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米特福德的村庄：性别视野下的阿卡迪亚博物学

玛丽·米特福德延续了吉尔伯特·怀特为代表的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传统，其代表作《我们的村庄》是文学与博物学完美融合的又一经典之作，以她生活的三里口村庄为背景，描述了乡村生活和大自然。她博览博物学书籍，以博物学家的好奇心和诗人的审美观察、欣赏和描述身边的自然世界，对自然充满真挚朴实的情感，从中得到慰藉和快乐。她拒绝采用18、19世纪女性博物学普及者青睐的书信体写作，但《我们的村庄》让读者与其一道漫步乡间，同样营造了浸入式的体验。她有着传统的性别观念，谦逊地对待自然和学识，拒斥学术化的自然写作。米特福德及其作品表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女性的阿卡迪亚博物学实践在博物学文化、生态伦理观、自然写作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博物学伴随人类行稳致远

自然辩证法不等于科技辩证法，关键词和焦点不同。达尔文式创新风险较小，与博物学一致；弗兰肯斯坦式创新涉及“存在性风险”，创生并累积大量致毁性知识，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为减少天人系统可持续生存的风险，需要重启古老的博物学。沃斯特划分的帝国型与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中，前者与自然科学接近反而意义不大；后者更接近于地方性知识，目标是恢复个体与其他有机体和谐共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值得向公民推荐。复兴公民博物学可以重塑自然观、价值观，在最终意义上有助于通过顺应自然而减轻现代性的桎梏。     

博物学在皇家学会中地位的演变

以英国皇家学会为载体,考察博物学在近代地位的起伏变化.学会成立初期,会员受到培根理论的影响,特别重视博物学,并将它视作通向新形式自然哲学的基石;随着自然哲学地位的提升和数学、实验研究方法逐渐得到认可,博物学传统不断受到贬损;从18世纪中叶起,由于雷和林奈等分类体系的出现与传播,博物学重新得以繁荣.学会内部,博物学家与自然哲学家两大派别冲突不断.     

博物学，作为面向生态文明的基础教育之核心

作为现代社会的建制，基础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人，其设置取决于当下社会的需要和对未来社会目标的设定。基础教育决定了国民的“三个基本”——基本的知识体系、基本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的价值观。工业文明的教育体系意在培养工业社会中合格的社会人。工业文明是建立在数理科学及其技术体系之上的，故数理科学是其基本知识体系的核心部分。数理科学与机械自然观是相互建构的。故机械自然观既是其基本思维方式，也是其基本价值观。生态文明是与工业文明迥异的一种文明形态，需要其国民具有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三个基本”,故需对当下基础教育加以调整。加强博物学是一个可操作的方案。博物学可以作为基本知识体系的重要乃至核心部分，从博物学中，也能产生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     

科技史视域下19世纪美国汉学家对中国博物学典籍的译介——以卫三畏对“本草纲目·蠮螉”条目的翻译为例

19世纪中前期,西方人通过创办英文报刊向西方介绍中国,博物学知识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中国丛报》中对“本草纲目·蠮螉”条目的译介为案例,在概述《中国丛报》译介中国博物学典籍的基础上,从科技史、译介学等视角,探讨19世纪中前期来华汉学家对中国博物学知识的报道.卫三畏等19世纪西方汉学家在培根“新...     

从数学到博物学——布丰《博物志》创作的缘起

在近代西方博物学史上,布丰是最关键的人物之一。但是,布丰起初并不是博物学家,而是一名出色的数学家,并因此被接纳为皇家科学院院士。布丰为什么要放弃藉以成名的数学而转投博物学,并创作出了启蒙时代的代表性巨著《博物志》?本文从布丰所处社会背景和布丰本人哲学风格的变向两个角度出发,对布丰的这个转变做了一番考察:布丰将真理区分为数学真理和物理真理,数学真理只是心灵的建构,自然界中只有物理真理,后者用概率来表达;博物学的目的就是为自然建立一座物理真理的大厦。     

帝国博物学的空间性及其自然观基础

"自然经济"源自欧洲自然神学传统,"经济"意指造物主创造了一个精致和谐的世界,但帝国博物学理论和实践中的"经济",开始具有世俗经济利益或者准确说是国家财富的意思。帝国博物学进路在认知层面的基本任务是用"科学"的命名法和分类法,把名词赋予物,用普遍性、客观性实现物种的去地方性,后殖民主义史学将其称为西方话语霸权。帝国博物学进路在实作层面的基本诉求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物资源,实现帝国的自给自足并增进国家财富,由此引发的生物扩张深刻改变了全球生态及新旧世界的格局。帝国博物学路径下认知和实作两个层面的空间范式以人类中心主义和机械自然观为理论基础。     

帝国博物学背景下林奈与布丰的体系之争

18世纪,地理大发现、帝国扩张客观上为欧洲带来了海量的异域物种,促进了博物学的发展,要求博物学范式的统一。林奈和布丰当时最重要的两个博物学家,二者均致力于自然秩序的理解与探寻,在对自然秩序的理解上却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后人。林奈的贡献在于性分类体系、分类、命名、植物学拉丁语等方面的改革,为博物学统一范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的体系简洁、明了,更重现实应用及传播,契合了帝国博物学所需;布丰的体系则强调自然的多样性、连续性,却在体系之争中略逊一筹。但无疑,二者对自然秩序的探寻共同为博物学的发展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究博物学内涵，扬新博物理念——第四届博物学文化论坛综述

正近年来关于博物学的研究逐渐增多,从最初的译名之争,到具体概念内涵的解读,再到相关研究领域的拓展、丰富与深化,国内博物学研究不断向前推进。近年来的博物学文化论坛正是兴起于这个大背景,也为学者了解国内外博物学动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第四届博物学文化论坛于2019年10月12日至13日在广东中山詹园召开,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办,中山詹园承办。论坛由大会主报告和分论坛构成,分论坛包括中外博物学研究、中国传统典籍与博物学、博物学绘画与印刷艺术、自然观察与写     

论藏地博物学的佛教渊源及其相互影响

中国古代博物学有两大传统:中土博物学和藏地博物学。藏地博物学深受佛教影响,佛教博物学是藏地博物学的佛教渊源。此渊源不但影响了藏传佛教产生和发展,而且还与藏地本土的苯教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藏地文化特色的博物学:藏传佛教博物学或称"大小五明之学"。     

以博物展万物——第六届博物学文化论坛综述

<正>2023年8月19日至20日，第六届博物学文化论坛在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召开。本届论坛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四川省青少年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博物》杂志联合主办，由四川省青少年文学艺术联合会博物专委会等承办。论坛由主报告和分论坛构成，报告涵盖中国古典博物文化、西方博物学文化、博物学与自然艺术、博物学与博物馆、博物学的主流化与大众化等议题。来自国内外200多位学者和爱好者参会，共计40位与会者进行了分享，还有超过六万观众通过中国国家地理、植物眼等在线平台观看直播。     

如何理解博物学面对的质疑与误解——基于生态学历史的考察

现今生态学家对博物学的呼吁持续升温,强调它在生态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博物学作为西方传统的重要学科,在学科专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一度受到排挤、质疑并逐渐衰落,于是形成"博物学无用、与实验科学对立、无法对科学实践产生价值"等等的论断。这些质疑的声音干扰了人们对博物学的科学理解,并产生了错误的思考方式。通过从历史的角度来追溯生态学研究中博物学的发展及其相关争论,对长期以来博物学备受争议的一些问题进行澄清和探讨十分必要。     

论哈格罗夫对环境伦理所作的美本体论辩护

哈格罗夫持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以西方文明中的美学传统、18世纪博物学中形成的益趣为现代环境伦理思想的文化生长点,认为美是一种主观性的内在价值,具有善、存在等规定性,因而可在美的基础上为环境保护作本体论的辩护.自然之美高于人工或艺术关,故环境管理的基础是环境治疗虚无主义.     

博物学视角下的清代宫廷绘画研究

近些年，科学史、博物学文化、视觉文化、图像史学、人类学地方性知识等学术探究几乎同时用于古代美术作品的研究，其中博物学视角的分析具有独特性和基础性，这要求研究者通晓历史和地方性知识，充分利用现代自然科学之分类学、生态学知识对作品进行基本的“识图”描述，揭示当时当地人的“生活世界”场景和认知水准，进而讨论其文化、历史、政治含义等。清代宫廷留下大量博物题材绘画及相关档案材料，对它们进行博物学细节和地方性特征的分析，在现在看来非常有必要。清宫绘画在继承汉文化、融合满洲文化以及反映中西物质和文化交换方面均具有显著的博物学特征。这些清宫绘画案例的实质性分析将为古代美术作品的博物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极具前景的可能性方案。     

约翰·雷的地球博物学及其意义

在早期的科学编史纲领研究中,近代地学研究一直被视为科学与宗教冲突模式的典范;地学研究与宇宙论的分离被视为现代地质学诞生的标志。随着新的编史纲领的出现,早期地学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英国17世纪博物学家约翰.雷的地球博物学具有反理论性与整体性的特征,在他看来地球上各部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这种地球观念对今日的地学研究仍然有启示意义。     

日本江户兰学中的中国知识及其局限——以《厚生新编》(1811-1845)对《本草纲目》的参考为中心

一般说来,学界将日本学者系统翻译介绍西方近代知识追溯至江户时代的兰学,即借助荷兰语译介欧洲科技文献的学术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兰学并非单纯的西学移入,兰学家于翻译之际确曾积极参考并利用相关的中国知识。其中,尤以作为幕府翻译事业的日用百科全书《厚生新编》对本草学巨著《本草纲目》的参考最为显著。译者群体普遍具有的汉学素养与医学背景,使其在翻译之初构建起西方百科知识与东方本草学的对应。在利用本草学相关资源吸收消化译文内容的过程中,译者亦逐渐强化了对二者的区别意识,在诸多具体问题上对本草知识予以批判,并通过评判性的比较研究,获取更为实用、准确的新知识。     

论博物学历史中的“断裂”

博物学历史悠久、内容繁杂。学界对博物学在历史发展中是否出现过"断裂"进行了广泛的争论。迈尔、法伯及罗杰等科学史家认为,生物学的基本问题没有变化,因此生物学的历史应该是一部连续的历史。另一方面,福柯、阿什沃斯等人从哲学和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博物学经历过若干次断裂,形成不同的阶段。博物学的问题旨趣在不同的阶段有很大的差别。本文以连续论者迈尔和断裂论者福柯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和评判其主要观点,力图将断裂问题置于编史学的视角下理解。结论认为,"断裂"不是生物学或生物学史问题,而应该看做一个编史学问题。关于"断裂"的讨论有助于拓展博物学史及科学史研究的多元视角。     

关于清朝乾隆时期中英之间的一次科学交流——1792-1794年英国使团在中国的博物学活动及其幕后策划者

1792-1794年,马嘎尔尼率英国大使团访问中国,这是世界近代以来两大帝国之间发生的首次大规模外交活动。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希望借此增进对中国博物学的认识,实现对中国动、植物资源的科学与经济价值使用,以增强大英帝国实力,于是便主动帮助使团制定在中国的博物学活动规划。抵达中国后,以斯当东为首的博物学团体记载下大量博物情报,采集了许多植物标本,并多次与班克斯通讯,报告在中国的博物学见闻。英国使团的博物学活动体现出该时期中英科学文化交流与"西学东渐"十分不同的特点。     

编者按

正17至19世纪的欧洲博物学与海外贸易、殖民扩张紧密联系,一起绘制出欧洲近代帝国主义的扩张版图。在认知层面上,博物学家以"科学"、"统一"的分类和命名体系取代地方性知识和多样性的传统文化,实现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知识和文化侵略。在实作层面上,博物学家通过引种和移植物种,助长了帝国主义对新大陆自然的掠夺,进一步彰显了博物学与殖民扩张的互生关系。国家、学术机构、贸易公司、种植园、博物学家、殖民官员、传教士等在不同     

从“经世济民”到“计学”——翻译中的传统“经济学”的概念转型

中国经济学概念的现代转型在清末民初的演进过程常深陷于“西化”与“欧化”之漩涡,然而近代中国西方经济学译介过程并非简单地移植,亦非中国传统经济学发展的结果,而是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和传统经济学双重体系影响下的产物。从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名称economics的庞杂译名中可窥一斑。虽最终以“经济学”胜出而告终,但严复所译“计学”在众多译名中独树一帜,其译名概念意义凸显了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功用与学科功用,也在语言层面兼顾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经世之说,有利于学科确立和西方经济思想进一步传播。对“计学”的深入分析将有助于加深学界对近代经济学话语体系形成初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