了基础。相继在1613年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指算》出版,1856年李善兰(1811－1882)与伟烈利亚(A.Wylie,1815－1887)合译的《几何原本》后九卷以及《棣甘代数学》的出版,西方近代数学知识广为流传[1]。1867年华蘅芳(1833－1901)与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合译《华里司代数学》,《微积溯源》,《海麻士三角原鉴》,《伦德代数学难题》以及《算法统宗》,《算式集要》,《三角数理》等西方著述的翻译出版[1],都创用了一批反映当时西方数学理论概念的术语,有的沿用至今。中国数学名词的审定工作〔11〕,在众学科中也是起始较早的学科,在1925年就讨论通过了代数学、微分、函数论方面的术语。在数学界内部,数学与算学的激烈论争也是持续最久的〔12,13〕,终于在1938－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此专门召开了讨论会,邀请了各地区28个单位的代表讨论算学与数学问题。经过激烈地辩论,最后通过表决,有14个单位赞成采用数学一词,13个单位代表赞成采用算学,其中一票弃权,以微弱的多数通过〔12〕,最后由教育部通令使用数学。采用数学(Mathematics)为广义词,以“六艺之教,数居其一”为根据。包括虚实复整分常变合偏等词,与此同时,还定出了无限、无穷、无尽的含义和用法〔12〕。主要〔1〕中就有物理一词出现：“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晋代(265－420)杨泉曾有《物理论》,明清之际的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11〕,虽以物理一词为书名,他们所指物理含意更为广泛,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各学科和人文科学在内。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常以“物之至理”而论,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有“格物致知之说”,清代格致学,有代表物理学、化学含意之说,像1901年京师大学堂专设有格致科。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最早以耶稣会传教士用不同方式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声、光、磁、电的各类著述的翻译。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在1623年撰写《西学凡》一书时,把Physics按汉语音译成“费西伽”。1900年王季烈重编日本藤田丰八沢的饭盛挺造编著的《物理学》,才始用中文物理学一词,当时由江南制造局出版,也是我国第一本具有现代物理学概念,而称之为物理学的论著。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国之一,对自然现象认识较早,其中许多物理现象和知识早于西方,像春秋末年成书的《考工记》〔1〕中,就有较明确的角度概念,惯性概念;在制作弓箭技术上,对箭的结构和飞行状况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了解,基本上掌握了抛射体沿直线前进的理论原理。还有杠杆原理的钓沉〔3〕远远早于西方。从近年出土的春秋时期齐国不等臂的权和战国时楚国不等臂的衡,反映了祖先对物质磁性的认识和应用〔3〕。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制造出不少复杂的机械,如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浑仪等。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万毕术》〔2〕,是西汉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及其门客的作品,书中描述物理知识不少,其重要者有七条,像冰透镜对日取火说：“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这是我国关于冰制凸透镜对日聚焦取火的最早记载。西汉时就已制作出放大镜,认识到磁体同性相斥的道理,晋代掌握了金刚石高强度及强折光率等物理现象,北魏发明了漏水计时装置等,中国古籍中,战国时鲁国人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为首的墨家作品《墨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物理学著作,书中有关于力和力矩的概念,提出力是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原因,在应用杠杆平衡、滑车、轮轴、桔槔、辘轳等机械方面,概括了较系统的力学知识。书中还记述了浮力原理。关于运动的分类、运动和时空的关系,圆球的运动及其随意平衡、轮轴和斜面的受力等都有论述;书中提出了我国古代的朴素原子(“端”)的概念,时间(宙)和空间(宇)的概念。在光学方面,论述小孔成像和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观察研究成就,提出光是直线前进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早论及几何光学的知识。在声学方面,该书还记述了固体传声和共鸣现象〔4,5〕等。从这些古代物理学知识的论述,自然都表达有反映这些知识概念的术语的传播和积累。关于《墨经》中的物理现象研究,我国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1941年发表专文“《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6〕早有论述。我国古代论著中,反映物理知识概念术语的古籍中,尚有《论衡》、《博物志》、《梦溪笔谈》、《武经总要》、《新仪象法要》以及《革象新书》等,书中有磁偏角概念、演示共振现象〔4〕等;此外,还有液体比重计和表面张力演示器的发明等都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物理术语遗产。关于中国近代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可追溯到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成立的当时,就组成了十余人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33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审定会议,1934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了物理学名词,1935年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在《东方杂志》〔9,10〕上发表了《论公分公分公分》一文,把学术名词工作提到了重要地位。1942年改组了审定委员会,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于1947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审定会议,为解放初期审定、出版物理学名词奠定了基础。关于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及演变,钱临照先生最近也有专文〔7〕论述。另外,还值得提及的是：在北京大学王竹溪教授逝世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彭桓武、黄祖洽、周光召、何祚庥发表了《一代师表》〔8〕,论及了我国的物理学名词演变及王竹溪教授在物理学名词审定中的卓越贡献。〔1〕。关于汉语“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早有我国学者袁翰青〔2〕、潘吉星撰专文〔3〕探讨,笔者1985年在《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现状》〔4〕中,也曾做过概述。一般说来,最早是从阿拉伯文的音译“舍密”,像1788年出版的《葛氏舍密》,1827年的《苏氏舍密》,最有影响的要算是1858年出版的《舍密开宗》〔5〕了。据考证：英国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on,Alexander,1829－1890)在编纂《格物探原》一书中,曾试译汉语“化学”一词,而未得流传,185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力亚(Wylie Alexader,1815－1887)主编《六合丛谈》中才正式使用,据专家考证〔6,7〕：后来才传入日本,当时日本曾派柳原前光等三人专程来上海,选购了一批论著,带回仿效,其中就有上述著作在内。从1967年日本学者坂口正男的《关于“舍密开宗”的化学命名法》一文,似可判定直到日本在宇田川榕庵翻译《舍密开宗》为止,仍在使用“舍密”一词,国内曾误认化学一词是由日本传入的,似可予以纠正。同时,从坂口正男的论述中,还反映了当时关于化学命名的概况和原则。在中国相继翻译出版大量西方近代化学著作〔23〕,诸如1868年的《化学入门》,1870年的《化学初阶》,1871年由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和我国学者徐寿〔10〕(1818－1884)合译的《化学鉴原》,1875年的《化学鉴原》续编,1879年的《化学鉴原》补编,《化学指南》(1873),《化学源流论》,以及《化学分原》(1872),《化学阐原》(1882)等〔22〕,系统的化学书目,可见《西学书目表》〔8〕,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11〕,《十九世纪中文化学书籍补考》〔12〕,徐维则辑、顾燮光补的《东西学书录》〔9〕,谭勤余的《中国化学史与化学出版物》〔13〕等,潘吉星专文〔14〕说明上述《东西学书录收录了1629》1902年间的化学著述,《译书经眼录》则收录了1902－1904年间的作品,而《中国化学史与化学出版物》则补录了1904－1910年的化学著作,连结起来,化学书目收录了1629－1910年间化学文献,这是化学界的宝贵遗产,从这些系统书目中,比较清晰而系统地了解在不同时代,不同著述中,关于我国化学术语的演变与命名、译名的概貌。更应值得介绍的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教授1984年在《中国科技史料》上发表了《明清(1640－1910)化学译作书目考》〔14〕较系统地介绍了重要化学译著的内容,以及原著和作者的情况,是研究化学史的重要〔15〕中还作了分类：青铜200条,酿酒100条,染色80条,玉石40条,皮革30条,香料10条,肥料5条,油漆陶器10条,糖及油脂30条……〔15〕。春秋末年成书的《考工记》〔1〕,有六齐之说,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合金工艺总结。其内容是：“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铜占七分之六)谓之鼎;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六分之五,锡占六分之一)谓之斧斤;四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五分之四,锡占五分之一)谓之戟;三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四分之三,锡占四分之一)谓之大刃;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二(铜占5/7,锡占2/7)谓之削杀矢。金锡半(铜锡各半)谓之鉴燧”〔1〕。从上述可见,青铜中锡的成分占15－20%左右最为坚韧,过此逐渐变脆。青铜中锡的成分占30%左右时硬度较高,削杀矢均为兵器,即需锋利又要坚韧,这一化学冶金知识是令人赞叹的。从1955年郑州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诸如司毋戊鼎,经测其化学比例是：铜84.77%,锡占11.64%,铅占2.79%,足以证明商代人已知根据器具的不同用处,选择铜、锡、铅、合金的不同工艺和比例。这段引文中,自然也反映了表达不同概念的术语。此外,还有《梦溪笔谈》〔16,17〕、《本草纲目》〔18,19〕、《天工开物》〔20,21〕等古籍中,都有大量化学知识内容和自成体系的汉语术语。〔1〕。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又有颇大的发展,像《管子·地员篇》、《吕氏春秋》、《说文解字》中,都有一批反映植物概念的术语和植物种类的出现,像《尔雅》〔2〕一书中就记述动植物1000余种,其中仅《释草》、《释木》中就有近400种植物名称。书中不仅记述了植物性状,还有各植物形态专词分类。西汉《汜胜之书》〔3〕,被誉为世界上最古的农学专著,书中就有了麦、稻、稗、黍、豆、桑、麻等的分类及其术语,东汉时期(25－220)我国植物知识的发展进入了本草时期,仅《神农本草经》〔3〕就记述药用植物200余种。梁代陶弘景(456－536)的《本草经集注》〔3〕,《唐本草》、《证类本草》等〔4〕。北魏贾勰的《齐民要术》〔5〕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农书,全书十卷,九十二篇,记述的植物有各类农作物,包括谷物、纤维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木本植物(果树、林木等)以及染料作物等〔6〕。唐宋时期,除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种类更为繁多外,还有一批专志谱类的著作出现,像陆羽的《茶经》,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1031),蔡襄的《荔枝谱》(1059),刘攽的《芍药谱》(1073),刘蒙的《菊谱》(1104),范大成的《范村梅谱》,赵时庾的《金漳兰谱》(1233),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1082),是我国最早的观赏植物专著,陈景沂的《全芳备祖》(1253)算是我国最早的古典式植物志。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7〕(1590),不仅总结了我国历代“本草”的精华,也是我国植物学的珍贵遗产,全书52卷,近200万字,描述植物达千种,是国内外公认的古典植物学本草名著,相继译成日文、德文、法文、英文、俄文等版本,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8〕(1628年)共六十卷十二目,与植物相关的有：树艺(名物、蔬菜、果树),蚕桑,蚕桑广(木棉、苎麻),种植(经济作物),荒政(备荒,附《救荒本草》和《野菜谱》等,乃集我国古代农学之大成,在我国农业发展上有着重要贡献。书中比较精密地记述了作物的形态,按其形态命名一批植物名称,在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像1621年问世的王象晋的《群芳谱》,1708年汪灏等撰写的《广群芳谱》,都在植物名称、术语的命名上,反映汉语表形、会意的特点;更值得提及的是,在陈扶摇的《花镜》一书中,在总结我国古代观赏植物过程中,对一些植物名称的命名,做过一些新的尝试。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3,9〕,可算是十九世纪我国一部重要植物学专著。全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收植物838种;另一部分是《植物名实图考》,38卷,收录植物1714种,分为谷类、蔬菜、果、木、山、石、水、芳草等12种,并绘附精图,从概念精确程度上,显示了我国近代植物学的交溶孕育阶段。西方描述植物知识的著述晚于我国,据考证,西方最早的植物著述是公元前四世纪出版的希腊学者狄奥弗拉斯塔(Theophrastus,BC.370－BC,287)的植物史(Histori－aplantarum)和植物本原(Decausisplantaram)。相继出现卡托(Cato,BC234－149 BC),瓦罗(Varro,Iib BC－27BC),韦吉尔(Vergil,70BC－19BC)等著述,记载了西方农业、园艺、以及本草植物概念和植物种属名称及其分类。狄奥斯科雷德(Dioscorides)的《本草》(Materia Medica)当时享有较高的声誉〔1〕。意大利学者达·芬奇(L.daVinci,1452－1519)对植物学和解剖学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意大利植物学家沙尔毕诺(Caesalpino)于1583年出版的《植物》(De plantis)一书中,植物学才从“本草”中独立出来。1665年英国学者胡克(R.Hooke,1635-1703)用显微镜观察到细胞,给西方植物学的发展,增强了力量。1858年达尔文〔10,11〕(1809－1882)在林奈学会宣读了《物种起源》报告,植物分类系统才逐步走向自然亲缘关系的认识。相继有德·坎多列(DeCandolle,1824－1874)文学的《植物界自然系统序论》,英国的林德莱(J.Lindley,1799－1865)的《植物学纲要》等都是西方近代植物学发展的不朽著作,为近代植物学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在这些论著中还分别拟订了一套完整的近代植物学名称和反映植物学概念的术语系统,为当代植物学的发展,创立了必要的条件。西方的植物学论著,对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也有过积极作用,像林德莱的《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就是其中之一。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涌入,明清以来,我国学者着手引进西方近代科学著述,像我国学者李善兰(1811－1882)和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1829－1890)编译了《植物学*》〔12〕,1858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可称之是我国最早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译著。在该书中,李善兰参照中国古代植物学传统知识积累,和古代植物名词特点,第一个将英文“botany”一词,创译了中文“植物学”,在书中将stamen译作须(即雄蕊),将pistil,译作芯(即雌蕊),书中还创译了细胞、萼、瓣、心皮、子房、胚、胎座等;在分类单位上把family译作“科”,菊科(Composite),蔷薇科(Posaceae),豆科(Leguminosal),伞形科,石榴科等。1867年《植物学》一书在日本翻刻,1875年译成日文。植物学一词,便为日本所采用。在这以前,日本学界通常将“Botanica”译作“植学”,像1835年出版宇田川榕庵的《植学启原》,1874年出版的《植学译筌》,1875年出版的小野职慤的《植学浅解》即可明了。在李善兰之前“Botanica”也常译作“浡太尼加”,1922年宇田川榕庵将拉丁文“Botanica”译作菩多尼诃经〔22〕。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主编的《格致汇编》中刊载大量植物学译著,像1876年的《论植物学》等文,不但普及了近代植物学知识,也广泛地推广了植物学术语。我国学者专事近代植物学研究〔17〕,原则上来说,还是从植物学分类开端〔13〕,从1910年开始钟观光在湖南高师和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采集15万号标本,终身从事近代植物分类方法,考证我国古籍中植物名称、术语工作。1915年钱崇澍译有《生命论》、《天演论》,1915－1916年胡先骕发表了《说文植物古名今证》,1918年孔庆莱、黄以仁、杜亚泉等13人编撰出版了《植物学大辞典》,为我国近代植物学名词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16〕。更应提及的是20年代中,我国早期植物学家们从实地调查、采集标本入手,相继编撰成地区植物名录,影响较大的有：张珽的《武昌植物名录》(1918年),韩旅尘的《广东植物名录》(1918年),钱崇澍〔14〕等的《江苏植物名录》,辛树帜等的《湖南植物名录》(1919年),胡先骕《江西和浙江植物名录》(1921年),刘振业的《河南植物名录(1921年),钟心煊的《中国木本植物名录》等。根据《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所载,截至1949年解放前,共发表植物学文献达8000篇之多,足见我国植物资源丰富,植物知识悠久〔15〕,因而留给我们的植物名词财富也比较雄厚〔17－21〕,解放后编撰的巨著《中国植物志》相继出版,显示着中国植物学的基础雄厚、繁盛,其中包括反映新发现植物的生态、形态特征的新概念和新术语,无疑将对近代植物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1〕一书中曾指出：“万物自生焉则曰土”,这可能是最早认识“土”的记载,其含意就是说“有植物生长就有土”。东汉许慎撰的《说文解字》〔2〕中说：“土者是地之吐生物者也。‘——’,象地之上,地之中;‘│’,物之形也〔3〕”具体说明了土字的来源、含意和形象。关于“壤”字,至少可以介绍三种解释：(1)《周礼》：“以人所耕而树艺焉曰壤”;“壤,和缓之貌”。(2)《说文解字》：“壤,柔土也,无块曰壤”。(3)禹贡(马融注)〔4〕：“壤,天性和美也”。上述概念定义中都表明,“壤”是由土熟化而成,也就是经过人耕而树艺,使其具有肥力的土。关于“土壤”一词的由来及其概念含义,在土壤学界,尚有争论,这在王云森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土壤科学》〔4〕一书的第21页中做了精辟地论述,认为：“中国土‘壤’这个名词的由来,是从认‘土’和认‘壤’两字上的基本意义结合起来理解而得名的,它的科学含义不是在土壤学者们作为科学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概念正确,内容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科学术语,……,有严格的局限概念和内容。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壤科学理论体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4〕。从中国古代历史来讨论中国土壤概念的发展,及其一套完整术语概念,那就更为丰富多采。三皇五帝时代有神农作耜,教民耕种;黄帝划疆分野,规划土地;尧舜时代以食为政,“耕田而食”;夏禹时代,平治水土,进行土壤分类;商代提倡改良土壤,“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周朝有五土之辨,实行“土化”之法,制定“土训”,创立“田制”,像《周礼》一书总结了周代以前我国古代土壤概念,为我国古代土壤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记载我国土壤理论概念的古籍千百种,其中值得介绍的有下列几种：1.春秋时代管仲(公元前770－476)：《管子·地员篇》提出：“凡草土之道,各有各造,……,凡彼草土,……,各有所归”。〔4〕2.战国时代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的《天论》强调：“疆本(重农)而节用”,并指出：“楛耕伤稼,楛耕失岁,田秽稼恶”〔4〕。提倡精耕细作。3.西汉汜胜之的《汜胜之书》〔5〕记述了汉代实行“和土”(改良土壤),务粪泽(土壤肥水),早锄等政策,创立了“代田”耕作制度。4.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6〕是我国比较完善的农业百科全书,强调耕作方法,提出深耕、浅耕,适应土壤肥力,着重土壤改良。5.唐代陆龟蒙撰的《来耜经》〔5〕和韩编撰的《四时纂要》〔5〕,虽不是专事土壤之书,但内容涉及许多土壤性质的了解,反映当时人们对土壤的认识。6.南宋农学家陈敷的《陈敷农书》〔4,5〕是我国最早水稻栽培技术的专著。书中有专篇讨论土壤利用的原则和方法,强调：“土壤是脉,其类不一,肥沃硗簿,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王安石在变法时也提倡用土、改土、养土等方法并提出“地力常新壮”的理论。7.元代王祯编的《王祯农书》〔5〕中《农桑通诀》是农业总论,贯穿农本观念,包括许多土壤概念;《农器图谱》中记述了耕地、整地、播种、灌溉、施肥的技术和方法等。8.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9〕中,强调：“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而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7〕中分农本、田制、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等12目,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业科学成就,记载了我国人民发展农业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特别强调：“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变,此行必无之理,若果尽力树艺,无不宜者,‘人定胜天’,何况地乎？”9.清代官方编撰的《授时通考》〔5〕是乾隆时,1737－1742年间完成的近古代大型农书,在土宜中,又分为辨方、物土、田制、水利等,反映了当时对土壤的认识和土壤改良的措施和方法,涌现了一批接近近代的土壤概念和术语。土壤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始于十八世纪末叶,近代土壤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更晚,十九世纪末,约在光绪(1845－1850)年间,开始引进西方近代农学理论,像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8〕的《农务土质论》,《农学初级》,《农学津梁》,《农务化学问答》,《农务化学简法》以及《农学要书简明录》等,都记述有土壤学概念和术语译名。1906年在北京京师大学堂设有农科,开始了近代土壤学的教学工作,三十年代,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设立了土壤学研究室,比较集中地开始了土壤调查与土壤学研究工作,我国土壤学先躯者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不断地推动着近代土壤学研究与发展。(待续)第13页*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举行业务学习报告会而提供的素材(1847年)共8卷35,000字,插图300余幅。-------------------第21页*根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莱(John Lindley,1799－1865)著《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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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一词源于佛经,东晋帛尸黎密多罗译《佛说灌(贯)顶经》第六卷中有：佛语阿难……阎浮界内有震旦国[1]的记述;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七二玄应音杂阿昆昙心论：振旦,或作震旦,……旧译云汉国[2]。有的佛经上亦有译作“脂那[3]”,总之,“震旦”(Chinisthana)为古代印度人称中国之谓,即以后之“支那”,其源亦为秦国之秦的对音。汉语“震旦”一词既有代表中国之内涵,早期在文化教育界常有使用,诸如1903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以“震旦”一词为名的独立学院,即称震旦学院,后改为震旦大学[4]。1932年又另设“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甚至在国外也有使用,诸如1942年在巴黎创办有相当影响法国报纸“震旦报”(L’Aurore)是以“震旦”命名。“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学界的使用更是源远流长,有其特殊科学含意,主要是反映在地层、构造方面,在古生物、矿物术语命名上,也不乏以“震旦”一词命名,诸如震旦角石(Sinocerac),震旦矿等。本文就以“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发展史的演变,做如下的探讨。1.美国地质学家彭拜来(Pumppelly,Raphael,1837－1923)[5]于1862－1865年在华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各地山体结构,山脉走向皆呈北北东——南西西,把这一特征命名为震旦上升系统(Sinian system of elevation),以表示华北及西伯利亚东部北东方向的褶皱,后统称“震旦”方向(Sinian trend)[6],从此,“震旦”一词进入地质学的含义之中,作为中国构造地质学的一个特定术语。2.德国探险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5]在总结他1868－1872年在华考察工作时,于1877年把“震旦”一词引入中国地层系统,他认为凡在中国一切未变质之前寒武系及寒武系岩层,均划归震旦系(Sinian system)[7],由于这段元古代晚期地层最早在中国发现与研究,故以“震旦”命名,表示中国特有。纳入中国地质年代表为震旦纪(Sinian Period)。从文献记载,虽暂定为元古代晚期,大体从十九亿年开始到五亿七千万年结束,其岩相则主要是浅变质或不变质的沉积物为主。3.美国构造地质学家威理士(Willis,B,1857－1949)[8]于1903－1904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时,将李希霍芬创立的震旦系改为下震旦系——寒武系及上震旦系——奥陶系两部分,他认为在中国北部两者是不可分界。把李希霍芬之前寒武、奥陶系屏除于震旦系之外,命名为寒武奥陶系[9]。4.中国地质事业创建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率领地质研究所学员于1914－1916年在北京西山及其周围进行野外地质实习中,做了大量实际剖面测量与分析,在1916年出版的《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10]中,系统地探讨了南口系并修正和补充了李希霍芬关于震旦系的划分,同时也提出了维理士上述方案两系合为一体的弊病,认为两系尚有一平行不整合,并以唐山临城等资料论证寒武系与奥陶系并非一体,而两系早为世界地质学家所贯用,于中国似未见疑义,《修业记》堪称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部考察报告。5.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Grabau,A.W.,1870－1916)[11]于1920年受聘来华,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受托于地质调查所专题研究震旦系,1922年发表了专论《震旦系》(Sinian System),他主张应缩小李希霍芬关于震旦系的范围,认为仅限于寒武纪以前之南口系,或滹沱系,并提出废弃维理士寒武奥陶之一体性之说[12]。6.比利时地质学家马迪幼(Mathieu)1922－1923年担任开滦矿务局地质师时发表了《直隶滦县震旦系地层》[13],文中简明地阐述了震旦系划分的原则及内涵界限。7.中国地质学家高振西早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就对中国震旦系发生浓厚兴趣,1930年发表了《“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学上的意义之变迁》,毕业后,1931－1933年对河北蓟县震旦纪地层做过专题调查与研究工作,1934年发表了《中国北部震旦纪地层》[14],以实际调查资料论述了划分震旦系的原则,比较系统地建立起中国北方震旦纪地层层序,建立起震旦系剖面,为三群十组,确定了蓟县岩石地层的基本格架。他的开拓性的工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采纳和称赞。8.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李四光四十年代建立了中国南方震旦系剖面;在创立地质力学构造体系时;把与震旦方向相当的构造,称之为华夏系(cathaysian system)、中华夏系(Mesocathaysian system)及新华夏体系(Neocathaysian system)[15]。9.章鸿钊1936年创立“震旦”运动(Sinian movement),他认为中生代晚期至始新世后,中国东部地壳运动可分为五期,都与地震方向略近直角,他用地壳波动说和地壳均衡说来说明震旦运动的起源,他提出震旦运动是地下岩浆前后反复活动而引起的,同年,他还发表了《中国中生代初期之地壳运动与震旦运动之异点》,《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之新认识》,对震旦方向、震旦运动做了独特的解释,1943年他还发表了《所谓震旦运动及对批评重加一省》。10.我国地层学家赵金科1936年发表了《震旦纪大地槽及其联合古陆中之位置》[17],在汇集世界各地震旦纪地层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了大陆漂移说。11.我国地质学家马杏垣1960年提出震旦系顶、底界面所代表的时限(震旦阶段)作为一独立的构造旋回,命名为震旦旋回(Sinian cycle)[18];同年把豫西黄山沉降带中震旦纪末的地壳运动,命名为震旦褶皱(Sinian folding)[19],并创立震旦褶皱带(Sinian fold belt)新概念[20]。震旦系岩层大都不整合于五台系,或泰山系之上,在我国北方殊形发育,尤以河北南口,山西滹沱区域为最,后来在湖北宜昌亦有发现,地理分布较广,其主要岩性：下部为石英砂岩、页岩或板岩;上部为硅质灰岩。兹将上述几位外国地质学家关于震旦系划分论点加以对比,以示解放前有关震旦系之划分。这里还应说明的维里士以山东张夏及新泰地区为据,强调不整合关系,当时另有一套划分系统。12.我国北方震旦系,以蓟县北部山区一条中上古界地层为标准剖面,俗称“蓟县剖面”,历经约十一亿年的沉积历史,以岩层齐全、山露连续、保存完好、顶底清晰、构造简单、古生物化石丰富、变质极浅、有上万厚的特点,显示出得天独厚的本色。早为国内外地质学家所共认[21]。1984年10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将蓟县剖面,包括长城系、蓟县系、青白口系的中、上元古界的地层剖面列为国家级地质自然保护区,填补了我国这类自然保护区的空白,成为国际地质学界探究古老地层的典型剖面[21]。为众人所向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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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中获得的科学技术知识,通过大量标示科学概念的术语表达出来和进行传播与交流。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技新术语不断大量涌现。科技知识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作为其信息载体的科技术语应具有国际性。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我国科技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工作[1－8]。近年来,不少文献对科技术语学和名词审定工作进行了探讨[9－28]。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科技术语的国际性及有关问题,迫切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4、34]。本文拟对术语国际性的一般涵义,汉语科技术语订名的各种方法,以及如何使汉语科技术语国际性好等方面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二、术语国际性的一般涵义我国术语学家在介绍布拉格术语学派时指出：“国际性,即要求术语与国际上已通用的相应术语保持概念上的一致;在概念一致基础上,在不违反本民族语言的构词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力求词形与发音上也能与国际词接近”[20]。这是拼音文字国家术语国际性的内涵。我国科学家在谈到近代天文学名词的国际性时指出：“确定国际通用名词的汉语对应词,必须充分考虑我们民族语言的特点。使用拼音字母的国家或民族,往往将国际通用名词按本民族相应的语音拼出即成为本民族名词,这种音译法对我们是不适用的。汉字是方块字,每个字都有单独含义,音译出来常常使人感到莫名其妙。更重要的是汉语有非常丰富的语汇,有极强的表现力,能够用非常简练的语词来表达外来词的涵义。因此,我们赞成“涵义对应”的原则。“涵义对应”是指汉语名词应用所对应的外文词在学术上的概念一致,近乎于按名词的科学概念来确定汉语名词”[29]。这是汉语术语国际性的一种典型观点。我国有的语言学家在谈到术语国际性时认为：“我国在移植术语过程中基本上是采用意译法,这样便形成了同国际潮流背道而驰的局面。为什么没采用音译法？众说纷纭。很多人从现象上看问题,认为汉语不易接受外来语。我的看法与此相反。我认为不是汉语不易接受外来语,而是汉字不易接受外来语。汉字文章无词的界线,音译词夹杂其中,模糊不清,当然不受欢迎。如果实现了汉语拼音化,我想,汉语也完全有可能象其他拼音文字一样,大量吸收音译借词(起码在纯术语范围内),逐渐向术词国际化靠拢。”[30]这是主张用汉语拼音实现汉语术语国际性的典型观点。我国与这方面有关的科技名词审定条例和确立术语的原则与方法的文件,亦规定科技名词订名要与国际协调一致[31－33]。三、汉语科技术语订名的各种方法我国科技术语,从定名的特点和来源来看,可分“国产”和“外来”两类。而细分则有如下一些形成汉语科技术语的方法：[23、28、11、21、35、36]1.理据订名即根据概念内涵确定有汉语特点的简明术语。这种方法又称科学订名。如：指南针(compass),火药(powder),印刷术(printing),石油(petroleum),夏令时(daylight saving time),火车(train),飞机(airplane),衍射(diffration),阻尼(damping),激光(laser),电视(television)2.非理据订名这是一类随语言发展而约定俗成的术语。大多数物质专名都属这类。有些这类专名也是术语。如：树(tree),花(flower),头(head),心(heart),脑(brain),骨(bone),土(soil),石(stone),铁(iron),金(gold),日(sun),月(moon),星(star),天(sky),风(wind),光(light),电(electricity)3.意译这是根据外文含义译成适当的汉语术语。如：标量(scalar),矢量(vector),输入(input),输出(output),直拉法(Czochralski method)意译做得好,则成为上面提到的按概念简明订名的理据订名。4.直译即按外文词义逐词翻译而成的术语。如：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菜单(menu)(注：这是计算机科学术语)5.音译这是根据术语外文发音,用汉字标音译出。如：雷达(radar),马达(motor),休克(shock),伏特(volt)6.半音半意译这是音译加上汉语类词,或人名音译加上意译词。如：拖拉机(TPAKTOP),艾滋病(AIDS),欧姆定律(Ohm's law)7.音译兼意译术语定名既体现该词原文读音,而汉字又含有其概念的涵义。如：伺服(servo),台风(typhon),基因(gene),绷带(bandage)8.形译(象译)这是用适当的形状词译出而得到的汉语术语。如：丁字尺(T－square),工字钢(I steel),三角皮带(V－belt),乙形梁(Z－beam)9.借用日语这是直接采用日本汉字术语。如：物质 元素 固体 细胞10.按外文字母译这是直接采用外文字母作汉语术语。如：X射线(X－ray),A型星(A－star),O型圈(O－ring),α粒子(alpha particle)11.造新字这是过去对化学元素和某些难表达的概念订名的方法。如：氧(oxygen),氢(hydrogen),锑(antimony),熵(entropy)从汉字发展规律来看,现在一般不再采用此法订名新的术语。12.简称以外国人名表达的术语和长术语,有时用此法。如：摄氏温度计(Celsius'thermometer),格里年(Gregorian year),赫罗图(Herlzsprung－Russell diagram),崩越二极管(impact avalanche transit time diode)13.采用第一个字母这是采用外国人名的第一个字母构成术语。如：HR图(Hertzsprung－Russe11 diagram),B－A真空计(Bayard－Alpert gauge),E－W核(Edinger－Westphal nucleus)14.采用原文这是直接采用外文缩写词和外文人名。如：BASIC[语言],FORTRAN[语言],PN[结],DNA,MOS,Michelson干涉仪,W.L.Bragg[定律]四、讨论1.确立科技术语,采用上述哪种订名方法才好？在我国改革开放向前发展的形势下,对汉语科技术语订名,如何才会更适宜、社会效益才会更好？这是当前我们开展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和术语学研究,应当考虑的问题。对此我个人认为：首先,应当全面考虑术语特性,从而确定恰当的术语。应考虑的术语特性概有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简明性、汉语特性、国际性、科技语体特性;审定科技术语时还要考虑现实性(约定俗成)[20－28,31－33]。其次,要使一个术语具备所有上述特性,常常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各特性间常是相互制约的、有矛盾的。根据概念内涵订出“名符其义”的术语,是首要一点,其余各点也应适当加以考虑。有时为了有利于某个方面,订名时可适当侧重该方面一些。其三,对已惯用的术语,除十分不妥时,一般不宜轻易改动,否则不利于统一。2.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国际交流口益加强,术语的国际性显得愈来愈重要。如何使术语的国际性好,是个复杂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探讨一些可行的规则,是解决办法之一;对具体术语进行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妥善订名,是解决办法之二。为适应这项需要,我个人认为现在汉语科技术语的国际性应包括如下三点：(1)概念内涵与国际一致。不能我们指的是甲,他们指的是乙。这样,无论是撰写学术论著、进行学术交流,还是开展外贸、合资经营,都不致误解、产生差错和贻误大事,以致造成损失。(2)尽可能订出有利于国际交流的术语。从这点来看,适当采取“用原文”和“音译”订名方法,可能有一定好处。因为音译术语无论对把汉语译成外文,还是对外国人听汉语,都是方便的。(3)相应国际术语的改变和不同表达,必要时汉语订名宜做适当变动与之对应。如计量学单位的词头毫微(milli－micro)变为纳诺(nano－),微微(micro－micro)变为皮可(peco－)[37]。再如对应同一概念的ergonomics和human factor engineering,中文订名宜为工效学(又称人因工程学)[35、40]。3.我在这里谈到的音译术语,实际上包括前一部分讨论的5、6、7各点。概括来看,音译术语订名方法运用于三方面：(1)求得读音与国际基本一致(且简洁),有利于国际交流,如马达(motor)[35]、基因(gene)、脉泽(maser)[38];(2)若以意译(或直译)表达则术语冗长,如：雷达(radar)、艾滋病(AIDS);(3)意译不好表达其涵义,如鲁棒(robust)[35]、伺服(servo)、喀斯特(karst)[41]。在开头使用音译术语时,宜加简短注释。多音节外文术语,不宜音译,音译后也会慢慢被意译淘汰,如盘尼西林即为青霉素所取代。4.随着科技发展,国外愈来愈多地用缩写词表达繁复的术语,如何订名缩写词术语,是个大问题。我国科技界对待缩写词采取了音译、意译、音译加意译、全译、简译、缩写词加意译、用原缩写词等几种方法[28]。从有利于国际性角度看,适当采用原缩写词是个好办法。但应注意两点：(1)在文章开头用到缩写词时,应加注释,以便人们理解;(2)不宜大量引用,只能选些用途较广、比较稳定的缩写词,否则不便国内交流,造成新的混乱。在专业性较强的书刊和学术交流中,可适当增加缩写词的运用(以及可直接采用外国人名原文)。5.由于我国汉字是方块、表意文字,故在音、形方面不像拼音文字国家那样容易实现国际化。有的学者主张用汉语拼音字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实不敢苟同。因为使用汉字和以汉语作为传递信息、交流文化媒介的华语地区,除港澳台外,还包括新加波、日本、南朝鲜、海外华侨和外籍华裔的大群体,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目前在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形成学习汉语的热潮,汉字、汉语的国际效用愈来愈大[39]。并业已证明,汉字即使在计算机和信息时代也很有生命力。此外,用拼音字母转写的术语,外国人还是不认识,我国人一般也不懂其涵义,如其那样,还不如直接引用原文(包括人名和术语)。五、结语当今,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如何改进汉语科技术语的国际性,使之有利于国际交流、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是个迫切需要解决而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这正说明需要我们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我认为为了适应这项需要,除了科学订名时概念内涵与国际一致和相应国际订名的改变汉语订名必要时做适当改变之外,可适当采用一些音译术语(尤其对于某些缩写词)和直接采用一些缩写词术语。至于具体采用哪个音译术语和哪个缩写词,我想可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国家技术监督局领导下,在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该学科名词时,及有关单位制订术语标准时,认真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从而为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多贡献我们的力量。吴凤鸣同志对本文原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深致谢意。由于水平有限,文中可能有很多错误和不妥之处,希多加批评指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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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医学微生物学存在一些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文章就沙门氏菌属、耶尔森氏菌属、埃希氏菌属、志贺氏菌属、奈瑟氏菌属、布鲁氏菌属、克雷伯氏菌属、立克次氏体属、芽孢杆菌属、枝原体属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革兰氏染色、革兰氏阳性菌、细菌芽孢、非典型性肺炎和SARS、“病原生物学”等微生物学术语,进行了研讨和提议。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是微生物学(microbiology)的一个分支,其汉译科技术语本应与微生物学科的科技术语[1-4]相一致,但在笔者所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经常被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5-7]所困扰。譬如,编写《医学微生物学》教科书,为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制定医学微生物学科考试大纲以及每年参加执业医师考试命审题等,医学出版机构所要求使用的汉译科技术语经常与微生物学出版物所载名称不一致,深深体会到将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进行统一,使之标准化,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就医学微生物学某些有争议的汉译科技术语名称,与学术界同行们进行商榷。一 关于汉译名称中“氏”的正确使用汉字“氏”的使用中注明,“在学有专长的人的姓或姓名后面加‘氏’表示尊重”[8]。微生物学中有不少为纪念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以其姓氏或姓名命名的科技术语,在细菌名称中尤为多见。[2-7]还有不少微生物名称是以团体名称或首次发现地名命名,例如军团菌属(Legionella)、汉滩病毒(Hantaan virus)、汉城病毒(Seoul virus)、辛诺柏病毒(Sin Nombre virus)、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扎伊尔埃博拉病毒(Zaire Ebola virus)、辛德比斯病毒(Sindbis virus)等。[2-7]基于上述理由,凡是以学者姓氏或姓名命名的微生物学科技术语,均应采用姓氏或姓名后加“氏”的汉译名称为宜。例如Salmonella是纪念美国细菌学家D.E.Salmon命名的菌属名,众所周知,Salmon(沙门)是西方人名D.E.Salmon中的家族名(family name),即相当于国人的姓,故Salmonella应汉译为沙门氏菌属[1-6],不应译为沙门菌属[7]。同理,Yersinia是纪念法国细菌学家A.J.E.Yersin(耶尔森)于1894年首次从鼠疫患者体内成功分离该菌而命名为耶尔森氏菌属[2-6],也不应译为耶尔森菌属或耶氏菌属[7]。其他还有埃希氏菌属(Escherichia)、志贺氏菌属(Shigella)、奈瑟氏菌属(Neisseria)、布鲁氏菌属(Brucella)、克雷伯氏菌属(Klebsiella)、巴斯德氏菌属(Pasteurella)、鲍特氏菌属(Bordetella)、弗朗西斯氏菌属(Francisella)、立克次氏体属(Rickettsia)、考克斯氏体属(Coxiella)、巴尔通氏体属(Bartonella)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Widal test ,Widal’s test)、革兰氏染色(Gram stain,Gram’s stain)、革兰氏阳性菌(Gram-positive bacteria)等术语[1-6],均已是约定俗成且长期被广泛使用的科技术语,没有必要去掉“氏”,再启用一批新的汉译名称[7],以免与以地名或团体名称命名的汉译术语相混淆。二 考证“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bacterial spore含义为某些细菌在不利条件下,于“菌体内形成具有多层膜包绕的圆形或卵圆形小体”,形如真菌的厚膜孢子(chamydospore),且可“发芽,形成新的菌体”[6-7],故汉译名称为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简称芽孢(spore)是合理的。在细菌分类中和细菌学的大量出版物中,芽孢(spore)一词已被普遍使用,例如芽孢杆菌科(Bacillaceae)、芽孢杆菌属(Bacillus)、无芽孢杆菌(nonsporing rods)、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肉毒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botulinum)、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tetani)、炭疽芽孢杆菌(Bacillus anthracis)等。[1-4,6]因此,不需要另造细菌“芽胞”一词[5,7]之必要性。三 支原体属还是枝原体属有些医学微生物学出版物中将Mycoplasma译为支原体属[5,7]。按照对Mycoplasma词义解释,为“没有细胞壁能形成丝状与分枝状”[6-7]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种属,理应汉译为枝原体属(Mycoplasma)[2-4,6],而不应汉译为支原体属[5,7]。正如Mycobacterium因“繁殖时有分枝生长趋势”,汉译为分枝杆菌属(Mycobacterium)[2-7],而不译为分支杆菌属。四 传染性“非典”与SARS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简称“非典”,是与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引起的大叶肺炎相对应的间质性肺炎。在2002年之前,已知引起“非典”的病原体主要有4类,即(1)肺炎衣原体(Chlamydia pneumoniae)即TWAR衣原体;(2)肺炎枝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3)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4)病毒,包括①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②冠状病毒(coronavirus)等。这些病原体引起的“非典”均有一定的传染性,故均可称作传染性非典。2002年11月—2003年6月,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曾突发另一种合并呼吸衰竭的严重非典型肺炎,其临床特点为急剧发生弥漫性肺炎及呼吸衰竭,较过去由已知的病毒、嗜肺军团菌、枝原体及衣原体所引起的非典型肺炎严重得多。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卡洛·多尔巴尼(Carlo Urbani)博士于2003年3月16日将其命名为serious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为SARS。其后多尔巴尼博士在越南不幸被感染SARS以身殉职。为纪念这位科学研究先驱,WHO正式采用他所命名的SARS病名,并将稍后发现的该病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ronavirus,简称SARS-Cov。唯有我国一直沿用2003年春临时称“传染性非典”的病名,并将其写入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届第十一次会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这样极易造成与一般“非典”相混淆,传染性非典不全是SARS,SARS仅仅是传染性非典中极其特殊的一部分。为了与世界接轨,建议应将中国独有的“传染性非典”名称更名为国际通用的SARS病名,正如AIDS已被直译为艾滋病,不必再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病名。五 质疑“病原生物学”一词“病原生物学”一词已载入中国学科目录,近年来全国新设不少病原生物学系或教研室、病原生物学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授予点,甚至有《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原名《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2006年2月易名,为中国核心期刊)和《病原生物学》教科书等。中国组创病原生物学学科的初衷是将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与医学寄生虫学(medical parasitology)两个学科合二而一,但实际上这种划分不妥。就医学微生物学而言,它不仅研究致病的微生物,还研究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微生物即人体正常微生物群(normal flora),显然用“病原”一词不恰当。再就生物学(biology)而言,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算生物,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很广。病原生物学是中国独创的术语,虽然可英文直译为pathogen biology,但在外文专业书刊中从未发现过这个词汇,也无此书名刊名的外文科技书刊。目前国外教材或学术专著,除个别英文原著Medical Microbiology中包含医学寄生虫学内容外,均将医学微生物学与医学寄生虫学分别出版。故建议废除“病原生物学”学科名称,取而代之应恢复医学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ology)学科名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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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量考古与出土文物研究,表明我国原始人类早在石器时代就有直观的矿物知识,并有最为原始的应用。1959年在甘肃武威县皇娘娘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的铜刀[1]等,经光谱分析,虽系纯铜(红铜),但也含有锡(0.1－0.3%),铅(≤0.03%),锑(0.01%),镍(0.03%),经电子探针分析尚有铁、砷等。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1]、重达875公斤,其中铜84.77%,锡11.6%,铅2.79%,这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文物中最大的青铜器。大量出土文物表明我国原始人类认识金属和使用金属已有一定水平。一、关于“矿”、“矿物”术语的溯源与探讨“矿”在我国文字史上源于象形文字,其符号是卝,丱,,,矿,鑛,有形、声、义三位一体的内涵。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凡与矿有关之词,诸如矿山、矿井,矿脉等,也都源于此。早在春秋时代,就有《周礼·地官·卝人职》以及《周礼·卝人注》,其含意与解释就各不相同,试举国内常见的释义：1.《说文解字》[2]：“卝,即象掘地深入之形”;2.《辞源》[3]：古磺字。“磺为矿之本字,未成器之金玉”;3.《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4]：“卝为矿字的古体”。引《说文解字》石部磺字注：“铜铁朴石也”。下附有“卝”字注为“古文矿”。郑玄注释《周礼》说“卝之言矿也。金玉未成器曰矿”;4.《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5]：“矿字,古文作卝”,引《周礼·地官·卝人职》：“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并认为古卝字中的两竖是表示巷道的两壁,左右两横表示巷道的支护。综观上述,对照湖北铜录山古坑道遗址分析,这个古代象形字的内涵与结构,确耐人寻味,并富有学术意义。英文“Mineral”[6]一词,源于拉丁文Minera,或为Mineri,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多见,而在中世纪使用更为普遍,其意为矿山,矿山掘出物之总称,当时凡从地下掘出之矿物、岩石、甚或化石均称矿物,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分化,所指范围逐渐缩小,十七世纪后,在西方就具近代矿物概念,作为独立学科——矿物学(Mineralogy)一词,据文献记述为意大利学者B.蔡吉鸟斯于1636年提出。汉字“矿物”一词近代概念及使用时代,尚无比较确切的资料和论证,众说纷纭。就所掌握的局部资料,做如下论述：1.据潘吉星《矿冶全书》[7]记载,明代天启年间,我国曾翻译德国人阿格里柯拉(Ag－ricola,1494－1555)的巨著《论金属》(De la Metallica)。当时以(坤舆格致》为各印制。该书有矿物早期分类,还描述了晶形、劈理、光泽、颜色、透明度、硬度等矿物特征,但至今尚未查到汉文遗本。2.1862年京师同文馆,1863年上海方言馆均专设金石专业课,即相当于矿物之类课程[8]。把矿物译作“金石”者颇多,诸如1872年出版的《金石识别》,以及《金石表》,1903年出版的《相地探金石法》,1903年出版《金石略辨》等,都是翻译国外矿物类著述。直到1921年章鸿钊的《石雅》问世及《洛氏中国伊斯兰卷金石译证》(1925)仍沿用。3.据查,1889年广东水陆师学堂曾设有矿物课,1892年湖北铁路局附矿学堂,1895年天津西学学堂,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等都设有矿物课;鲁迅、顾琅等1899年在江南陆师矿路学堂除专修矿物课,并以《金石识别》为课本[9]。4.1902年(光绪28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之《钦定学堂章程》以及《奏定学堂章程》(1903)中专列地质、矿物科目,据此,这可能是矿物一词作为正式文献最早出现;又据崔云吴研究,1902年华循编之《矿物学》教科书正式出版[10],为汉字“矿物学”一词最早出现之教本。从此,相继便有一批矿物学类著述出版,诸如《中等矿物学》(1903),《最新矿物学》(1904)等。5.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11]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251页之“脚注”上提及英国人慕维廉(W.Muithead)1846－1900年在华期间曾撰辑有《地质学和矿物学词典》(中文){[Glossary Chinese]Mineralogical and Geological Terms.In Doolittle,J(I),Vo1.2,p256.}矿物一词可追溯到咸丰年间(1853年前后)。二、中国古籍中有关矿物的记述我国浩如湮海的古籍中,对矿物、金属有极为丰富的记载。1.《禹贡》[12]是《尚书·夏书》的一篇,成书时代尚有争议,但作为一部代表战国先秦时代的地学发展的典型著作,却为大家所公认。书中列入纳贡品有金三品,即金、银、铜,瑶琨,为玉的一种,砮石为铁矿,丹为水银矿、铅松即铅矿,砺砥为研磨材料,此外,还有浮磬、璆等12种之多[13]。另有涂泥(粘土)、黄壤(黄土)、坟垆(钙质冲积土)、青黎(无钙质冲积土)以及赤殖坟等术语。2.《管子》,共二十四卷八十六篇,其中《地数》篇[13]专论金属矿产及其共生关系。诸如“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者,其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此山之见荣者也”。[14]3.《周礼·考工记》,据郭沫若考证,为春秋时代齐国官书。曾记载有：“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费能为良,地气然也”。[13－14]金属产地性质不同,而制作工具性能各异,包括了矿物地理分布概念;书中更精彩的描述就是“六齐”了。金有六齐：六分其金、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斧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15]湖北大冶铜录山古矿遗址的发掘材料,也有此类内容。4.《山海经》[16],一般为战国之初与春秋之末,在《五藏山经》上记载黄金产地二十三处,赤金产地十三处,铁矿产地三十四处,铜产地十九处;《中山经》中提出：“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零九”。5.秦代铁矿开采繁盛,从设置铁官记载,表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铁矿的开采与使用已有相当水平;从临潼武家屯出土的金饼,标明当时金矿开采也较发达[5]。6.汉代对金属矿的记载更多(1)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东汉设铁官34处,其它还有银、锡、铜、白金、雄黄、雌黄、玉石等。而在《汉书·地理志》中仅有27处[13－14]。(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江南出…金、锡、连(铝之未炼)、丹砂(朱砂)、铜、铁等”。[13－14](3)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17]中记述矿物和金属有：铜、金、银、铅、锡、文石等,书中列有设铁官48处。(4)东汉刘珍的《东观汉记·地理志》也有少数矿物及金属描述。(5)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有金银矿、雄黄、雌黄、空青、青碧以及铁矿多处[13－14]。(6)两晋时代由于农业的发展,人们认识和使用金属矿更为普遍,1974年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一处铁作坊和一个铁器窑,共出土铁器4195件,从铁器铭文鉴定,为两晋时代[13－14]。(7)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列举矿物20余种,有丹砂、雄黄、雌黄、云母、石英、硫石、白矾、鲁青(CuSO4)。7.《神农本草经》,有人主张成书于秦汉时代,是我国现存最早一部药物学专著,全书三卷,其收载药物365种,分上品、中品、下品,其中药用矿物46种,其名称如下：“玉泉、丹砂、水银(汞,女)、空青、曾青、白青、扁青、石膽(石胆)、云母、朴消、消石、礬(矾)石、滑石(冷石)、紫石英、白石英、五色石腊、太－禹余粮(禹余粮)、雄黄、雌黄、石钟乳、殷孽、公孙孽、石硫黄、凝水石、石膏、阳起石、慈(磁)石、理石、长石、肤青、铁落、青琅玕、代赭石、卤碱、白恶(垩)、铅丹、粉锡、石灰(同白垩)、冬灰、石蚕”[13－14]。8.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繁盛时代,人类认识和使用矿产资源的范畴不断扩大。(1)据《新唐书·食货殖》记载,主要金属矿产分布区：“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新唐书·地理志》：全国有铁的地点104处,“有铜”62处,“有银”35处,“分布于二十八州(府)”。(2)唐玄奘(602－664)在《大唐西域记》中描述沿途所见物产中有矿产及玉石多种。(3)苏敬等著《新修本草》是我国第一部药典,载药850种(新增114种*),首创按药物自然来源进行分类,分玉、石等九类,包括空青、礜石、绿盐、密陀僧(一氧化铅litharge),以及卤砂(氯化铵)[13],出于西戎,形如牙消,先净者良,柔金银,可为焊药。(本段*,见第28页脚注)(4)唐代李吉甫(758－814)的《元和郡县志》记载有蓝田县“出美玉”,安邑县出银,莱芜县出铁,长沙县出铜、云母,平阳县出银,四会县出金。卷七中还对陨落及陨石做过描述。9.宋代,特别是北宋时期,查明全国金属矿产分布已有一定规模,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凡金、银、铜、铁、铅、锡及其冶炼场所达二百有一”[5]。(1)宋乐史(970－1007)《太平寰宇记》,有人称之为我国古代矿物地理之书,书中不但描述金、银、铜、锡、铅、铁以及汞等金属矿外,还记述了124种矿物的物性、化性和地理分布。(2)北宋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18]中对地学方面内容阐述颇多,其中在矿产方面者,①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石油”一词,即：“鄜延境内有石油”,并预言我国石油多“生于地中无穷”;②描述了治平元年常州陨石坠落情况;③对太阴玄精(石膏晶体)作了比较确切的科学描述,太阴玄精古代曾有阴精石、玄精石、玄英石、太乙玄精石、益玄精等名称。经1974年北京中医研究院中药室研究,确认沈括所述纯属含水石膏晶体,属单斜晶系,沈括根据晶形、解理、加热失水性能,比较了几种不同盐类,其化学成份为CaSO4·2H2O。更值得提及的是沈括从其横断面定出近似正六角形,说明沈括对晶体几何形状和解理的观察是十分精确的。沈括所述马牙硝,即硫酸钠(Na2SO4·10H2O),所述盐碱为硫酸钾镁复盐(MgSO4·K2SO4)晶体,中药中称之为凝水石、又名盐精石[18]。沈括引《黄帝素问》中“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气在天为湿,土能生金石,湿亦能生金石”,提出胆矾水加热加料煮能生铜、胆矾即硫酸铜(CuSO4·5H2O),还指出：石洞中水滴下来成为钟乳石和石笋的论断。同时,还对朱砂(硫化汞)的药性及其加热转化做过论述。(3)宋唐慎微在1056－1063年撰《证类本草》收入药品共为1746种,无机药物达253种,但玉石类矿物几无所增,像辰砂,(cinnabar)又称朱砂、丹砂,以湖南辰州(今源陵县)所产最佳,故名,含Hg86.2%,三方晶系,硬度2－2.5,比重3.09。一般为低温热液成因矿物[14]。(4)宋代杜绾著《云林石谱》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矿物岩石学专著,书中记载石品116品：①纯石灰岩类,被水侵蚀,有奇特形状,可作假山用石20余种,②石钟乳类,③含长石的石灰岩或砂岩,④含锰质或铁质石灰岩或砂岩,⑤纯石英岩、砂岩、玛瑙等,⑥叶蜡石、云母、滑石类,⑦页岩和砚石类,⑧纯金属矿物和玉类,⑨化石类。其重点是描述园庭赏鉴的岩石和制做各类珍品,诸如石砚、文物等石头,特别是变质岩类,描述了这些石头形状、颜色、硬度、文理、光泽、晶形、磁性、透明度、吸湿性、风化性和化学作用等;书中有比较丰富的岩石矿物知识[13－14]。(5)南宋范成大(1126－1193)[19]撰《桂海虞衡志》,书中记述岩洞20－30余处,并提出钟乳石是“石液融结所为”的岩溶成因概念;金石部分,记述了生金、丹砂、滑石、铅粉、石梅、石柏等。10.元代统治者加强了矿产的管理,“设置诸洞冶总管府,专以掌管随金、银、铜、铁、丹粉、锡、碌,从长规划,恢办课程,听受制国用使司节制勾当”[5]。(1)《元史·食货志》、《新元史·食货志》记载有铁矿、铜矿、锡矿、银矿、金矿、朱砂等。《元史·食货志》中记述煤炭课总计钞二千六百一十五锭二十六两四,可见元代煤炭开采大有发展;《元一统志》中除记述汉代发现的陕西延安附近石油产地外,尚记述四个新石油产地：延安县南迎河,延川西北,宜君县姚曲村以及鄜州东采铜川[13－14]。(2)元陶宗仪撰《辍耕录》[13]有玉石多种描述,其中有于阗玉石多种,诸如回回石等。11.关于明代全国金属矿产分布,以《明一统志》、《明史稿》、《明史·食货志》、《明实录》等记述较详,像铁矿,仅官铁年产一千八百余万斤。(1)宋应星的《天工开物》[20]共18卷,其中燔石、丹青、冶铸、锤锻、五金、珠玉卷内有各类矿产的记述。书中最早、最详细地记述了从炉甘石(碳酸锌)中提炼金属锌技术,锌古代称之为水锡、白锡或倭铅。有人认为倭铅一词源于日本,这是不对的。当时,宋应星曾指出：“以其似铅而性猛故名之曰倭铅云”[22]。欧洲直到16世纪才了解锌是一种金属,最早用炉甘石炼锌的方法则是在18世纪,据考证是由劳逊博士来中国考察后带回的技术[1,14]。在“燔石”卷中,记述金矿“多出西南,砂金多者出云南金沙江”,海南岛的儋、崖两县则都有砂金矿。银矿：浙江、福建旧有坑场,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四川、甘肃都有“美矿”。关于铜矿：“西自四川、贵州为最盛,湖广武汉、江西广信皆饶洞穴”。关于锡矿：偏出西南郡邑,东北寡生,古书名锡为“贺”者,以临贺郡产锡最盛而得名也。大理、楚雄即产锡甚盛,道远难致也。《珠玉》卷,介绍各种宝石的形状、色彩质量和玉石的采集、琢磨,包括玛瑙、水晶等的产地和用途。《珠玉》卷说到：“西洋琐里有异玉,平时白色,晴日下看映出红色,阴雨时又为青色,此可谓之玉妖,尚方有之。朝鲜西北太尉山,有千年璞,中藏羊脂玉,与葱岭美者无殊异”[21,22]。(2)明曹昭著,舒敏编,王佐增之《新增格古要论》十三卷,其中珍宝论、古铜论、异石论等有较多玉石名称,诸如珍宝论有：古玉、沙子玉、石类玉、玛瑙、柏枝玛瑙、圆块玉、猫睛、碧靛子、马贾珠、石榴子、铺绒线石、金星石、琥珀、珊瑚树、金、紫金、乌金、金刚钻等;异石论有灵壁石、红丝石、竹叶玛瑙石、云母石、南阳石、永石、川石、英石、试金石、湖山石、霞石、龟纹石、昆山石、太湖石等,其中对玛瑙阐述颇详：“玛瑙多北地,南蕃亦有,非石非玉坚而且脆,不夹石者为佳,有人物鸟兽形者最贵。有锦花者,谓之锦红玛瑙,有漆黑中一线白者,谓之合子玛瑙。有黑白相间者,谓之截子玛瑙。有红白杂色如丝相间者,谓之缠丝玛瑙,此几种皆贵。有淡水花者,谓之浆水玛瑙。有紫红花者,谓之酱斑玛瑙。有海蛰色鬼面花者,皆价低。又浆水色内有花纹如柏枝者,故谓之柏枝玛瑙,亦可爱”[14]。(3)明林有麟撰《素园石谱》,所居素园辟玄池以聚奇石玩赏,共101种,其中属矿物、岩石者,诸如：永宁石、达摩石,以及峨嵋山之菩萨石,色莹白,若太山狼牙石水晶之类,日光射之,有五彩,如佛顶圆光[14]。(4)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23,24]是一部著名的药典,书中收矿物岩石分三大类,在土类和金石类中列有较多的药用矿物名称。土类中的白垩,又名白善土、白土粉、画粉,属粘土矿物,主要是高岭土和膨润土,又有甘土、赤土(红土)、黄土之分。金石类之金,又名黄牙、太真,有山金、砂金之别,砂金以块金或狗头金为自然金的最精品。银,又名白金、鋈,有锡恡脂(辉锑矿)、银膏、硃砂银之分。铜有赤铜(又名红铜)、白铜、青铜,自然铜又名“石髓铅”,铜青又名“铜绿”,即现称之为“孔雀石”(Cu2[CO3][OH]2)。铅又名青金、黑锡、金公、水中金。药用铅都是经过冶炼出来的,像铅霜,又名铅白霜(化合物);粉锡,又名解锡、铅粉、铅华、胡粉等;铅丹,又名黄丹、丹粉、朱粉等为铅的氧化物;密陀僧,又名没多僧、炉底,为氧化铅。锡又名白鑞、鈏、贺。铁,又名黑金、乌金。《本草》中又分有钢铁,又名跳铁,铁落,又名铁液、铁屑、铁蛾,铁粉、铁精;铁华粉,又名铁胤粉、铁艳粉、铁霜(氯化铁);铁,又名铁衣;铁爇,又名刀烟、刀油;铁浆(氢氧化铁)等。石类是《本草》阐述药用矿物中的最主要部分。丹砂,又名朱砂、巴砂、真朱、越砂、马齿砂、光明砂、马牙砂、无重砂、妙硫砂,实际就是现矿物学称之为辰砂。水银(自然汞),又名汞、澒、灵液、姹女。水银粉,又名汞粉、轻粉、峭粉、腻粉。粉霜,又名水银霜。灵砂,又名二气砂。雄黄,又名黄金石、石黄、薰黄。雌黄。石膏,又名细理石,寒水石,按其化学物性,李时珍分为软硬两种。理石,又名肌石、立制石(为丝状石膏)。长石,又名方石、直石、土石、硬石膏。方解石,又名黄石。滑石,又名画石、液石、石、脱石、冷石、番石、共石。不灰木,又名无灰木,可能为蛇纹石类的石棉。五色石脂,以五种成分不同矿物而命名,黑石脂为石墨,赤石脂为红土,章鸿钊《石雅》[31]定为陶土,颇有争议。桃花石,似赤石脂,有人认为属叶腊石类。炉甘石,又名炉先生,有人认为是碳酸锌,菱锌矿。井泉石,黄土结核,主要是碳酸钙。无名异,极似软锰矿。蜜粟子,似为褐铁矿。石钟乳,又名留公乳、虚牛、芦石、鹅管石、夏石、黄石砂、其名之意为“石之津液,钟聚成乳,滴满成石”,故名石钟乳。分石乳、竹乳、鹅管石、殷孽、孔公孽、石床、石脑七种。石脑油,又名石油、石漆、猛火油、雄黄油、硫黄油。石炭,《本草》列有煤炭、石墨、铁炭、乌金石、焦石等名。石麦,为白云石粉。浮石,又名海石、水花,主要指火山喷发之玻璃质物质构成。阳起石,又名羊起石、白石、石生,现仍为阳起石。慈石,又名玄石、处石熁铁石、吸铁石,矿物学上称之磁铁矿。当时已认识其有吸铁及不吸铁之分,玄石即为不吸铁之磁铁矿。代赭石,又名须丸、血师、铁朱、土朱,现为赤铁矿。禹余粮,又名白余粮,传说“昔大禹会稽于此余粮者”而得名,今矿物学上称之为褐铁矿。当时李时珍认为“禹余粮乃石中黄粉,尘于池泽。其生山谷者为太一余粮,又名石脑、禹哀。空青,形如杨梅,又名杨梅青,有人误为孔雀石,实为现矿物学上之石青。曾青,空青成层状者。绿青,又名石绿、大绿,即现名孔雀石。扁青,又名石青、大青,《石雅》考为铜蓝(石青)。白青,又名碧青、鱼目青,即石青,又叫铜蓝。石胆,又名胆矾、黑石、毕石、君石、铜勒、立制石。现称之为胆矾。礜石,又名白礜石、太白石、立制石、青介石、固羊石、石盐、泽乳、鼠乡,现名毒重石,或称砷华不一。特生礜石,又名苍礜石、苍石、鼠毒,单体,形似方解石,另有握雪礜石,据王嘉荫分析,似为砷华。砒石,又名信石、人言,生者名砒黄,炼者名砒霜。金星石与银星石,即现称之黄铁矿[26]。婆婆石与豆斑石,又名摩挲石,前者似是含黄铁矿的绿色板岩,后者为斑岩[26]。礞石,疑似辉铜矿。花乳石,又名花蕊石,疑为冻石类。金牙石,又名黄牙石。《石雅》定为黄铁矿。金刚石,又名金刚钻、金刚砂,现代矿物学认为可能是刚玉。砭石,又名针,可制石针。石砮,即禹贡中之砮,又叫燧石、玉髓。越砥,又名磨刀石、羊肝石、砺石。姜石,又名砺石、礓砾、砺。麦饭石,似为花岗岩风化的砂所成。水中白石,可能为长石。蛇黄,似为锑赭石。雷墨,为黑曜石。据王嘉荫先生考证,《本草》中列卤石类矿物20种,并附27种不能定性者。食盐,又名鹾,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相传黄帝时代,宿沙氏初煮海水为盐。戎盐,又名胡盐、羌盐、青盐、秃登盐、阴土盐。光明盐,又名石盐、圣石、水晶盐。卤咸,又名卤盐、寒石、石咸。凝水石,又名白水石、寒水石、凌水石、盐精石、泥精、盐枕、盐根。现矿物学上称之芒硝。《石雅》定为石膏,可能有误。玄精石,又名太乙玄精石、阴精石、玄英石,即矿物学上之钙芒硝,《石雅》定为石膏似有误。绿盐,又名盐绿、石绿,王嘉荫考证为氯铜矿,产于铜矿氧化带中。盐药,即钠硝石。朴消,又名消石朴,盐消、皮消,即芒硝。《本草》谓之消三品,即川消、盐消、土消。消石,又名芒消、苦消、火消、焰消、地霜、生消,北帝玄珠,即矿物学上之硝石。硵砂,又名砂、狄盐、北庭砂、气砂、透骨将军,即现矿物学中之卤砂。蓬砂,又名鹏砂、盆砂,《本草》定为硼砂。石硫黄,又名硫黄、黄硇砂、黄牙、阳侯将军,即现称之为硫黄。石硫赤,又名石亭脂、石硫丹,石硫芝,即现含硫黄,为赤色。石硫青,又名冬结石。矾石,又名石涅、羽泽,煅枯者名巴石,轻白者为柳絮矾。属矾有五种,即白矾、青矾、黑矾、黄矾、绿矾(烧之为绛矾、矾红)。《本草》中之玉类,种类繁多,主要是变质岩中的产物,多以颜色分类,分河玉(砂矿玉)和山玉两大类。均属软玉,其成分为Ca2(MgFe)5(OH)2(Si4O11)2。白玉髓,又名玉脂、玉膏、玉液。青玉,又名谷玉,即菜玉。玉英,又名合玉石,现称之钢玉。青琅玕,又名石阑干、石珠、青珠,王嘉荫考证为绿松石。珊瑚,为碳酸钙。马脑,又名玛瑙、文石,即玛瑙。宝石,似为尖晶石、柘榴石、青石棉之类。玻瓈,又名颇黎、水玉,系石英类。水精,又名水晶、水玉、石英。云母,又称云华、云珠、云英、云液、云砂、磷石。白石英即水精石。紫石英,现仍名紫石英。菩萨石,又名放光石、阴精石,即石英。《纲目》中除160－200种矿物物质名称与岩石名称外,还有矿物晶形、颜色、硬度、解理、脆性、比重,以及磁性名词出现。[13,14,2323,24]12.清代矿业[5]在明代发展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矿物种类与矿产分布均有扩大与增加,其各类矿物名词,多为明代延续而来。在《清史稿·食货志》、《清实录》有集中的记载。清代前期,铜、锡、铅、锌、银五种金属矿,较大矿区多在云南[25]。(1)云南铜矿分布在滇北区、滇西区以及滇中区,其中东川铜矿早有盛名[5];吴其浚(1789－1847)《滇南矿厂图略》(两卷)有详细论述。其他像四川、湖南、贵州,广西铜矿也有开采。(2)锡矿以云南及湖南开采为盛,其中以个旧享有盛名[25]。(3)铅矿,分布在云南、贵州、湖南三省,此外,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区也有一定产量。(4)锌矿(白铅、倭铅),以湖南、贵州为主,其次是广西、云南、四川也有一定产量。(5)银矿,早期曾在山东、山西、陕西开采,后集中于云南[5,25]。(6)金矿,开采较盛,分布较广,主要有云南金矿、湖南金矿、贵州金矿、陕西金矿、甘肃金矿、新疆金矿。(7)汞矿,主要集中于贵州,云南、湖南两省也有一定产量。(8)铁矿,清代前期主要有广东佛山铁厂以及陕西汉中铁厂。(9)煤矿,多集中于山东、直隶(河北)、山西等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各列强相继掠夺我国矿产,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更为扩大,从另一侧面来说,也引进了一些近代矿物学、矿床学的理论和概念,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新的术语。清代中期、末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一些开明的学者、志士着手翻译大量西方近代科学论著,其中矿物学著述不少[10](见上文),有许多矿物学名词、名称一直延用至今,为中国的矿物学发展起过先导性作用。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对中国古籍中矿物记载做过系统考证,著有《石雅》[26]、《古矿录》[25]。《玉于中国历史上之价值与其名称》[27](1922)、《中国用锌之起源》[28](1923)、《再述中国用锌之起源》[29](1924)、《洛氏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30]等;像《石雅》一书,旁征博引,循名责实,准古证今,正名辨物,论述了中国古籍中玉石、珠宝、五金等矿物学特点,至今仍为中国古代矿物学史的经典著作。著名矿物学家王炳章、王嘉荫[23]等都作过系统地考证工作。著名物理学家陆学善[31]从晶体学角度考证了若干矿物名称是颇具意义的。文中对琅玕、琼瑰(玛瑙)、水玉(水晶)、玫瑰(云母古称)、避者达(石榴石)、猫眼(水晶)、祖母绿(波斯语为Zumurud为纯绿宝石)、壁流离(波斯文为billaur,拉丁文Beryllos,梵语为Vaidurya)为绿柱石、文中并列有系统的名称对比表,表明老一辈学者对古矿物名称研究的深度。结语矿物学是近代地质科学的基础学科,随着人类对矿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矿物种类日趋繁多,研究深度逐步走向微观世界,诸如矿物物理,矿物热力学、量子矿物学等。我国1984年出版的《英汉矿物种名称》[32]就审订有3100条,包括一些重要变种、族名、概称,尚不包括矿物学本身的基本术语以及最新矿物名称在内。因此,矿物命名问题,早已为矿物学家、地质学家们所重视,1926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14届国际地质会议上,就成立了国际矿物学协会(IMA)[33],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为了统一命名,相继又成立了国际矿物学命名委员会,专门制定矿物订名的原则与方法;我国早在七十年代也在中国地质学会下,设立了新矿物及矿物命名委员会,研究与订名了一批新矿物。根据1984年资料[34]：建国35年来我国共发现160余种新矿物,其中60余种为国际上所承认,39种已被国际新矿物命名委员会批准,列为世界上已知近三千种矿物的行列,诸如香花石、包头矿、美蓉铀矿、锂铍石等。1985年又批准二连石[35]、扎布耶石为新矿物[36]、还发现斜方辉石新结构。1986年批准锌绿钾铁矾(zincovitaite)矿物[37]以及柴达木石等。同时还发现八次对称准晶体[38],五次对称轴[39],并做了大量矿物晶体形态测量[40],取得颇大成就[41]。矿物学是先于地质学的一门古老学科,矿物名称命名历来是比较复杂的课题,有的采用希腊文,有的则为拉丁文,一般都采用英文、德文等。从历史上看有以下原则[6]：1.依人名者有蓝方石(hauyn),方柱石(wernerite)均以矿物学家名字命名;2.依发现产地者有：维苏威石(vesuvianite),土耳其玉(turquoise)、中国的湘江矿等;3.依化学成份者有：辉钼矿(molybdenite)、碲锑钯矿等;4.依晶形或晶体特征命名者有：尖晶石等;5.依化学性质命名者有泡沸石(zeolite)等;6.依物理性质命名者有橄榄石(olivine)等。随着当代物理学、化学的发展,探索矿物的手段不断更新,红外光谱、紫外光谱、穆斯堡尔谱、俄歇(Auger)谱、拉曼谱、电子衍射谱、各种磁共振谱、电子探针、离子探针等,使矿物学研究定量化。矿物学与其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42],新的理论和学科不断涌现,诸如地壳矿物学、地幔矿物学、宇宙矿物学、遥感矿物学、工艺矿物学、应用矿物学等。自然也就出现大量反映新学说、新理论的术语。矿物学术语研究与溯源,将为推动我国当代矿物学的发展,起重要作用。注释 第27页*据陆学善：《中国晶体学史料掇拾》空青、曾青、白青、扁青均为现在矿物学名词的石青(asurlite),2CuCO3Cu(OH)2。--------------------------第28页*有资料为109种,新增石药14种,又称白硵砂(Salammoniac),成分NH4Cl,为等轴晶系,玻璃光泽,贝壳状断口,硬度1.5－2,比重1.53,常见于近代火山作用中[14]。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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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线是测绘学科中最基本的名词之一。名正义符,清晰易懂,本来就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可是其分类名词,多年来得不到统一,而且相当混乱。现将有关文献中所采用的分类名词,举数例如下,供参考和讨论。1.《测绘学名词》[1](以下简称《名词》)中有词条：“首曲线 intermediate contour”“计曲线 index contour”“间曲线 half interval contour”“助曲线 extra contour 又称辅助等高线”2.《地图学术语》[2](以下简称《术语》)中所列词条与上述《名词》中的相同以外,增加了所谓“同义词”,分别为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半距等高线和辅助等高线。3.《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3]中,“等高线a.首曲线 b.计曲线 c.间曲线”,与《名词》中的相比,没有“助曲线”;也没有《术语》中的“同义词”。4.《省、地、县地图图式》[4]中,“等高线分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辅助等高线”。与上述《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中的分类名词完全不同,而与《术语》中的相比,没有“半距等高线”。5.《测量学》[5]中,等高线的分类：①基本等高线(又称首曲线)②加粗等高线(又称计曲线)③半距等高线(又称间曲线)。与《术语》中所用的名词相比,主次相反,且没有助曲线这个名词。6.《测量学》[6](土建类专业用)中只有首曲线、计曲线和间曲线,也没有助曲线。7.《普通地图编制》[7]中,等高线的分类名词与《术语》中的相同,只是把“同义词”变成了“又称”。从以上情况来看,等高线的分类名词众说纷纭,没有共同语言,形成这样的混乱局面,令人无所适从。还有个别词条,如《名词》和《术语》中的“助曲线extra contour又称辅助等高线”。其中的英文词和“又称辅助等高线”都不正确。再说,助曲线有“又称”,难道首曲线等三个名词就没有“又称”？还应着重指出的是,上述两本《测量学》教材,连助曲线这个名词都没有。以上文献中出现的两组等高线分类名词,都是从国外传入我国的,已混用多年,分不清哪一组是规范名。“首曲线”这一组名词是早年从日本传入我国,沿用至今,直接引用日文中用汉字书写的这组名词不够通顺,对首曲线而言,是按规定的等高距测绘的,图中最主要的等高线。计曲线不过是将每第五条或第四条首曲线的线划加粗些,为的是便于计数。而间曲线和助曲线只是首曲线还不足以显示局部地貌特征时才测绘,起到辅助作用,并不是图中非要不可的,视地面坡度变化情况而定,现从有关文献[16]中获悉,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对这些名词作了如下的修改：“主曲线 intermediate contour……[古]首曲线”“计曲线 index contour,principal contour……”“补助曲线 auxiliary contour supplementary contour……[古]间曲线,助曲线”。这里除了首曲线早就改称“主曲线”[15]外,淘汰了“间曲线”和“助曲线”这两个词不达意的名词,将这些用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以至八分之一[16]基本等高距测绘的等高线,根据其性能统称补助曲线,或辅助等高线,也有称“补充等高线”[8]的。辅助等高线是国际上通用的一个术语,其涵义在不同外文文献中的表述也是一致的,如：“Supplementary contour or one-fourth the basic interval are drawn and shown in dashed lines.”[17]“auxiliary contour(supplementary contour).An extra contour introduced,in areas where contours at the standard interval are too far apart on a map,to show the relief adequately.”[19]“辅助等高线用虚线来表示。”[14]在国内的教材中,也有“加绘补充等高线(间曲线、助曲线)是局部缩小等高距的方法。为了区别于基本等高线,补充等高线大多采用不同式样的虚线。”[8]可是《名词》、《术语》等文献中,把辅助等高线与助曲线混为一谈,造成混乱。要达到测绘学名词规范统一的目的,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希望提高透明度,集思广益。增加责任心,多查考外文资料,注意与国际接轨,问题就不难解决。至于“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和“半距等高线”这一组分类名词是上世纪50年代从俄文ОСНОВ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УТОЛЩЕН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和ПОЛУГОРИЗОНТАЛЬ翻译过来的,还有辅助等高线(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乃是泛指不按基本等高距测绘的,而是用虚线描绘的等高线,显然这一组名词要比原有“首曲线”那组分类名词,通顺些。在美国地质测量局(U.S.Geological Survey)的地形图图式中,等高线也是分intermediate contour,index contour和supplementary contour三种。[13]综合以上所述,认为可用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和辅助等高线作为分类名词的规范词,而以主曲线、计曲线和辅助曲线作为目前允许使用的非规范词,规范名词的英文对应词就可用上面intermediate contour等三个惯用词,得以与国际上的名词概念接轨,有利于交流。此外,对前面提到助曲线所附的英文词问题,extra contour[14]不是术语,英文对应词也只能根据其内涵译quarter interval contour[10],如同间曲线译half interval contour[10]一样,即使不用间曲线和助曲线这两个过时的名词了,但有时还会分别提到这两种辅助等高线,在德文和俄文书中也有这样的提法,分别为Halbhhenlinie,viertelhhenlinie和ПОЛУГОРИЗОНТАЛЬ,ЧЕТВЕРТЬ ГОРИЗОНТАЛЬ。前面提到等高线分类名词的混乱,而分类名词的英文对应词更加混乱,有待澄清,列举如下：index contour计曲线,误认为首曲线;[9,12]intermediate contour首曲线,误认为计曲线;[9,10,12]auxiliary contour辅助曲线,误认为间曲线[11],还有误认为助曲线[9]的;supplementary contour辅助等高线,误认为间曲线[11];前面已提到的;extra contour并非术语,误认为助曲线[1,2,11]。此外,应着重指出的是,2002年公布的《地理信息系统名词》中,有关等高线分类名词的词条,就只有“计曲线index contour”和“间曲线intermediate contour line”,连首曲线和助曲线都没有。这里间曲线的英文对应词也不正确;还有前者称contour,后者称contour line也不恰当,两者不应并立。前者是指“地面上高程相同的点,连接起来所形成想象的闭合曲线,称contour,按它们的正射投影描绘到地形图上,就称之为contour line。”[20]也可不必考虑这样的区分,但用词必须前后一致。从以上情况看来,未能与1990年和2002年公布的《测绘学名词》协调统一,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希望再版时作适当修改。以上所提是否有当,恳请批评指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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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术语的汉字学基础汉字、汉语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古老文明的瑰宝,是东方灿烂文化的象征,这一优秀文字善于表达深邃的哲理概念。远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著述与论坛中留下了精辟记载;善于表达或发掘深沉细腻的情感,历代诗词歌赋中,蕴藏着生动的蓄意和叙情;善于记述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浩如湮海的古籍中记载有大量而丰富的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显示着中国古代学者们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内涵。根据西安附近发掘西周古都镐京出土文物判定,中国文字始于黄帝时代(距今4500－5000年)〔1〕。关于汉字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有着光荣的传统,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古代称之为“小学”,清代末称之为“文字学”;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称之为“汉字学”。其分类有历史汉字学、现代汉字学以及外族汉字学三大类。现代汉字学主要研究汉字学系列、汉语、汉字的形、音、义,汉字计量、汉字电子计算机技术与编码,传声技术以及汉字的信息值等〔2〕。现代科技术语虽然系应用术语学的独立分支,而从学科体系来说,应归属于现代汉字学系列之中。这就是说,研究我国科技术语,包括翻译活动中的术语创译法,都要建立在汉字学的基本知识之上,确切反映所指事物内涵,才能做到信、达、雅的高标准。这正是我国术语及其翻译的优良传统所在。众所周知,相当一部分科技术语源于翻译活动,我国翻译活动,最早始于西周,秦代出期现了最早的翻译机构——译场〔3〕;汉代佛经传入中国,翻译事业大兴。桓灵之世就有著名翻译家安世高、支,东吴的支谦、西晋的竺法护等〔4〕都可说是精通古汉语,几乎都可称之为六朝的文学大家〔4〕;唐代达到繁盛时期,以玄奘(602－664)之《大唐西域记》为代表。他们训释清晰,用字巧妙,充分反映出所指概念的内涵,达到比较高超的翻译水平。明代徐光启(1562－1633)在翻译《几何原本》时,以他文采素质,根据原文含意,释订出反映数学的一套汉字数学名词,至今尚在沿用,诸如：点、线、面、直角、钝角、锐角、多边形、四边形等;此外,李之藻(1565－1670)、徐寿(1818－1884),李善兰(1810－1882),华蘅芳(1823－1902)等〔5〕,他们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以及应用科学方面,以他们高超的中国古汉语、古文字学的素养,按照汉语、汉字的规律和特点,借助外国汉学家的口述(他们之中,几乎都不懂外语),确切地译定出我国早期,表达古代科学内涵的科技术语,有许多术语还是创译而延续至今。试举几个例子,以作探讨。“化学”一词的翻译,据科学史专家们的考证〔6〕,最早源于阿拉伯语al－kimiya,而语源却从中国炼金术传入,演变而成,阿拉伯语kim,从读音上很接近中国金字,al是阿拉伯语的冠词,因此,把al－kimiya,作为“金液学”,其语源来自中国金丹术衍生而成。中国炼金术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逐渐转化欧洲语词Al－chimy,衍生法语Chimie,德语Chimie,英语Chemistry。1.关于“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早有袁翰青〔7〕教授、潘吉星教授〔6〕专文讨论,最早是在18世纪中叶,从欧洲,以译音方式传入,当时译为“舍密”,像1788年出版的《葛氏舍密》,1827年出版的《苏氏舍密》,而最有影响的要算是1857年出版的《舍密开宗》。而“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据考证：大约在185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力亚(Wylie Alexander,1815－1887)主编《六合丛谈》中正式使用,在这以前,英词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on,Alexander,1829－1890),在编纂《格物探原)中,曾试译汉语“化学”一词。相继才有《化学分原》(1872)《化学指南》(1873),到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和徐寿(1818－1884)翻译出版《化学鉴原》才更为普遍使用“化学”一词。过去一段时间内,国内有些学者误认为“化学”一词是由日本转译而来,这是应予以纠正的,从1967年日本学者坂口正男发表的《关于“舍密开宗”的化学命名法》一文中,明确地表明“化学”一词是由中国传入日本。2.“地质”一词也有同样的误传,众所周知欧洲文字“Geology”一词,最早来自于古希腊,中世纪的拉丁文为geologiam,欧洲文艺复兴时演变为geologia,都不是现代地质学的概念,18世纪出版的《英语词典》(1755年)中解释为“地球的总学说,地球的状态和性质的知识”;1779年瑞士学者索修尔(Horace Benedct de Saussure,1740－1799)在《阿尔卑斯山旅行记》一书中,首次使用“geology”一词来表达近代地质学的科学概念〔8〕。而汉字“地质”一词,据李鄂荣教授的考证〔9〕,认为是1852年英国伦敦会教士慕维廉(Muichead William,1822－1900),用汉文撰字的《地理全志》上,正式使用和创译。《地理全志》共为上下两编,下编第一卷,即为“地质论”,其中“地质志”一节,即为阐述地质学近代概念的篇章。文中写道：“察地之土分文、质、政三等……,所谓质者,即地质之意,系地球之形质、以至盘石……,地层的层系及其中所载生物草木之遗迹,海底之变迁等”。这之前都以地学,金石等代表地质学概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地质界一般都认为,汉字“地质”一词,源于1903年鲁迅以索子笔名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为来源,由于当时鲁迅是在日本留学,故而认为是从日本转译而来;1983年日本弘文堂出版的《科学技术史事典》中,“地质学”条目中,仍说：“把geology译为“地质学”是日本人箕作阮甫所创,这是应该纠正的;70年代末,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在一次有中国地质学史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上,一位日本学者曾表明汉字‘地质’一词是从中国引进,在1859年日本引进了《地理全志》一书,同时提及该书下编之“地质论”之“地质志”一节,并说该书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传播地质学知识起过启蒙作用。3.“植物”一词,古籍中早有出现,而代表近代植物学概念的术语,要首推1847年李善兰和韦廉臣编译的《植物学》〔10〕,这本书是很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莱(John Lindley,1799－1865)著《植物学纲要》(Element of Botany),最早把“Botany”创译为“植物学”。1867年才在日本翻刻,1875年译成日文,为日本所采用。在这以前日本学者将“Botanica”译成植学,诸如宇田川榕1835年发表的《植学启原》,1870年的《植学译签》以及1875年小野职悫的《植学浅解》等,在日本也有的学者把Botanica按音释译成“勃太尼加”,诸如1922年宇田川榕庵译成“菩多尼词经”〔11〕。4.“物理”一词,我国在公元前2世纪《淮南子·览冥训》中就出现有“物理”一词,文中说：“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晋代(265－420年)杨泉曾有《物理论》,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常以“物之至理”而论,明末清初方以智(1611－1671年)有《物理小识》一书;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1－1528年)有格物致知之说,清代格致学,有包含物理学、化学之概括;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年)撰写《西学凡》一书时,把Physics,按音译译成汉语“费西伽”直到1900年才正式创译“物理学”一词〔12〕。值得提及的是1868年建立了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这在中国翻译史,特别是科技翻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据资料统计该馆从1868－1909年共翻译西方科技图书176种,创译了大量科技术语,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5〕。甲午战争后,清代学者掀起戊戌变法,研究西学形成热潮,维新派以严复(1853－1921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翻译西方论著,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上起了重要桥梁作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并创译了一批科技术语,给科技翻译建立起信、达、雅的原则,成为科技翻译的典范,至今仍奉为经典,广泛使用,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作用。辛亥革命前后,在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潮中,科技翻译活动日趋增多,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实用科学各个领域,科技术语也就日趋增多。老一辈科学家汉字学知识丰富、深邃,根据汉字的规律和特点,创译了一大批令人信服的科技术语,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启蒙与桥梁作用〔3.5〕。根据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许多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概念,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翻译引进而来,科技术语的审定,包括了翻译活动在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科技术语审定的历史,也是科技翻译活动中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十分重视科技术语的规范与统一,在1950年初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截至60年代,已公布、出版各学科名词术语百余种,这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同时,也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创造了前题。1981－1985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关于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报告,并任命了著名原子能物理学家钱三强为主任委员,其任务是：“确定工作方针,拟订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名称,并予以公布施行。”现已成立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40余个,并审定出版、公布各学科名词术语20余部。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通过几年的艰苦的工作,在以汉语为基础的科技术语审定方面,建立起具有独特汉字系统的术语审定、翻译、命名的原则和方法,丰富了应用术语学的理论基础,为建立以汉字为特征的术语学体系做出了努力〔13〕。新中国成立之后,坚持运用以汉字学、汉语语音学知识来命名、审定物理学名词的学者,应首推北京大学王竹溪教授,他根据汉字表意、表形的特点,汲取汉字、汉语的精华,几十年如一日审定、翻译了令人赞赏的大量物理学名词,成为我国老一辈科学家掌握汉字、汉语知识的典范。把物理学名词译为汉语,这除了要准确表达物理学内容,还要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使大家易懂、易读、易记。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至今不能用本民族语言讲授物理学,相比之下,我国科学家把科学名词一一译成汉语并最后加以审定,实在是对中国科学的一大贡献,也是对汉语的一大贡献〔14〕。诸如“激光(laser)、衍射(diffraction)”等。显示出汉字表形、表意、指事、会意的特点,真使人“望文生意”。做到了根据事物本质特征及属性,从概念做出术语的定义,反映出代表所指事物的内涵概念和外延的综合。二、汉字、汉语及其术语的强大生命力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趋增长,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在21世纪经济发展集团化的趋势下,亚洲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东南亚经济圈正在形成过程中,严格来说这个地区共同文化遗产——汉字,将会显示出更强大的威力。全世界有文字的语言约150种〔15〕,其中有12种主要语言,占总人口的60%。根据语言谱系分析,现在地球上使用汉字、汉语的人口约为14亿之众,占世界54亿人口的26%,形成了广阔的汉语地区,有的学者称之为汉字文化圈,几乎与世界英语圈15亿人相当〔16〕。汉字也是唯一保存象形文字演化系列的文字系统,经历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楷的演化过程,具有6000－7000年的悠久历史。就是当代世界经济走向集团化的21世纪,汉字汉语同样更是璀璨辉煌、更具强大生命力。1991年在北京召开的“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17〕,许多学者、知名人士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讲演中,对汉字、汉语在世界上地位和影响,做了崇高的估价和远见卓识的展望。1.香港知名人士、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说：“汉字是汉文化的根,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同时在他受聘担任港事顾问前夕,他提出的第一条建言,“香港应当提倡学习中国的普通话。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汉字,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18〕。2.汉字现代化研究所、北京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以及汉字汉语学家袁晓园教授在会上宣称：“21世纪将是汉语、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9〕。3.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说：“以前有人认为计算机是汉字、汉语的掘墓者、汉字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汉字不仅输入计算机,而且速度比拉丁字母快”〔19〕。事实正像钱伟长教授所指,近年来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反映出汉字具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解决了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的危机;事实表明,计算机汉字编码技术的应用,给科技术语检索,以及术语数据库的建立创造了优越的先决条件。(1)杭州大学外语系吴洁敏教授的突破性的成就——汉语节奏规律提出了系统地论证。他认为：“汉语节奏周期的三种组合模式——往复型、四环型和对立型”,并总结归纳出汉语有“音顿律、长短律、重轻律等7种节奏形式,认为“在一个语言链上套叠的节奏层次越多,形式越丰富,则声音越美”〔20〕。(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物理学教授程贞一提出：“汉字、汉语特别适应于声音与计算机联络,因为汉字是单声调语言,比拼音语言中声段更具保真能力,语言信号可迅速地进行频谱分析;汉字形象千姿百态,具方形矩阵空间,蕴含各种不同的信息密度,有利于技术上模拟形辨别,进行信息输入与检索;汉字的逻辑结合与现代科学逻辑如出一辙,它在字形组合与构成科技术语和表达科技思想方面,具有多向发展的蘖生能力和无限的表现能力;在方法的选择上,可采用拼音法、拼形法、代码法等多种方法,加上汉字词汇没有形态变化,更适宜调汇编码,输入速率极高”〔21〕。实事证明：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没有酿成汉字、汉语的衰落,汉字编码的优势,有力地否定了所谓“掘墓者”的论断。恰恰相反,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强人口的汉字、汉语文化圈,更显着汉文化瑰宝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世界文化圈的影响。汉字计算机编码的发明,是汉字和现代电子学结合的创举,许多专家说,“汉字进入信息时代,其意义不亚于古代印刷术的发明”。在这次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人大常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学者费孝通、雷洁琼、张友渔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日本石井勋博士以他三十年从教的实践,得出：日本幼儿用日语学习汉字“较日文假名易学”、“愈早学习汉字效果愈佳”的结论。在会上还披露：一部反映汉字科学性的《神奇的汉字》专题电视片(四集)已拍摄完成。此外,为了推动全国汉语汉字的理论研究,进一步阐述汉语汉字的发展趋势和特点,由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和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在首都北京共同召开“汉语、汉字学术讨论会(1992.8.7－1992.8.9)。来自国内外83位专家学者就两大论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22〕：第一,关于汉语汉字特点的基本理论向题主要有：汉语与汉字的关系,汉语的功能,汉字的功能以及汉字的价值量问题;第二,关于汉字的发展前途主要包括：汉字发展的科学化,汉字规范化、标准化、汉字的心理、历史、政治等多学科研究,以及汉字的卫生学问题。众所周知,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表意性优秀文字,历史最悠久,是建立在标识原理(logographic principle)之上。汉字本身形象如画,形意融合,可从直观形体上把握符号所标识的概念意义,可以说是以形见意,能诱发刺激人的思维,产生意念,更易激发其人的情趣,产生创造性思维;加之有象可征,有意可寻;易于形成人类认识过程的符号集群,给人提供完整认识事物、辨别事物,以及认识世界的建构模式〔23〕。中国科技术语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正确标识科学技术以及生产、生活各种概念的符号集群,显示着古代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产物,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可以说,反映中国科技概念的术语,早已有了独特的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与方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就明确提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给出定义”。对圆、方、平、直、端都给出内涵定义。中国科技术语的结构,主要是按照汉字、汉语的规律构成,体现出了汉字、汉语表意性的特点。大部分术语都是由单音节或双音节构成,简明扼要,而蓄意深切。汉字、汉语一词一字都能确切地反映出所指事物概念的分化原则,从形、声、意方面都能清晰地分辨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和差异,表达出事物各自的特征和专属性。但也应该认识到,汉字有难认、难记、难写、难读的弱点,尤其是对西方人来说,方块字及读四声确实难度很大,在普及上有一定局限,进而也影响了国际上的文化和学术交流。根据最近语音学家和语言学家以及术语学家的研究,发现汉字单音节、方块形体,是直观性文字,有人提出过于直观,影响人们认识过程的思维深化。汉字编码,由于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在编码的方法上尚无统一规范和标准,呈现有一定混乱现象,值得有关部门加以管理〔24〕。尽管如此,从全世界不断持续高涨学汉语的热潮这个侧面,充分反映出汉字、汉语的强大生命力。据1988年台湾《光华》杂志刊载陈雅玲文章《东风吹遍世界——全球学华语热》〔25〕这份材料统计：目前在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中文的学生已超过10万人,设有中文课程的国家有60多个,其中巴黎第三大学的中文系共有学生1800名,是世界上最大、系统学习汉语的专门机构;当时的联邦德国约2000名大学生申请学习中文;从1985－1986年两年翻了两番,从4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增加到20余所;日本大阪外语学院中文系入学分数,远远超过英文系,一段时间内,日本学习汉文、汉语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大批知识界以喜爱汉字书法为高雅嗜好;美国设有中文课的高中约有130所,大学则有486所,像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系,也是全美最大的学系。美国学华语热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形成第一波浪潮,卡特政府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使这股热潮掀起第二波,有200所高等学校创办汉语学专业,或中文系,进修汉语学生达1.3万人;1993年中美首脑西雅图会晤,预计将掀起这股热潮的第三波浪。加拿大近年来特别注重中文教育,其实是看中与太平洋盆地的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发展贸易;夏威夷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李英哲说：纽约的许多犹太人,不惜昂贵的学费进修中文,认为这对未来自己的事业会有助益。世界“汉语热”在199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反映出更新的趋势〔26〕。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已有60多国、1000多所各类学校创办了汉语课或中文系。美国纽约教育局决定从1992年开始,将汉语列为所有初中、高中和大学正式教授的第二种外国语;美国还成立有“中国语文教师协会”并创办有专门学报,显示美国的汉语教师队伍的力量。日本在校学生中上汉语课的约有10万人,日本广播协会举办汉语教学节目已有20年历史,通过电视、广播等形式学习汉语者可达百万之众。新加坡把汉语定为官方使用的语言之一,大力推广汉语。1986年成立了“华文教学研究会”,推广华语教学;政府还专门成立有标准汉语教学委员会,并决定从幼儿园开始就进行汉语教学〔26〕。我国为适应世界“汉语热”,前两年的资料表明,已在60多所高等院校专为外国留学生开设汉语教学课程,进行汉文化教学。根据韩国《中央日报》1992年8月28日报导：“韩国大学中文系门庭若市,企业争聘中文人才”,三星和金星企业招聘人才,懂汉语为第一个条件。现时,除建国大学中文系外,其它单科大学也有许多学生进修中文课程;该报1993年10月25日发表成均馆大学李大垠教授专文《汉字是东北亚经济圈的重要因素》〔16〕中提及“现在在地球上使用汉字的人口,大约有14亿人”,他在文中提出质疑说：“只使用谚文(韩文)能够充实我们的文字生活吗？……能够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吗？……能够进行专门学问研究吗？从我的专业(经济学)来看,我想强调指出,在我们文字生活中,只用谚文是不行的。”文中最后说：“不久前,我们几位教授自动地组织了‘鼓励使用汉字教授会’。我们认为,现在专用谚文的趋势不仅使国民甚至使大学生也会成为汉字文盲。这样就难以进行专门研究和高水平教育,所以我们希望首先在大学掀起使用汉字的新风”。总之,随着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亚洲经济圈、东南亚、东北亚经济圈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现代化的魅力,将不断激发着“汉语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三、两岸科技术语的统一趋势我国是汉字、汉语,以及汉文化的发祥地,如果说,现在地球上使用汉字人口为14亿的话,我国就占11亿,还有我国台湾以及香港、澳门地区,在汉字文化圈内占据着重要地位。汉字、汉语的标准化,尤其是科技术语的翻译和统一,更是举足轻重。因而,首先必须是两岸同宗同源的汉字、汉语的规范化和统一化,才能发挥汉字、汉语以及汉文化的强大生命力。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两岸术语,特别是翻译引进的术语缺乏相互交流,译法不同,诺如association,在遗传学上我们大陆译为联合,而台湾则译为配对,interference,大陆译为干涉,台湾译作干扰,outbreeding,大陆译为杂交繁殖,台湾则译为异交,restitution,大陆译为重建,台湾则译为复合作用等,大家已熟知的激光与雷射,计算机与电脑,硬盘与硬碟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海峡两岸交往日趋频繁,两岸学者对术语翻译及统一、交流已以不同方式开展了合作与研究：1.1991年6月初台湾省电脑公会联合会理事长林宣宏,接受福建省计算机学会的邀请,在参加第三届“全国”文学处理研讨会期间,已与该省“信息中心”达成共识,计划建立两岸电脑术语对照表,促进两岸信息交流中术语的统一〔27〕。双方在讨论中,碓认为两岸电脑术语,在翻译成汉语时很不相同,诸如computer,台湾译成电脑,大陆译作计算机,台湾译为硬碟,大陆则译为硬盘,台湾的印表机,大陆则译成打印机,记忆容量单位大陆译为兆,台湾直接用两字首的英文字母缩写成M.K,因而在两岸信息交流和学术交流中造成语言障碍,故双方决定：首先对两岸常用计算机(电脑)术语制成对照表,创造条件进行讨论,达到统一〔27〕。2.1991年8月份海峡两岸汉字学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海峡两岸汉字学术交流会,会上有40余学者报名发言,其内容涉及两岸汉字研究现状和主要成果,中国文字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汉字的整理与汉字量化研究,汉字的独特书法艺术,汉字教学及汉字信息处理等方面的问题〔28〕。3.1992年11月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邀请以张存浩教授为首的7位大陆著名科学家访问台湾,以及他本人的访问大陆,开辟了相隔40余年两岸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与“学术对话”,在彼此访问期间,都发现两岸在“学术对话”和交流中涉及术语上的差别,特别是翻译汉字的不同,影响交流。像《台湾联合报》1992年6月11日报导说：“来访的7位大陆科学家分别与台湾的同行展开‘学术对话’〔29〕。学者们表示,在科学上虽然两岸隔离40年,有些科学名词两岸不同,但科学还是最共通的语言”。该报报导华中一代表在介绍大陆发展的分子电子材料时说：两岸电子学的汉字译名有很大的不同,像台湾的“积体电路”,在大陆为“集成电路”,这是因为在两岸不交流的三四十年,正是电子学发展最快的时期,以致译名各行其是;相对地,那时物理学的变化较少,所以两岸在这方面的专业名词就比较接近。4.1992年7月2日台湾“文建会”通过了推动研究两岸文字统一与加强文化资产保存发扬工作的五年计划,先着重两岸用语、译名、字形、音译等调查研究,再经由两岸文化交流而讨论彼此差异,寻求统一方案”〔30〕(台湾联合报)。5.1992年8月31日海峡两岸学者,在北京科学会堂共同研讨术语学与术语标准化,籍以统一专业术语,弘扬民族文化。两岸学者共同认为,当前两岸使用的术语有相当部分不相同,或完全不相同,这给两岸学术交流造成颇大不便,特别影响了相互的信息和学术思想的交流,故而引起两岸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讨论中,两岸学者共同希望,积极开展汉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研究,促进两岸学者的合作,拟订两岸术语交流、协调与统一计划,使汉字术语系统早日规范化、标准化,扩大汉字、汉语地区,以及国际术语标准化的影响,弘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31〕。6.1993年举行了“汪辜会谈”〔31〕,在发表共同协议中提出了“探讨海峡两岸科技名词的统一”问题,全国名词委作为对口单位,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7.“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公布后,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所属各学科分委员会通过不同渠道,开展广泛联系。诸如1993年11月两岸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北京大学教授)、王亢沛(台湾大学教授)共同研讨两岸物理学名词时,提出两岸物理学名词“约有20%是不同的,不少是科学家译名上的差异。”最后商定“准备海峡两岸双方和香港地区,邀请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物理学家共同研究、讨论,为统一物理学名词而努力。这碓是一个良好的开端〔32〕。由此表明,当前汉字、汉语,及以其为特征的科技术语的研讨与统一、协调,不仅反映出了海峡两岸、港澳学人的多年愿望,现已成为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组成部分。只有尽快地协调统一、规范化,才能使汉字、汉语以及科技术语翻译,在亚洲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起到应起的重要作用,并为建立以汉字为特征的现代应用术语学体系做出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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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知识的载体,中小学教材更是广大师生学习、使用科技术语的楷模,但白玉微瑕,一些现行教材在术语使用上尚有改进的余地,今仅就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3年审查通过的,人教版高中《数学》第一册(以下简称新教材)中的一些不规范之处,提出修订意见,供有关专家参考并祈教正。1.改正、余弦定理为正、余弦定律正弦定理、余弦定理分别由相应的俄文名ТЕОРЕМА СИНУСОВ、ТЕОРЕМА КОСИНУСОВ直译而来,这两个名词和符号tg、ctg一起,于上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入我国中学课本,新教材的试验本(1997)早就根据国家标准(GB3102.11—93),将两个符号分别改为tan、cot。而正、余弦定理却沿用至今,殊不知,国务院曾明确批示：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名词术语,全国科研、教学等各部门,均应遵照使用(摘自国函[1987]142号文件),建议新教材遵照《数学名词》[1],将两个定理分别更名为正弦定律(law of sines)与余弦定律(law of cosines)。2.改象、原象、图象为像、原像、图像2001年10月26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了《关于“象”与“像”用法研讨会会议纪要》,根据会议审定的这两个字的名词义和语词搭配实例,建议新教材将函数的相关概念：象、原象、图象,分别正名为像、原像、图像。3.series不是progression的同义词新教材的部分中英文词汇对照表(以下简称对照表),在等差数列的英文名arithmetic progression下面,另加了一个arithmetic series作它的同义词,此举似有画蛇添足之嫌,因为文献[1]已将后者的汉文名规范为等差级数,正确地反映了等差数列与等差级数间的区别,多义词series的确还有“列”、“串”诸含义,但它与arithmetic搭配之后,就只能是等差级数,而不可能是等差数列,否则,不仅与定义：arithmetic series,the indicated sun of the terms of an arithmetic sequence[2]不符;更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DIS 704《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3]关于术语单义性的原则相悖,故建议从对照表的词条“等差数列”中,删去arithmetic series。同理,还建议删掉词条“等比数列”中的geometric series。4.术语简明性原则及名词的数《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要求“术语应尽可能简明”[3],人们在列词汇表时,不会把“实数集”写成“所有实数的集合”,同样,英语中也常把“the set of all real numbers”简之为“set of real numbers”[4]。显然,对照表中所录N、N+、Z、Q等数集的英文名均可作类似的简化。由于上述各个数集都由无穷多个数构成,故各词条中的名词“numbers”都用复数形式,但同一张对照表,同样是由无穷多个数构成的无穷数列,词条中的名词“number”却用单数形式,似欠妥当,建议对照表的“数列”、“有穷数列”、“无穷数列”各词条中的“number”均改正为复数形式,例如：数列sequence of numbers[5]。5.两种命题的英文名有误对照表将四种命题中的否命题、逆否命题的英文名,分别定为negative proposition与converse-negative proposition,但是,许多逻辑学家把negative proposition译作负命题[6],它指称的是一个命题的否定(negation),而不是条件命题(conditional[7],亦称蕴涵命题implication[2])的否命题,显然,对照表中这两个英文名有误,其实,从英文文献(例如[2]、[7]、[8]等)不难查出converse、inverse、contrapositive作名词,在逻辑中就分别是逆命题、否命题、逆否命题的英文名,因为“在英语中名词作定语是常有现象”[9],为避免由inverse等词的多义性可能引起的混淆,建议词汇对照表作如下更正：否命题 inverse propostion逆否命题 contrapositive proposition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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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遇到了与hierarchy一词(以及hierarchial)对应的科学概念及其汉语定名问题〔1〕。在翻译ISO/DIS 704《术语学原则与方法》〔2〕,制定术语的原则与方法〔3〕,翻译与术语学有关的文章〔4,5,6〕等,亦均遇到与hierar－chy一词有关的汉语术语定名问题,如hierarchical system,hierarchical relation等。所以这个词在术语学中是一个重要术语,其汉语定名应当力求定得妥切,以便统一运用,有助于我国科技术语的审定和术语学的发展。二、hierarchy一词在不同领域中有不同的涵义,并有不同的定名。在宗教僧侣范畴,意为分成等级的僧侣统治集团〔7〕。在人事、行政领域,指的是等级制度〔〕。在计算机科学方面订为层次或分级〔8,9〕。在机器翻译领域,订其为层次〔10〕。在语言学领域,订其为层级〔11〕。亦有文献将其订为隶属,hierarchical relation订为隶属关系〔2,3〕.在科技情报学中,有的将其订为等级结构〔12〕。加拿大TERMIUM术语库检索hierarchy一词,得到如下对应三个学科的三种定义〔13〕：1.学科领域：行政机构、社团结构定义：是从最高权威到最低层的一种长官系列。2.学科领域：社会组织定义：是一种常以金字塔形排列的正规组织系统、其中每级或层的功能和活动从属于其上一级或层的系统。3.学科领域：系统分析(信息处理)、人工智能定义：是一种其组分按一特定规律排列成从属的分层分级结构。我们根据上面三种定义,可分别给出中文定名为：等级系列(简称等级),隶属系统(简称隶属)和层级结构(简称层级)。术语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其中有些术语的汉语定名尚属草创和需妥善确定阶段,hierarchy以及与它有关词的汉语定名,就属一例,这些词应当通过研究、讨论,订好其汉语术语。三、在术语学中hierarchy一词的汉语术语订为什么才合适呢？这首先要从其表征的概念来看。术语学中的概念系统,分为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的不同层次,每个层次中可有多个同位概念。属种关系、整体部分关系,就是这样结构。以半导体科学为例,则有：类似这样的分层、分级的概念系统(框架),就是hierarchy,其汉语定名为什么才合适呢？1.不宜订为等级系统。这是因为它虽有级之分,但无等之别。2.不宜订为隶属系统(隶属关系)。虽然它有分类学中下位概念从属于上位概念的含意,但不同于行政、人事上的隶属关系;而且隶属只表达出纵向的关系,不能表达横向的关系,概念所在的层次不能说是哪个隶属。3.称之为分级,虽有一定道理,但系统中“第几层”代之以“第几级”,似不太妥。4.称之为层次,虽是一个较好的定名,但层次一词,社会上用得较广,有时已超出术语学中的涵义。而且stratification常定名为“层次”,所以hierarchy亦不宜订为层次。5.我们认为hierarchy在术语学中应订为“层级”,hierarchica1应订为“层级的”,hierarchical system应订为“层级系统”,hierarchical relation应订为“层级关系”这是我们经过对各种定名的研讨,向有关专家学者请教,以及考虑术语的特性,得出的结果〔14－16〕。“层级”这个术语,表达了概念系统中三维立体的分级分层特征,而且可以称某个概念是在该概念系统中的第几层级,表达了概念的内涵,故符合科学性;它在概念系统中与其他有关术语能配合很好,且能派生出适当的术语,故符合系统性;“层级”的意义是单一的,不会与其他术语混淆,故具有“单义性”;而且简明和符合汉语“顾名思义”特性;与之对应的外文是hierarchy,概念完全一致,故符合“国际性”;而且我国语言学界已用了这个术语,术语学与语言学是密切相关的,对应一个概念术语一致,是完全应该的,故从“现实性”考虑订为“层级”,也是可行的。四、通过对hierarchy及与其有关术语定名的研讨,使我们对汉语科技术语的特性,又有了新的认识。即制定新的汉语科技术语,除了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简明性、中文特性和国际性,审定存在的科技术语还要考虑其现实性之外,还要注意到“科技语体特性”。所谓术语的科技语体特性,是指在订自然科学术语时,遣词用字要尽量使术语是中性的、纯概念的〔17〕,而且平实、严谨、雅致〔18〕。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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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8年第1期上简述了数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以及土壤学术语的溯源及其演变,引起了关心科技术语工作者的兴趣,特别是术语学界的关注。这里再仅就地理学、地质学术语的来源及演化作扼要介绍,以供广泛探讨。六、关于地理学名词的溯源“地理”一词,在我国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其含义是指地表的形态而言〔1.2〕,有些古籍中以“地”是天的对应概念而出现。最早在殷周之际,《晋书天文志》中的盖天说〔2〕,以及以大地球形理论为中心的浑天说〔2〕均属于此类。像《管子·形势解篇》就有这样的记载：“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圹地,……。乱主上逆天道,下绝地理;……”〔25〕。《礼记·月令篇》：“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2〕。《周易·系辞》上也有：“仰天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上述地理概念〔3〕,在唐代孔达的《周易正义》中,做了明确解释,他说：“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八封歌中释“乾为天”,“坤为地”,“兑为泽”,“艮为山”,“离为火”,“坎为水”,“震为雷”,“巽为风”,显然,这里所说的山川水泽都是自然现象。上述所说“俯以察于地理”,即为山川原隰之理〔4,5〕。《汉书·郊祀志》也说：“山川,地理也”。东汉王充的《论衡·自纪篇》中：“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这显然把山河大地及其形态特点称之为地理〔1〕。我国典籍中记述地理概念及其演变的著作颇多〔26,27〕,主要有：(1)《管子》〔5,8,9〕,其中《地员》,《度地》,《数地》,《地图》等篇,总结早期人类对土壤、植物、水利、河流分布与演变等知识。(2)《山海经》〔5,10,11〕,包括《山经》、《海经》、《海内经》、《大荒经》四部分,其中以《山经》,又称《五藏山经》为重要,分别记述大山五百多座,记述内容有位置、高度、形状和面积,记述河流三百多条,包括河流流向、分水岭,流量变化等。是研究古代地理的重要文献。(3)《禹贡》〔5,1 0〕,是先秦时代地理思想的代表作品,分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五服五章,是我国最古老的水文地理、山岳地理等论著,像九州划分原则,显示出我国古代自然区划萌芽的地理思想。(4)《尔雅》〔5,9,10,14〕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博物辞典,其中《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四篇对地形、河流、地质以及矿物等都做精辟的解释。像《释地》中对地形分类,就以地理基本概念为基础。如“下湿曰阴,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释水》中分为滥泉、沃泉、酒泉、肥泉、粪泉、瀣泉、汧泉、埒泉等。(5)《水经注》〔15〕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466－527)编撰而成,为我国一部综合性地理著作,书中记述大小河流1252条,比原《水经》137条增加约十倍。作者在叙述每一条河流中,包括了河流的源流、主流、支流、流向以及河道所经过的山陵、原隰、城邑、关津和建制沿革等。书中还记述了火山、地震、地裂、山崩、滑坡、陨石、泉、瀑布、河、海、湖、陆地变迁,同时还包括农田水利以及矿产资源等。记述范围颇广,东北到鸭绿江,东到东海之滨,南至中南半岛,西到印度,西北到伊朗,黑海,北至大沙漠。我国地理思想的发展〔16〕,不仅在历代古籍中有大量精辟的描述,而在沟通东西方地理知识上也有过广为称赞的业绩。早在汉代,公元前138－126,汉代使者张骞(？—B·C 114)出使西域〔1,4,5〕到达天山西麓和锡尔河谷地带;399－413年东晋僧人法显(约337－422)〔17〕曾到达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印度,并著有《佛国记》〔5〕;公元628－645年唐代高僧玄奘到达过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地,著有《大唐西域记》〔5〕。这些学者的游历及其论著,扩大了地理视野,丰富了我国古代地理思想,经他们创译的地理概念和术语,对我国地理学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1275－1295年意大利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1,4,5〕在中国游历近20年,遍及十余省区,在其《马可·波罗行纪》中,最早传播了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地理风貌、物产和文物知识。1405－1433年明代航海家郑和〔1,1,5〕(1371－1435)曾七次下西洋,横贯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沿途进行测量,编制了闻名的《郑和航海图》,这是十五世纪我国最详细的亚非地图,显示了当时我国学者掌握了沿海地区的地理知识。该图成图的指导思想是抛弃了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和华夏寰宇中心的旧观念,他以明确地理概念的术语,标志在海图上,这在航海史上留下了光辉之页。1582年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Ricci Matteou,1552－1610)根据亚皮安(Peter,Apian)、墨卡托(Gerardus Mercotor)定向世界全图投影,编译了《万国舆图》(1602年)以及著作《测量法义》(1614)传来了比较系统的西方近代地图、地理知识,创用了一批汉文地理术语〔16〕。1847年,清道光丁未年出版的葡人玛吉士(Martins一Marquez Jose)著的《新释地理备考》〔18〕又名《外国地理备考》,该书作为海山仙馆丛书出版,书中把地理概念划分为文、质、政三等,综合论述了各国地理位置及物产分布情况。该书第一卷中,对地理概念解释为：“夫地理者,地之理也。盖讲释天下各国之地式、山川河海之各目”。包括内容较为广泛,其中有：《地球论》、《冰论》、《潮论》、《水论》、《原论》。《河论》、《地震论》、《火山论》等。其它像林则徐(1785－1850)的《四洲志》(1840年),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1842年),徐继畲的《瀛洲志略》(1848年)等作品,都是我国早期富有丰富地理内容的论著〔22〕。其中,应以英国伦敦会教士慕维廉(Muichead William,1822－1900)的《地理全志》〔18〕影响重大。他1846年来华,1852年以“地理”一词为书名,用汉文撰写了《地理全志》,由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馆印行,全书分上下两编,书中对地理概念做了明确的解释,指出：“天地理者,分文、质、政三等,乃地之理也”,所指“文”乃地文之意,属于自然地理范畴;所谓“质”见下一节《关于“地质一词的溯源”》;所谓“政”是指地理的政治区划,即世界地理之意。其中有《地文论》、《地势论》、《水论》等。同时,慕维廉还在1875年创刊的《六合丛谈》上发表了不少地理学方面的文章,诸如《地球形势大率论》、《水陆分界论》、《洲岛论》、《山原论》、《平原论》、《潮汐平流波涛论》、《河湖论》等,就在这批论著中,创用了一批近代地理概念的汉语术语,有的沿用至今。1869年在江南制造局内〔19〕,设立了翻译馆,组织中外学者翻译出版近二百种西方科技论著,专以“地理”一词命名者,尚未发现,属于地图、测量方面的则有《测绘海图全法》、《测地绘图》、《绘地法原》、《海道图说》、《平原地球图》、《八省测海图》等。1899年中国地学会创建人之一张相文〔20〕(1866－1933)在上海南洋公学讲授了地理课,1901年编写了《初等地理学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这算是我国学者最早自编的地理学教科书,发行200万册。1905年还撰写了《地文学》一书,在“绪论”中对地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概念做了精辟论述,他指出：“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济以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于枯寂无味,而于他学科亦多互相关联,如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人种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莫不兼容并包,以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统合各科,而崭进于实用,此地文学所以为最重要之学科也,〔20〕。1909年发起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地学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20〕,并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学专业刊物——《地学杂志》,从1910－1937年间,共约发表论文1600 篇,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地理学范畴的作品,也有一批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的论文,诸如汗庭顿(E.Huntington)的《人生地理学》,开尔底(J.S.Keltie)和霍华茨(C.J.R. Howarth)的《地理学史》以及纽毕金(M.J Newbigin)的《近代地理学》等,创译了一些反映近代地理概念的汉文术语,为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一些基础。嗣后(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诞生,标志着我国近代地理学蓬勃发展的新阶段〔28〕。英文“Geography”(地理学)〔21〕源于希腊文γη～(地)γρáω(描述)是人类作为其周围环境的认识而出现,因此说,地理知识是同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同是萌芽、发展。包括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科学的综称。自然地理学研究围绕人类社会的自然条件,即地理环境——包括地壳、对流层、水圈、土壤、植物界和动物界。早期古代地理学并不是一种科学体系,而只是人类对地球表面一定范围的初步认识,带有某些推断性、像中国、巴比伦、波斯、印度、埃及等古老文明民族和国家,都属于地理知识发祥最早的国家和民族。古希腊人在地理学的发展上有着光辉的记载,像荷马史诗中就曾留下反映地理学概念的记述。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毕达格拉斯(Pythagoras,约B.C.571－B.C.497)曾提出过地球球形说,泰勒(Thales,B.C.624－547),阿纳克西曼德(Anaximande,B.C.610－B.C.546),赫罗多特(Heroda tus,B.C.484－B.C.425)都对古代地理思想做过重要论述,其中亚里斯多德(Ari stote,B.C.384－B.C.322)的《论气象》对自然环境、海陆及其变迁,自然地理分布做过较为系统的论述。到公元前二世纪埃拉托色尼〔2,3〕(Eratosthones,B.C.276－B,C.194)在其论著《地理学概论》中第一次使用了Geography”一词,当时的含意即大地之意,因而,曾为西方地理学家誉为“地理之父”〔16〕。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时代的学者斯特拉波(Strabo,B.C.63－20)〔21〕发表了名著《地理学》〔21〕,称之为世界上第一部论述欧洲、亚洲和非洲自然条件的地理志。全书共17卷,内容涉及整个地球理论和概念,创用了大量反映地理概念的术语,曾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在地理学发展史上颇具影响。著名古代天文学家托勒密〔16〕(Ptolemy,90－168)也曾发表过《地理旅行指南》(共8卷),门斯特(S.Münster,1489－1552)的《世界宇宙学》(共16卷)等著作,开创了地球表面图的先河。有力地推动了航行和旅行的扩大和发展。从而在地理学发展史上谱写出“地理大发现”的光辉篇章,地理学的视野,由局部各大陆逐步扩展到全球,把古代学者各自理解的局部世界概貌,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地理体系,从而揭开近代地理学的序幕〔24〕。*系由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增补而成,1817年修订为百卷。Yη－(地)和λσγοξ－(学说)并凑而成〔1〕。中世纪转为拉丁语geologiam,出现在1344年出版的《philobiblon》一书中,当时只是哲学上的用词,没有任何地质、地球的含意,1603年在波伦亚博物学家的一份遗稿上出现,Goologia一词,似乎与地球概念有了点联系,1661年,在一位博物学家R·罗维尔(Lovell)的《矿物通史》中,把“Geo1ogia”作为矿物学的一个分支,1663年皮尔逊(Pederson)翻译有关地震论述中,把“Goo1ogia”词作为与地球的力相关,1687年E·瓦尔林(Warren)和F.谢萨(Sessa)分别用英文、意大利文出版了标题为“Geologia”的论著,书中为这个词下的定义,是讨论地球及其影响。当时使用不广,未能作为欧洲语言被采纳〔2,3〕。英语“Geology”一词第一次出现在1735年马丁的《哲学纲要》上,其含意是：从自然科学角度来考察地球上所有的水陆部分和物产,诸如：矿物、金属、石块等等：书中并把其含意分为两部分,(1)论述陆地的自然地理学;(2)论述地球的水体部分和一般特性的水文学。他把地理学又分为特殊地理学、矿物学、描述植物学和动物学;他指的矿物学更是广义的大概念,包括泥土、矿砂、化石、矿物、金属、石块及生物遗骸等。马丁的这种分类思想在十八世纪中期是具有独创性的,可以说,他为“Geology”一词作为现代地质学概念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3〕。当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Geology应是论述地球的性质、构造、各组成部分和产物。这就越发接近地质学现代概念。后来,在马丁的《哲学基本原理》一书中,又被定义为研究“地球的总学说”。1736年在《不列颠词典》第二版仅作为补遗条目列入书中,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解释是“有关地球的专题论述”。1755年“Geology”一词正式编入S.约翰逊(Johnson)主编的《英语词典》之中,并以马丁的定义为准,其解释是：“地球的总学说,地球的状态和性质的知识”。1764年在《实用英语词典》中基本上是完全接受马丁的定义,但只是特别强调它的自然性〔3〕。1778年,法国学者赖克(Jean.Andre Deluc,1727－1817)在其论著的序言中拟用“Ge1ogy”一词表示地球科学概念,但因认为当时尚不够成熟,仍然采用当时流行的“Cosmologie”一词,而在注解上作了如下的说明：“我在这里使用Cosmologie－词的意义,只是指地球的知识,不是指宇宙的知识。在指地球知识时,Geologie(Ge－ology)一词,应该是一个更合适的词,但因这个词尚未被人们普遍使用,我也未敢使用”。第二年,该书出第二版时,见到索修尔大胆使用了“Geologie”一词,他也立即采用。瑞士学者索修尔〔4〕(Horace Benedict de Saussure,1740－1799)在1779年发表《阿尔卑斯山旅行记》时,首次使用了这个词表示地球科学概念。索修尔自幼喜爱登山漫游,经常出没在日内瓦山,采集标本,1762年受聘于日内瓦科学院博物学教授,一生曾14次攀登过阿尔卑斯山,历经艰难险阻,以他惊人的毅力和旅行家的洞察力,终于完成了对阿尔卑斯山的系统考察与研究,并于1794－1799年完成了《阿尔卑斯山旅行记》的撰写,全书共为四卷,书中对阿尔卑斯山的地质构造,冰川分布及其活动情况,做了系统论述。在第一卷中,他使用Geologie一词,虽然仅限于地球科学的纯理论概念,而在三、四卷内,其定义就完全接近现代地质学的基本概念〔4〕。英国爱丁堡火成论学派的代表人物郝屯(Hutton,1726－1777)在1785年发表其名著《地球理论》时也曾使用了“Geo1ogy”这个词,而他的对手弗莱堡学派、水成论的创始人魏尔纳(A.G.Werner,1750－1817)仍沿用德文Geognosie(Geognosy)这个词来表示地球学科的总称,“关于地球的系统理论知识”的定义〔4〕,并以“Geognosy”一词为名,开设专题课程〔4,5〕,招来欧洲各国地质学家来弗莱堡听课。像布赫(L. von,Buch,1774－1852)和洪堡(A.von.Humbolot,1764－1859)等著名地质学家都曾听过他的讲演,成为他的得意门生。关于Geognosy与geology一词在含义上演变,下面再另做探讨。1810－1813年《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四版,“Geology”一词就有五种不同含义和解释。1830－1833年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ch.Lyel1,1797－1875)名著《地质学原理》问世止,历经半个多世纪,“Geology”一词的定义概念基本统一,以近代地质学的理论方法,为学坛广泛理解和使用,从而地质学作为自然科学一门独立学科,立于众学科之林。在探讨“Geology”一词的来源与演变,必然要涉及它的同义词“Geognosy”,这是饶有趣味的史话,据已有资料,顺做概要论述。关于德反“Geognosie”,英文“Geognosy”,俄文“Teоднозчя”术语〔25〕,这是在地质学发展初期,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曾表示地球科学之总称,似可作为“Geology”的同义词,但各家的定义确各不相同,水成论者魏尔纳在1876年的一次讲演中专门对“Geognosie”,(Geognosy)一词做过论述,他认为“Geognosy”是论及整个固体地球及其分布的岩石、矿物物质成分、结构和组成的学科,应作为整个地球知识的总称。他专门开设了以Geognosy一词为题的专业课,就是要给学生以地球科学的纯粹理论,绝不包括空洞的推测和臆想在内,而强调从实际观察得来的地质事实,着重于地球本身的物质组成和结构。在德文《地质辞典》的解释中,认为这个术语是德国地质学家费希尔(Fuchsel,1722－1773)最先提出,他是用希腊文拼写而成,表示地球知识总称,由于他在建立地质系统的基本概念上有突出贡献,他的观点影响较大。英国出版的《地质辞典》中对“Geognosy”的解释,大致与魏尔纳论点相近,强调仅限于地球纯理论范畴,专指地球物质组成和结构,不包括推断和臆测,而对“Geology”一词则认为是两者兼而有之,既包括地质事实,也包含理论推测在内,这正是两个术语在概念上的区别。苏联1978年出版的《地质辞典》中则认为(Geognosy)“Гeотнозчя”一词是魏尔纳1780年提出,是在狭山范围内,对地球做经验性的描述,在十九世纪中叶逐渐为Geology所替代〔28〕。我国关于这个术语的汉语译法,正因上述资料来源不同,理解不一,译法各异。1957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编《综合地质名词》中,则译为“记载地质学”,而在l970年出版的《英汉综合地质学名词》中译成“记录地质学”。1958,1965年地质部地质书刊编辑部编订的《俄华简明地质辞典》中译为“记载地质学”,“地球构造学”〔25〕。根据上述资料,我认为：(1)“Geognosy”按其命名的含义,一直有其明确概念,符合术语学原则〔29〕,似不应为“Geology”的同义词,而应以曾用名逐步淘汰;(2)建议译为地球物组学或译为地球组构学,专以表示记述地球物质成份及其内外组成、结构的学科。综观上述,从探溯“Geo1ogy”一词的来源、演变及其发展,充分反映了地质学本身的发展历史,从而使我们领会到,一个术语的探源和追溯,似乎就是在研究一个学科的思想发展史,确有其丰富的学术内容。汉语“地质”一词出现在我国科技文献的年代,同样有着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在八十年代以前,一般都以为是从日本引进的,其根据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1903年曾在《浙江潮》上发表《中国地质略论》,因此,就认为这是“地质”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文献上之时,1983年日本弘文堂出版的《科学史技术史事典》〔5〕中“地质学”一条目中,仍说：“把geo1ogy译为‘地质学’是日本人箕作阮甫”所创。而没有说明时代。七十年代末期,一个日本代表团来华访问中,一次有我国地质学史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上,一位日本学者曾提及汉语“地质”一词是从中国引进的。其根据是：1859年日本安政六年,日本引进了在中国出版的《地理全志》,其下编就专有“地质论”之《地质志》一节,“地质”一词就从此而来;并说,该书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传播地质学知识起过启蒙作用。从而,引起我国地质学专家的关注。地质出版社李鄂荣在主持编纂《地质辞典》过程中,查阅过大量文献,并对《地理全志》做过系统考证,其研究成果曾在全国地质学史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其论文发表在1986年出版的《地质学史论丛》(一),题目是《地质一词何时出现于我国文献》〔6〕。笔者1983年在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讲授地质学史专业课时,对“geo1ogy”及汉文“地质”一词概念的演变及其来龙去脉有着浓厚的兴趣,查阅过部分资料,并在《地球》杂志1983年第4期上发表短文《Geo1ogy一词的由来》。按照李鄂荣报告提供的线索,也阅读了《地理全志》,书中确实包含有许多近代地质内容,可惜了解此书的学者太少了,因而没能在发展我国地质学中起到应起的启蒙作用。英国传教士慕维廉〔7〕的《地理全志》下卷共十卷,其卷一“地质论”共分六节,其中《地质志》就是阐述地质概念的主要章节,也是在汉语文献出现“地质”一词最早的文献。书中指出：“夫地理者,乃地之理也。察地之土分文、质、政三等……,所谓质者,即地质之意,系地球之形质、以至盘石……地层的层系及其中所载生物草木之遗迹,海底之变迁等”。1873年玛高温口述,华蘅芳笔译的《地学浅释》〔8〕卷一“总论”中也论述有“地质”一词的近代科学概念,有其一定影响。从此,在近几十年过程中,虽然涌进了一批又一批外国地理、地质旅行者,探险家,以各种不同身份和目的,在中华大地上进行过大量地质考察和调查〔26〕,所获得的资料,基本上都是带回本国,以外文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截止在上一个世纪末,尚末发现使用汉语“地质”一词的文献。仅在1902年清朝管学大臣张百煦主管京师大学堂年代,计划设置六种部门,其中在格致科内设地质门〔9〕,而仅在文献上出现“地质”一词,实际开设地质门,晚于1902年。1903年鲁迅以索子笔名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这是中国人以“地质”一词为书名的第一部论著,影响深远〔10〕。1906年顾琅、周树人发表《中国矿产志》〔27〕一书,一些章节都涉及地质学及其含义;1905年中国最早的地学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的创建人张相文编撰的《最新地质教科书》,可算我国第一部地质学教本,该书主要是根据日本地质调查所专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编译而成,同时也吸收有关国外地质资料,全书共为四册,1909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12〕。1909年11月14日北洋大学采矿系美籍地质学教师德瑞克(N.E.Drake)专门做了《论地质之构成与地表变动》〔13〕学术报告,后由王世美、耿北栋笔译成文,于1910年发表在《地学杂志》第1期上,同期上还有直隶省知矿师邝荣光的《直隶省地质图》〔14〕,同年我国近代地质学创建人章鸿钊〔15〕发表了《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事业》一文,从此“地质”一词,就以其近代科学概念,为我国学坛所接受,并得到广泛的使用。辛亥革命胜利后,就在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政司内,专门设置地质科,任命章鸿钊为第一任科长,并发表了《中华地质调查私议》〔15〕和《地质调查咨文》〔15〕。从此“地质”一词才进入国家政府的建制机构,成为繁荣国家经济,增强国力的重大事业。1913年建立的中国地质研究所,成为我国第一个培训地质人才的学校,1916年毕业的22位学员,其中一些人早已成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地质学走向发展的新阶段〔22〕。从“地质学”一词含义的演变与发展历史,使我们对这个古老学科的认识更加深化,其传统的定义应该是研究地球的组成、构造及其历史的一门基础学科;研究沉积岩,火成岩、变质岩及矿床的形成规律和顺序;研究自然地理条件的交替和有机体在地球上的活动史〔1,17,23〕。地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地质学在人类生存、生活、生产实践中,不但有其重大经济意义,而对人类认识自然、了解地球的起源、发展历史以及人类自身的进化,更具理论上的价值,特别是当前人类面临人口、资源、能源和环境保护等重大课题的解决,更有赖于对地质科学认识的深化〔18,19,24〕,因此,对地质学一词的溯源,正是服务于对当代地质学的研究,进而对整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类文明的建设都是有意义的工作。当代地质科学研究特点是什么呢？概括地说,那就是强调对地球作为一个地球系统做整体性研究;同时,在研究方法论上,更趋于综合化,即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结合,海陆交替互为补益,建立起一个各层圈间,各子系统间的统一体系,构成一个相互联系,互为作用的研究模式,更有效地解决面临的众多课题,造福于人类,促进自然界的和谐发展〔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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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第111号元素由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合成后,2004年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颁布了其名称：Roentgenium,元素符号为Rg。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该元素的中文定名草案,并于2006年1月20日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组织化学、物理学、语言学方面的专家召开了第111号元素中文定名研讨会。科学家、语言学家和名词工作者共聚一堂,对第111号元素的中文定名以及元素中文定名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在讨论意见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决定第111号元素中文定名为“”。全国科技名词委和国家语委准备在此基础上制定元素中文定名规范,作为今后新元素定名的依据。名词工作论坛 元素的名称在1932～2004年期间,正式公布过9次。经过了70多年的使用,某些名称有所改动,但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元素名称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对元素名称作了更改,我们为与国际上的通用名称保持一致,故也作了相应的改动;其二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的同音字与其他化学用字的读音混淆,故作了修改;其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发现了新的元素,必须给予定名,这属于增订的内容。(一)1932年,由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涉及了92种元素名称,其中85号、87号和91号元素没有定名。已确定名称的金属元素共68个：锂、铍、钠、镁、铝、钾、钙、钪、钛、钒、铬、锰、铁、钴、镍、铜、锌、镓、锗、铷、锶、钇、锆、钶、钼、、钌、铑、钯、银、镉、铟、锡、锑、铯、钡、镧、铈、镨、钕、、钐、铕、、铽、镝、钬、铒、铥、镱、镏、铪、钽、钨、铼、锇、铱、铂、金、汞、铊、铅、铋、钋、镭、锕、钍、铀。非金属元素共9个：硼、碳、矽、磷、硫、砷、硒、碲、碘。气态元素共11个：氢、氦、氮、氧、氟、氖、氯、氩、氪、氙、氡。液态元素1个：溴。1932年在制定元素名称时,确立元素定名取字,应依一定系统,以便区别,这就是使用固有汉字如：金(Au)、银(Ag)、铜(Cu)、铁(Fe)、锡(Sn)、硫(S)、铅(Pb)等,这些元素名称用字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如：《汉书·食货志》、《说文解字》、《神农本草经》等都有记载。这些字的字形结构也成为制定新元素名称的造字依据,如：金属元素名称用金为形旁,非金属以石为形旁。以上列出的金属元素名称和非金属元素名称都是左右结构的合体字,属于形旁和声旁组合而成的形声字。一类形旁依据固有汉字,声旁按国际通用名称的谐音,如锂、钠;另一类是根据元素特性造的形旁,声符是与文字所代表的意义有联系的部件,“氢”表示一种最轻的气体,“氯”表示单质状态下是绿色的气体,“氮”表示空气中的氧被冲淡了,其中的气字头表示常温下为气体,取“轻”字中“”、“绿”字中“录”、“淡”字中“炎”作为声旁与气字头组成“氢”、“氯”、“氮”的元素名称。“溴”在通常状态下是棕红色液体。它的英文名“bromine”来自希腊文“brōmos”,是恶臭的意思。“溴”字中文定名从水从臭,也是比较典型的例子。“碳”元素的拉丁名为“Carbonium”,源自“carbo”一词,是煤的意思,故用“石”旁加声旁“炭”。元素名称中造字比较特殊的例子如：“氧”字曾叫“养气”,表示滋养之意,并造过“”字,后因笔画繁杂,“”字演化为“氧”。“汞”字在我国古代文献《神农本草经》中记述有：“丹砂能化为汞”,因“汞”是唯一的液态金属,以水字作底也很符合原则。为避免造新字,在元素名称中,有些形声字如：钌(Ru)、钫(Fr)、铋(Bi)、钯(Pd)、钐(Sm)、铂(Pt)、镝(Dy)等,这些字在汉语古字里均可找到,但作为元素名称用字,他们都已失去了原有的意思,而赋予了新的含义和读音,作为新的元素名称用字出现。对于气字头用字如：氢、氧、氮、氯等重要元素用字,早在1915年当时的教育部即颁行全国,距今已80多年。(二)1944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增订本)共包括92种元素名称,其中91号元素名称定名为“镤”(Pa)、85号元素名称暂定为“”(alabamum,Ab),87号元素名称暂定为“”(virginium,Vi)。修改的名称有：64号元素“”改为“钆”(Gd),86号元素名称“”改为“氡”(Rn)。这两处修改在原文件上没有说明,可能是为了减少笔画吧。(三)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共包括98种元素名称,新增的元素及其名称有：93号元素“镎”(Np)、94号元素“钚”(Pu)、95号元素“镅”(Am)、96号元素“锔”(Cm)、97号元素“锫”(Bk)、98号元素“锎”(Cf)。修改的元素名称有5个。这次修改是因为国际上修订了这些元素的名称。43、61、85、87号元素修订的原因是原发现人的工作并不可靠,其后这4种元素均在核反应中获得,故重新定名。新旧名称见表1：另外一个修订的41号元素旧称是钶(columbium,Cb),新称为“铌”(niobium,Nb)。原因是首先在北美的钶矿石中发现了这种元素,因而以发现北美新大陆的Columbus(哥伦布)的名字命名。后来从钶矿中分离出73号元素“钽”,才真正得到“铌”元素,“钽”是以希腊神话中的英雄Tantalus(坦塔罗斯)命名,因“铌”又从“钽”中获得,故以他的女儿Niobe(尼奥婢)命名。(四)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修订本)共包括98种元素名称,对1951年的《原则》中的元素名称没有增改,只是根据国际上对元素符号的变更,将39号元素“钇”的元素符号“Yt”改为“Y”;69号元素“铥”元素符号“Tu”改为“Tm”。(五)1955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无机化学物质的系统命名原则》共包括102种元素名称,新增的名称有：99号元素名称“锿”(Es)、100号元素名称“镄”(Fm)、101号元素名称“钔”(Md)、102号元素名称“锘”(No)。为避免元素名称的同音混淆,将14号元素名称“矽”(读音xī)改为“硅”(读音guī)避免了与50号元素名称“锡”和34号元素名称“硒”重音。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还曾多次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审音委员会联系,希望将“锡”读音xī(音西)改用北京语音读xí(阳平)就可以避免“锡”与“硒”的重音,但未获结果。另一个更改是将71号元素名称“镏”(读音liù)改为“镥”(读音lǔ),这一更改有两方面好处,即避免了与16号元素名称“硫”重音,又与日常用字区别,镏字本意即有镏金镀金法之意,又可与戒指的方言“镏子”区别开来。(六)1980年,中国化学会推荐的《无机化学命名原则》中元素名称增至107个。新增的元素名称有：103号元素名称“铹”(Lr)、104号元素名称“”(Rf)、105号元素名称“”(Ha)。106号元素和107号元素未订名。(七)198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化学化工词汇》(第三版),附录了“无机化学命名原则(1980)”并对元素名称作了增补,共包括元素名称109个(其中108号元素名称缺),106号、107号、109号元素名称无中文单字命名。使用“10×号元素”表示,元素符号用Unh(106号)、Uns(107号)、Une(109号)表示。为什么要这样定名呢？103号以前的英文名称都是经IUPAC推荐的名称,国际上并无争议。1964年底苏联科学家宣布获得了104号元素并把这个元素命名为kurchatovium,符号Ku,以纪念苏联科学家库尔查托夫(I.V.Kurchatov),到1969～1970年间美国科学家也获得了104号元素的另一些同位素,并把104号元素命名为rutherfordium,符号Ru,以纪念英籍新西兰物理学家卢瑟福(E.Rutherford)。105号元素也于1970～1971年间先后在美国和苏联获得,美国人把这一元素称为hahnium,符号Ha,以纪念德国科学家哈恩(O.Hahn),苏联人把这一元素称为nielsbohrium,符号Ns,以纪念丹麦科学家尼尔斯·玻尔(N.Bohr)。从1971年以来,IUPAC曾多次开会讨论,均未能确定统一的英文名称,出现了混乱。1977年8月IUPAC正式宣布100号以后的元素名称,终止使用以人名、国名、地名和机构名等来制定新元素的名称,英文名称采用拉丁文和希腊文混合数字词头加词尾-ium来命名,元素符号采用三个字母来表示,以区别以往元素采用的一个或两个字母的方法,具体办法是：0=nil、1=un、2=bi、3=tri、4=quad、5=pent、6=hex、7=sept、8=oct、9=enn,并规定新元素不论是金属还是非金属,在数字词头后均加词尾-ium,如：104号元素名称为unnilquadium,元素符号为Unq。想从根本上解决命名的分歧。(八)1997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了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见表2)。在本文第七部分介绍的1977年8月IUPAC正式宣布的100号以后的元素的新的命名方法,十几年来,虽得到使用,但仍有人不断提出反对意见。我国在《化学命名原则》(1980)中也只从106号以后元素采用了IUPAC的建议。中文定名为“10×号元素”,这样冗长的定名给使用者增加了困难。1994年IUPAC无机化学命名委员会又重新提出了仍以科学家人名和发现该元素的科研机构所在地命名新元素名称的方法。1997年8月27日获得表决结果并以IUPAC名义发表正式文件,对101～109号元素重新定名。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张存浩院士代表我国出席了会议,会前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会议上,听取了有关院士的意见。全国科技名词委化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于1998年1月中旬召开了无机化学名词组扩大会议,会议根据IUPAC 1997年8月27日决定对101～109号元素英文名称重新命名的意见,审定了相应的中文命名。参加会议的有化学、物理和语言文字方面的专家,会议在前一个阶段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审定了我国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见表2)。其定名中使用的汉字已征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同意,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予以公布使用。(九)全国科技名词委根据IUPAC 2003年8月16日对第110号元素正式确定的英文名称,于2003年12月组织无机化学名词组和放射化学名词组及有关专家讨论了110号元素的中文名称的定名问题并提出建议,后在有关期刊上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审定了110号元素的中文名称(见表3),其定名使用的汉字征得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同意,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予以公布使用。(十)2004年,IUPAC颁布了第111号元素的名称Roentgenium和元素符号Rg,这一名称由元素发现者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以X射线发明人伦琴命名。2006年1月20日全国科技名词委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组织召开化学、物理、语言文字专家联席会,讨论了111号元素的中文定名,建议111号元素中文名称为“”,现拟报请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附：1956年关于“化学物质命名的讨论”介绍1956年9月至12月在光明日报上展开了“化学物质命名的讨论”。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我国已经到了汉字改革的时期,方块汉字逐步改革成拼音汉字,虽然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期,但不能算成太久的了”(光明日报社论)。为此有些语言界工作者提出：现行的化学名词,以至于整个自然科学名词显然是不能适用于拼音汉字的,需要进行变革。这当然也涉及到对元素中文命名的意见。对元素名称提出以下三种改革的建议：(1)同音代替碳→炭 钡→贝 氟→弗 钙→丐 碘→典 氧→养 氯→ 溴→臭(2)口语化理由是在语言里,单音词总是不如多音词清楚。如：铂→白金 氧→氧气 硼→硼石 硫→硫石 铍→皮金(3)国际化根据《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里有这么一句话：“这一套现代化拼音字母,可以用来写科学符号和专门名词的译音。”有人就提出用下列方法转写。如附表1。不难看出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汉语拼音字母转写英文名称,与日本用假名转写一样,只是去掉了不必要的词尾,并为此还设计了八条转写规则。对以上观点提出相反的意见是“科学研究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前面,科学工作者由于需要,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有些是说得清楚,听得明白的,它便利了人们去了解新事物,这是再愉快不过的。对个别单音词会引起读音上的混淆的缺点当然要进行改革”。对于同音代替,有人指出：如果把“钡”改做“贝”,“溴”改为“臭”,陡然使人难以想象指的什么,甚至产生混乱。对于国际化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的认为“在汉字拉丁化以后,我们也不能割断历史,马上把我国的科学名词全部废除而改用英文名称。我国语言是否可以容忍大量的英文学术名词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也不能贸然作出这样一决定”。以上是对1956年大讨论中对元素名称改革的主要观点记录,供以后研究这些问题时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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