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型认识论中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评基切尔的最小化社会认识论

混合型认识论一方面承认外在因素无疑影响着知识的辩护过程,另一方面又要求在认知过程中加入内在的理性控制条件。基切尔的最小化社会认识论及在其名著《科学的进程》中的运用就是一个例子。目前,对基切尔的最小化认识论的批评基本集中在其个人主义方法论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上。本文指出基切尔的知识理论建立在对合理性问题所作的两个假设上,并论证这两个假设是不成立的。     

“良序科学”理论的科学民主化论证

大量的社会运动推动了STS学界对科学民主化的研究,这些理论或经验研究以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为基础,从而招致理性主义者的拒斥。面对科学哲学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失语,基切尔的"良序科学"理论为科学民主化提供了完整的哲学论证。首先,通过实用主义的温和实在论,基切尔保留了科学对真理的客观发现作用;进而通过对纯科学及科学自治理想的批判,表明了科学应该促进更广泛的道德、社会和政治价值;而后,他将科学应当促进的价值表述为公民偏好的满足;最后,为了满足公民的集体偏好,要把科学对真理的追求放在一个民主的框架中来进行。     

对哲学体统的温和辩护（英文）

我同意菲利普·基切尔所述的关于科学、哲学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大部分内容。然而，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与基切尔在有用的哲学和体面但无用的哲学之间划定的略有不同的界限。具体来说，我想要为形而上学的重要性做辩护，其可能不是基切尔的体面的哲学的一部分。在基切尔批判的超现实主义之外，还有一些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我试图展现一个我支持的形而上学论题——过程本体论或过程主义，其对于自然世界的经验研究和进步政治的可能性都有意义。我还试图提出形而上学与科学哲学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     

科学争议治理的三种模型

科学争议治理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克服或缓解专家和公众之间的意见分歧。专家的角色依据在于其拥有特定领域的专长,公众作为争议主题的利益相关者具有声张权益的权利。我们首先讨论科学争议带来的理论挑战,然后分析三种科学争议治理的模型,即柯林斯等基于专长研究提出的知识论模型,基切尔建立在认知分工概念基础上的公共协商模型和安德森提出的公众评估专长的证词模型,最后是对这些模型规范性的几点评论。     

科学政策与全球正义——一种资助埃博拉疫苗研发的道德辩护

埃博拉病毒2014年在西非的大爆发引起了全球高度关注,针对病毒的有效疫苗研发成为抵御这一灾难的关键。发达国家对这类"被忽视疾病"的研发资助不仅是出于慈善或人道援助的义务,而是一种全球正义的责任。然而,基于普遍人权论证的全球正义理论无法为涉及科学政策议题的埃博拉疫苗研发资助提供适当的道德基础。考虑到科学政策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基础,基切尔的"良序科学"及其价值承诺,为全球正义作为科学政策的基本原则提供了一个具有前景的方向。在"良序科学"的基础上,一种基于功利主义平等原则和无国界差别原则的全球正义理念,将支持发达国家投入埃博拉疫苗的研发作为一种正义的责任而在道德上得到辩护。     

孟德尔定律、达尔文进化论与现代生物学规范——兼答方舟子“达尔文、孟德尔以及科学发表方式”一文

方舟子“达尔文、孟德尔以及科学发展的方式”一文对拙文“从科学普及的角度看‘孟德尔之谜’”的修正有多处误解，而对拙文的引用也很随意，因而其“修正”也就具有太多的“独白”意味。就历史意义和方法学意义而言，孟德尔定律对现代生物学（今天生命科学）规范的影响远远大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后现代科学只是一种科学方式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科学形态。而修辞学转向则是一种广泛的哲学视角，科学在此视角中可以看作是一项修辞学的事业。     

聂荣臻发展航空工业的主张及其影响(1956-1965)

从1951年到1965年,聂荣臻长期担任中国科技事业的领导人和航空工业的管理者,在“飞机与导弹之争”“尖端与常规之争”“部院合并”“厂所合并”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很多影响航空工业发展的主张。聂荣臻主张优先发展导弹,在一段时间内对飞机只重视引进和仿制。随着中国导弹工业逐步走上自行研制道路,聂荣臻开始积极推动航空科研机构的整合和建设,鼓励航空科研人员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研发,并且旗帜鲜明地反对“部院合并”与“厂所合并”,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正面影响。     

尼采的科学哲学述评

尼采的科学哲学既不属于“旧的”实证主义的、逻辑语言学的、分析的形式,也不属于“新的”历史的、解释学的形式。他认为科学的问题不能通过科学本身得到解决,必须从哲学上来澄清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尼采主张从艺术的视角来透视科学,又从生命的视角来透视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尼采的科学哲学是艺术和生命的哲学。     

自然语言:齐曼反映科学形象的镜像

约翰.齐曼认为科学是一个自然种类,主张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对科学进行描述,而要对科学进行如实的描述,则须借助“自然语言”这一镜像。本文分析了齐曼所主张的“自然语言”在科学学研究中的地位,并利用这一镜像从侧面解析了齐曼本人所体悟的“真科学”形象。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传统的两个问题

本文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观点。本文第一部分指出：主张“中国古代有科学”与主张“中国古代无科学”的逻辑与方法论要求是不对称的,言有易、言无难。本文第二部分以数学为例,论述与分析了中国古代数学算法传统的科学特点及其哲学启示。     

试论科学知识生产的组织学分析

考察了惠特利(Richard Whitley)的“科学场域”视角和沃恩(Diane Vaughan)的“组织特征”视角,指出作为中观层面的科学知识生产的组织学分析框架中应该整合两种类型的研究,并纳入更广泛的社会与境。     

科学理解及其机制论概念:从认知运气的视角看

知识与理解关系业已成为知识论与科学哲学共同关心的话题。“理解的知识理论”受到一些德性知识论学者的质疑。例如,普理查德就主张理解并不必像知识那样满足安全性条件,即可以与某种认知运气相容。对这一相容性论题的批评表明,如果以“说明评价的可靠性”来界定安全性条件,则理解与知识一样都不相容于认知运气。这种不相容性归根到底根源于科学理解的形成必须以相关机制的知识为前提。因此,科学理解的机制论概念支持了“理解的知识理论”,拒斥理解与认知运气的相容性论题。     

科学是不是价值中立的?

对许多人而言，科学所探讨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关心的只是事实，与感情无关，无善恶之分，是和价值无涉的。如果一定要以“好”、“坏”两字来评价科学，那么科学是绝对好的。因为我们当前生活中的种种方便，不管是电话还是网络还是空调等等，这一切都是拜科学之所赐。而那一个个眺望星空或埋头实验     

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后现代文化意识

本文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后工业社会意识的呈现,后现代资讯社会的知识转换提示可持续发展路标和可持续发展：人类的整体利益和终极价值三方面论述,指出“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后现代文化意识的呈现。     

技术间性论

自然、社会、科学对技术演化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技术“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的演化,在根本上内在地规定于技术问性或展示技术间性本质的技术整合。技术间的非线性同一性,构成看技术问性或技术整合引生作为“第三者”的新技术和推动技术不可逆演化的机制性支摔。技术反思作为中介,规定看技术间性或技术整合的现实发生。展示技术间性本质的技术整合,开启了技术初始发生之门,并以常规性技术整合与革命性技术整合、建构性技术整合与非建构性技术整合等基本形态,为技术演化开辟看前进的道路。提出“技术间性”概念的可能意义,不仅在于学理层面,同时指向现实性。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是在科学的社会影响加大，科学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互动增强情况下，由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科学家提出来的。在科学自身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有着不同的内涵，反映了科学共同体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加深。     

论科学理论之还原：兼评L.贝塔朗菲的反还原论观念

科学理论是否有可能实现还原?关于这个问题的两种对立意见,即所谓“还原论”和“反还原论”的对立,实际上是古已有之的。但只有当近代科学日益走向成熟以后,这种对立和争论才明朗起来和尖锐起来。牛顿的科学纲领是明确地主张还原论的,因为它要求“从力学原理中导出其余自然现象”。但牛顿纲领所主张的还原论,只是还原论的一种特殊形态,即机械还原论。机械还原论要求对物理学、化学乃至生物学的理论作力学的还原,即还原为     

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及其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关系

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是自80年代兴起至今仍在欧美尤其是欧洲十分盛行的一种对技术的社会研究流派,它以建构主义的方法研究技术的社会形成过程,十分强调技术是由社会因素塑造的,对技术决定论持否定的态度,主张技术应对社会学开放,即运用社会学方法去考察社会的、体制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力量对技术起形成作用的方式,为认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SST是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它的许多核心概念,如“解释的灵活性”、“结束机制”、“协商”和“对称分析”等,都是直接将SSK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分析扩展到对技术的相同分析产物,由此表明科学的人文社会研究与技术的同类研究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从“会通以求超胜”到“西学东源”说——论明末至清中叶的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的明清之际诞生?”人们对这个问题作过不少的探讨。本文仅从明末至清中叶(以下简称明清间)的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来分析这个问题。明清间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中国当时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注意到学习和吸取先进的西方科学,提出“会通”中西科学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因而李约瑟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差异,它们已经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世界科学的演变》)但是,明清间中西科学的会通,没能够改变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总体格局。相反,中西科学的差距正是在这期间增大的。造成这一历     

科学价值论转向过程中的几个疑难--兼评:科学→价值"的科学进步模式

本文就科学价值论转向过程中“科学→价值”的科学进步模式进行分析，指出了这一模式所面临的困境，首先是“科学进步”概念的混乱；其次是这一模式从科学认识论到社会价值论的不可通约；再有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的被动性及其价值的隐性特点，决定了科学技术和专家不能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后果负责。这种转向过程中所面临的疑难不仅迫切要求科学哲学走出传统狭隘的认识论研究视野，还应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史学、科学社会学等元科学进行合理的裁剪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