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德思想与新加坡思想教育

儒家道德思想经过历代儒家学者的继承和发扬，到今天不但成为一套人人适用的人生道理，也成为东南亚各国一种主要的文化传统。新加坡在儒家道德伦理与思想教育的结合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为我国在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并将之运用于当前的学校思想教育和道德建设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辛词与儒家入世品格

人们将辛弃疾词一向定位于爱国的篇章，这无疑是正确的。然则以往论者所忽略的是辛词还蕴含浓重的儒家入世品格。儒家积极因素中，最重要者应为其入世品格。而辛词中无论其豪放者，亦或其婉约者，无不打上儒家入世品格的烙印。这使辛词具有奋发精神，在当时即成为保卫祖国河山统一的战斗号角，即使在今日，对人们也不无启发。     

明朝时期中国儒学对朝鲜的影响

中国与朝鲜自古以来就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往来，中国儒家经典不断传人朝鲜半岛，对朝鲜半岛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朝时期，中国的儒家对朝鲜半岛化的影响越来越大，统治阶级以儒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统治思想，主张实行王道政治，儒家思想已经被国家认可，成为朝鲜半岛的主体化。     

天理与道义的彰显——朱熹王道思想的政治哲学解析

在传统儒家的政治思想中，“王道”是一个有着特定涵义的术语，意指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它体现的是儒家对理想的政治治理模式的追求。先秦两汉儒家在把王道理解为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的同时，也把它等同于“先王之道”；朱熹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解释了政治生活中的道义原则，把王道理解成为符合“天理”的政治，进而在更高层次上把握了政治的合理性；朱熹的王道思想具有明显的道义优先价值取向，它强调的是道义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绝对价值；把王道理解为符合普遍法则的政治表明了传统儒家对政治生活的认识的深化，标志着传统儒家的道义论政治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马一浮的儒学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马一浮的儒学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金荣昌马镜泉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儒家学说是与教育密不可分的。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又是伟大的儒学教育家。马一浮自语直接孔孟，一生笃信和深研儒学，并以讲学、刻书为手段弘扬儒家绝学，成为近现代的儒学大师、儒学教育家。纵观马一浮...     

儒家伦理道德与中国传统法律的融合

中国传统法律的历史进程,是儒家伦理道德与传统法律相融合的进程.在这一融合进程中,儒家伦理道德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以律令的形式出现于传统法律中,使传统法律成为维护儒家伦理道德的工具.     

儒家伦理道德与中国传统法律的融合

中国传统法律的历史进程,是儒家伦理道德与传统法律相融合的进程。在这一融合进程中,儒家伦理道德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以律令的形式出现于传统法律中,使传统法律成为维护儒家伦理道德的工具。     

儒家思想成为西汉统治思想的原因

汉取代秦后历经七十余年的斗争，儒家思想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这是儒家适应社会需要综合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内容，自身不断更新发展的结果。     

太平大同:理想社会的丰碑

儒家设计了理想的未来太平大同社会.太平大同理想反映了儒家的正义感、责任感、以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及高尚人格,反映了儒家奋争不息的追求精神.太平大同理想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的文化原动力.     

文化的民间传承机制与传统诉讼理念的形成--中国传统诉讼理念形成机制的一种解释

我国传统“无讼”诉讼理念的形成机制在于国家与民间的互动：上层文化人士创造出一大批凝聚着儒家和谐政治理想的“无讼”文化产品，这批产品经过下层文化人士以戏剧演出、说书等方式将之推到普通群众的面前，使普通群众在心理上对之产生一种价值认同，再加上乡土士绅的努力，儒家“无讼”的诉讼理念终于在民间社会生根发芽，成为我国的传统诉讼理念。     

明中后期贬谪官宦与广西文化

明中后期，王学动摇了程朱理学的禁锢，使得言路放宽，朝廷内部分门立派，党争日烈。由于明代的官制，言官成为党争中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贬谪广西的官宦多数因谏言被贬，而忧国忧民，敢于斗争的品格，使他们普遍得到后世史官的高度颂扬，为广西文化事业所做的贡献也使他们青史留名。     

书院讲学的现代省思

回顾书院讲学一千三百多年的发展情况，据以说明书院与儒学的互动关系。继而根据宋明儒学在书院讲学上的卓越表现，勾勒了书院教育的特质，指出其人文化成的育才功能，在今日仍有匡翼学校之不逮的作用。于是提出现代书院讲学的基本构想，期能引发有心人士共鸣，成为浙江儒学学会规划工作时的考虑重点。     

孔氏南宗与“鲁郡吾衍”

衢州因有南孔家庙与南渡的孔氏族人而成为宋元之际江南的儒学文化中心,被时人称为＂阙里＂＂洙泗＂＂南州之洙泗＂,南宗族人也被称为＂鲁东家＂。吾衍是元代的衢州开化人,自小受到南孔文化的影响,有较深的儒家文化情结,出于文化寻根而自称为＂鲁郡吾衍＂。     

论康雍乾时期台湾儒学的区域性特征

康雍乾时期,清政府依照大陆学制,在台湾各府、县均设立了台湾最早的高等学府——儒学,对促进台湾社会的稳定,经济的飞跃,文艺的兴盛和繁荣,乃至促进民族融和,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论《诗集传序》理学视野下的《诗》学思想

朱熹倾四十年之力而著的《诗集传》,是《诗经》研究史上第三座高峰,通行宋之后八百余年。朱熹以理学为指导,在义理解诗的基础上,尊重诗文本身,将义理与诗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种阐释实践,是其诗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从《左传》到《列女传》中女性形象的变化

从《左传》到《列女传》,女性形象的塑造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一方面与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相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形象的塑造与作者的创作目的,与当时的学术语境密切相关。随着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的逐步形成,儒学开始以经学的形式统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刘向《列女传》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不同于《左传》,其实质乃是用儒家的观念塑造而成。     

国学智慧与现代管理

文章揭示中国的儒、道、法、兵四家的传统思想蕴含了博大精深的国学智慧。并将四家各总结出四个管理思想原理,用这十六个最具中国特色的管理原理以指导国人的管理实践。     

韩非的学术突围及迷失——以师事荀子为出发点

儒墨显学给韩非带来巨大学术压力。为了证明儒墨之学的愚诬,韩非设定了两条检验标准。在这两条标准之下,韩非必须通过师事苟子才能论证法家思想的合理性,因此,韩非师事苟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韩非与荀子共同遏制墨家“兼爱说”,客观上实现了儒法的短暂学术结盟。韩非对孔子进行“法家化”处理,强化了法家存在的合理性,至此,韩非完成对儒墨的学术突围。基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在解决人性本质与资源占有矛盾的问题上儒墨法各具特色。儒家倡导即凡入圣的生活,墨子提倡超凡入圣的生活,而韩非则主张按照丛林法则像动物一样地生活。韩非“去仁爱”。舍弃了“仁爱”的差等原则．导致其在“爱”与“恨”的权衡中迷失了方向。     

论儒学经典对大学生德性德行培养的实践价值

儒学经典中蕴藏着深厚的关于德性德行培养的思想资源。基于新时期大学德育的新特点,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开展以儒学德育资源为核心的德性德行教育,对于落实国家教育战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开展儒学经典教育,要与时俱进、因材施教、注重学思结合、发挥教师垂范作用、知行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