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科学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编者按］八十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哲们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民主）和“赛先生”（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在中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以期救治中国政治的黑暗和经济、文化、思想的落后。中国人从此迈开了政治现代化和思想现代化的坚实步伐。时至今日，民主和科学虽然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登岸，特别在近二十年也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其进展似乎仍未能尽如人意，遑论在中国的社会肌体和民众的意识和潜意识中生根。看来，民主和科学将仍然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思想启蒙的主题和社会建制的目标，是中国走向物的现…     

民主与科学:永恒的话题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鼓吹“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从而竖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８０年过去了，民主与科学仍然是我们今天纪念五四的核心话题。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专制传统太强，而民主传统甚弱，“脸皮厚，心黑，胆子大”的皇帝（季羡林语）同一帮“帮忙”或“帮闲”的大臣（鲁迅语）狼狈为好，大搞“造神”运动，善良的老百姓又总是习惯于把希望寄托在“圣君”或“英主”身上，一但“救星”出现，他就成了民意的当然代…     

上网:赛女士与德先生的最佳结合点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高喊科学（赛女士）和民主（德先生）已经８０年了，但是给人的印象是说得比做得多，总是有人抱怨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离科学和民主的差距太大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科学和民主的存在？我认为：在人类即将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我们在寻求科学进步和民主建设中正赶上一个“千年等一回”的机遇：上网。上网是推进科学和民主进步的最佳结合点和突破口：上网意味着你掌握了思考问题、信息索取的自主权。这意味着政治说教和思想灌输的终结。上网意味着我们重新塑造自己的生活，强化人类的个性和最高贵的品质，使每个…     

强化科学教育──21世纪中国的强国之本

８０年前的五四先哲们在中国大地树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为的是强国富民，迈向现代化。然而，与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综合国力上还有较大的差距，而在这８０年中，许多后起之秀的国家和地区也已然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究其原因，似乎千头万绪，纵观历史则昭然若揭：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弘扬、科学与民主文化的形成、科学与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所在，而科学教育的发展与繁荣则构成了其最重要的背景。意大利是近代西方文明进步的策源地，近代大学的雏形也正是在意大利最早形成。然而，１４－１５世纪进行的教育改…     

汤川秀树和日本文化——一个关于科学文化学的个案研究的粗浅尝试

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虽然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等不同角度对它进行研究，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类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文化学”。其中，一个典型的个案就是日本的第一个诺贝尔匀获得者汤川秀树。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无法真正说明象他那样的科学精英何以能够出现在政治和经济形势极端恶化的三二年代的日本这一事实。本文企图从文化背景（历史因素）、文化环境（现实因素）这和文化选择（个人因素）等三个方面来分析汤川秀树成为科学精英的原因。方面的探讨可能预示了“科学文化学”这一新的研究方向。     

展示哲人风范，弘扬科学精神──《哲人科学家丛书》（第一批）近期出版

展示哲人风范，弘扬科学精神──《哲人科学家丛书》（第一批）近期出版李醒民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哲人科学家”一词在形形色色的汉语辞典中至今恐怕也不曾出现过，但哲人科学家在科学发展史和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却源远流长。哲人科学家既是具有开创性科学贡献的第一流...     

学者社会的旨趣--从近代科学职业化谈起

17世纪中后期，欧洲科学逐渐实现了体制化，并形成以科学为业的学术共同体，与之同时，中国明清之际尽管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但基本上仍属于经验总结型的科学成就，却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科学体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学者社会尚未发生职业化的转变，他们的兴趣还是“为政治而做学问”，这种分野使得百年以后，欧洲启蒙主义运动和中国复古主义运动运用科学方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大异其趣。     

“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技术的民主化向度——哈贝马斯的技术观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的扩张导致了民主的缺失，为此，他立足于交往行动理论，提出民主的第三种模式——话语民主。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作为商谈活动，具有民主化的向度，科学（技术）与政治和社会公众之间可以进行民主对话。     

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

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１）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碑立传；（２）将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最终目的理解成回答“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３）为中国的历史由外国人书写的事实感到不安。因此，要想对这位当代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有一更清楚的认识，就必须跳出中国的圈子来审视他的思想和工作；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得对“李约瑟的世界”有所了解。 所谓“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早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和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就已关注到中国社会与科技的“落后”问题，任鸿隽１９１５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首开中国知识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声，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李约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互相启发，构成他日后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一个重要动力。 受到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李约瑟成为一个“科学进步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与当时在剑桥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这导致他投身反法西斯运动来到中国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后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席。但是李约瑟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光荣与梦想——《自然辩证法通讯》与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建设（七） 《自然辩证法通讯》倡导和坚持精英文化

2008年,注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标志性的一年：奥运会、神七,以及雪灾、藏区骚乱、汶川地震、金融危机等等。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自然辩证法通讯》（下简称《通讯》）创刊30周年。在30年的风雨历程中,《通讯》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建设。从1978年的试刊开始,《通讯》在总结和反思政治与科学关系的基础上,积极投人到思想解放的潮流之中,以规范的学术研究为工具积极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此同时,《通讯》始终坚持“格调高洁”的高贵品质,勇于提倡和积极创造中国社会长久以来所缺失的精英文化。     

郑和为何下西洋

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海内外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一直持有不同意见,至今仍未定论。有的说是军事原因,为了“耀兵异域”,使海外诸国“宾服中国”;有的说是经济原因,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换取海外珍宝;还有的则认为是政治原因,为了寻找逃亡海外的建文帝,以消除政治隐患。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范金民介绍说,1402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攻破南京城,“宫中火起,帝(建文)不知所终”。有的说“建文帝为僧遁去”。还有的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晗的《明初…     

科学理性与科学民主的统一

二十世纪科学哲学运动的狂飙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席卷了所有科学哲学的派别，同时也从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意义上赋予了它们科学理性和科学民主的洗礼。正像科学理性是整个人类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科学民主亦是整个社会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历史的过程中，科学理性与科学民主的内在要求是不可分割地一致的，因为没有科学民主的理性是“独裁的”，而没有科学理性的民主是“疯狂的”。随着“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及“修辞学转向”的演变，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推翻纯粹理性的“独裁”和消除激进民主的“疯狂”，从而走…     

谁是公众,如何参与,何为共识?——反思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科学传播领域,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因为符合民主政治的诉求而得到了极大发展。但该模型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如何确定公众代表,怎样实现公众真正参与科学进程,如何调和公众参与科学所体现的平等诉求与科学精英对科技知识的天然垄断之间的矛盾等。面对挑战,公共政策研究者在代表选择、观点均衡、议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与科技决策的方案;部分科学传播学者则跳出公众参与科学局限于民主政治层面,将该模型拓展到科学教育与公众参与科研等领域。尽管有种种挑战,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宋代改历中的"验历"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

“验历”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改革中重要环节之一。验历的内容从汉代使用日月天象扩展到唐宋时代使用五星天象,这不但反映了历法技术上的进步,而且也揭示了五星占与历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10世纪末宋代《乾象历》验历过程中使用的汉以来的五星天象的考证和分析,说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不仅仅具有星占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历法上的意义,五星天象观测成为促进历法改革的重要的技术上的因素。研究表明,古代的五星天象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是当时的实际观测描述。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的情况当是特例。另外,中国古代历法改革,既是科学活动,又是国家政治活动。历法及其天象推算技术（如五星天象）,总是在这种技术与政治、国家与科学的张力中得以进展,并受到制约。     

科学普及中的科学与民主

科学与民主的问题，由于其重要性，在环境能许可的条件下，总会被学术界所关注。然而，科学与民主显然决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自从五四运动提出了在中国要引进“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后，虽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两位先生对于中国的意义，但至少在普及性的宣传中，或者说，甚至在目前由于“科教兴国”的政策口号下越来越成为出版热点的科普读物中，就真正能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宣传来说，情况仍然不尽人意。长久以来，我国科普界和出版界似乎一直持有一种大可商议的观点，认为科学普及主要是普及科学的知识。实际上，这是一种相当陈旧的…     

论科学人文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可以界定为当代所有的关于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的观点的总称。这些观点大致可区分为三种类型：（1）“传统型”或“正统型”；（2）“激进型”或“反叛型”；（3）“中间型”或“折衷型”。这三种科学人文主义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主义的融合，都有我们应当加以认真总结、借鉴和吸取的合理因素，但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与偏颇。对科学人文主义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科学与人文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切实推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     

引领中国科学哲学的文化进路

三十年前，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同时也迎来包括中国科学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春天”。踏着“春天的脚步”，《自然辩证法通讯》应运而生、乘势而行，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促进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己任，创刊之初即成为中国科学哲学研究的引领与标杆，浓缩了中国科学哲学三十年快速发展的心路历程。     

理性批判主义的意义

五四运动年开八秩之日，国人对德赛二先生的真面目似乎还很陌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科学仅仅意味着实证的知识，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样的理解，等于忘却了科学与民主的终极目标。诚然，科学理论总不能概括全部自然现象，民主制度也不能反映全体国民的意愿，但科学与民主皆以全体为目标。在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之中，反常现象对科学理论的意义，正如社会上少数人的意见对于民主制度的意义。科学理论与民主制度永远都是开放的体系，二者都有自我改进的机制。这个自我批判、自我改善的机制，就是理性的批判主义传统。任何一个文明，一…     

OTA的出现与终结

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简称OTA）是为美国国会提供科技咨询的专门机构,其从1972年成立到1995年终止的整个过程,展现了当代科学与政治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论文概述了OTA出现的背景、OTA运行的程序以及OTA终结的原因,分析了OTA中立性策略以及所受到的各种政治影响,进而对如何认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几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