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技术的哲学人类学意义

科学技术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哲学人类学意义。它能够开启和拓展人的“身外的自然”,创造人所特有的人工工艺和“工艺学”;还能延伸和放大人的“自身的自然”,使人真正以类的力量进行活动;科学技术还是人类自我超越的重要维度,人类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步实现和占有了自己的全面本质。     

环境哲学的实质:当代哲学的"人类学转向"

当代哲学中出现的环境哲学,对于整个哲学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的出现反映出来的是哲学上的一种最普遍和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指示了哲学在整体上的一种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新的使命。文章认为当代哲学的“环境转向”,其实质就是哲学的“人类学转向”,或者说,它是哲学走向“人类学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先兆和标志。     

“法律解释”与“法律诠释”之术语辨析

解释学转向导致了哲学解释学中方法论立场和本体论立场的分歧,解释由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转化为人的生存方式,自此出现了“解释”与“诠释”的术语界分,导致“法律解释”与“法律诠释”具有旨趣迥异的法理蕴含。对这两个术语进行区分具有法律概念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上的学术意义。     

“内生的科学技术”考察

本讨论了用“内生”一词来表达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关系的合理性与限度。在方法论意义上,科学技术作为经济模型中的“内生变量”只具有“理想类型”的工具性意义,而不能完全表达经济现实;从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科学技术是“市场内生”的观点并不充分,但技术和部分科学可以被视为市场内生的。“市场内生”的观点关联着对科学的思想、化地位的认识。     

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要进一步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

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历史与科学哲学联盟(IUHPS)及逻辑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分会(DLMPS)主办的最高级别的国际学术大会。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第13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于8月9日至15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这是该大会自1960年在美国召开以来,近半个世纪首次在亚太地区国家举办。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50多名学者参加了本届盛会,他们在为期一周时间里,交流学术成果,建立中外学者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本届大会在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促进中国学术发展、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等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参会学者研究领域集中在哲学逻辑(包括非经典逻辑、逻辑与语言,逻辑的哲学基础,作为建模工具的逻辑)、一般科学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与语言学的哲学等。在此,我刊特别就各个专题组织笔谈,以反映当前在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研究领域的现状、热点和学科发展趋势。     

STS“参与转向”中技科学的协同治理研究

当代国际STS正试图将科学与社会协同演化的互构论,拓展到以公共决策为代表的知识"消费"领域。温内率先意识到专家知识的不确定性,并借助于经验研究呈现了常民知识的有效性。然而,由于不对称地假设常民知识的自主性和专家知识的他律性,因而他始终未能呈现两者共同生产的过程。为了化解公共决策中"人为的持续性争议",科林斯和伊万斯提出了专长的"规范理论"。然而,由于对认知和价值、技术和政治进行的人为两分,忽略"专家型专长"和"元专长"各自的动态调适过程,以及无视多元决策相关者在结盟的同时也会对抗,他们在裁剪决策实践时夸大了"专家型专长"的独特作用。鉴于此,STS需要借助于一系列的案例深描,来呈现技科学协同治理中多元参与者在充满"结盟和对抗"的体系中各自具体的角色任务;勾勒他们在认知磋商和价值博弈中达成开放性共识的过程。     

“他者”眼光中的科学文化传统反思

人类学一向以"他者"的眼光主导传统意义上非西方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原本是以他者来认识他者,然而在观照他者的同时,"自我"也映现其中。就传统科学文化而言,他者的眼光不仅重新审视了西方的科学理性,加速了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解构,而且促成了科学哲学的人类学转向。那种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类"地方性知识",一项"实践性"活动的观点,对传统科学文化的哲学反思,应当说是有启迪性的。     

末路演进和文化修复:论生态批评的资本转向

作为两次概念抽象化的结果,人类纪话语无法克服其本质上自我解构的人类中心主义、例外主义和至上主义逻辑困境。将当前的生态纪元正名为"资本纪"可以更好地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欺骗性和破坏性,为生态问题的症结找寻答案。资本纪话语探求资本主义末路演进的规律,分析生产关系在环境生成过程中的显性和隐性作用,借此改变由强权资本杜撰的生态历史。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资本纪话语希望通过文化修复来缩小资本主义和环境危机之间的裂隙,达成从危机向持续发展的理性过渡,从而实现共同栖居的生态理想。     

我国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实证研究——“三大期刊”与“两大中心”技术文化类论文分析

1980年以来,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三大专业期刊刊发的技术哲学论文,山西大学和东北大学两大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发表的技术哲学论文,折射出了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兴趣的变化轨迹和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发展趋势。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促进科技与人文的沟通与融合,将技术工具价值与人文价值并轨推行。从技术的哲学研究扩展到技术文化的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思维新视角。     

中国传统观念对近代科学技术的“排异”反应

洋务运动时期,顽固派极力反对中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们认为,学习科学技术必定会引起天象示警,遭致上天的报复;注定会败坏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们道德沦丧;肯定会落入洋人设计的圈套,祸国殃民。顽固派的言论表明,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主流意识对科学技术有着强烈的抵制作用。     

“科学社会学论坛:新改革时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征文通知

<正>为了进一步深化新时期科技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促进我国科学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探索,经中国社会学学会批准,2015年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继续设立"科学社会学论坛"。本届科学社会学论坛由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联合举办,论坛主题为"新改革时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现向各位学界同仁征集会议论文,诚邀您不吝赐稿。     

走向一种科学技术政治学理论──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政治效应的观点

本文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的观点。作者指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存在种种不足，但是他们较深入地探讨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一种独特的科学技术政治学的理论，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政治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传统科学中“取象比类”的实质和意义

中国传统科学的“取象比类”方法，长期以来被许多人看成类比推理，因而被认为具有某种或然性。该文指出，“取象比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抽象思维过程，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范畴感性成分与理性成分相互渗透的特点，在直观体验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     

光荣与梦想——《自然辩证法通讯》与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建设（四）：建造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自然辩证法通讯》30年科学技术史研究回眸

《自然辩证法通讯》从创刊初期定位“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到近年的“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和多维度透视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始终是她的重要内容。科技史研究肩负着“联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纽带、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的历史使命,为“—个具有特色的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于光远语）的形成和壮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一种科学”:重思歌德自然研究的方法论价值

歌德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地进行着“严肃的自然研究”,并留下大量著述。他的植物变形思想与达尔文演化论的关系,色彩学与牛顿光学的冲突,成为科学史家们津津乐道的公案。实际上,歌德自然研究与上述科学的根本不同,并不在于具体观点,而在于背后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假定和独特的精致经验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作为关于自然的“严格科学”,强调了自然观上的整体性、动态性以及主体的参与性。从今天看,歌德的研究范式延续和开辟出“另一种科学”,这对牛顿式科学具有很好的补充和纠偏作用。     

论“边界对象”对“第三阶段科学传播”的拓展功能

在"第三阶段科学传播"提出至今的近二十年中,尽管元理论得到广泛认可,但其现实感召力和现实到场的程度仍存在局限;同时,纵观国内现有的三种科学传播研究范式,均未能真正回应"第三阶段"的内在诉求。文章认为,为缓解这两大问题,可引入"边界对象"的概念。文章主要论述此概念如何拓展"第三阶段研究"的方法论、理论与"第三阶段科学传播实践",以及如何使三种已有研究范式体现出具有"第三阶段意味"的"整体性特征"。以此,为拓展、推进"第三阶段科学传播"提供一种思路。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的筹划与实施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开创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的新局面。经过5年多的筹划,2000年该项目被列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国内30多家单位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分工承担二级课题,超过70%的课题由中青年学者承担,按时完成了研究任务。从2004年到2010年,项目成果《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的35种、共47册书陆续出版发行。相互包容、通力合作和契约精神是集体研究项目顺利实施的首要条件。     

20世纪科学史转向的再考察——以“世纪末物理学”史的编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的科学史延续并深化了它在19世纪以来的发展,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伴随着科学史的职业化,科学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其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方法逐步多样,展示出全新的面貌。科学史在20世纪的变革主要来自于研究进路上的几次转向,但目前对这些转向的内在结构仍未有深入具体的研究。对科学史主题进行科学编史学考察能够弥补这个缺憾,为我们了解科学史在20世纪的发展带来直观且有益的补充。19、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作为一个科学史主题,在这方面有诸多优势。     

从新的“外部”到新的“内部”——科学编史学研究的转向

在科学编史学的传统中历来存在内史论和外史论的争论和困境,为消解两者的对立划分,众多学者做了尝试,其中默顿从科学社会学的社会建制角度提出了新的“外部”概念,试图统一科学的内外部,但仍存在局限性,未能研究科学内部的知识生产。随后科学知识社会学一些代表性人物对默顿的科学编史学进行反思,从亚文化的视角提出新的“内部”,关注具体科学的微观社会领域,考察科学研究中的争论与协商过程,以此联结科学的内外部。这种转向对于开阔科学编史学的研究视野,以及完善科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