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的人文内涵及启示

作为地质学概念的“人类世”,有着丰富的人文意涵。在对“人类世”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将其误解为支持“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首先需要对以上误解进行澄清：“人类世”并未过分强调人的独特价值,与“人类中心主义”无关;“人类世”并非完全遵从现代社会的资本逻辑。在对概念澄清的基础之上,进而研究“人类世”的核心涵义,即：“人类世”更加关注“人-技术-自然”的整体力量,强调多元联结和凸显关系的多样性。最后,通过澄清和阐释“人类世”的核心内涵,其将会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例如如何看待人类世中人与技术的一体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等。综合理解人类世涵义,有助于理解变化,借助契机重构人类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模式,形成与地球共同发展的新的稳定态。     

开发西北热潮中的边疆矿产资源调查——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为例的研究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野外工作的6年，正值中国社会开发西北热潮蓬勃兴起之时，考查团的工作对开发西北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地质学者对西北地区矿产资源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通过对地质考察报告的解读，总结中国学者在矿产资源调查方面的贡献及其社会影响，分析中国学者以及中国社会关注边疆矿产资源的原因。     

钱学森致钱三强的一封信

钱三强同志： 我写此信还有一个目的，因您主管科学名词的审定，有两个词，不知是否已正式定了。一个是mesoscopic，一个是nanotechnology；前者有译为“介观”的，后者未见有译名。我以为“介观”是直译，介乎宏观与微观之间吧；但从字面看，未明确“介”于那两“观”之间。     

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组织与科学知识的增长——《无形学院》述评

这本《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中的扩散》,是科学社会学的基本著作。“科学社会学”这个名词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几乎每一本科学学的教本都把科学社会学列为一章,而且都大同小异地把科学社会学定义为“科学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这完全是想当然的产物。当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8)问世之时,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仅仅有个名称而已。     

关于海峡两岸部分气象异名名词的分析

通过对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分布的《大气科学名词：１９９６》和台湾“教育部”公布的：《气象学名词．第四版》的对比，发现海峡两岸名词大多数是一致的。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科学概念在传播过程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有部分名词在两岸的定名不一致。本择取若干条名词加以分析、比较，提出推荐用名，蔽帚自珍，抛砖引玉。     

理想化方法：在争论中成长

自然科学的哲学在吵吵嚷嚷中踏进了二十世纪。重要的争论题目之一是体漠那著名的归纳问题：增加了内容的归纳推理有效还是无效？争论本身与所争论的问题一样显得“无聊而有趣”：如果归纳在自然科学的发现中根本无效，那么自然科学家早就不会在研究中使用归纳方法，而哲学家也就无缘争论这个问题；如果归纳方法确实在自然科学的发现中有效，那么科学哲学家也不必争论这个问题。由于休漠的归纳问题是如此尖锐，所以不管“无聊”还是“有趣”，哲学家们还得硬着头皮争论下去。当年康德和孔德分别沿两条不同的曲径绕过这个问题，他们的“解决办…     

科技社会化亟需科技名词规范化——再谈我国科技名词审定和统一工作

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观念。因特网正在使全世界变成“地球村”;基因工程正在引发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伦理挑战;人们甚至已经开始谈论月球移民计划……科技成果不仅迅速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也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冲击着人类的思维。二十一世纪与其说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还不如说就是科技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科技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具决定性的力量。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0页)。“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为支柱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和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生活。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同上,第42页)。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仅科技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具决定性的力量,而且科技社会化的步伐也在加快。科学的产物已进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科技成果也在产业化和规模化地发展。科技社会化就是科学和技术渗透到社会,并为广大公众理解和接受的过程。它应该具备两层含义：一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社会普及,包括科学技术的产业化;二是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社会渗透,公众能够提高科学素养,能够学会科学的思维方法,选择科学的生活方式,使社会生活更富创造性,充满生机活力。科技名词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载体。我国科技名词的统一和规范工作如果不能及时跟上,势必会影响公众对科学知识和概念准确理解和掌握,从而影响科技社会化的进程。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出各学科之间、各技术之间的广泛渗透与融合的趋势,技术不断向大型化、复杂化方向发展,新科技层出不穷,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涌现,这些新概念、新名词必须及时加以规范,否则,一旦不规范的名词流入社会,就会阻碍甚至误导公众对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理解和掌握。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化,社会各方面也需要对名词术语有更好的规范。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全国科技名词委主任路甬祥就曾说过：“现代的科学技术还有一个新的特点,不光渗透到经济等各方面,而且还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生活中涉及的健康、家用电器、数码产品等,都有很多新名词,老百姓很需要”(本刊2003年第1期第4页)。对这些新名词的审定和规范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另外,国际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网络迅速普及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也使得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显得异常紧迫。如果此项工作滞后,各种非规范名词在网络上、社会上蔓延开来,一旦在头脑中固化定格,再去改变、扭转,将是非常困难的。科技社会化亟需科技名词规范化。本刊编辑部     

科学名词审定的总原则——“词符其义”

1986年1月20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扩大)会议纪要中指出“关于名词审定的公布形式,委员会重申,以中文带头,并附以相应的英文(或拉丁文)……”。气象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986年3月24日北片(北京)会议,4月5日南片(南京)会议〕纪要中也指出“中文打头,配以相应的英文或拉丁文”。这与过去出版的英中科学词汇(例如英中气象学词汇)有所不同,后者是以英文打头,配以中文的。这种不同是目的不同所致,根据这些不同,我们可以对科学名词审定的总原则,加以探讨。英中自然科学词汇,编写目的在于从英文来查阅相应的中文名词,以便在英译中时确定合适的中文译法。所以一个英文词可以列出几个相应的中文词。具体译法要根据英文词的内容、词义及该英文的上下文来决定。因此,必然需要英文打头,配以中文。例如“Polarization”的相应中文为“极化”与“偏振”。但在谈到电磁波时,不能译为“极化”,只能译为“偏振”。而在谈到物质因磁感应而分正负两极时,只能称为“极化”,不能译为“偏振”。我国科学名词,大多来自外国词的翻译,所以有人一见到中文科学名词,就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外文原词,虽然有些名词来自外文的意译,但也有不少中文科学名词来自外文的字面或词面翻译。这是因为按字面或词面来翻译,最为省事,而且有些文字翻译者,不一定是所译这门学科的专家,有时所译的是一些新引入的科学名词,一下子难以从原文中体会到其确切的含义,不得不按外文的字面或词面翻译。虽然如此,大多数用这种办法翻译出来的中文名词还是确当的。但是也还有一些外文名词由于用这个办法翻译,译成的中文名词不能符合原文的真正涵义,很不确切。但由于长期而广泛使用,就难以改正过来。例如云雾物理学中,常用“Concentration”一词,一般译为“浓度”,其实还应当看具体情况。当讨论溶液性云雨滴成分时,译为“浓度”是可以的。但如谈到单位体积空气中所含凝结核、气溶胶质粒或雨滴个数时,虽然英文也叫“Concentration”,中文应当译为“数密度”,而不应译为“浓度”,以免和溶液水滴成分浓度的概念相混淆。另外,“科学名词”和“习惯术语”是有区别的。“科学名词”是根据词义来厘定的,它应当是“名词符合实际含义”。而“习惯术语”有的固然就是“科学名词”,但有的却是某一些科技工作者为了使用方便,习惯对某一概念所作的通用称谓,它可能是科学名词的简称,这种简称有的简得合理,有的却简得很不科学。也可能仅是对原始概念中某一、二个特征的形象化夸张之词或类比之词。所造成的术语只能片面地表达原概念,它们不属于“科学名词”,只能称为“习惯叫法”,如果对这些习惯叫法采用“望词探义”的办法探索其原义,只能造成认识的混乱。我们应当对它们进行修改,使之成为科学名词。外文书籍杂志中常有应用不确当的术语的。例如“Aerosol”,原义是“气溶胶”,表示既包含气体,也包含其中悬浮质粒的一种整体物。但为了方便计,英文中又将“Aerosol”表示这个整体物中的悬浮质粒,即将气溶胶中的悬浮质粒也称为“Aerosol”。这种为方便而采取的一词两义,是不恰当的。把一个东西的“整体”和“部分”都用同一名词表示是不科学也不合理的。因为它必然会使人误解。可以认为：作为“气溶胶”意义的“Aerosol”属于“科学名词”,而作为“气溶胶微粒”意义的“Aerosol”属于不确切的术语。将“Aerosol particle”简称为“Aerosol”是应当反对的,正如把“气溶胶微粒”简称为“气溶胶”是荒谬的。可是英美科学文献上竟不合逻辑地广泛采用这种错误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词汇中列为：Aerosol 气溶胶,气溶胶粒子这是不妥的。应当改为如下的列法Aerosol 气溶胶Aerosol,(particles),气溶胶粒子较好。后一种列法,等于是否认“Aerosol”可译为气溶胶粒子,而是肯定“气溶胶粒子”的英文原文应是“Aerosol particles”。另有一种名词不能表达词的本义,这种情况是科技发展所造成的。一般说来,最初确定一个科学名词时,总是“名符其义”的。因而是确切的。但以后由于科技的发展,实际意义突破了名词的表面意义。起初仅是略有突破,故名词还基本上尚能表达意义。其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实际意义突破名词的表面意义较多,名词已不能很确切地表达实际意义。最后突破点过多,原名词不仅不能确切表达内涵的实际意义,而且如按原名词的表面意义来追索实际意义,会大大误解含义。可见“词”与“义”两者,“义”是主动方面,“名”只是为表达“义”而确定的。由于意义在不断随时代而发展,名词也就有“生、老、病、死”或“一分为二”。当涵义因发展而不能由原名词来表达时,原名词就成为废词,或者原名词重行规定其使用范围。其不能为原名词所表达的部分含义,另订新词。例如“Green house effect”译为“温室效应”,其义为将来自太阳的短波辐射尽量允许通过而到达地面,而阻滞地面及低层大气的长波辐射逸向太空的大气保温效应。当时人们认为这种效应与农业上的温室玻璃保护室内植物、保持室内温度不致下降的作用是一样的。因而认为用“温室效应”来类比大气保温效应是十分恰当的。这样就把大气的这种保温效应,称之为“温室效应”。但在1909年,胡特(R.W.Wood)做了一个实验。他建了两个相似的小室,一个盖了玻璃,另一个盖了岩盐晶片(roek salt)。岩盐对长波及短波辐射都是透明的,因此盖岩盐晶片的小室应不存在温室效应,温室效应仅存在于盖玻璃的小室,预期盖岩盐晶片的小室内,温度应低于盖玻璃的小室。但测量结果,这两个小室内达到了几乎相等的高温。这说明温室效应并不是主要由于玻璃能令短波通过而将长波吸收之故,而主要是由于玻璃或岩盐晶片阻止室内暖气上升,不使热量移出室外,又阻止室外较冷空气进入降低室内温度所致。根据研究,玻璃阻止室内冷暖空气交流造成的保温效应比它允许短波辐射进入而阻止长波辐射逸出的保温效应大到四到五倍。但大气的保温效应却的确是由于大气能使短波辐射透入而阻止大量长波辐射逸出大气所致。这样一来,用温室效应来类比大气保温效应,变成为不伦不类。如果再将大气的保温效应称为“温室效应”,就成为“名”不符“义”。在这种情况下,R.G. Fleagle和J.A.Businger在《An Introduction to Atmospheric physics》(1963)中建议将大气的允许短波通过并阻止长波逸出的保温效应改称为“Atmospheric effeet(大气效应)”。J.M.Wallace和P.V.Hobbs在《Atmospheric Science,An Introductory Survey》(1977)中也同意这个新名词。但这个新名词并不确切。因为“大气效应”这个名词太含糊了。例如我们在大气中观测星体,由于星光的散射,使我们看到的星,似乎较大,这也是大气的效应。此外,“蒙气差”也是大气效应使然。所以为区别大气的光的效应,我认为应称之为“Atmospheric heat preserving effect,而在英中气象学词汇中写为：Atmospheric(heat preserving)effect大气保温效应较好。括号表示英文原文中没有,但是应补上为好。另一方面,“温室效应”(Green howe effect)这一名词是否废用了呢？也不废用。由于薄膜温床、土壤增温剂的发展,它们的增温效应或保温效应的确与玻璃温室的效应可以类比。因此“温室效应”的内涵意义已与气象名词史中的历史上“温室效应”的意义不同了,它仅表示由于安装了透明或半透明膜状或片状物,使室内外空气及热量难以交换而导致的室内保温效应。这是旧名词有了新涵义,使旧名词得到了新生。但旧涵义却给予了新名词“大气保温效应”了。由于一个新名词的出现到通行,有一个推广过程。具有旧涵义的“温室效应”一词,在气象、气候学界久已通用。而且在相邻学科中也在采用。很多人还不知道上述胡特的实验,因此目前仍有不少文献在把大气保温效应称为“温室效应”。我们有责任在英中气象学词汇中将其纠正,并在中文科学名词审定中,名实相符地确定“温室效应”和“大气保温效应”这两个名词,并明确其间的区别。综上所述,英中科学词汇是以英文词为主来考虑中文译名的。所以必需以英文打头,配以中文。中文译名必须按英文名词的实际含义来译,而不是字面或词面的翻译。又因为一个英文名词,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词义。因此一个英文科学名词应当可以配有几个不同的中文名词。但是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任务,是审定中国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的标准当然应当是中文科学名词是否与其实际含义相符。而不是是否与英文字面或词面意义相符,这是因为用中文科学名词的是中国人。他在写中文科学论文时,并没有必要先考虑所用名词相当于英文什么词。他要使所写的论文能为人看懂,所需要的是他所用的科学名词能否表达名词所代表的实际意义。能表达,则其论文就能为人看懂,否则就不能被人看懂,从而先去写论文的目的。在科学教学中,也要求“名符其义”。使学生接受科学知识较为顺利。如果审定名词的人首先考虑的是中文名词是否与英文字面或词面的意义相符。那么由于英文字面或词面意义不一定都是和实际含义相符。结果所确定的中文科学名词,就往往做不到“名符其义”,这样的审定是失败的。在确定中文科学名词时,虽然不必考虑外文,但确定名词后,仍应考虑与中文科学名词相应的外文。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科学须要国际交流。但是这时是“中文打头,附以外文”。所以应是根据中文科学名词来翻译外文,即中译外的问题。并不是从中文科学名词来追索外文的原词问题。而且在“附以外文”或“中译外”时,也不应只按中文科学名词的字面或词面意义来译,而是按中文科学名词的实际涵义来译。当然如中文科学名词在审定时已能“词符其义”,则按中文科学名词的字面或词面意义来译,亦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审定中文科学名词后所列的表应是“中文打头、附以外文”的意义。当然,中文也有科学名词和科技习惯用语之区别。在我们进行中文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对于合乎名词内涵实际意义的习惯用语,也应当作为科学名词加以肯定,但对那些不能表达真正涵义的习惯用语性名词,却是应当摒弃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将它们译为外文。例如“飞机拉烟”这一习惯用语是指飞机凝结尾迹。但可能被人误解为飞机被高炮击中而边飞边冒烟燃烧的现象。既有“飞机凝结尾迹”较确当的名词,就没有必要再用“飞机拉烟”这种不确切的习惯用语。尽管“飞机拉烟”还在有些飞行员中使用,但在科学名词审定中,应否定这个名词以防止不确切习语的扩散。方法就是不将这个词列入科学名词之列。这是有利于科学名词的纯洁化与规范化的。什么叫“名符其义”呢？一个名词只能用少数几个字。但却要表达其实际内涵意义。这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对于较为复杂的意义,要想简单明了地表达在名词中,有不少困难。只有含义较为单纯的,确定名词才较为容易。如“雨量器”、“云系”等。较为复杂的,则名词中点出其最主要特征即可。如“寒潮”(“寒”是指其冷暖特性、“潮”是指其来势特点)。再复杂些的如“雷达”〔它是英译中造出的名词,原文是“Radar”,而“Radar”是英文“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无线电探测与测距)”的缩写〕它能很好表达其内容意义。表达风向与等压线关系的定律有许多种表述方法。并曾为许多人发现过这种关系。为强调白贝罗(Buys Ballot)的功绩及其表达方法,所确定的“白贝罗定律”这一名词也是确切的。在确定中文科学名词时,应对名词的含义重行加以明确,以达到“名符其义”。例如“湍流”一词,从字义来看,按《说文》,湍：“疾濑也”。查《辞海》,濑：“从沙石上流过的急水”。可见“湍流”原义是水流过沙石而产生紊乱的流动,属于“动力乱流”。另一方面,外文乱流叫“Turbulence”,“湍”音“Tuan”,其始音相近,因此将“湍流”作为“动力乱流”的名词,有其优点。但不应推广其意义为包括一切乱流。因为将“湍流”包括“热力乱流”显然没有根据。“湍”字明确地仅有动力乱流之义而无热力乱流之义。也有人将乱流称为“紊流”(“紊”表示丝线之乱),用它表示各种乱流当然可以。但正象用“湍流”表示“动力乱流”一样,这名词太古气盎然,不够直截了当。其实,既通俗、又直截了当、不会引起人们误解的名词“乱流”已为不少人采用了。而且在“乱流”前面加上“动力”或“热力”两字而变为“动力乱流”或“热力乱流”,就能表达两种产生原因不同的乱流,既方便、也含义明确、又妥贴,因此用“乱流”这一现成名词是很理想的。它符合“望词知义”、“词符其义”的原则。当然,用“湍流”两字似乎“典雅”一些。但“典雅”和“妥贴”两种属性如互不相容的话,从确定科学名词的原则来说,我宁可要“妥贴”,因为“妥贴”意味着“词符其义”,至于“湍”音“Tuan”与英文的“Turbulence”的始音相近的优点,早已因为“湍”字太“典雅”而常被人误念为“Chuan(喘)”所抵消掉了。因此从“词符其义”的原则来许定,我认为用“乱流”、“动力乱流”、“热力乱流”等一套名词较好。当然,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气象书籍将乱流称为“湍流”,但是也有一些书仍用“乱流”。当前是气象学名词审定之时,审定的目的就应当是判定名词的优劣,并以“词符其义”为标准的。将“乱流”定为规范化气象学名词,并无多大困难,只要在审定表中写为：乱流(曾称湍流) Turbulence 即可。可能有人会认为,如果中文的科学名词以中文打头,配以英文,而英文是根据中文词翻译的,并不是追索中文科学名词的英文原词,因而会发生下列一些现象,即：先由英中科学词汇中由英文名词查出相应的中文名词,然后再在中文科学名词审定表中,利用此中文名词查出相应的英文名词。这最后的英文科学名词与最初在英中科学词汇中的英文科学名词,可能出入很大,这不是矛盾了吗？我认为这不是矛盾,而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并没有必要追求这种相同。但是由于英中科学词汇中的中文名词,我们要求的是按原英文名词的实际意义译出的,即使是按英文名词的字面或词面译出。但极大多数是“词符其义”的。而中文科学名词审定表中的中文名词,绝大多数与英中科学词汇中的中文名词是相同的。审定表中的英文名词,又是按“词符其义”的标准译出的。因此可以保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按上面办法所得的最后的英文科学名词与原始在英中科学词汇中的英文名词是相同的。仅有在少数情况下,这两种英文名词并不相同。相同是合理的,不相同也是合理的。因为这种不相同,或许正可说明中文科学名词审定表中的中文科学名词,由于通过“词符其义”的甄别,更科学、更确切,而且由此所译出的英文名词,也更明确、更具体、更易使读者明了其内涵的意义。结论是：科学名词审定的总原则,应是“词符其义”,气象学名词审定的总原则,也应当是如此的。     

一位院士的名词情结——访北大药学院王夔教授

久闻王夔院士对名词工作极为热心,每次提及,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的老同志总是赞不绝口：“20多年来,王院士一直非常认真投入地做化学名词,让人敬佩。”是什么让一位院士如此热心名词工作呢？带着疑问和崇敬的心情,笔者采访了王夔教授。那时候工作全是自觉的王夔院士神定气闲、沉稳平和,是位敦厚、慈祥的长者。当谈及如何涉足名词工作时,王院士沉吟片刻,说道：“当时我们觉得名词工作很重要,是化学界甚至科学界共同的基础性问题,加上和全国科技名词委王宝瑄同志联系比较多,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定名问题,就进到这个领域中来了。当时的环境和现在的不太一样,那时候工作全是自觉的,也没有现在的发表研究论文的压力,所以我们还挺投入的。那时我们都没有计算机,通过手写,制作卡片,收集整理名词比较困难。不过那时名词比较少,现在的名词爆炸性地增加,今天做起来难度就大多了。这是一。第二,那时我们对以前审定的个别名词有些看法,需要研究。而且每一个关于名词的不同意见背后都是科学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所以我们也愿意把精力花在这个上面,把这个问题力求解决得圆满一些。再有一个督促我们做的,是两岸名词对照交流的问题,当时两岸已经有过一些接触,比如一起参加过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逐步了解到大家对学术交流的问题最关心,而其中名词是障碍,你这么叫,他那么叫,难以交流,我们也看了台湾的化学名词本子,看了后也深有感触,因为它还是国立编译馆编订的名词,国立编译馆是1932年在大陆成立的。他们的化学名词,确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也有不合适的地方。于是我们力求把台湾的老师找来,进行对照和交流,后来就有了两岸统一元素命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了,责任也就更大了。就这样,我们一点一点地开展起名词规范工作。”王院士接着说：“在无机化学名词讨论中,张青莲先生、梁树权先生、戴安邦先生、申泮文先生这几位老前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老先生们积极参与,而且特别负责,有时为一个名词争论好几年。很多名词就是这么争论出来的。他们非常认真,互相较劲儿,往往在一封信中,就给你引经据典,查了很多资料。有时他们会打电话来问这个名词最后怎么定的,那我们就必须交代清楚。不过有时意见始终不能一致,我们就要走‘中间路线’,设法找一个两头都能接受但是又符合科学内涵的名词。”科技交流要畅通,名词规范是关键“名词规范工作很重要啊。”王夔院士感叹道。“新的现象新的概念出来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有新的名词了,如果一提到某个名词,大家都能明白,那就能很好交流了。所以,科技交流要畅通,名词规范是关键。”“所有的学科都以名词为基础,一个学科的名词规范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就会得到促进。在科学的课堂里,你总是要给科技名词以科学的定义,按照名词是什么,定义是什么,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讲法,慢慢引导出事实或者现象,比如说,这个名词叫氧化还原,那么,什么是氧化还原,定义是什么,这是必须说清楚的,没有这样确切的名词和定义,就会使学生概念不清,糊里糊涂。”“我想,名词混乱情况至少有这两种。一是,如果这个名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来的,我们可以宣布这个词叫什么,然后大家都跟着它走,但是至少在化学学科里,多数是外国人先命名的,要把它变成中文名词,就得翻译,而翻译时大家比较随意,你取这个词,他用那个词,结果造成不统一了。还有另一种情况,我的研究领域需要跟生物学结合,我了解生物学名词有这样一个特点,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可能叫不同的名字。我猜想,可能是不同时代的人,用不同的对象做出来的,比如,你是在1949年用一个什么方法测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叫什么什么酶了,我在另外一个材料里发现一个酶,我又管它叫什么什么酶了,最后放在一块,哦,原来大家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可是这些名字都已经存在了,而且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人,已经在用不同的名字。内行人也许知道,对外行来说就乱套了——这到底谁是谁,怎么回事？不清楚。所以外行人进到一个学科里,常常会遇到名词混乱的问题,我们化学这种的情况少,生物学里头特别多。”名词不光是给内行准备的谈到对当前名词工作有何建议和想法时,王院士说：“名词是给内行准备的,同时是不是还考虑到外行了？这个外行当然不全是说老百姓,你在这个学科是专家,在别的学科可能就是外行。比如,现在大家都用统计学,统计学里的有些名词我就搞不清楚,但是我要用它,因为所有试验结果的分析都要统计。就要用统计学理论和知识。全国科技名词委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要关注一下。”审定名词要结合中文语言环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王院士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们审定出的名词不符合汉语语言习惯,就很难流通开来。有好多的名词很难说就是你这几个专家用,别人不用。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定SI单位的文字叙述问题。比如说物质的量,因此按规定不能叫‘摩尔浓度’,而应该叫‘物质的量浓度’,我要是说氢氧化钠的浓度,就必须说‘氢氧化钠的物质的量浓度’。如果译成英文,岂不成了笑话？我们经常举这种例子来说明制定名词不能不顾语言习惯。还有词组,其实把词组搞好,也很重要。现在常常说的‘后什么什么的’,如后现代主义,英文把‘后’搁在前头,那么到底是‘基因组后时代’,还是‘后基因组时代’？再如化学生物学,英文有叫chemical biology的,还有叫chemobiology的,那么我们所说的化学生物学定义究竟是什么呢？”我总是在和名词打交道“有机试剂、金属离子水解沉淀的掩蔽、细胞生物无机化学,这三个名词是否就能勾勒出您的科研创新工作轨迹？”笔者问道。“应该说第二个名词不必要,”王院士笑了笑,“在(20世纪)70年代前,我研究的是配位化学在分析化学和生命科学里的应用,所以开始所做的有机试剂和分析掩蔽研究都是配位化学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那时候学苏联,苏联在这方面发展很快,我们是按照人家精神做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要说创新,顶多新化合物掩蔽有一点点创新,思想上有点新,别人很少做,但是掩蔽这个词是旧的,所以你还不能说你本身是创新的。后来我们搞生物无机化学,是配位化学在生命科学里的应用。”“生物无机化学在国外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在‘文革’期间。那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等到‘文革’以后,70年代末,我们重新回实验室,发现‘冒’出来一个新的学科。而那时有机试剂研究比较衰微,因为有机试剂是依附于分光光度法、比色法,而这些方法后来被新的方法,如原子吸收等代替了。所以我们就挑选了细胞生物无机化学这个方向。在细胞生物无机化学方面,是有一定的创新,因为从国外到国内,在几年以前,大多数生物无机化学都不是拿细胞作为研究对象的。拿细胞做实验有困难,而且研究的人如果是化学家,对他们来说,培养细胞,处理细胞,在细胞层次上测定,又难做,又复杂,结果也不像化学实验那么确切,所以多是生物无机化学研究仍然按生物配位化学模式去做。我们因为在医学院,有特殊条件,而且医生们和其他的老师们也希望我们在化学上跟他们‘靠拢’,我们得到他们的帮助,也得到他们启发,所以,我们搞的细胞层次的生物化学是有创新,无论从概念上和实验方法上,都是比较先进的。”“我们搞细胞生物无机化学,是研究金属离子与细胞相互作用中的化学事件与生物效应的关系,探索生物无机化学反应间的规律。就是说,生物体里头有许多的无机物,像钙离子、磷酸根等等,它们在生物体里起着一定的生物功能,叫必需的离子;那么外来的,不是必需的,比如说汞、铅这些东西,它们就会对细胞造成影响,这个影响有时可能看着是正面的,有时是负面的,我们就总结这些规律。它们之所以表现在正的、负的影响上,主要是和必需的金属离子有相似和相异的差别,这其中我们觉得有一个所谓的相似性和相异性的问题,通过这种分析,可否总结出一套东西来,用以反映出这些必需的跟不必需的之间、相同地方和不相同地方之间,怎么就能表现出有毒或有益了？或者说在低浓度下有益,在高浓度下有毒？这就提到了统计学名词——聚类分析。你看,我总是在和名词打交道。”采访后的启示从谈话中,笔者体会到了一位院士的名词情结。偶尔翻开《院士思维》一书,看到王夔院士写下的一段话：“在热点和冷点之间、主流与非主流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我知道这是众人所不为的,等于在广漠中踽踽独行。同行少,可借鉴的经验少,论文被引用少,被理解的少,或许终生无人喝彩。但是,相当多的创新工作,都是在甘于寂寞的心态下进行的。”笔者彻底恍然：虽然王夔院士指的是从事细胞生物无机化学研究的创新工作,其实名词规范工作何尝不也是这样？冷点、独行、无人喝彩……这些也是与名词工作结缘的,看来这种情结是天然的。正是这种割不断的情结,才促使着许许多多像王夔这样的科学家们,几十年如一日地热心参与名词工作。     

钱学森致钱三强的一封信

钱三强同志： 我写此信还有一个目的,因您主管科学名词的审定,有两个词,不知是否已正式定了。一个是mesoscopic,一个是nanotechnology;前者有译为“介观”的,后者未见有译名。我以为“介观”是直译,介乎宏观与微观之间吧;但从字面看,未明确“介”于那两“观”之间。     

关于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几点看法

对于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我接触得很少,而这很少的接触也只限于数学的某些方面。我主要是从一个数学名词使用者的角度来谈论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所以这个标题可能不恰当。但我觉得,各学科名词有其共性,我国各学科名词的审定工作也有其共性,因而“解剖麻雀”仍然可以起“举一反三”的作用。但这样做就难免会把某些特殊性当作共性。如果读者认为本文不适用于数学以外的科学名词,那就请在阅读时,在有关地方,加上“数学”两字。当然,即使限于数学名词,我的意见也可能有许多错误。本文只是作为名词使用者和名词审定者之间的一次思想交流。(一)关于选定名词的原则我完全同意审定自然科学名词的根本要求是三化(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二性(科学性、通俗性)。我在这里只想提一些具体原则,作为三化二性的补充。我举数学名词的一些例来加以说明,为了省得写出有关概念的定义,例中用了些惯用的英文名词。1.名词最好能较准确地表达其所代表的科学概念。其次是照外文字义汉译,不得已时才音译。关于最后一点,意见较一致,现在的名词,音译过来的也极少。下面只谈前两点。外文名词一般是能表明其所代表的概念的,因此,从外文字面汉译一般是可以的。但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外文本身的局限性,一字多义,以及概念发展等),这种译法也有时不妥。例1.英文skew本身有“斜”的意思,但有些数学概念,英文名词虽冠以skew一词,其实与“斜”无关,汉文用“斜”就不妥当。如skew symmetric这个副词,《英汉数学词汇》¹⁾(以下简称《词汇》)中汉文都作“斜对称”就不妥。skew symmetric matrix(或skew matrix)skew symmetric teusor都和“斜”不相干,把它们依次叫做“斜对称阵”,“斜对称张量”就不妥,远不如《数学名词》²⁾(以下简称《名词》)把skew symmetric定为“反称”(“反号对称”的简称)。又如skew lines,《词汇》作偏斜〔直〕线³⁾,《名词》作敧斜〔直〕线,也都不妥。两条skew lines可能是垂直的,而不垂直的却可能skew。有不少人把这种直线叫做“异面〔直〕线”,这个词表面上似乎和“共面直线”相对立,其实不然;因为即使是共面直线,也总有两个不同的平面(即“异面”)分别经过它们。“共面”的反面是“不共面”或“非共面”。我用了“相错直线”这个词,可能未必理想,但我以为比“偏斜”、“敧斜”或“异面”强。即使用“非共面”或“不共面”也比“异面”好。例2.《名词》在其“序例”中指出,当form表明“齐次多项式”时就用“齐式”,这是很好的创造。可惜《词汇》却用了“形式”和“型”。这两个词自然是从字面译过来的。“形式”的缺点,正如《名词》序例中说的,“容易使人误作通常的而非数学的词语”。至于“型”,用处也不少,《名词》和《词汇》在type下就注有“型”这个词。例3.geodesic一词,《名词》里列了三个汉语名称：“短程线(最短程线),测地线,大地线”,其中后两个是照字面译的,而在复合词中则都用“短程”,其倾向性是明显的。《词汇》保留了“测地,短程”两词,但在复合词中,则专用“测地”,我以为是后退了一步。例4.geometric series有两种常用汉名：“几何级数”和“等比级数”,前者是直译,不如后者好。geometric mean也与此类似。例5.unimodular group一词可以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一种是行列式等于1的线性群,汉文可作“幺模群”(或“单位模群”),比“特殊线性群(special linear group)”强。这两个名词代表同一概念,我认为可以放弃后一个。另一种是左不变测度和右不变测度相等的李群,这种群就不能叫做“幺模群”而可以叫做“单模群”。虽然也是直译,却考虑了其内容的特殊性。这个例也说明,有时需在不同场合采用不同直译。例6.circular helix通常叫圆柱螺〔旋〕线,general helix叫“一般螺〔旋〕线”,都是直译。但“一般螺线”是指切线方向和某个固定方向作固定角的曲线(包括直线作为特款),它一般不作螺旋状,所以是名不副实的,不如叫做“定斜曲线”。spiral叫“螺线”或“蜷(quán)线”,前者容易与helix混,后者太不通俗,可否叫做“卷线”？2.科学名词的总字汇量要扩大。在名词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下,名词和概念要一一对应,过去一个名词代表着不止一个概念(以及一个概念有着不止一个名词)的情况必须改变,而专门名词象普通常用词语的现象也要尽可能避免。这就自然地要扩大科学名词中所含的字汇量。汉语词汇丰富,只要运用适当,这个问题一定能够完善解决。扩大字汇量也完全可以不违背通俗化的要求。例1.“域”字通常可以代表(a)domain of rationality又可以代表(b)连通开集。习惯成自然,要改一定会遇到阻力。过去有人把(a)叫做“体”,这个名词在《名词》里还保留着,可否重新起用？另一方面,英文的field既代表(a),又用于诸如“矢场(vector field)”,“直线场(field of lines)”等等。这类的field就都可以袭用“场”字不变。这样,“体”,“域”,“场”就区别开了各不相犯。此外,integral domain就叫做“整环”,region就可以叫做“区”(不叫“区域”)。例2.“矢〔量〕”和向量代表着同一个概念,我倾向于用“矢”。同样,“幺”和“单位”比较,我倾向于用“么”。“幺矢”比“单位向量”不更简明吗？例3.interval现在多数人叫“区间”,远不如“节”好。我记得“节”是老名词(解放前中国科学社出版的《算学名词汇编》就可能用“节”,手边无此书,无法核查)。例4.“无尽”,“无穷”,“无限”我记得早年是有明确分工的。“无尽”是指个数的无尽。《名词》中还可以找到“无尽集”,“无尽小数”,“有尽级数”,“无尽级数”等词,现在把“无尽”,“有尽”都贬斥了(我个人偶然还用,有时还用“无数”)。这就增加了“无穷”,“无限”的负担,《词汇》中各有一百多条,而且有时一个概念既用“无穷”又用“无限”。可以考虑恢复“无尽”这个词,让三个词适当分工。我还觉得“无限”和“无极限”字面接近,最好能避免象“无限序列有极限”或“无限序列有上限”之类的说法。例5.algorithm叫做“算法”,太一般化了,《数学名词补编》¹⁾里还保留了“规则系统”和“演段”,可用。graph叫做“图”,有时可以,有时不妥(如“图论”)。例6.upper bound和least upper bound现在依次叫“上界”和“最小上界”或“上确界”。我总觉得不妥,因为“界”的两边应当是不同的,界只能有一,不能有二。《名词》里bounded set下保留了一个“囿集”,这个字是可以用的,但也许有人嫌不通俗。我曾用了“栏”²⁾字,于是bounded就是“有栏”,upper bound就是“上栏”,而east upper bound就可以叫“上界”,互不混淆。例7.类似地,“情况”不如“款”,“共变”不如“协变”,“一致”不如“均匀”,“大括号”不如“纽括”(“括弧”也可叫“圆括”),“密切”不如“吻切”,(“密”字已用于“密度”,“稠密”),“有理”不如“命分”,……值得指出的是,数学概念在迅速增长,而若干年来数学名词所采用的总字汇量却相对地在缩减,这个矛盾应当引起重视。这条讲的是“开源”,下面讲“节流”。3.名词能短则短这条原则道理较明显,上面举的例有些也可以同时说明这条原则的运用。总之,如果有长短不同的几个名词都代表着同一个概念,而其他条件不相上下,就选用其中较短的一个;如果名词中有可删的字就删掉,例如criterion就可以叫做“判准”而不必叫“判别准则”。有人总想避免用单字作词,其实不必。点,阶,高,…,人们用惯了,即使不太方便,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4.冠以人名的名词,如已有适当的代替,就选用后一个。(参看《补编》的“序例”。)数学上冠以人名的名词是很多的,其中绝大多数如泰勒级数,洛伦茨变换是很难找到替身的。但也有例外,如“罗巴契夫斯基几何”又名“双曲几何”,我以为宜用后者。另一种非欧几何就叫“椭圆几何”。这是符合“系统化”原则的。又如“交换群”就不必叫“阿贝尔群”。再举英文名词混乱导致汉文名词混乱的一例。英文Gaussian curvature又名total curvature,汉文曾把它叫做“全曲率”而Gaussian curvature的面积分就叫做“总曲率”。但因英文有时也把这个面积分叫做total curvature,于是后来就有人把Gaussian curvature叫做“高斯曲率”,把它的面积分叫做“全曲率”。这也涉及曲线曲率(挠率)的线积分是叫“总曲率”还是叫“全曲率”的问题。(二)外国人名汉译问题如何处理外国人名问题,不同作者有着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在所有科学文献中,外国人名全部译成汉文。但这种办法有时似无必要,例如在涉及科学史料时,外国人名很多,其中有些人名并不常见,只是偶一提到,全部译成汉文,就未必适宜。另一些人主张全部不译,保留原名,这办法最省事,但也有难以贯彻之处。首先,有一批人名,汉译早已通用,如牛顿,欧几里得,爱因斯坦等,实在不必故意回避,至少,也应注上汉译。其次,有些人名,可用汉字(如日本人名)或拉丁字母(如英、德、法、意、西等)或俄文字母(如俄、保)写出,有的可转写成拉丁字母(如印,阿拉伯),情况也够复杂的。总之不能全用原文。再次,这种办法,有时使读者不知如何正确读音,不便记忆,更不便于国内外交流。当然,还有用第三种办法的,就是一部分用原文,一部分汉译。我主张：外国人名都应有统一汉译,至于行文中如何使用,则可由作者根据情况区别对待,不必强求一律。至于人名汉译,自以音译为主,而音译自应根据其本人的民族读法,例如不能按英文拼音规律来译德、法人名。为了统一汉译,除了已经通用的不必另拟者外,应一律参照统一的译音表。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辛华编的《译音表》,包括了85种外文的汉文译音,可以作为统一译音表的基础,必要时,只须经过语言专家重审,即可定案。有了统一译音表,即可先把较常见的外国科学家人名译成汉文,公布实行。其余外国人名可暂由作者根据译音表自拟,遇有分歧,再谋统一。对于这种译音法,我个人的经验是,译成汉文后,往往可以破译回去,实在方便。这个办法可以解决大多数科学家人名的汉译问题。但还有一些人名尚待商榷。例如日本科学家人名用汉字,但读音和汉语不同,是否应注上其英译？朝鲜和越南等国人名又如何处理？类似问题希望请有关专家研究,再作出决定。外国科学家人名的汉译,是涉及一切学科的问题,应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来负责,以免出现同一个人在不同学科中有不同译名的情况。由于各学科都有不少冠以外国科学家人名的名词,外国人名译名表更应当从速制定,首先公布。当然,对于较常见的人名,在公布前要征求有关学科专家意见,使它们的汉译和通用的一致;如有分歧,则协商解决。(三)其他科学术语问题最近见到江嘉禾同志一篇文稿,提到“成套术语”问题。他举数学中的in和into,on和onto为例,认为由于我们没有统一区别它们的方式,同一句外文就会有不止一种汉译,而不同汉译就可能有不同涵义,而且对于同一种汉译不同读者还可以作不同理解。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有些常用术语,的确可以有统一处理的办法。我们可以把“…maps E into(onto) E^*”译成“…把E映射到E^*之内(上)”,但如果没有统一的规定,又不加注释,读者仍然会理解错了,此外,我觉得现在常见的术语也有不尽确切之处。如“趋向(趋近)于极限A”,就值得商榷,我以为“趋于极限A”更好;因为,那句话要陈述的是完成质变的后果而不是描述量变的过程。这种微小的差异,也许无关宏旨,不过顺便提及。但这和另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即科学汉语的问题有关。我们汉文科学著作正在迅速增多,这对于我国科学的普及与提高当然是可喜的现象。但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科学汉语,包括我自己写的在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语句不合乎汉语规律(过分西化),有的用词不当,有的句子太长,等等。这就增加读者的困难,甚至导致读者误解其内容。我们承认,汉语和其他语言一样,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科学汉语还随着科学发展而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吸取外语中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文言文中也有许多合理因素应当保留和发展),但另一方面,总不能过分偏离或违背仍然公认的汉语传统的规律,语法,句法,结构等等,否则就会严重影响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据我了解,已经有不少同志注意到并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希望语文学家和科学家紧密合作,对此作出贡献。由于现行的汉文科学出版物中,出现一些问题,有人便怀疑汉语能否正确表达科学思想,我认为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汉语历史悠久,词藻优美丰富,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起过并起着决定性作用,一种准确、严密、简练、通畅的科学汉语一定会逐步完善起来。(四)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的科学名词工作是有基础的,成绩很大,也有缺点。我对于这方面的历史,只是略有所知,而且主要也是关于数学名词的,但仍愿就管见所及,加以回顾,并作粗浅分析,目的在于引起重视和讨论。谬误之处,必定不少,望熟悉情况的同志指正,以便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保证这次名词审定工作,取得满意的,预期的成果。我国科学名词之所以有目前的基础,首先要归功于我们广大科学工作者长期的辛勤工作。凡是创造过科学名词的人都有一份功劳。古代的科学家们不用说,只说近、现代把西方科学介绍来我国以及在本国土壤上发展科学的人,对于科学名词的创造,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这些人在使用和创造名词的时候,自然主要是从自己工作的条件和需要出发的,很难要求他们有全局观点。他们在介绍西方科学的时候,所用名词自然要受到有关国家名词体系的影响。这些因素当然会造成名词不统一和缺乏系统性。二十年代,我国科学家们开始下决心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在中国科学社的组织领导下,科学家们博采古今中外科学名词的合理成份,制定了审定名词的原则,第一次系统编订了各种科学名词表,这是开创性的工作。可以想见,当时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成绩是巨大的,是我国科学名词工作的一个跃进。以数学名词为例¹⁾,科学社科学名词审查会1923－1931年审定的《算学名词汇编》于1938年出版;1936年审定的《数学名词》(由国立编译馆)于1945年出版。(这套名词,下文简称为科学社名词。)可惜在当时条件下,出版时间落后于审定时间很多,又值战乱期间,未能广泛流通,因而这套名词,未能为广大数学工作者所充分利用,即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作者引以为憾的是,这两本名词虽也曾用过,但早已失落,草拟本文时无从参考。解放后,在中国科学院名词室的主持下,在科学社名词工作的基础上,对各科名词重新厘定和补充,使我国科学名词工作又迈进了一大步。仍以数学名词为例¹⁾,1956年和1964年由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数学名词》和《数学名词补编》。(这套名词以下称为科学院数学名词。)这是科学社数学名词的发展。由于以前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尚未提到日程上来,这两套名词有一个共同点,即同一个概念下有时并列了几个名词供人选择。我感到可惜的是,科学社数学名词中某些好名词未能在科学院名词中保存下来。其所以如此,也是可以理解的：科学社数学名词既未能充分普及,以后的作者有时就不免自造新词,新词流通既广,根据“约定俗成”原则,就取代旧词了。科学院数学名词公布之后,名词混乱现象略有减少,但远未终止。其客观原因,我估计主要是四个。第一,名词表发行量小,又未再版,不能充分普及。第二,一个概念多个名词的情况仍不少,又都只是参考性的,不带任何强制性。第三,它本身有其缺点,即科学性、系统性还存在一些问题。第四,后来出版的词书发行量大,在一些人心目中,其实际权威性大于经过专人集体审定的名词表。应当指出,这些问题之产生,都有其历史条件,尤其是不可以苛责于名词的审定人的。我国自然科学名词的全面审定,现在是第三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进行的。它有更明确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原则,这使它有极大的权威性。它是在前两次审定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有丰富的经验教训足资借鉴。科学名词规范化在国外也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山之石,所以攻玉”。因此,我们有理由对这次工作提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例如：1)必须动员尽可能多的科学工作者关心并参加这项工作,使它具有足够的群众基础。为此,就要做广泛的宣传工作,建立必要的联系网。2)关于组织工作,除各学科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外,还应成立外国人名汉译审定委员会,它和各学科分委员会都应是常设机构,负责分批审定名词及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3)各学科审定名词时,都应有自己的具体选词原则。4)审定各学科名词一般可以科学院名词为基础,参考科学社名词以及其他词书。5)每批审定名词出版,必须保证供应,根据市场需要,随时翻印。6)为了保证这次审定的名词有权威性,须制订一些措施,例如规定某些出版物(包括词书)必须采用,但同时也要欢迎提出意见,供修订时参考。总之,有了审定名词的一般原则和具体原则,我们只要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把权威性和群众性结合起来,不断总结经验,注意工作方法,就一定会取得工作的全面胜利。注释：第1页 1)齐玉霞编订,1982年科学出版社版。2)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编订,1956年科学出版社版。3)方括表示可省略的字,据《名词》。第3页 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编,196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2)相当于德文的Schrankc。第5页 1)参考江泽涵《我国数学名词的早期工作》数学通报1980年第12期。第6页 1)见上页底注。     

谈谈名词审定后期工作的一些体会

一个学科的名词审定工作,从成立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到公布,一般需要1－2年,或更多些时间。经过几次审定会后,到上报公布之前,还要做一些细致的个别名词定名的协调工作。由于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学科之间互相交叉,渗透越来越广泛。因而一些互相借用,转意的词也就越来越多。这些交叉的术语将同时存在于几个学科中。如这种交叉重复出现的名词太多,一是会出现新的不统一;二是浪费了人力物力;三是会出现重复公布。所以名词审定工作,希望公布出来的名词尽量减少交叉词。当然为了保持某个学科的完整性,必要的交叉词还是允许的。为了处理好交叉词的归属和统一问题,就需要开各种形式的协调会,以“地理学名词”上报前的一些工作为例,地理学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应用学科,它比基础学科处理起来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他与地质学,海洋学,大气科学,地球物理学,测绘学,土壤学,植物学等学科名词,都有交叉问题。我们以“副科服从主科”的原则开了“地理学名词与海洋科学名词”,“地理学名词与地质学名词”,“地理学名词与大气科学名词”等协调会。还开了地理学,地质学,测绘学,大气科学,地球物理等有关遥感应用技术名词的协调会。协调会上讨论了本学科的收词范围。例如：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有些词难分归属。经过大家反复商讨,认为用地球物理方法研究而产生的地质名词应归属地球物理学。并对一些有分歧的不统一的词进行了统一订名。例如：“洋脊”(ocean ridge),又称“洋中脊”,“大洋中脊”,“海岭”等,协调会上有的专家提出,按它的科学概念应定名为“洋脊”,因为它是大洋里面的脊,这个脊并非在它的中央,当时大多数专家也同意了这个定名。但是会后,海洋、地理、地球物理等学科分别征求意见,都认为称洋中脊已成习惯最好不改。洋中脊不一定局限于中央位置。最后这几个学科还是定名为洋中脊。“大陆架”(continental shelf),又称：“陆棚”,“大陆台地”,后定名为“大陆架”。“扇形三角洲”(fan－shaped delta),又称：“扇三角洲”,“扇状三角洲”,现定名为“扇形三角洲”。有些词经过反复多次协调讨论才确定。如：“泻湖”(lagoon)与“潟湖”(1agoon)。这个词在地理学名词上定名为“潟湖”,而地质学名词与海洋科学名词中都定名为“潟湖”。在协调会上,有些人主张将错就错,统一定名为“潟湖”,定名“潟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出书排版时方便,“泻”字好找到,“泻”字难找,且易误读误写。但在后来的几次协调会上,大家又提到这个词,认为“潟湖”与“潟湖”两个词的概念完全相反,“潟湖”是由于海上珊瑚礁围成的,经天长日久变成了淡水湖,例如“西湖”就属于“潟湖”。而“潟湖”确恰恰相反,它是水流泻的意思。另外这个词在大学以下的教材中全用“潟湖”,而大学以后又改成“泻湖”。即“潟湖”还不到约定俗成不能改的程度。会后我们又多方征求了一些专家的意见,并召开了地学口各学科专家的协调会。经过大家充分讨论,认为此词属地理学名词,应服从地理学定名。最后定名为“潟湖”,“潟湖”为曾用名,意为淘汰名。协调会上还把争论已久的一些词定下名来。如：“喀斯特”(karst)与“岩溶”。1966年我国第二次喀斯特学术会议上有的专家认为类似喀斯特这种现象最早是在我国开始研究的,建议将“喀斯特”一词改为“岩溶”,现在专家们认为喀斯特本是南斯拉夫的一个地名,“喀斯特”的科学涵义除了包含岩溶还包括崩塌、侵蚀。由于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岩溶”已不能完全包括它所研究的内容了,虽然地质界用“岩溶”已很广泛。但根据它的概念还是认为定名为“喀斯特”更好。“岩溶”作为曾用名,放在备注栏中。又如：“判读”(interpretation)这个词又称：“解译”,“判识”,“识别”,“符译“等有10几种名。在地学口协调会上,大家对这个词争论很激烈,绝大多数专家同意定名为“解译”。而且地理学名词审定会上原来也定为“解译”后来又改定“判读”。原因是1987年在无锡召开的遥感词典审定会对这一词曾重点讨论过,会上认为由于国防,军事方面一直用“判读”,为的是不影响国防,军事方面的应用,以免造成新的混乱。因而在那个会上,就把这个词定名为“判读”。又称“解译”。当一个概念在不同的学科中如果已分别有统一的名词术语,确实不宜强行统一为一个名词术语时,极个别情况下允许分别订名。例如：“subtropical zone”在地理学中称“亚热带”,而大气科学中称“副热带”,都是同一个概念。在协调会上,地理界专家讲了种种原因阐明定为“亚热带”的理由,希望大气科学界能舍掉“副热带”,而定成“亚热带”。会上气象界专家也纷纷讲定名为副热带的好处,但愿下去做工作,尽量达到统一。但最后两个学科认为各自都用习惯了,不宜强行统一,所以只得分别定名。还有一些词各学科有严重分歧,例如：“负载”,“荷载”,“载荷”,“负荷”等在许多学科中都存在,概念大致相同,称法则繁多。根据我们的审定原则：“订名有严重分歧的名词术语,不宜强行统一时,可暂时不公布,待继续调查研究,条件成熟后再公布”。所以有的学科暂时先不公布这类术语。这样的实例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一个学科内部个别词的定名,有时由于种种原因必须反复多次,亦需做细致工作。以“大气科学名词”上报稿为例,定稿后个别定名仍需改动,有的甚至到排好版还需改动。复审意见回来以后,有条意见认为“大气层”(atmosphere)及相应的大气分层全应改为“大气圈”及相应的“圈”,才能更具有科学性,逻辑性。为这个词我们又反复征求了一些老专家的意见,多数气象专家认为“层”用得很广泛,很习惯了。有的专家提出：包围地球的大气,像鸡蛋壳一样,称为“大气壳”也比称“大气圈”好。鉴于多数气象专家认为“层”好,故最后大气科学还是将它定为“大气层”。然而地理学专家考虑到“大气层”与地理学其他术语如：地理圈、景观圈、岩石圈、水圈、土壤圈、生物圈等不匹配,故仍定为大气圈。“大气质量”英文对应词有“atmospheric mass”和“air qua1ity”,为了区别这两个词的不同物理概念,大气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把“air quality”定名为“大气品位”。这也符合一词一义的定名原则。这一词环保界用得多。为了得到环保界的认可,我们走访了国家环境保护局及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他们主张延用“大气质量”,因为此词在环保界已约定俗成,从上到下,各种文件,刊物等全是用“大气质量”。而且此词已定为国家标准,如果一改变,影响面大,反而造成新的混乱。随后,我们又征求了大气物理研究所,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等搞过此项工作的专业人员的意见。他们也同意延用“大气质量”。虽然已经排好版了,只得又把“大气品位”改回到“大气质量”。“大气品位”作为“又称”放到注释栏内。两个“大气质量”分别用(1),(2)注明。“声达”(sodar)与“光达”(lidar)也同样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进行了更改,改回到“声[雷]达”,与“[激]光雷达”。另外,公布的名词术语英文配名应尽量做到统一。如：“survey”,有译作“考察”,“调查”的,经协调凡列考察的就配“survey”。又如“bar”,有译做“坝”,也有译做“堤”的。最后定为“坝”另外经有关学科审定,词尾“meter”定为表,词尾“graph”定为计。例如：“气压表”为barometer,而“气压计”为barograph等,英文配名统一用美式拼法,如：“中心”统一用“center”而不用“centre”。英文缩写词一律大写而不加点,例如：“直流电”用“DC”而不用“D.C.”;“交流电”用“AC”而不用“A.C.”。英文外的其它语种一律加( )注明文种。例如：“山体效应”[Massenerhebungseffekt(德)],“刃脊”[arte(法)]等。而且审定的名词术语要注意汉文用字准确,英文字母不出错,用词得当,各种文字的拼写特点,及汉英索引的多音字等。所以真正要使公布出来的名词术语准确无误,名词审定后期一般还会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必须做得细致。     

审定统一科学名词是国家科学事业的基本建设

大家盼望很久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了,这是我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我内心十分高兴,热烈祝贺！科学名词需要审定与统一,才便于交流经验和学生学习。如果名词各行其是,必然会形成错乱,不能互相了解。在旧中国许多科学家曾努力把外文科学名词,译成汉文,花了不少功夫,但由于未曾统一,各行其是,学生学习须死背硬记外文名词,增加了学习困难,我们老一辈人都深知彼时的苦楚。解放以后,党对科学名词的统一工作十分重视,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成立名词室,在郭沫若院长主持下,审定了一批基础科学的名词,花了几年时间,又征求了全国科学家意见,终于完成和公布了这些名词,在国内已经施行,效果很好。竺可桢副院长曾同我说过：“印度一位文字学家,到中国访问,他认为把全套外文名词,能用中文译出,是一件奇迹,简直不可思议。”事实上我们已经做成功了,所以我国对于科学名词的翻译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和推广应用,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科学不断在进步,尤其六十年代以后,进展特别迅速,新的科学名词飞速增加,现在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进一步把科学名词重新审定,是我国科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非常及时和需要的。回忆五十年代的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以本人所参加的工作为例,先把已有的汉译名词收集起来,再根据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把一本美国出版的新词典所译成的底稿,作为蓝本,请了若干位专家,在北京讨论审议,每周用一天时间,共花了三年才完成。有时可以因为不同意见,互相拍桌争论,但终于获得统一结果。我们当时争议的原因大致有这几种：(1)中国的科学名词译法大都是意译,就是根据原文的意义来译,很少音译。那么对于这些外文名词的原义要了解,有的人不甚了解,只从常识来判断,当然会引起非议;(2)在当时日本的名词,有一定影响,他们从前很多是采用汉文古书中的名词来引用的,这是好的,值得我们采用,但是有些名词他们引用错了,而我们再坚持错译,那便引起争论;(3)有些名词在学术界已经通用,硬要引经据典把它改掉,那也不必,因此也会争论;(4)有些科学名词是从前所没有的,完全是新生事物,要找出一个正确恰当的汉名很不容易,有时须要造出一个新汉字,当时汉字简化委员会和汉语拼音等组织会提出抗议,也是争论问题之一。六十年代以来,科学进展特别快,预料未来十年科学将会加速发展,所以新的科学名词也随之而迅速增加,而且可以是新生事物、新发现的原理,如何用汉文翻译出来,困难一定会有的,须要我们努力去做。前面已经说过,意译比音译好,音译必定会音节多而长,一个名词字数要精简,长了不好,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近代日本的科学名词照音译了,学生也不便记忆,而且读起来是日本音调,当用外文表达时,外国人也听不懂,这就是音译的副作用。所以我们汉译科学名词,须要具备一些条件：(1)对于科学名词的科学内容和意义必须彻底了解,这点也很不易做到,因为新的名词最先发表在原始著作中,科学著作每年都有成千累万篇,那能都已读过,必须有人去找寻摘录;(2)既是由外文译成中文,那么对外文和中文的修养程度要求不能不高,否则如何审定？有些名词在不同的学科都是相同的一个字,例如femur(复数为femora)在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都有这个字,有译为股或股骨(高等动物),有译为股节或腿节(昆虫);又如humerus(复数humeri)在高等动物译为肱骨,而在昆虫则译为肩。诸如此类的名词同一字而有不同译法,我们审定时应怎么办？我认为应该求大同存小异。例如高等动物是内骨胳,有股骨,而昆虫是外骨骼,只能称股节;至于肩则更应存异,例如人有肩,而昆虫的肩则指翅的外角或中胸背板的前角。由于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的身体构造截然不同,不可能也不需要求得译名的一致,只可存异。但是必需说明：我们遇到可以求同的还是以取得一致为上策。我们这儿所指的“名词”相当于外文的“term”,而不是语法上的“noun”。因此名词中还包括其它许多形容词、数词、冠词等等,例如bi－,di－,deuto－,binary等,中文上只有二、两、双,用那个字正确恰当？还有许多外文的颜色,汉语用于颜色的没有那么多,外文没有绿只有青,也是互相不同的,至于新发现的物质,新发现的现象等等,文字上从来没有过,则须造出新字来,这在化学、物理学中累有出现,我国造了许多新字来译它们,过去文字学界人士对此颇有意见,其实这些字非新造不可,因为在原来的康熙字典中根本没有。人类文化不断在提高,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哪能用旧有文字来框住它,文化愈高,词汇愈多,这是进步现象,无可非议。还要说明一点,“名词”与“名称”是两回事,即term与name之别,中外都是区别看待,但近年竟有把这两词混淆起来,在运动中有人强迫科学家翻译许多名称,这是愚蠢的！例如世界上昆虫有一百多万种,他们乱抓几千个昆虫名称,认为有用处,其实不然,昆虫通用的是学名(拉丁文的双名法),至于普通名称则随各国语言不同而异,大多数昆虫只有学名,尚无普通名称,硬要译成中名是浪费而无必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党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的提高很重视,将来可能还有少数民族文字的科学名词出版,汉译的名词,再转译为某一民族的语言,就比较容易了。新名词材料来源,如果找到一本新近出版的名词字典,那当然落得现成,尤其大都可能是英文版,比较容易了解;如果没有这样一本现成的东西,既然是新名词,就必需从文献中去零找,那很费时费事,数、理、化、天、地、生以及其它学科,都各有细致的分支学科,可以就专长分工去做,当然还是一件费功夫的事情,但是如果做成功了,那在词汇方面还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希望能这样做,而不要弄一本外国的十年廿年前的现成材料,依然处于落后状态。学科不同,内容各异,但各学科一定有许多共同的原则性问题,把共同的原则定下来,有章可循,大家分头去做,名词审定统一工作便能做得又快又好。前面说过,科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是国家科学事业的基本建设工程,是奠基石,对于我们的后辈,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对于我国的科学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个人对于名词工作经验很少,只是就我所知提出来同大家交流经验。我和大家具有同样的心愿,今后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把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做好！     

对自然科学名词选定工作的几点意见

《天文学名词》审定工作初告完成。公布后置之广大使用者和科学术语专家们的案头,将可获得“用户再审定”。这里将不作评介。本文拟从名词选定工作中的一点个人体会,尝试对当前讨论较多的几个问题作一些探讨。在科学技术现代化中,科技名词的选定与统一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的科学概念不断产生,导致了科技名词的数量不断增多。数量愈来愈多的名词的选定,能否做到善于达意,易于检索,便于传递,对于当前的科学教育、科学普及、国内外学术交流都将产生影响。这强烈表明实现科技名词规范化的迫切性。现在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经过审定的科学名词,标志着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迈出了新的一步。这种形势也使科技名词规范化的深入研究成为一项当务之急。名词规范化的研究,对我们来说,首先是汉名、译名、以及新名和原名的选定原则的研究。这无疑是一项难度颇大的探索。下面列出几点初探的意见,就教于致力于科技名词研究的同志们。关于汉名 一个科学汉名是用一个选定的汉语作为表达某一科学概念的符号,而相应的汉字则是表达这一汉语的符号。汉语也和其他民族语言一样,只会发展、演变,而不会大规模地突变或“彻底改变”。另一方面,“彻底改变”汉字的努力则已进行了不止半个世纪。我们不拟在此讨论这个大问题。但是从科学名词的角度,还是需要谈一点(这里限于篇幅,仅谈一点)汉字名词的优缺点：作为表达一种科学概念的符号,科学名词应当力求易用和易懂。这就是说,要简易、单一(不混淆)、而包含尽可能多的科学信息。在汉语的基本名词中双音词占重要比例,而汉语的一个音,绝大部分都已经是一个语。因此双音词就包含了两个单语的信息。而当把每个单语用一个单字表达时,又往往可以借助于“说文解字”,找到含有多于一个符号的信息。因此用汉字来表达科学名词,常能以语义的信息含量见长。举例来说：“激光”一词就含有“光”和“受激”的两个关键性科学信息,比起LASER用五个很难记得清的简写符号要高明。同样,“老”名词中如“自转”,“行星”等等都显示出了汉字的这种长处。这样的长处在现代术语的编辑、分类、以及规范化等方面都是很有利的。另一方面,汉字用作科技名词也有其所短。主要是汉语拼音上的难题不少,而如果把汉字用作注音符号则更是难上加难。可是,汉语是十亿人约定俗成、用惯了的语言。音节少、同音词多本来就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带来了某些困难,而恰恰又是汉字为缓解这些困难起了作用。设想学校里老师点名时,如果一下子张红,张虹,张宏,张洪(还不算章弘,章鸿……)统统站了起来,可能会引起一些混乱。但是在他判作业时,借助于汉字,这种麻烦却可以完全消除。只要十亿人还不准备改变红、虹……同音,汉字的“以义辅音”就会有着自己的作用。但是,倘若我们舍其语义上之所长,而择其语音上之所短,甚至把它作为一种注音符号,例如用在外国人名的音译上,那么难免会使它显得十分笨拙。且不说几百个方块字的注音远不如二十来个字母的易读、易写、准确,单是从汉字的“许多字同音”和“好些音无字”的情况,就决定了音译外国语既难统一又难准确。前些时候有的同志试图把这种音译规范化,但即使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名,如Newton,不管是规范了的“纽坦”或是习惯了的“牛顿”都无法复原到Newton。这就是说可以有多种译法而没有一种能译得好。在这种情况下,实不如直用原字Newton(如目前许多著作中所做的)为佳。说这些,只是为了提出：用作科学名词,汉字的长处颇多,短处也有。望继续研究如何扬长避短。关于译名和新名 除了外国人名的翻译外,翻译的主要对象是国外业已定名的科技新概念和新发现。科技概念大多数表达为多语词,多语词的翻译一般说来是把组成这种词的单语译名加以相应组合或略作调整,如north polar sequence译为“北极星序”等。而主要问题则在于单语词的创造或翻译。一个概念性的单语词通常是利用现成的词汇、赋予特定的意义,如magnitude〔星等〕,surge〔日浪〕,nebula〔星云〕等。前面说到过汉字在这方面的优势(例中的方括号内的译名也体现了这一点),对新名词必然还会继续发挥这种优势。还有一类新词是对新发现的命名。对此,中外学者都似乎有一些“好古”的癖好,西方常引希腊、拉丁古语,中国常找古汉字。这对于避免与普通词汇相混应当说是有好处的。而且还多多少少能带进一些语义。当然,这些词不应当偏僻到难记或者难写的程度。另有一类词是几种概念的组合,如magnetohydrodynamics,这实际上是对一种整体结构的描述。如果不甚复杂,则可以收到语义上的好处。但有的却走了极端,如“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这个可敬又可畏的名词,写起来至少化20秒钟,可能最终会被它的同义符号NADP^＋或CoⅡ(辅酶二)所压倒。至于把字母(或字母加数码)符号作为“正式”名词,应当说在许多情况下是颇为可取的。除了NADP^＋(这和前面说的LASER属同一类型,只是不如LASER念起来象英语),许多天体名称也用了这种命名(如“3 C273”……)。一些化学元素似乎也可以“以符号代字”,例如“锿”(Es)——Einsteinium,全面音译很长,以“哀”代替,目的是略带“偕音”但实际上不起这种作用,而徒然增加了一道记忆程序。对中国人来说,实不如径用Es。如果人们把H₂O读成氢二氧也满顺口,那么读“E－s”似乎也会很快习惯的。“老”名词的整理 前面的各种考虑应当都适用于“老”名词。一些偏离这种轨道的,除了已经“习惯成自然”者外,凡是太难,太长,或词与义不合的都应当早日处理,以免成为科学名词现代化的累赘。     

科学的"计划"与"自由"发展:争论及其影响

20世纪以来，围绕科学的“计划”与“自由”发展这一主题，科学家、政治家、人文学者与社会民众展开了三次热烈的争论。在争论中，人们逐步达成一致的观点：政府应主导和组织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最终要体现国家目标。这些观点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科学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2003年我国科技名词聚焦

科技名词，作为一种符号表征，在承载知识的同时，也衍射出社会万象。因为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总会在这个社会使用的语言中留下痕迹。2003年是我国科技、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一年，但是，也可以说，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多事之年。编辑部对2003年诸多事件进行了梳理，从中提取了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并结合事件进行介绍，从科技名词的角度来对已经过去的2003年作以回顾。     

地球科学：在关怀社会中定位

当维尔纳斯基（B．）在1924年以“强大的地质力量”来形容人类社会的“地质作用”时,并没能引起整个地学界多么大的注意。然而,大概就连维氏本人也无法想象的是,今天,无所不在且极大地影响到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人类地质作用、地理作用、海洋作用和大气作用等等被统称为人类地球作用的行为已为世人所公认,地球科学正逐步走出了传统的非生命的研究对象而扩展到社会,她密切地关注着社会,关注着人类自身的种种行为。最早显示出这一趋势的是地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如地理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及地质科学中的某些学科,它们将研究的目的…     

我对“生态环境”及“生态建设”两词的看法

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初期,审定专家们对生态学名词的选定原则,曾进行过多次讨论,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系统收录生态学科专有的、常用的,并有科学内涵的名词,由于近十余年生态学发展迅猛,产生了大量交叉科学和边缘学科名词,要收录能反映当前生态学学科发展水平的新词。”本着这个原则,我们在2002年7月召开的审定专家会议上,对初步选定的14008条名词,进行了一次“大手术”,大家严格按照“选词原则”从中只选定了4082条进行释义。此后,经过各分支学科组审定专家及评议专家们进一步筛选,确定为3735条。在这过程中,大家“心照不宣”地,始终未将“生态环境”和“生态建设”两词选入“生态学名词”,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生态环境”一词的科学内涵混乱,将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捆绑在一起,人为地混淆两个本来就不同的概念。尽管生态学和环境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毕竟是两个独立发展的学科,生态学属于生命科学,而环境学属于地学范畴,它们可以交叉,甚至在某些方面相互融合,但决不会相互取代;二是该名词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英文译名,按照定名应遵循的单一性原则,一个概念应确定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规范的英文(中文)名。我们查遍国外英文词(辞)书,未能查到“生态环境”相对应的英文名词;三是该名词已进入宪法和国务院文件。但是,我们本着科学的态度,在自编的《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简讯》2003年第9期的“争鸣”栏目中,发表了审定委员陈永林研究员的文章：《我对“生态环境”一词的理解》,对该词提出了异议。关于“生态建设”一词,也未收入《生态学名词》,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审定专家难以对该词科学性作准确的表述;二是尚未找到相对应英文译名,如ecological construction或eco-construction,以及ecological development for human environment的译法都不确切,要么是中国人自造,外国人不懂;要么是我们将外国已有明确科学内涵的名词(词组)硬安上中文译名;三是“生态建设”易对群众和领导(尤其是对素质不高,胆识过人的基层领导)起误导作用,打着“生态建设”的幌子,干着破坏生态系统的实事,可谓比比皆是,让人痛心疾首。这是由于“生态建设”这个词极易突出人的主观意志,而往往忽略了按照生态系统自身规律进行所谓的建设。而生态学本身已有一系列科学的名词,如生态恢复、生态修复、生态系统管理等名词,准确而科学地指导人们去处理受到人类破坏的生态系统,如何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去恢复、修复、甚至于重建生态系统。总之,在我国特定的条件下,多一点对大自然的敬畏,少一点人定胜天的思想,对保护我们已经千疮百孔的自然环境会有莫大的好处。我于5月17日参加了由全国名词委召开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的研讨会,切身感受到钱正英、沈国舫、刘昌明三位院士登高一呼的感召力,尤其是主持会议的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院士的民主包容的作风和与会众多专家的启示性发言,使我受益匪浅。为了使这次讨论能持续深入,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一)不急于求得共识,让大家多发表意见;(二)讨论形式多样化,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以会议形式,发表口头见解;(三)对一些已取得共识的名词,也不急于进入《生态学名词》,可以放一放,等一段时间,成熟了,再选入。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见解,不揣浅陋,写出来与大家切磋,祈望能使生态学名词的审定工作更上一层楼。     

有关生物多样性词汇的商榷

生物多样性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仅在生物学界,而且在政界与社会公众中十分流行与得到极大关注的人类环境与生存问题。李鹏总理在参加1992年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时,代表我国政府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并通过了《21世纪议程》,从而作出了我国对世界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庄严承诺。在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与实践中,国际上发展了一系列新的科学名词或术语,其中一些重要的名词在我国尚缺乏确切的含义或一致的称谓。这不仅不利于研究和实践的需要与发展,也有碍于科学的定义和公众的理解。在国际学术交流,尤其是与台湾或其他华语地区和国家的沟通方面产生不便。以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重要的概念和名词而言,在英文中主要有三个名词表达出不同层次、程度与含义的“保护”,但在我国(大陆)汉语中却只用一个“保护”来表达,造成概念的含混与不确切。在UNESCO(1994)所编的《环境与发展简报——生物多样性专辑》(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Briefs-Biodiversity)中明确地使用了“保存”、“保护”与“保育”三个名词：preservation(保存、保留)：为了维持生物个体或其组合(但不是为了其进化的变化)而制定的政策或方案(如动物园与植物园等)。protection(保护)：在自然区域中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而对人类活动的控制或限制。conservation(保育)：指对生物资源持续发展的各种管理行为,即不仅可以为这一代获取最大的利益,同时维持其潜力以满足未来世代的需要。因此,保育之不同于保存和保护,在于它可以提供给自然群落在该条件下长期的保持和继续进化的潜势,以及投入了积极的人为管理行为,而不是消极的“保存”和单纯的“保护”。如果进一步从这三个词汇的英文含义来理解则更有助于明确其区别。在第三版的《Webster新国际词典》(1981版)中是这样阐释这几个词汇的：“preservation(保存的名词)：保存的行为或被保存的状态。preserve(保存的动词)：1)保持安全免于损害、伤害或毁灭;保卫或防护。2)保持存活、完整无缺、存在,或免于腐烂。3)保持或贮存以免于腐败。”“protection(保护)：保护的行为;被保护的状态或事实;免于危险或伤害的隐蔽处。”“conservation(保育)：1)深思熟虑的、有计划的,或考虑周到的保存、保卫或保护;一种安全或完整状态的保持。2)通过政府权威,或私营协会,或企业对某种事物的照管、保护和监护,如：a.对一种自然资源的有计划管理以免于开采、毁灭或无人照管;b.特别是一个制造厂对一种自然产物的明智利用,以免于浪费,并保证被耗尽资源的将来利用。3)一种关于协调与规划如何实际应用生态学、湖沼学、土壤学及其他对于保存自然资源十分重要的学科资料的知识领域。”由上述关于conservation的阐释可以理解到这是一类比“保存”和“保护”更高层次与水平的科学管理行为,应当在字面上予以区别。以汉语词汇之丰富与很强的表现力,应该对这三种不同程度与性质的行为加以区别而相应采用不同的名词。在日本与我国台湾的科学文献与行政条文中已用“保育”一词来表达conservation。希望我国的生物科学与环境科学学者以及管理者们能够接受并使用这三个有确切的科学含义的名词：保存、保护与保育。除此以外,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中还有几个常用的重要名词也应当有统一的汉语名称,如：restoration与biome。restoration一词在《Webster英文大词典》中的解释是：“复原到一种未受损的或更为改进的状况”与“被修复、复原、更新、重建的状态”。因此,restoration不是简单的恢复(recover),而具有更为积极的更新与重建的意义。Todd(1988)将restoration ecology理解为两个十分不同的发展途径：第一种类型的重建生态学是试图重新建造真正的过去的生态系统,尤其是那些曾遭到人类改变或滥用而毁灭或改变了的生态系统。在重建中强调选择正确的种类组合,并尽力重建原来的生态关系。重建意味着系统结构与种类的重新组装。重建的生态系统的重要价值在于维持当地重要的基因库。第二种类型的重建生态学是对那些由于人类活动已全然毁灭了原有的复合系统和多样的生境而代之以退化的系统。在此,重建生态学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符合人类经济需要的系统。重建所用的种类可以是原来的种类,也可以不是。往往所采用的植物或动物种不一定很适宜于当地的环境条件,但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或采用各种先进的工程措施以加速生态系统的重建。这种把重建自然的需要与人类的经济需要相互结合起来的途径可能是恢复地球陆地植被的更重要方法。由于restoration如此丰富的内含,似应译作“重建”而不是简单的recovery——“恢复”。在有关生物多样性与全球变化的科学文献中,biome是一个重要的单元。在生态系统多样性中有下列组成与层次,即：biomes,bioregions(生物区),landscapes(景观),ecosystems(生态系统),habitats(生境),populations(种群)。biome是生态系统单元中的最高层次,过去译作“生物群落”或“生物群系”,均不确切。Biome是“一个主要的陆地或海洋的生态区(如,热带雨林biome,热带海洋biome,荒漠biome,冻原biome,针叶林biome等),是一系列连续的生态系统”。在1995年由UNEP发行的《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专著(Watson,R.T.et al.1995)中更明确地将biome定义为：一个洲级尺度的区域,以其特殊的植被与气候为特征。可见,biome是具有一定气候代表性的生态系统类型的区域,既有类型的概念,也有区域的范畴,是以植物功能类型的特殊组合为特征的。因此biome可译作“生物群区”,较强调“地带性”原则。最简要的生物群区系统(Stolz,J.F.等1989)如下：热带雨林 温带草原热带季雨林 冻原与高山草甸温带常绿林 荒漠小灌丛温带落叶林 岩石、冰与沙寒温(北方)针叶林 耕地疏林与灌丛 城市稀树草原此外还有Matthews,E.(1983),Dickinson,R.E.(1986),Holdridge,L.R.(1947)与Box,E.(1978)等的生物群区分类系统。     

新元素的发现、性质和定名--访张焕乔、刘青、赵宇亮先生

2014年6月25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新词工作委员会联合光明网正式对外发布试用第一批204条科技新词，其中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三维打印”等。首批科技新词一方面旨在及时回应社会热点关注，对科技名词使用混乱的现象早发现、早规范；另一方面旨在引导公众通过科技名词关注科技进展。“钅哥”“钅夫”“钅立”三个新元素也在此次公布的新词之列①。笔者与光明网《名家访谈》节目组一同就三个新元素的相关问题采访张焕乔、刘青、赵宇亮三位专家，本文根据采访内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