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一个新词（SARS）的诞生、演变及所思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一种非典型肺炎的疾病概念,和代表此概念的名称,随着这种疾病的传播,在中国和世界突然迅速传开,成为使用频率空前高的科技热点词。这是一件将被写入人类疾病史的事件。我们从术语工作的角度见证、观察这个事件及其新词的产生、发展和规范化,对研究我国的术语工作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并从中探讨、认识一些规律性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一、诞生和演变据报道,去年11月在广东首先发现了一种有肺炎病状的呼吸系统病例,但因为这种病有一些特别症状,按常规方法不能医治,因此早期都说这是一种“怪病”。因为概念不清就没有正式名称。随后,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钟南山所长、萧正伦副所长在临床实践中,于2002年12月22日称其为病因不明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这就是此病最早订的病名。钟南山院士说因为名字太长,慢慢地大家就叫“非典型肺炎”(其实是一种类名,已有十多种病均属非典型肺炎),并广为接受、传播。据笔者观察,把“非典型肺炎”简缩称“非典”是今年3月间出现的,例如北京晚报4月初编的“远离‘非典’健康呼吸”的小册子只有封面书名用“非典”,文中全部是用非典型肺炎。新闻媒体(及口号)特别注重词语的简化,特别是标题,要用最少的字浓缩要点,文字要求简洁、明了。此时国内由大众媒体(也不知谁开的头)起始的缩名“非典”因其简洁、上口,又因为先有了“非典型肺炎”的名称,“非典”的概念大家也知道,很快为大家接受。于是至今,这个简称已铺天盖地地占领了各大众媒体的主要阵地(近来SARS的用法有上升的趋势)。在媒体上,一些组合词甚至用“非”、“典”、“炎”一个字代表,如抗典、无“非”、抗疫、防炎等等。笔者认为这只能是特殊时期背景和特殊语境下的临时性简化语言用法(一般都加上“”说明是特殊词)。并不是代表这种病的科学术语。疾病发展形势的迅速,各种宣传普及的空前广泛,在这种特殊的“战时”,已不容人们去推敲这个词是否科学,是否准确(现在知道也有一些科学家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作为这个特殊病的代词已为大众(包括一部分领导。但科技界用得较少)接受。各种媒体的读者曾有人质疑此名的科学性,已不管用。例如5月初北京晨报收到读者反映的有关的文章和电话,编辑没登,只在报纸小小的一角上说明“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抗击‘非典’,不应将精力花费在并不紧要的‘咬文嚼字’上”。为了科学,为了民族文化,也为了历史,这个问题理应落在有关专家,特别是搞术语命名的专家肩上。2003年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把这种病称为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此名尽管不一定好(症状名、没有传染性特征),但同样简洁、上口,已为全球所用(或同音),包括一部分海外华文媒体和我国的科技界人士。按照常规在引进国外新词时有音译、意译两种方式。SARS的意译词太长,且表意并不好,各华文媒体都未取。SARS的音译名明显优于意译名,音译为海外媒体普遍选用。但由于汉字有一音多字的情况,选字多姿多彩,例如“萨斯”、“沙士”、“沙斯”、“沙氏”、“沙示”等等,当然直接用SARS的也很多(这是命名方法中处于上升之势的字母词法)。我国用的“非典”,海外媒体很少用。还有的学者在报刊发表文章强烈反对用“非典”。对于SARS的汉文名,目前我国有关部门还没有正式的意见。这方面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有关部门反应迅速。新加坡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经研究将其定为“沙斯”,华文媒体从4月17日起正式采用这个译名。他们这种责任心和作风值得我们学习。马来西亚华文媒体目前除用SARS外,译为“非典型肺炎”。马来西亚华语规范工作委员会主席杨欣儒教授来信说,这种译法过于笼统,不够明确。他们想了解中国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意见,以便研究。这促使我们要尽快定出比较正式的术语。二、几点思考在这次突发事件中,检验了我国的应急机制,暴露了方方面面的不足和问题。现在各部门,各方面都在思考,改进工作向前看。我国的名词工作也有一些值得研究、改进的问题。1.全国科技名词委要作好新词命名工作。目前的工作方式对各学科系统性地审定名词是必要的,但对经常产生的新词则反应过慢,没有较快、较灵活的反应机制,与当代科技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不相符合。2.怎样对待名词规范化工作合理的滞后性与紧跟科技发展形势的适时性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新概念出来要等到概念清楚、稳定了才能定规范名;也有人认为我们处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名词命名工作要跟上,不能等到混乱以后再来打“马后炮”,要早定名,早统一。笔者认为是否可以增加一些灵活的办法,例如可先提出阶段性、过渡性、引导性的推荐名、试用名等。统一名词是严肃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正像人们对科学事物的认识是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完善一样,我们不能把统一名词看得过分“凝固”。应允许有些名词随着科学的发展变化而同步发展、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使科技名词更好地促进科技交流。3.引进国外科技名词的方法。长期争议的音译、意译、音义结合,以及近年提出的直接引进“字母词”等等,应如何正确对待。4.术语的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矛盾与统一问题。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代,这个问题更突出,应该有明确的认识。5.术语的大众化与科学性的特点和关系。非典型肺炎由于SARS对社会有强烈的影响,很短时间内就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通用语。笔者认为大众使用的术语应更通俗、易懂、简洁;科学术语更强调科学性、与国际接轨,所以“非典”不能成为国际交流、科技交流以及代表国家的正式用语。但是当前大众用得已很普及,在当前特殊时期对非专业的大众媒体可以不强制立即禁止、苛求,而应该是加以宣传、引导。笔者认为,这种少量的大众用语和科学术语不一致的情况不能认为是名词不统一,是俗名与学名之别,应该允许。这类似于电脑和计算机同时并存的情况。6.华人文化圈术语的交流与协调问题。华文(汉文)是华人文化圈沟通、交流的载体,是共同的财富。信息化、全球化形势越来越发展的今天,大家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越加频繁,术语的交流和协调的必要性成为更突出的问题。SARS的华文名称有七八种之多,交流很不方便,大家希望有共同的较好的名词,就是典型的事例。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是华文的大本营,我们理应责无旁贷地把名词工作做得更好,并逐步建立与华人文化圈沟通的渠道。7.各种形式的媒体对推动名词术语的统一(当然也包括混乱)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当代媒体的种类之多、传播之快、内容之广,以及科技知识进入大众社会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过去认为是“神圣的科学殿堂”内使用的科学名词,如今许多已通过大众媒体快速进入社会(因特网技术也是一例),如何提高媒体工作者对统一名词的责任感,减少随意性,如何为他们创造条件,也是我国名词工作新的问题。这次突发性疾病中,媒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们的声音成为人们最快了解信息,普及知识最主要的渠道,承载这些信息、知识的名词术语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这种情况也是空前的。科学家对SARS的研究还在进行中,目前对病原学、流行病学的认识仅仅是初步的,病毒种类、起源、防治等还有许多未知数。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人们认识的提高,名词也可能随之继续发展变化,并相应地产生出科学的、稳定的术语。最后,关于目前怎样为SARS确定好的汉文名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国内“非典”一词流行最广,但它不是科学的名词,是目前特定时期的,在没有更好名词时,由大众传媒“轰”出来,并为普通民众接受的临时性简略代称。随着疫情消退及好的科学名词推出后,它会慢慢淘汰的。“非典型肺炎”一词是典型肺炎以外各种肺部炎症的统称,是一个类名,SARS是其中新发现的一种。这个词没有反映病的特征,没有专指性。但在疾病流行初期,人们对病的认识还不多的紧急情况下,这个词正确地指出了疾病基本特点是肺炎,在这段时期中,对治疗和研究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SARS”是世界卫生组织定的缩称名,已为国际认同、使用。但我国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这个命名有许多不足之处,不应成为国际和国内的规范名,只能是“过渡性”的名称。当前为了方便与国际交流,笔者认为科技界暂时可用,一般媒体可用,或音译为“萨斯”。另外因为这个病最早是在中国发现的,我国的科学家应该创造一个更科学、更准确的术语(学名)(正如“AIDS”除“艾滋病”外,还有一个表义性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称谓),并向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据笔者不完全的了解,一些科学家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下面附表作简要介绍,供大家参考、比较。同时在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此病各种名称的产生及在短短几个月内演变的轨迹。正如曾光教授说的：“开始时人们对这个病是仓促上阵的,连个名字都没起好”。这个名词命名发展变化之快,关心的学者之多都是空前的,并且还将继续下去,直到产生一个较科学、准确反映概念的术语。注：1.4～5月大众媒体多数称“非典”;2.赞成或赞成暂称“萨斯”、SARS的人较多,未全列出。(2003年6月)     

对科技新词译名现状的思考

如果有人问我,当国际科技编辑感到最难的是什么？我会说最头痛的是科技新名词。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技新名词层出不穷,大批外来新词甚至直接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都市流行语。与此同时,外来新词译名混乱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种现象对文化传播、学术交流、语言结构带来负面影响。解决外文科技新词的中文翻译已成为日益迫切的新问题,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科技界和新闻界的高度重视。译法中的混乱1997年2月,英国科学家成功克隆出一只名叫多莉的绵羊,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关于“克隆”(clone)这个词的争论也随之产生。许多人对译成克隆持不同看法,如3月14日我社《值班简报》刊出新闻研究所文有仁同志写的《不要把“无性繁殖”译为“克隆”》一文,认为应意译成无性繁殖,不应音译为克隆;参编部(即“参考消息编辑部”)5月9日《参考报道研究》(增刊)刊出《“克隆”是否应有个对应合理的中文词汇》一文,认为参编部翻译人员应积极想出一个能在国内普及生根的译法;《光明日报》4月25日发表题为《给“克隆”改个名好》的短文,呼吁我国科学家和翻译家尽快为clone找出相对应的合理中文词汇,以利于在用汉语思维的人中做文化知识普及。据我们了解,参编部翻译和编辑在用克隆这个词时,是极为慎重的,曾多次征求科学家的意见;这个词事实上已为众所熟知,改起来也很困难了,只能等国家有关部门有新规定再说。同时这只克隆绵羊也已译为两个中文名字,参编部译成“多莉”,因为这只羊是雌性的,而我社国际部叫它“多利”。最近,IBM公司的Deepblue计算机战胜俄罗斯著名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关于这台计算机名字,除了译成“深蓝”外,还有“更蓝”“特蓝”“超蓝”“更深的蓝”等。据专家统计,关于Internet的译法不下15种,有国际互联网、互联网、交互网、英特网、网际网路(台湾和新加坡用此名)等,这一被称为世界第四媒体的全球性网络至今中文译名没有最终统一(编者注：全国名词委已定名为“因特网”)。互联网络译名引起的争议远远超过“克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网络intranet现在也存在三种译法：内部网络、企业网络和企业内部网,《参考消息》一直用内部网络(编者注：全国名词委已定名为“内联网”)。互联网络中最热的world wide web,英文简写为WWW,参编部用的是“环球网”,外面有人译成万维网、全球网、世界网(编者注：全国名词委已定名为“万维网”);一些著名高科技公司的中文译名也存在混乱,被称为“蓝色巨人”的美国IBM公司,新华社在报道中长期使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而该公司在中国注册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并用此名在国内媒体作广告。在一次新产品展示会上,我遇到该公司中国公司公关经理管忠,同他谈及译名问题时,他说公司中文名字是在国家工商局注册用的。美国Oracle公司,我们以前译为“奥拉克尔”,后按国内部报道江泽民主席接见其总裁时用的译法改为“奥瑞克”,而该公司自己叫“甲骨文”,据说这个公司名字的英语意思就是甲骨文。译者也叹奈何1997年1月15日,《科技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关于Cyberspace与Virtual Reality的翻译》。该报还专门配发了编后记,讨论这两个新名词的中文译法。cyberspace是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1984年杜撰的一个新词,它指想像之中的一种空间,电子通信就在这一空间发生。随着网络的广泛使用,新闻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根据cyber这个词根造出许多词,如cyberway,cybernation,cyberculture,cybersociety,并在同行中得到广泛认同。我在英文科技报刊和日常报道中多次见到,而且出现频率越来越高。我部把cyberspace译为“电脑空间”;《计算机世界》报曾译为“赛百”;瀛海威公司办的《信息产业周报》译为“赛博”,把cyberspace译为“电子空间”,把cybercoffee译为“网上咖啡屋”;还有人把cyberspace译为“多维空间”。但是,至今没有找到被广泛认可的合适译法。《科技日报》这篇文章的作者建议将cyberspace译为“电象空间”,把virtual reality译为“虚拟实在”。参编部把virtual reality译为“虚拟现实”,前不久《人民日报》将它叫“灵境技术”。《科技日报》编辑在这篇文章的编后按中呼吁说：“中文应当进入信息时代。cyberspace一类词应当出现通俗易懂的译法,我们欢迎有关专家提出高见”。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加之国内媒体在时效上展开竞争,统一科技新词译名的难度越来越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科技名词有其独特性,很难说谁对谁错。如空间站、太空站、航天站和轨道站,很难严格分出对错或高下。2.媒体竞争日益激烈,都要抢时效,萝卜快了不洗泥,没有时间去推敲。许多媒体没有长期从事科技翻译和编辑的专门人才,造成许多常识性错误。像《计算机世界》报等专业媒体干脆将许多技术名词直接用英文,免去这方面的烦恼。3.科技新词出现速度快,数量大,给译名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信息领域新词量大,由于网络连全球,几乎人人都可以造词,例如：电子邮件E-mail;电子货币ecash(由electro与cash合成);电子杂志ezine(由electro与magazine合成);网民netzen(由net与citizen合成);网业家netrepreneur(由net与entrepreneur合成)。这种造词方式比较容易,造词量也很大,而且流行速度快,流行面广。4.商业对科技名词翻译工作造成一定冲击。现在许多跨国公司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他们根据商业需要为其公司名称和产品取中文名字,而又没有专门机构定期将这些中文译名介绍给媒体,造成多种译名同时使用,而且这些公司取中文名字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的译名传统。5.国家没有权威的科技译名或管理机构。由于科技译名专业性强,新闻报道要求时效快,即使有了这种机构,实际运作起来也困难重重。《参考消息》翻译科技新词的一些做法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参考消息》科技报道量和报道面都不断扩大,同时也推出了一批新词,比较成功的有：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络、克隆、黑客等。由于我们有一批长期从事科技翻译和报道的人员,加之《参考消息》发行量大,许多科技名词为读者所接受,通过先入为主和约定俗成在社会上流行起来。我们在处理科技新名词时,采用“用前慎重,用后坚持”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1.在译编时慎重酌斟原文的意思,参编部有长期从事科技选译编的专家,对新名词有较强的敏感力和较高的翻译技巧,许多新词是集体讨论后定下来的,建议今后这一点明确形成制度。2.平时留心科技类报刊、有关政府部门和权威专家对新词的叫法,广采众长,力求完美。这方面例子很多,如去年我国政府将联合国有关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的沙漠化一词改成荒漠化,我们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变动后,立即将新词通知给有关翻译,我还在部内《参考报道研究》(增刊)上介绍为什么将这个词改叫荒漠化。后来我发现有些媒体仍叫沙漠化,这就算用错了。生命科学领域中迄今为止最浩大的工程——人类基因组工程,以前我们译成人体基因组工程,后来专家在科技报刊用了人类基因组工程,我们马上改过来。纳米技术也是一样,我们1990年时叫它纳诺技术,我从杂志上看到科学家已有确定译法时,马上改过来。一些权威的老专家在用词上非常讲究,听听他们的意见可以提高译名准确性,同时也提高报道的权威性。3.直接与专家和有关机构商谈。Windows刚流行时,直译应叫“多窗口”,我就此词请教了原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司长杨天行和当时美国微软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后,译成“视窗”,台湾也译成“视窗”,这个词现在已被广泛接受。4.一旦使用就不轻易更改。在使用互联网络和克隆等许多词时,我们遇到许多读者和专家提出不同意见。由于我们在使用前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这些词使用后就坚持下去,使之最后在社会上流行开来。记得有一位老专家建议我们将电动汽车改叫电动车,我们发现国家科委在文件中也是使用电动汽车,最后没有改。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对外交往日益增多,解决科技译名问题难度将越来越大,政府如不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混乱局面将给生产和生活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如果新华社能在参编部、国际部、国内部等部门间建立有效的协商机制,并成立一个包括社内外专家组成的科技译名咨询机构,将对规范和推广科技新名词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通信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工作体会

一、通信是当今发展最快的科学技术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以电话服务为主的电信业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典型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话用户数以跨越式的速度发展：从1979年的203万户到1992年突破1000万户,用了13年的时间;从1000万户到1998年8月突破1亿户,用了6年时间;从1亿户到2000年9月突破2亿户,用了两年时间;从2亿户到2001年9月突破3亿户、从3亿户到2002年10月突破4亿户,用了1年的时间;从4亿户到2003年9月突破5亿、从5亿到2004年7月突破6亿、从6亿再到2005年6月突破7亿,均用了不到1年。据信息产业部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电话用户突破7亿户,达到7.00606亿户。其中,固定电话3.37438亿户,移动电话3.63168亿户。如今我们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固定电话网与移动电话网,无人可以超越。无疑,就通信而言,20世纪是电话的时代。那么,21世纪该走向何方？90年代信息革命的浪潮,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号角声,信息和知识爆炸式的增长,特别是因特网商用化后的迅猛发展,使传统的电信业受到巨大的震动和冲击。冲击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问题的核心在于“信息”。2003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原则宣言》把信息社会描述成为一个“……人人可以创建、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与知识,使个人、社区和各国人民均能充分发挥自己潜力并持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社会。2005年世界电信日呼唤：行动起来,创建公平的信息社会。显然,国际社会已经取得共识,明确方向。世界电信业将从电话时代走向信息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是因为人类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速度大大加快;知识传播、科技成果转化、科技致富加速;知识密集型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来越大;通过联网大、中、小企业互补共存的新格局正在形成;第三产业不断注入高科技内涵;软件业成为重要产业;经济周期中的增长期延长,衰退期缩短。凡此种种说明世界经济体系更加依赖于人类的知识和智慧,信息和知识已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和基本要素,并且正在通过网络与日俱增地发挥它们对各行各业的渗透、支撑和带动作用。在信息和知识已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和基本要素的时代中,人们更加需要信息,需要随时随地地获取信息,原来点对点的电话通信已远不能满足需求。在这历史性的变革之中,电信业必须转型,由以电话为代表的通信服务向以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服务转移,从窄带走向宽带,从话音走向视讯和多媒体,从以我为主走向以人为本。让人类在网上开创新的工作方式、管理方式、商贸方式、金融方式、思想交流方式、文化教育方式、医疗保健方式以及消费与生活方式,进一步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转型需要引入新的技术,需要构建更先进的网络,需要开发能适应社会各界、千姿百态的服务与应用。现有的网络已经不再适应,在容量、质量、功能等方面存在着障碍,例如带宽瓶颈、地址壁垒、服务质量、安全性等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现在,固定电话网、互联网和移动网都在走向下一代。而下一代网络所要支持的服务也将具有新的特征。主要特征包括：宽带多媒体、个性化、全球性和无所不在。宽带多媒体指的是向用户提供声、像、图、文并茂,同步集成的交互式宽带业务;个性化指的是按个人意愿向用户提供“随时随地随意”的服务;全球性指的是向用户提供端到端的全球性业务;无所不在指的是把通信服务的对象从人扩展到任何一件东西。可以肯定,在新世纪,通信科学技术必将是日新月异的,新的技术、新的网络、新的服务必将使通信术语层出不穷。二、通信科技名词的空白急需填补如上所述,通信是当今发展最快的科学技术之一。然而,事实上,由于一些通信名词没有及时规范,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利影响。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Internet一词。全国科技名词委发布的名称是“因特网”,而目前社会上流行更多的叫法是“互联网”。究其原因,没有及时规范是主要原因之一。在发布“因特网”时,“互联网”已经先入为主被叫开了。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去规范已有的和新出现的通信名词,必将越来越影响通信领域及其他交叉领域的科研、教学和学术交流工作,造成的混乱和损失就会更大。在通信科学技术名词中,目前存在着随意性、多义性、近似性、英汉对照性、商业炒作性等多种问题。例如,“IP电话”现在社会上已经通行。但IP电话实际上是IP技术的一种应用。早期的IP电话是指通过因特网连接而进行的通话,谈不上什么质量。对应的英文名是Internet telephone。还有一种近两年出现的IP电话,指的是在因特网和专用IP网上传送的具有一定质量的IP电话。对应的英文名是Voice over IP(VoIP)。有的通信名词的叫法因各据其理,甚至在学术界也未取得一致。例如,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ATM),有人称它异步转移模式,有人则称它为异步传输模式。问题出在对transfer一词的理解上;有的通信名词是因为多个类似意义的英文名而造成混用。例如,transmit、transport、transfer、send都有“传”的意思,结果在汉语中就对应乱了。又如,delivery和distribution都可以译作配送和分发,有时也难把握;有的通信名词根据词义可以有一种叫法,根据内涵又可以有另一种叫法,因而造成不统一。例如,video on demand(VOD)根据词义叫“按需收视”,根据内涵则叫“视频点播”。有的通信名词可以对应多个英文名,有时也造成困惑。例如,“业务”一词可以对应于英文名service、traffic、business,确实造成使用不便。其中service在更多场合译作服务更合适,但在汉语的“通信业务”中指的都是service。但在说业务量的时候,“业务”对应的英文名却是traffic。business则又是泛指的业务。有的通信名词似乎叫什么都可以。例如teleconferencing可以叫会议电信、会议电话、会议电视、多方通信或远程会议通信,似乎叫什么都行,于是大家各叫各的,无人理会。还有的通信名词确实难以从汉语加以区分并定名比较确切。例如,e-Commerce和e-Business就很难以用中文作妥帖的区分,把前者叫做电子商务,后者叫做电子商业或电子业务,其区别也不一目了然。总之,随着通信技术和应用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会越来越大。面临这种形势,为适应通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及早规范通信科技名词术语的概念表达,填补空白是完全必要的。因此,虽然存在许多困难,我们还是欣然接受全国科技名词委的委托,在与中国通信学会的共同努力下,于2003年8月29日在北京召开大会,正式成立“通信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启动通信科学技术名词的审定工作。三、准备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为项目的启动作了充分准备。首先是如何组成审定委员会。考虑到通信行业的特殊性,本届审定委员会的组成一方面根据全国科技名词委的有关要求,另一方面顾及业界的方方面面,成员来自通信管理部门、运营业、制造业、科研单位、大学、媒体、出版等各个方面从事不同专业的通信专家和领导,特别是聘请了在业界德高望重、久负盛名的通信老专家,原邮电部副部长、现信息产业部通信科技委主任宋直元同志为审定委员会主任,大大地加重了这个委员会的分量和威望。其次是工作机制和方式。考虑到审定委员会是一个人数较多来自不同单位的松散型组织,各位委员都是兼职来做的,另一方面通信科学技术涉及的专业面又较多。所以必须要建有一种有效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来保证任务的完成。为此,我们按照通信科学技术的范畴和审定委员会的组成,把委员会中的专家分成通信原理与基本技术、交换与网络、有线传输、无线传输、移动通信、政策法规与管理六个工作组,分别承担体系框架中17个部分的收词和定义工作,并由各组组长负责。另外考虑到许多具体工作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来支持,因此在审定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秘书组,负责经费预算决算、名词整理汇总、同全国科技名词委与审定委员会专家的联系、组织各种会议、劳务费发放等事宜。秘书组挂靠在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信息所,由该所所长亲自负责。工作方式是各工作组负责收词汇集和定义编写,秘书组整理汇总、组织审定与报批。收词采用统一电子界面,并遵循全国科技名词委规定的原则。审定方式采用电子函审与会审相结合的办法。第三是设计好词表体系框架。词表体系框架的设计主要基于三点考虑：(1)既涵盖通信科技的所有领域,又不分得太细;(2)最大可能地避免或减少交叉重叠;(3)结合委员的专业构成。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最终设计了包含17个模块的体系框架。以上准备工作的成果在“通信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得到了全体委员的肯定和赞同,并在项目的完成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贯彻。四、成果成立大会以来,经过将近两年的工作,我们完成了送批的三审稿,共收词2111条。条目的分布如下图所示。条目分布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共召开过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包括成立大会),一次秘书组会议、一次专家组长和部分专家会议、多次小范围碰头会。用电子邮件方式几上几下征求意见,由一稿变成二稿,最终形成送批的三审稿。三审稿得到了审定委员会的充分肯定,认为可以出版公布,但同时又指出这次报批的通信名词第一版一定会有所遗漏,更不可能包含所有新词,凡有不足之处可在今后再版时予以修订完善。五、几点体会我们是初次从事名词审定工作的新手,没有经验可言,这里只是向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在工作过程中获得的体会,这些体会不一定适合其他学科,仅供参考。收词要有特色我们在一开始就认为,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的科技名词必须是精选出来的科技名词,必须不同于一般的专业字典、词典,大而全不是目的。故而结合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特点,在我们这个本子中,除了遵循全国科技名词委规定的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国际性和约定成俗的原则以外,还特别强调权威性、新颖性和前瞻性。也就是要力求体现“精、准、新”的特色。因此,我们对收词进行了大幅度的收敛工作,从一开始收录的6675条最终收敛为2111条。主要删除大量重复词、类似词、复合词和可归属其他学科的名词,同时又补充了新词。收词基本取自于通信名词国标、行标和比较权威的工具书和网站。体系框架设计要合理这次我们在体系框架设计上下了比较大的功夫,专家们经过反复充分的讨论才最后定下来。体系框架设计合理一方面可以避免许多重复劳动,另一方面不会产生明显的遗漏。所以,我们在设计体系框架时的上述三点基本考虑是行之有效的。在最终的17个模块中,我们还根据行业特点,特别设计了通信协议、服务与应用、政策法规与管理三个模块,其中容纳了不少新词。定义撰写和审定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深刻体会到定义撰写和审定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全国科技名词委虽然在《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中关于定义有相应的规定和原则,我们在事前也组织大家学习了,并规定每条定义原则上不超过80个字符,但是到具体撰写时,由于出自多人手笔,素材取自不同来源,故各条名词定义的写法、风格仍有很大区别,很多不符合全国科技名词委的规定,而且有些定义虽取自于国标、行标,但也存在过长、拗口、不确切等问题。因此,定义修改审定的工作量十分之大,耗费了较大精力和时间。我们专门召开了一次连续两天的专家组长和部分专家会议,对通信名词定义进行逐条审议,并修改补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工作组的机制十分有效大家知道,全国科技名词委下达的名词审定工作对各位委员都是计划外的工作,需要各位委员兼职来做。另一方面,审定委员会是一个人数较多来自不同单位的松散型组织,通信科学技术涉及的专业面又较多,所以必须要建有一种有效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实践证明,分成审定委员会和工作组的两级制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机制。各工作组组长充分发挥了骨干的作用。强有力的秘书组十分重要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秘书组的强有力支持十分重要。审定委员会是一个松散型组织,各工作组也是分散的。许多日常工作、琐碎工作和协调工作都需要秘书组去做。所以秘书组班子一定要强,我们把秘书组挂靠在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信息所,并由该所所长亲自负责的做法十分奏效。在这里,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各工作组组长和秘书组同志的努力和付出,没有他们的认真和敬业,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工作进度要留有余地科技名词审定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完成工作的组织形式又是松散型的,因此对工作进度的安排要留有余地,对任务之艰巨、困难之多要有充分估计。我们这个项目的完成比原工作进度推迟了将近一年,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对工作量和困难估计不足也是原因之一。最后,我想说的是,经过将近两年的艰辛劳动,我们终于填补了通信科学技术名词这一空白,做了一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科技发展的事情。通信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的每一委员都为此感到欣慰。同时也感谢全国科技名词委给了我们这次担当此任的机会。     

电子学名词审定工作汇报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现准备做关于电子学方面的发言,我的发言内容重要包括五部分：1.简单地介绍一下从1985年名词委成立以来,电子学名词方面的工作;2.电子与信息时代的特点;3.中国电子学会怎样搞新词的一些经过;4.对一些具体的新名词讨论情况在会上做些汇报;5.提几点建议。首先我谈一谈,自1985年名词委建立以来,在全国名词委的领导和中国电子学会帮助下,经过电子学界上百名专家的努力。开过多次审稿会、协调会,还经过一些专家复审,终于在1993年出版了由全国名词委审定的“电子学名词”这本书。这本书里边包括基础理论、电子元器件和材料、电子系统、光电子学和量子电子学以及一些交叉学科。具体内容有总论、静电与静磁、天线、电磁场与微波、信息论与信号处理电子线路与网络、机电元件、电子陶磁、磁性材料与元件、显示器件、真空电子器件、半导体物理和材料、半导体器件与集成电路、真空技术和电子光学、电子测量与仪器,还包括了通讯、雷达与电子对抗、导航,广播电视遥测、遥控和遥感、可靠性和核电子学、生物电子学,一起是25部分,共有五千三百多个词条。这本书1993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因为今天早上陈芳允先生还问我,这本书他没看到,问那有卖的,现在科学出版社门市部通过邮购还能买)。跟电子相关的相继不久1994年名词委又审定出版了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在这之前1990年还出版过自动化名词。这些名词的出版为整个电子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我国电子学界的教学、科研、贸易、对外合作、生产、测试与使用的标准化等等都起了促进作用。当然我觉得也有不足的地方,电子学名词这本书里缺乏释义,也还有些缺的,比如说这里就没包括电波传播这部分、功率电子学(也叫电力电子学),还有低温电子学、超导电子学这部分词条相应地比较少。另外,还有一个缺点与相邻学科协调得还不够,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协调工作,但是过去同自动化,计算机名词还有其它的有关学科协调得还不够,这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第二关于电子信息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当前是电子信息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电子信息产业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而且不论从技术、从产业结构、从应用以及用户来说,电子与信息产业是世界上变化最快的产业。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前几天有一位朋友借给我一本书,名字叫TELECOM DICTIONARY(作者是Harry Newton),该书1994年在美国出版。这本书收集了所有电信,包括计算机,通信这方面的词汇。据作者本人申称每6个月就改版一次,到现在已经出了第七版,当然我查了一下他到底从那年是第一版,这上面未查出来。而且他出了书以后,INTEL公司(美国一家很著名的计算机公司)就立即买了120本,当夜就买了,通过一个Federal express马上就运过去,每本书重6磅。从来没看见过当夜就把120本买过去。当然我这里不是替这本书吹嘘,我只是通过这个事情说明电子与信息技术发展的如此之快,以致于这些公司非常急于要知道这些新名词。由于微电子技术与电子计算机飞速进展,芯片越做密度越大,计算机的储存量越来越大,也就是计算速度即信息处理速度越来越快,而一些软件发展它的功能越来越齐全,因此电子学和计算机日益扩大它在日常生活,包括国民经济,国民生产、数学、医疗卫生保健以及国防各个领域的应用。目前发展最快而影响最广的一个是通信与计算机的结合,还一个是自动控制与计算机的结合。比方说电话,大家都知道,现在普遍发展程控电话,程控电话又发展到移动电话(也叫大哥大),以至于任何个人间的全球通信,现在看来实现起来也不是很远了。还有像多媒体技术,信息高速公路等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涌现,许多名词在93年出版的电子学名词书里和94年出版的计算机名词里边,我查了一下都没有全包括进去,新名词都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名词工作者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如果这些名词初出现的时候,不及时地加以规范,那么给将来的统一造成极大的困难。我们同台湾在政治上要实行一国两制,但是我们不愿意在科学名词上看见汉语的分歧。在这一点上,过去大家在发言当中都谈了很多。第三,我谈谈电子学会做的一些工作。中国电子学会和名词委都在几年以前就看到了审定新名词的必要性。中国电子学会认为国际上有关的学术团体一般都开展技术标准工作,就是参考IEEE的这项工作,因此在94年1月电子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就是参照国际经验,结合国情积极开展技术标准工作,并首先成立了一个叫电子技术标准工作委员会。它的工作就是预备提供一些技术标准给行政机构作为参考,首先从电子信息新名词的标准开始,预备到条件成熟以后,再逐步开展其它电子技术标准工作。在94年11月成立了电子信息名词标准工作组。它的任务是对电子信息,包括计算机、信息、通信等等新名词的译名以及我国有关的名词术语进行研究,并且公布建议试用。因为这是学术团体的活动,不具有权威性,公布讨论结果建议大家试用,为以后加速制定标准术语及其释义作准备。电子信息名词标准工作组人员组成有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另外又聘了一些有关电子学、通信与计算机系统工程方面的专家,而且特地邀请了一些出版社、报刊社的代表组成,总人员大概是15－20左右。以后根据情况逐步扩大。办事机构就设在中国电子学会里边的一个编辑出版工作部,工作方式根据需要不定期地召开会议或用通信方式征求意见。有关的一些新名词可在一些报刊出版物上发表,也可以印成单行本广泛征求意见,待审定以后再正式出版。根据以上协议在94年1月29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工作简则,对人员组成经费来源进行了讨论并决定成立5个专业小组。①通信专业组;②计算机名词专业组;③大众传媒名词工作组(这个大众传媒实际上包括广播、电视等);④信息系统专业组(包括雷达、导航、电子对抗,还有C³I等等);⑤综合名词专业组(包括上述以外的名词)。另外,还增加在外地的通信组员,以通信方式进行联系,征求意见。在第一次会议以后,经过准备在95年5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工作会议,讨论了部分专家提出的有关专业新名词,并且整理了以后分成通信类名词,数字电视的名词和有线电视的名词并分别刊登在1995年9月份的电子科技导报上。这份刊物是中国电子学会的内部刊物,它发行好几千份。因为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和会士有5千多人,每人赠送一本,征求意见并建议试用,当时还有几家其它刊物答应刊登,不知后来有没有刊登。原订今年内再召开第三次会讨论审定有关计算机方面的新名词。下面介绍带有广泛的实用范围的一些新名词。①Information(super)highway。这个名词我查了一些资料,是90年代初期美国戈尔(当时他还不是副总统,而是参议员)首先提出的,然后当他担任副总统以后加快建议的实行。在93年9月15日克林顿总统发布了NII(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国家信息技术结构的计划,预备投入四千亿美元用20年时间在全美国建成一个由通信网络、计算机数据库以及一些其它设备以光缆作为一个公共的通路把电子计算机、电话、传真作为一体,即多媒体,作为一个运输工具来高效地传输各种信息,包括数据、视听信号、资料、图像等等,连接一个遍布全国以后涉至全球的高速信息网。当时他提是以光纤、光缆作为一个公共通路,后来有人建议应该把卫星通信也包括进去。信息的充分利用大大提高物资生产的效率,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利用率,这样使得可视电话、可视电视、电视教学、家庭图书馆、家庭办公、家庭数据库成为可能。戈尔最初提出来了information highway没加super,跟当时Internet的关系很密切,因Internet当时提的比它还早,后来随着发展,才叫做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现在就是国内这个名词也非常普遍了。大家同意采用信息高速公路,习惯了。开始有人对“公路”两个字还不习惯,公路是走汽车的。这个作为信息传输的怎么叫公路,实际上信息的传递也有个公共的通路(通道),所以叫信息高速公路,大家还是接受了,现在是普遍接受了。第二介绍的就是Internet。Internet是一种全球电脑的通信网,早在1969年就起步了。它一开始是美国国防部设立的,研究部门很容易地获取技术文件,获取一些大学图书馆的资料。后来作为一种高新科技,Internet开始普及,被美国政府部门、大学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学术、商业结构所采用。到现在(1994年)估计已经覆盖全球71个国家,接通了全球220多万台计算机,估计用户超过2千万人,预计95年用户达到4千万人。通过Internet可以实现电子邮件(E－mail),阅读电子新闻,进行信息检索。Internet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可以进行交互式的信息传递,就是意味着你自己也可以在Internet上开设一个地盘,把自己的信息也可以递上去。上次有个熟人告诉我,他回国的时候,通过Internet(它专门有一栏全是华人的集中消息)看到一对华人夫妇不想回国,但有个小孩希望利用民航把小孩带回来,酬价是200美元,结果熟人通过Internet跟他联系了,然后说好那一天在纽约机场等他。上飞机以前那对夫妇把孩子带来了,他就把孩子带上飞机直接通过民航带回来。通过电视、电台、电影把节目都转录在Internet上供观众收看。还有在1995年8月份有一对男女邀请全世界的人参加他们的婚礼,他们把整个婚礼过程录像经过数字处理以后传到Internet里边,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坐在家里通过计算机观看参与这个婚礼。所以Internet实际上是一个专用名词,跟interactive network不一样,interactive network译成“交互网”、“互联网”都可以,但是Internet不等于interactive network。所以上次我们名词讨论的时候,有的同志提出来Internet是否在一般技术文件上直接用它的原文。如果在一些比较普及性的刊物上是否叫“英特网”比较好些。我们讨论了一下,因为现在新华社好像用的是“交互网”,外边“互联网”、“国际网”用得挺多,这个名词提出来大家再讨论。还有一个名词是multi－media。包括波导、光纤,也包括自由空间,也包括水都算是media,multi－media就是在通信信息传递当时利用多种形式的结合,这样就可以把计算机、电话、传真机、还有光盘,摄像这些功能结合在一起,利用数字技术给人们提供文字、声音、图画、动画等等信息。这在教学、训练、演示系统、咨询系统、指挥控制系统、信息管理、办公自动化、电视会议、出版物里边都得到广泛利用,译成多媒体已得到普遍接受了。还有一个词virtual reality。它是利用计算机和其它专用的硬件和软件产生一种实时的和三维的境界的仿真。可以仿真一个学习场所,一个工作环境或者各种游戏和冒险的活动,它也是in teractive,参与的人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跟仿真的内容进行对话,它是想象力与技术的结合造成的虚拟叫virtual,现普遍叫做“虚拟现实”。虚拟现实这个词普遍接受了。过去有人提出“灵境”,用的不太普遍,现在没看见人怎么用这个词。最后一个词是cyberspace。cyber这个字源自cybernetics。我查了一下我们好几本名词里边,包括数学、自动化、计算机,cybernetics都翻成“控制论”,所以cyberspace过去译作“电子计算机控制空间或电脑控空间”。这个词cyberspace是有个叫William Gibson的作者在1984年在一本科幻小说《Neuromancer》中提出来的,他是用来描述计算机跟社会联系起来的世界。小说里边说人们只要用一根电缆插在大脑固定的连接插座跟计算机连接起来,使人进入cyberspace。这个cyberspace实际上是一个互联的通信网的总和。可以通过活动的寻址、编码,探索计算机网络的世界。所以后来我跟一个朋友讨论,他说也可以叫做“电脑世界网络”或者也可以叫“电脑世界”,把“网络”两个字去掉。不过“电脑世界”这个名字有点像个刊物名称。看起来用“电脑”二字是比用“电子计算机”五个字较好些。这个字能否定成“电脑化空间”,原来定成“电脑控空间”好像也不是太好,电脑化把“化”字去掉叫“电脑空间”,这样是否合适,因为把“控制”两个字再加进去就太烦了。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看到最近Times Magazine上边国外兴起一些新词。cyberwar指由信息和电脑控制的病毒与信息战。cybersoldier指头盔上戴了虚拟现实的墨视镜,身上的枪和头盔之间用无线电手段联系的士兵。墨视镜把图像和信息发到指挥所,它通过一个全球定位系统(GPS)可以判断地雷以及敌方目标。这一切都是以计算机为中心装备的士兵。还有一个词cyberpunk是指通过一根电话线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里边,从事一种游戏,但经常从里边剽取一些数据,注入病毒或误导信息或破坏一些合法的科研、商业活动。还有一个词cybersex,它是指适合成人的一些计算机的游戏、图像或聊天的线路或一些媒介。在cybersex里边人们可以开展空中论谈,谈论一些性的问题,可以通过不见面谈恋爱,以上这些新名词在一些词典中还没有。这些新名词是否可以能像cyberspace那样定成“电脑化空间”或“电脑世界”,cyberwar译为电脑战,cybersoldier叫电脑士兵,cyberpunk叫电脑流氓(参考消息上定为“电脑崩克”)。cybersex就不好定。这些名词一下子也想不到合适的中文。当然以后我们跟国外交往多了,学术界也会出现这些词。这些词可能首先在新华社碰到,新华社一提出来,大家也就沿用了。下面提两条建议。1.因为电子与信息技术包括电子学、计算机、自动控制甚至牵涉到电工、电力(前面之中的一些词),有些也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牵涉多个学科、多个部门。目前由电子学会单独组织力量单薄,因为电子与信息名词标准工作组在电子学会里组织是比较疏散的,任务是软的,也没配置专门的人抓具体工作。所以我建议由全国名词委配有专人和专门的经费来抓这项工作。2.请全国名词委近期里组织一次电子信息新名词讨论会,我刚才讲了几个名词,我提了cy berspace和virtual reality的译名不太统一,还有一些新词,邀请像电子学名词、计算机名词、自动化名词方面专家,还要请电子科学院,特别需要请新华社的同志参加,因为这些名词一来,新华社马上就译出来,报纸影响非常大。还要请一些出版社和一些刊物的同志参加。另外为了更广泛地吸收意见,我建议是否这样先把这些名词释义以及可能的译名标出来来印发,广泛散发本市和外市,有的人很忙不能参加会议,请他认为译那个名合适打个“√”。如果他对这些译名都不同意,请他提另外一个译名出来,能加以解释更好。外地就采取这个办法把释义和译名都标好请他选择,这样就能收到集思广益的作用。3.为了推广名词的使用,我觉得昨天也有的同志提到了就是现在一些科技教材、专著评比是否把它列为一条。因为现评比有一个条件,差错率要小于万分之四,这要通过专人检验。规范化的名词是否采用也作为一条来检验,达不到一定的标准,也就不要参加评比了,采用这个办法看是否也起一个促进作用。(根据会议录音整理)     

谈谈科学名词

读完《科技术语研究》创刊号,很高兴看到在我国已经有了一块专门讨论科学名词术语的园地。以下谈谈一些感想和建议：一、简单性和相容性名词应当尽量简单明白。例如：在日常生活里,moving pictures叫电影,不叫“活动图画”;television和telephone叫电视和电话,不叫“远程观看”和“远程通话”,都说明简短的称呼是有生命力的。就是英美人,也嫌这几个名词太累赘,一般都简称为movie,TV和phone或者call了。在我国制定科学名词时,这个问题好象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例如,computer一词定名为“计算机”,虽然意思很贴切,但不够简洁,近年来有被台港传来的“电脑”一词逐渐排挤之势。“电脑”这个词,既不合原意,又不便于配合其他词语使用(例如,“上机”不可以称“上脑”,“机房”不可以称“脑房”),更容易产生电脑终将取代人脑的误解,但是因为比较简短,就占了一定的优势。其实,这个名词完全可以简洁地译成“算机”。我国古代先有“算筹”,后来又发明了使用至今的“算盘”。所以,如果当初把computer一词顺理成章地译为“算机”,既可切合原意,又可承继民族传统;译成“计算机”,实在是失策之举。现在讨论得很热闹的virtual reality,译成“虚拟实在”,“虚拟现实”,或者“虚拟实境”等等,都不容易上口。我曾经建议,不如干脆起个简单的名字叫做“虚实”,即虚的实,且不必分辨这个“实”是“现实”还是“实在”(本来reality一词就兼有这两种意思),随各人理解好了。(见《光明日报》1997年1月16日)后来又想,假若这个简称不容易被接受的话,也可以叫“拟实”。看到本刊创刊号,才知道本来赞同译成“临境”的朱照宣教授已经把这个新译名提出来了。“拟实”,可以随各人的理解,分别认为是“虚拟实在”,“虚拟现实”,或者“虚拟实境”等等的简称。在这基础上,也便于构成复合词组,如把“拟实空间”作为cyberspace的一种译名,等等。一方面,我们早就有了两个很好的类似术语“仿真”和“仿生”,避免了“模仿真实”和“模仿生物”的累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一点也不显得“别扭”。“拟实”这个名词可以同它们相呼应,用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拟实技术”和“仿真技术”同属计算机技术,现在也有了相匹配的称呼。另一方面,这一名词也可以包容virtual是虚是实的不同理解。所以,简单性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简单的术语不加详细的具体限定,就像文言文那样,留下了不同解释的余地。事实上,科学名词亦不能一味追求确切。就好像写文章一样,能够十分确切固然好,但有时候很难做得到。在后一种情况下,就应该适当做些弹性处理,使得不同的理解和可能的发展都得以相容。二、充分利用汉语字库西方人在制订新的科学名词时,常常从拉丁语或者古希腊语里发掘出一些生僻的单词,或者利用它们的词根来制造新的名词。这样做可以区别于日常用语,一目了然地看出是专门名词。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当然首先要从祖先留下来的古代汉语里寻找适当的字词。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例如pseudo译“赝”,transmutation译“嬗变”,chaos译“混沌”,charm译“粲(数)”等等。还值得一说的是把parity译为“宇称”,这简明的称呼本身含有“空间(反演)对称性”的意思,又不易同“空间”一词的多种常见用法相混淆。在今天的日常生活里,除了在“宇宙”和“楼宇”这两个词组之外,“宇”字已经用得不多,拿来组成同空间概念相关的科学名词,的确是很合适的。看到创刊号里的“预告”题目,我建议把其中的“space——大气层以外的空间领域”译为“宇空”。这一名词亦作outer space,有人叫“外层空间”,失之繁复。叫“太空”,不大像科学名词;而“宇宙”已经专门用做universe的对应名词。现在叫宇空,一看就知道是大气层以外的意思,也可以认为是“宇宙空间”的简称。汉语里已经有“宇航员”的说法,这个“宇”字用得很好,指的是航行于大气层之外,并非一般的飞机驾驶员。不过,“宇航员”这一词组,似乎不大合乎汉语普通话语法,应当叫做“航宇员”才对。这同“航海家”不宜称呼为“海航家”是一样的道理。顺便说说,“航天”也不准确,天和地本来是相对的,为什么大气层以内就不能算“天”呢？所以,也应当是“航宇”。确定了“宇空”,还有“宇间”,或者更简单的“宇”这类用法,亦便于组成有关的复合词组。我想再着重谈谈量子力学里,描写系统状态的态矢及其对偶量的bra和ket的订名。这两个英语单词,本来是狄拉克专门创造,把bracket(括号)一词分拆而成,并为它们分别设计了符号|>和<|。因此,也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左括号”和“右括号”,但又没有明着使用左和右的名称。在1956年和1975年我国先后出版的《物理学名词》和《英汉物理学词汇》里,都把它们分别译为“刁”和“刃”。这也许是出于对其符号形状的考虑,但是并没有在物理学界里叫开。后来,在1989年出版的《物理学名词》里,又为它们加上了“左矢”和“右矢”的译名。这后一种名称,实际上是不妥当的。因为,这里说的左右,不过是指书写的先后次序,而物理学里常说的左右,则是同左手和右手的反射对称性有关的,例如圆偏振光的左旋和右旋等等。在粒子物理里,还有helicity(螺旋度)和chirality(手征)这两个专门描写左右手性质不同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左矢”和“右矢”的叫法,一来太一般化,二来容易同其他一些严格概念相混淆,不是一种好的选择。我发现,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汉字库里,恰巧有形和意都相近的“彳”和 “亍”两字。(彳音斥,亍音触,古语说：“左步为彳,右步为亍,合则为行。”)因此,我建议把bra和ket分别译做“彳”和 “亍”,或者“彳矢”和 “亍矢”。大家看,两者的内积<|>对应着“行”字;而各种矩阵元<|A|>,<|B|>…,则对应于“衡”,“街”…等等,真是妙极了。我在一本新教材(《量子力学基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中)里采用了这种命名,希望能够得到响应。最后,我想介绍一点资料,即从5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负责上述先后三次物理学名词审定的人员组成情况。第一次的“工作小组”由七人组成,其中有过半数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第二次参加审查的九位“同志”,亦大多是在任的学部委员;而第三次除了三名顾问委员外,在二十几位“委员”中有多少名在任的和后来的院士,请读者们自己去核对。因为我手头没有当时的和现在的全体院士名单,不好说,说错了就太不尊敬了。由这项小小的统计可以看出,参加名词审定工作的院士的比例正在减少。希望主管部门在组织名词审定队伍时,增加院士的比例,以保证和提高名词审定工作的权威性。     

关于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构想

本文突出强调了术语学建设在当前所具有的空前迫切性。只有把术语学当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综合学科来建设,才有可能切实地把这一学科的建设搞起来。加强术语学的理论研究与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而就术语学理论研究联合申报立项可以作为当前工作的突破口。自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与黑龙江大学拟议共建术语学研究所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我国进行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创建与发展中国的术语学理论应该是术语所的中心任务,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也是我们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中心问题。趁着国内各方专家学者齐聚我校之际,我想谈谈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想法,期望各位与会者能为我们献计献策,以便使术语所的工作能尽快地走上轨道。1.充分认识开展术语学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人们常常用“知识爆炸”这样的说法来描述信息时代知识飞速增长的状况。据说,在当今时代,每隔25年,人类的知识总量就要翻一番。而术语是凝集一门学科系统知识的关键词,是承载科学知识的载体。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术语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随着“知识爆炸”的发生,必然也要发生“术语爆炸”。实际上,这种“爆炸”的“冲击波”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新词的大量涌现就是一个证明。据国外的统计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科技词占新词的80%,进入90年代,则占了90%。其实,在任何语言中科技术语词的数量都要远远超出普通词汇的数量。就这一意义来说,只研究普通词汇而不管专业词汇,可以说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术语与一般普通词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术语不是自发产生的,用一句国外著名学者的话来说,术语是“想出来的”,是人为干预的产物。那么,面对如此庞大的“爆炸物”,拿什么作为理论依据对其进行干预？怎样干预？这是只有专门的术语学才能解决的问题。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系统,都要研究并规范自己的术语,不然,这门学科就很难成立,更难顺利发展。但是,涉及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普遍性理论问题的研究,则只有专门的术语学才能完成。仅就这一点来说,加强术语学的一般理论建设,特别是在当前,就具有极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认识到这一必要性与迫切性,可以增强我们的紧迫感与责任感,更进一步激发我们的工作热情。2.给术语学以准确的学科定位术语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相应的国际组织,为此还确定了学科的正式名称,在英语里,用terminology science来取代此前的terminology。在俄语里,则用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替代терминология。这在术语学发展历史上,应被视为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笔者的印象中,国内学界对术语学的性质与地位还没有明确的、普遍一致的认识。强调术语学学科的综合性、边缘性的多,而明确肯定术语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少。然而,是否承认术语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对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边缘性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难免常常受到冷落,甚至沦为少人问津的冷门。综合性的东西,涉足的人会多些,但往往浅尝辄止,难以深入。因此,仅靠这样的认识和提法无法从根本上推动与促进术语学的发展。把术语学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也是我们组建术语学研究所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是与国际上的通常认识一致的。这样来考虑问题,对术语学的发展,情况会大不一样。作为单独的学科,它应该获得“计划单列”的待遇,须要有人从学科自身的规律与特点以及我们所处的现状出发,积极地通盘考虑并规划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而不是消极地听凭其自生自长或由其他学科作为边缘来随意安排。一个学科是否具有独立性,科学学对此是有明确的衡量标准的。按国外学者的说法,这些标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具有相关领域的文献;2)具有相应的培训与研究机构;3)具有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组织;4)固定的常备人员;5)专门的研究对象;6)关于研究对象的实际阐释;7)对该领域内的现象作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8)研究的方法;9)专业的科学语言,等等。如果要把术语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那也不妨沿着这些标准所提供的思路,衡量我们所处的现状,提出有待解决的任务,以推动学科的建设向前发展。这些任务大致可以归结为：理论探讨、人才培养与组织建设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也应该成为术语学研究所规划自己任务的出发点。3.术语学理论建设可分三步走上述的判定学科独立性的标准中,后几项实际上都是与学科的理论建设相关的。可以说,任何学科立足的基石都在于它是否有对该学科研究对象做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如果从20世纪初算起,在我国,有计划、有领导的术语活动,开展已有百余年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术语的定名统一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说到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却只能说是乏善可陈。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当然与术语学本身的性质有关,也与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有关。更多的不说,严格的文理科分家就对术语学人才的脱颖而出极为不利。没有清醒理论指导的实践活动,就很难避免盲目性。加强我国的术语建设,先要加强术语学的理论建设,这已经是势在必行。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可以沿着“引进”、“结合”、“创新”这三个步骤来开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可以先从引进做起。引进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做法。此前曾有人很少量地翻译了几本国外的术语学著作,如加拿大隆多(Rondeau G.)的《术语学概论》,以及其他个别文章等。这也许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容易想得到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某一学派、某一大家的术语学思想或活动进行综合的介绍、分析、研究。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罗斯当代术语学》就是这样一部书。再进一步,还可以派专人、就专题去特定的国家,进行定向的研修考察。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采取“请进来”的做法,邀请国际上不同学派的有代表性的学者来华讲学。借著名学者来华之机举办学习班或研讨会,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以开阔我们的眼界。总之,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以更大的力度加强国外术语理论的引进工作。这也许是术语学理论建设在目前起步阶段首先要做的工作。“结合”是指国外现有术语学理论与汉语术语实际相结合。这是用国外的术语学理论之“矢”射汉语术语之“的”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消化吸收国外理论、解决汉语术语实际一般性问题的过程。这里我要坦白地承认一点,对于黑龙江大学现阶段能实际参加术语学所工作的人来说,实现这种结合可能比完成引进要难。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相信,黑龙江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的优势会逐步显示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结合,有关方面应该创造必要的条件。比如,要有选择、有步骤地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逐步熟悉有关术语委员会实际定名工作中的丰富经验以及成功案例,让他们参与华语圈内的术语学术活动,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等等。此外,要最终实现这种结合,必须有更多的人,包括外语界、汉语界、社科界、科技界的有志者,做出一些跨学科的、横向发展的努力。当然,我们更期待,随着教改的深入,有更多的、知识结构合理的年轻人能脱颖而出,并投身到术语学研究领域中来。现有的国外术语学理论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哲学,特别是认识论,逻辑学、符号学、信息学、控制论、科学学等多种学科都为术语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理论观点与方法,因此,术语学的基本理论,对各种不同语言中的术语现象都有解释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国外的术语学理论毕竟是在印欧语“基质”上产生的,汉语或者所谓华语圈内的术语,肯定有其特殊性。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结合之后,面对汉语术语的特殊性问题,必须要有创新,才能最终建立起具有特色的中国术语学理论。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任务,但它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目标。4.推广术语教育,培养术语学专门人才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学科建设的根本。说到底,有了人,形成了队伍,才能谈到其他。笔者注意到有关部门已经有“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的想法。这一构想应该得到肯定与支持。它不仅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术语工作的内在实力的重大措施。我们期望,上述想法能早日落实。其实,在国外,在术语研究发达的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急起直追。在高等院校开设的术语课应该是面向文理各专业的共同课。它应该是培养学生基本知识、技能与方法的基础课。它也完全可能成为这样一门课。就其性质而言,这还是属于术语学的推广教育、普及教育。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从提高入手的问题。两者是互相促进、互为依托、并行不悖的。实际做起来,两者各有自己的难点。笔者以为,目前也许应该先从培养高层次人才抓起。就目前国内的情况而言,我们也许还没有术语学科班培养出的人才。既然术语学是一个专门的独立学科,那么,其他学科出身转而从事术语工作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总是很难弥补专业知识结构上的先天不足。而术语学又恰恰是一门与多种学科具有密切关系的综合学科,这无疑又增加了由外行转变为内行的难度。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以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带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各级各类人才协调发展。”这一思想也同样适用于术语学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我们的突破口也应该首先选择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培养这样的人才,高等学校责无旁贷。可以选择有条件又有积极性的一所或几所高等院校为依托,由有关方面牵头,联合多方力量,调动并充分利用国内外的一切有利因素,招收培养硕士以至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这样,经过三五年之后,我们就会有真正术语学科班出身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他们应该起到火种的作用,应该成为未来术语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通过他们的努力,术语学科的知识会得到进一步的普及。5.目前要做的几项工作1)确定选题,抓紧立项研究所的中心任务与日常工作就是围绕着课题做研究。术语学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就是开展华语圈内的术语学理论研究。从上面谈到的几点认识出发,我们初步设计出如下几个研究课题：《术语学理论问题研究》——这应该是反映就某些术语学理论问题所进行的更深一步研究成果的论文集,这些问题可能会包括：奥地利术语学派与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对比研究;系统方法在术语学研究中的运用;某些学科如语言学、法学等学科术语的特点;某些著名术语学家术语理论的介绍等。《术语学名篇选读》——这是一部以介绍国外各著名术语学学派有影响的术语学著述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它的主体应该是对原作的准确翻译,同时也要附有对这些著述或重要论点的解释与说明。通过这个选题的研究,可以使一些以外语见长的人更进一步深入到术语领域中来,同时,也可以帮助没有条件直接接触术语学经典著述的人熟悉术语学的理论。这一课题可能是其他相关课题的副产品。《俄国军事术语研究》——这是一部以术语学的一般理论为指导、以一个具体专业的术语为实例,对该学科的术语做出全面理论阐释的著述。它既可以更深入地消化吸收并实际运用术语学的一般理论,同时也是对一个学科术语的产生、发展规律以及现状的揭示。《术语学概论》——这是一部以大学生等一般读者为对象、结合汉语术语实际、较全面阐述术语学理论内容的普及型著作,也可作教材使用。《术语学原理研究》——这是一套结合汉语术语实际从更深的理论高度上阐述术语学基本原理的系列著作。它应该涵盖与多种不同学科的术语学原理,比如《术语的语言学原理》、《术语的符号学原理》,等等。它应该是国内术语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体现。我们恳切地希望各位专家对上述课题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加以论证,并在可能的场合对这些课题的立项给予支持,为这些课题的顺利完成给予具体指导。2)健全机构,网罗人才前面说到的学科成立的标准中,有好几项是与学科的组织建设相关的。比如：要求“具有相应的培训与研究机构”,“具有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具有“固定的常备人员”等。这方面我们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作为国家授权的术语建设的领导机构,担负着涉及全局性的规划、指导与协调等重大任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以全国科技名词委为核心,还应该建立能更广泛地联系并团结有志于术语学研究或从事术语实际工作的群众的学术团体。据笔者了解,目前,除去专门的研究机构之外,高等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与术语工作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某些词典学、词汇学或科技翻译、语料库建设的研讨会上,不时会有人谈及与术语学有关的话题。但他们只能是处于会议主要议题之外,和者甚寡,甚至根本找不到对话者,更不用说找到知音了。围绕某一学科术语的工作会议可能很多,但就一般术语学普遍性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却很少很少,甚至没有。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术语学的发展。应该尽快地建立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为更广泛的研究者提供自由讨论术语问题的场合。     

放眼未来，汉语在21世纪将得到更大的发展——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教授访谈记

1999年4月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科技术语研究》编辑部一行三人,拜访了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整个谈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94岁高龄的周先生思路清晰,旁征博引,令人惊叹。周老一再强调,他的这些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但透过这些谈话,我们真切地感觉到周老对祖国语言文字的深深挚爱和期盼祖国语文得到更大发展的殷切之情。以下内容根据现场录音加以整理。一、全世界华人共同努力,促进汉语在21世纪得到更大的发展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汉语的历史源远流长,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至今日,汉语仍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全世界的华人应当把眼光抬高一步,消除区域和政治的偏见,共同努力,使汉语在21世纪得到更大的发展。访谈伊始,周有光先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关于汉语在21世纪发展的关键问题。1.汉语发展的现状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语言现代化,必须要统一语言文字。周老指出,汉语是当今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应当弘扬传统,加倍努力,争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汉语目前的发展现状却不容乐观。目前,全球四分之三的邮件用英文书写,80%的电子信息用英文记录;在联合国原始文件所用语言中,英语占80%,法语占15%,西班牙语占4%,俄语、汉语和阿拉伯语合计占1%;在因特网上,英语信息占90%,法语占5%,汉语信息只占0.1%左右。寥寥无几的中文信息淹没在大片英文信息的海洋中。虽然使用汉语的人数世界第一,但汉语已经不是信息社会的一种强势语言。长此以往,汉语有失去在信息社会“话语权”的危险。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汉语在21世纪如何发展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2.汉语走向世界面临的问题周先生强调,影响汉语在世界上推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汉语自身缺乏一致性,没能很好地统一和规范,主要表现为以下一些方面。首先,从外国人的眼光来看,他面对的是三种汉语：大陆汉语,以简化字和拼音为特点;台湾汉语,以繁体字和注音字母为特点;香港汉语,以繁体字和广东话为特点。在三地汉语使用中,人名、地名和科技术语的差异更大。不用说是外国人,就是大陆和港台的中国人在看彼此的报刊和科技文献时,也会经常遇到不知所云的字词。要想提高汉语的国际地位,必须首先做到汉语自身的一致性,要做规范化工作,使现有三种汉语的错觉,变成一种汉语的事实。这就要求全世界的华人都要把眼光抬高一步,消除区域和政治上的偏见,共同促进汉语的发展。影响汉语使用和发展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汉语的各种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过大。我国十几亿人能讲普通话的很少,估计只占十分之一左右。谈到这个问题时,周先生提起了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在五十年代的一段轶事。在五十年代一次全国政协的小组讨论会上,竺先生侃侃而谈。但由于他的发言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大多数委员不知所云。当竺先生发现委员们大都没听懂他的发言时,十分感慨,戏称“讲英语我可以走遍世界,但讲汉语我却走不出家乡”。这是汉语中“书同文,语不同音”的一件典型事例。周先生说,中国过去有重文字轻语言的现象,在当今社会里,这种现象必须努力加以转变。汉语在古代能做到书同文是了不起的进步,今天如果仍满足于书同文就是大大的落后了。语言文字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语言文字的统一。“天下华人是一家,大家来说普通话”,汉语要想得到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致力于自身的规范和统一,既要书同文,又要语同音。汉语的健康发展,还受到其他许多非语言因素的影响,周先生遗憾地说。从1918年制定的以古汉字为基础的“注音字母”,到1928年利用国际通用字母——“国语罗马字”,直到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汉语的注音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开始用汉语拼音编目。汉语拼音已从“国内使用”发展到“国际使用”,从“国家标准”发展为“国际标准”,成为接通国际信息网络,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重要手段,成为一座使汉语和中国文化通向国际舞台的桥梁。但是,由于政治原因,台湾不用汉语拼音,而是对内用“注音符号第一式”,对外用“注音符号第二式”。这样,势必造成汉语注音的混乱,影响汉语的推广和发展。周先生指出,语言的使用范围越大,作用越大,发展的前途也越大,这已成为语言学界的一个共识。21世纪是科技和信息大发展的世纪,汉语在21世纪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只要全世界的华人把汉语和政治等非语言因素区别开,使世界上所使用的汉语,书同文,语同音,并向全世界推广和发展,汉语就有机会成为21世纪信息社会里的一种强势语言。二、对科技术语工作的几点看法周先生认为,科技术语工作十分重要。汉语的科技术语是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关系极为密切。周先生说,世界各国都有科技术语问题。日本有,印度有,新兴的发达国家更有,新科技的突飞猛进,使新术语的产生如雨后春笋,科技词汇需要大量补充。即使是发达国家的语言,也需要不断地补充新的词汇。对于国内的科技术语工作,周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我国的科技术语工作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称“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以后,在科技名词的审定,科技新词的定名和试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值得钦佩的工作,为汉语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即将进入的21世纪,是一个科技和信息化的世纪,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对科技术语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周先生建议,我国的科技术语工作应该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其他语言的一些成功经验,把中国的科技术语工作再向前推进一步。1.一些国家的经验印度尼西亚对科技术语的解决方案是,大量使用英语,但不是使用英语术语原文,而是把不读音的字母去掉,作为该词的本国术语。日本的科技术语翻译则走过了一个从意译到音译的过程。近代,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大量涌入日本,大量的科技术语需要翻译。这些科技术语起初用汉字意译,有的要特造新汉字,这样翻译困难,定夺更加困难。19世纪末,日本认识到这种翻译方法对科技发展极为不利。开始利用片假名把整个术语按照外来词读音直译。大量外国人名、地名也照此办理。结果是翻译加快了,检索方便了。但也有人认为,科技术语是有专门含意的,光用音译来翻译,本国人听不懂。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今许多国家实行了所谓的“双语言”制度。二次大战以后,有一百多个殖民地独立成为新兴的国家。在语言工作上,它们面对两项历史任务：一方面要建设国家共通语,另一方面要使用国际共通语。日常生活和本国文化用国家共通语,国际事务和现代文化用国际共通语(当今世界实际上就是英语)。文化和经济发达国家,早已实行了双语言。现代是双语言时代。英语没有阶级性,也没有国籍。谁利用英语,谁就得益;谁不利用英语,谁就吃亏。不少国家都不由自主地实行双语政策。一方面用本国共同语继承文化,另一方面用事实上的国际共通语——英语发展科技和经济,进入信息化的新时代。随着21世纪的邻近,这种趋势愈加明显。日本为了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从1997年起,小学生提早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西欧有些国家实行“扫除英语文盲”,使英语几乎与本国的语言并驾齐驱,成为真正的双语言国家。2.对我国科技术语工作的建议周老强调,中国的科技术语工作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更需要走自己的路。例如,日本科技术语的音译和意译相比是利大于弊,但这一经验却不能照搬到中国。因为汉语和日语的特点不同。日语中标音的片假名在群众中较普及,字母是文字的一部分,因此可以不用汉字。中国的拼音则不普及,光用表音翻译有很多困难。但许多国家双语言建设的经验,却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尤其值得我国的科技术语工作借鉴。在现阶段,由于我国普遍的教育水平不高,很难在全民中普遍提倡汉语和英语的双语制度。在科技术语方面,由于国人文化的层次性,将科技术语译成人们容易接受的形式也是必需的。但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不应依赖于此,而应直接使用国际通用语(实际上就是英语)。现代科技信息量大,更新速度快,只有直接使用英语,才能最有效地跟踪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掌握科技研究的主动权。周老对汉语科技术语的统一工作极为关注。他建议,大陆应该和港澳台联合起来,用超地区的观念来对待汉语的科技术语工作,建立超地区的汉语科技术语学术机构,统一操作汉语的科技术语工作,共同建立成熟的汉语术语学派。周先生对海峡两岸成功地对101－109号化学元素统一命名极为赞赏,认为走出了科技术语统一的重要一步。人类语言生活的发展节奏越来越快,语言生活已达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神奇境界。展望未来,周老对汉语在21世纪的发展信心百倍。只要全世界的华人在祖国语言文字的问题上,都把眼光抬高一步,排除一切非语言因素的影响,使汉语不断地得到规范和完善,汉语就能紧跟瞬息万变的历史步伐,在信息化的时代阔步前进。——本刊记者     

漫话航天器命名

在太空基本上按照天体力学规律运行,具有一定功能并执行一定任务的飞行器,称为航天器。航天器包括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器(载人飞船、空间站和航天飞机)和空间探测器(月球探测器、行星探测器等)三大类。航天器的名字通常由两三个字组成,却往往包含丰富的文化蕴涵,可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某种民族传统和特色。国外航天器的名字有用罗马或希腊神话中的神祗的名字的,例如“阿波罗”(太阳神)、“赫尔墨斯”(使神);也有用历史名人的,如哥伦布、伽利略;但更多的是采用航天器的功能或用途全称的缩写,例如,“泰罗斯”(Tiros)是英文“电视与红外观测卫星”的缩写,“波希冬”(Poseidon)是法文“海洋动力学综合监测与研究观测计划”的缩写,GPS是英文“全球定位系统”的缩写。这些都显示了西方文化的特色。我国航天器的取名,虽然没有统一的规范和要求,但基本上应遵循以下三条原则：第一,要体现航天器的功能或用途,但又不宜太直白;第二,要用规范的名词性词语。名字无论是由二字、三字或更多字组成,均应符合汉语构词规则,最好用汉语约定俗成、喜闻乐见的固有词语;第三,要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特色。我国飞船取名“神舟”,就完全符合上述三条原则。首先,一看就知道这个航天器是飞船,不是卫星,也不是空间探测器;第二,使用了汉语中形容高超、奇妙的字词,表明这是一艘神圣的船、神奇的船,13亿神州的船。此外,若卫星欲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则它的取名要适当考虑与国际接轨或符合国际惯例,以便外国人能理解和接受。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中国航天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取名为“东方红一号”,具有双重意义：一,体现了该卫星的任务是在太空中向全球播放歌颂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乐曲;二,代表了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了第一颗红色卫星。这个名字意义重大,影响广远,深入人心,永载史册。我国的第二颗人造卫星,是颗科学实验卫星,取名“实践一号”。“实践”二字取自人类从事的三大社会活动中的第三项“科学实践”,恰当而含蓄地表示了该卫星的用途。后来形成了以“实践”命名的我国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系列。在应用卫星中取名比较成功的是“风云”和“北斗”。“风云”二字是常用词。如“叱咤风云”、“风云际会”、“风云突变”等,指时局形势的变幻动荡。风云的本义当指“风和云”,人们一看就会联想到这是观测天上风云的气象卫星。“北斗”指北斗七星,排列成勺子状,容易识别,在北天永远不会落到地平线下,沿北斗二(天璇星)到北斗一(天枢星)的连线,延长至两星间距离的4倍,即可找到北——北极星。北斗乃天空中指示方向的星座,用它命名导航卫星真是恰到好处。“灯塔”是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研制未果的导航卫星的名字。提起“灯塔”,人们心中会响起一首解放初期传唱颂扬共产党的歌：“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灯塔”与“北斗”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象征高挂天宇、永远不落的指路明灯。最富有中华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卫星名字,当推“烽火”和“神通”。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源自《琱玉集·卷十四》)。这说明至少在2700多年前(公元前781～771年),中国人就知道光的传输速度最快,一旦发生敌人入侵的应急情况,就在高台上一站接一站地燃起烽火,用火光传送敌人入侵的信息。用“烽火”给通信卫星命名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神通”卫星,初看,觉得这颗卫星具有“神奇高超的本领”,神通广大,大显神通;再看,恍然大悟,“神通”乃“神奇的通信”之简化,用它命名通信卫星,发挥了汉语一语双关的特点,趣味盎然。我国的返回式遥感卫星是我国各类应用卫星中发射数量最多的卫星,它在国际上的影响仅次于“神舟”飞船。早期一度起名为“解放”。这个名字太政治化,与航天完全不搭界,后来改用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了30多年,但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一直未公开,至今对外仍称它为“第×代返回式遥感卫星”、“FWS遥感卫星”或“新型返回式遥感卫星”,既冗长啰唆,又平淡无奇。我国通信广播卫星叫“东方红”,名实不符,人们很难从“东方红”联想到通信卫星,因而有违命名的第一原则。这大概是时代的烙印,历史的产物。由于“东方红”三个字政治性强,艺术性高,群众性好,就从第一颗卫星继承下来。可是发展到今天,“东方红”却演变成了卫星公用平台的名字,经常使用的是“东三(东方红三号)”平台,“东四(东方红四号)”平台,而通信卫星的名字,只见“鑫诺”,不见“东方红”。卫星平台如果是公用的,就应与型号脱钩,根据平台的技术特点和适用范围命名。上世纪90年代初,在研究我国卫星公用平台系列时,将“东方红三号”卫星使用的、成熟的地球静止轨道三轴稳定卫星平台,用汉语拼音取名为DJS-1(D、J、S分别表示地球、静止轨道、三轴稳定);新一代地球静止轨道三轴稳定卫星平台(即现在的东四平台)命名为DJS-2。这样,卫星平台名字与卫星型号剥离,不仅表明平台的公用性质,而且反映了平台的技术特点,可惜因循守旧的习惯阻碍了它的推广使用。为“实践5号”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开发的小卫星公用平台,取名CAST968,而不叫“实践5号”。名字中的英文缩写词CAST突出了它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开发的公用平台,有利于进入国际市场。该平台后来用于研制“海洋1号”、“环境1号”和其他小型卫星。我国的资源勘测卫星、海洋观测卫星和环境监测卫星,分别取名为“资源”、“海洋”和“环境”。这些名字的优点是一目了然,看名字,识用途。但文化韵味和民族特色少了一点。至于把卫星叫做“探测×号”、“试验×号”则太一般化了,好比给孩子取名只给了姓而没有给名,因为“探测”和“试验”是一大类卫星的统称。我国最近发射了一颗微小卫星,叫“纳星一号”。这个名字大多数中国人看不懂。“纳星”可以是“纳卫星”的简化。查《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纳”有6个义项：收进、接受、享受、放入、缴付和姓。这6个义项无论哪一个与卫星组合在一起构成新词,都不像卫星的名字。业内人士也许知道,“纳”是外来语nano的音译,是计量中使用的一个词头,表示10^-9,或10亿分之一。它是一个无量纲的数,必须与计量单位合用才有物理意义,例如,纳米——10^-9m,纳秒——10^-9s,纳克——10^-9g。星不是计量单位,所以“纳星”即“10^-9星”是没有意义的。命名者可能认为,“纳”可以作为形容词表示“更微小”或“极微小”。不过这个义项连最新版的汉语词典里面都没有。姑且承认它是一种“创新”,按照目前比较公认的定义,微卫星指重量在100kg以下的卫星,纳卫星指10kg以下的卫星(“纳星一号”重25kg,其实不符合本定义)。“纳星”代表着一大类卫星,是个集合名词。如果按照“纳星×号”命名的思路,那么,凡是重量在1000kg以上的卫星和100～1000kg的卫星,无论用途,都可取名为“大(卫)星×号”和“小(卫)星×号”,这岂不是太笼统了。相比之下,过去用的“清华一号”的名字有特色,标志“清华人”在发展卫星事业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悠久绵长,文化博大精深,语言丰富多彩,可供选择作为名字的词语很多。名词的选用在遵循取名三原则的同时,应考虑可持续发展,要为后人着想,作长远打算,顾及未来航天器命名的需要。例如,嫦娥奔月的故事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典籍《淮南子·览冥训》中就记载了,在民间流传的时间则更早,反映了中华民族登月的伟大梦想和深厚情结。嫦娥是一名婀娜多姿的女性,更增添了故事的美妙,虽然她是一位神话人物,但她的出现比世界尝试飞天第一人、中国明代的万虎(万虎可能实有其人,待考证)还早1600多年。“嫦娥”这个名字,光彩夺目,寓意隽永,能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把她留给我国未来的载人登月飞船或载人登月工程命名用,定会收到珠联璧合,锦上添花的效果！* 朱毅麟教授为航天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再谈“三个面向”同样适合术语工作

1984年在一次术语工作座谈会上我曾以“三个面向同样适合术语工作”^①为题谈了我对术语工作的意见。主要内容是在纯术语方面最好多向术语国际化靠拢,即用汉语拼音,而不是用汉字音译。如今十六七年过去了。我想再就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一、面向世界现在的世界已大大不同于1984年的世界,当今的中国更是大不同于当年的中国。就拿Internet来说吧,它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正式引入我国是在1994年,在这之后,轰轰烈烈的网络时代在我国也开始了。新事物引入后,有人形译(Internet),有人意译(互联网,国际互联网,交互网……)。到了1997年,才给它定名为因特网。说到这里,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当初不如不创立因特网这个词儿,而直接使用Internet。^②结果今天造成了“三分天下”(即互联网、因特网和Internet)的局面。由于没有采用Internet,因而使I时代、IP卡、IP电话、Irobot之类词的解释缺少了理据。如何面向世界,如何对待外来的东西,的确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大问题。我的看法是,要区别对待：(1)搞自己的以LINUX为基础的操作系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电脑系统的安全,尤其是要害部门的电脑系统的安全。(2)域名之类的东西,没有必要标新立异。在域名问题上,我觉得除了使用汉字外,还应该特别强调一下使用汉语拼音,因为汉字不便走出国门,相反地汉语拼音倒能全球通。(3)Internet这样的术语,既然以字母词形式已经在IT界流行,就不必再给它定一个汉字的音译词,因为Internet正如TV一样,是一个国际词。Internet已经进入许多语言,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法文Internet,德文Internet,意大利文Internet,西班牙文Internet,日文インタネット,俄文интернет。认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对未来发展的预测。顺便提一下,利用汉语拼音标记外来语,这是一种借用外来语的新方式,即形译。也许有人会说,直接吸收Internet在许多方面与汉语不合。如说“音节结构特殊”,人们不好发音。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在说WTO、APEC、CDMA、EMAIL这些与汉语音节不合的词时,不是没发生任何困难吗。要知道,外国在吸收我们汉语的词语时,也不完全符合它们的音节结构,如QI“气”、QIGONG“气功”、ZHUANG“壮族”。又比如还有人说,“与汉字文章不协调”,不像样。相反,我倒觉得很好,一是增加了清晰度,非常醒目;二是增加了电脑信息处理的精确度。大家知道,像中文和日文这类句子中词与词之间无空格的语言,在信息处理时首先都要进行词的自动切分,由于日文中的刀口多(平假名、片假名、汉字、外文、数字及其他符号),因而比中文切分容易,而且正确率高。我们应该考虑现实需要,现在的计算机刊物,不让出现拉丁字母行吗,没有ICQ,OICQ,GPRS,CDMA,MUD,FLASH,C++语言等字母词行吗？二、面向未来未来什么样子,很难估计。但是,可以预料的是,起码在今后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术语产生最多的地方仍是西方,因为科技比较发达的地方是术语的发源地。而且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术语将会成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是仍坚守意译的老路,依旧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还是另辟蹊径？这是值得每个术语工作者考虑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先简单谈谈我国吸收外来语的情况。外来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外来语有以下四种：(1)音译词,如咖啡、沙龙;(2)半音译半意译词,如啤酒、伦琴射线、马克思主义;(3)用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标记的(或带有这些字母的)词,如CT、DNA、BP机、卡拉OK、β胡萝卜素、γ射线;(4)直接从日语借用的汉字词,如场合、手续、干部。以上是‘外来语’的严格定义。实际上由借音和借形两部分词组成的,(1)、(2)属于借音,(3)、(4)属于借形,因此也叫形译词。(3)是通过汉语拼音,(4)是通过汉字。(3)和(4)只是在借形这一点上相同,由于所用的介质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前者实质上是形译+音译,而后者则完全是形译。狭义(3)类似于外语之间的借用,例如从德语到英语的Kindergarten→kindergarden;从英语到德语的computer→Computer或Komputer,disco→Disko。狭义(3)既优于日文的片假名转写,例如コンピュタ(计算机)、ディスプレイ(荧光屏),也优于俄语字母的转写компьютер(计算机)、дисплей(荧光屏)(来自英语computer、display)。广义的外来语有两种：(1)仿照原词的结构和意义翻译过来的仿译词(calque),也叫直译词,如honeymoon蜜月、Ubermensch(德)/superman(英)超人、dark horse黑马;(2)用汉语表达的外来概念词,如电灯、电话之类的意译词。目前,使用最多的借用方式是狭义的(1)、(2)、(3)和广义的(2)。而术语界争论的焦点是,能否多采用一些狭义(3),即汉语拼音字母形译词。我是狭义(3)的拥护者,也即“拿来主义”的拥护者。这类形译词叫字母词。字母词中分纯字母词(如CT、DNA)和带字母的词(如BP机、卡拉OK)两类。现在,这类词越来越多,原因是它们有不少优点。大致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1)快 可以不费力地拿来就用,如国际上新近出现IP phone,我们很快就有了“IP电话”;(2)简 写起来简便,如VCD,仅三四画,但要用汉字写,“激光视盘”就要写41画;(3)明 十分醒目,尤其在一堆汉字中夹杂一些字母词,如KTV,DNA,ISO,MBA,一下就映入眼帘;(4) 广用处广,很多字母词不仅能在国内使用,而且在国外也适用。由于上述优点,字母词在讲究效率的信息社会里不断涌现,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我们的科技界已经大量采用字母词了,不过还时常加上狭义(1)作为“伴侣”。如表示十进倍数单位词头名称的Giga吉咖、Tera太拉、Peta拍它、Exa艾可萨;以及表示十进分数单位词头名称的nano纳诺、pico皮可、femto飞母托、atto阿托。由此而产生硬盘40G、T比特等说法。这里还需要指出,狭义(3)在某些场合是完全照搬,上面的一些例子都属于此类。它们类似于外国人地名的照搬。但在某些场合可以采用标音转写方式,即按照一定规则对原语进行适当处理,以便于译语吸纳。还有一点请注意：字母词当中,有一小部分是汉语拼音的缩略语,如GB“国标”,HSK“汉语水平考试、汉语托福”等等,千万不要把它们也当成形译词。三、面向现代化这里既有技术问题,又有理论问题。技术方面,术语数据库的建设已普遍展开,这是很大的进步。如何使数据库的格式标准化,注意兼容性,这是关系到资源共享的大问题。如何使检索工具方便好用,既能查全查准,又能照顾汉字的特殊情况,这又是检验数据库优劣的大问题。我认为,采用以词为基础的全拼音检索法是最理想、最有前途的。关于理论方面,这里面包括如何认识现代汉语,如何认识汉语发展的方向,以及如何促进汉语的现代化。首先必须认识到现代汉语早已不是单音节语了,因此必须放弃字本位,树立词本位。其次要看到汉语构词法已有很大变化,具体地说,其形态学构词方式大大丰富了^①,词缀和类词缀不断增加(其他语言也如此,如英语像mock-、too-、-speak、-to-be也都成了词缀了)^②,越来越多地使用派生法就是一个证明。一次性、可行性、可读性、操作性、可操作、可操作性、不稳定性、女男爵、非赢利性、可兑换性、可持续(发展)……,试想,如果不把这些汉字串作为一个整体,人怎么认读,又怎么让机器处理呢？有了正确认识,也就不会再抱着字本位不放了。这不仅是术语方面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汉语方面所要考虑的问题。说实话,搞术语的单位在这方面还是做得最好的。还没有发生北京电视台曾经把“北京新闻”写成Beijing xin wen,以及把“北京您早”写成Morning Bei jing那样的错误。不应再造新汉字似乎也属于现代化范围。元素名层出不穷,总靠创造新汉字来解决问题,不是一个办法。这些新汉字,虽然主要是少数科技人员使用,但是技术上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电脑中的字库不时要增补,各种词典的检索法以及图书馆的目录也都要经常改动。为什么不应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不是要“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③吗？为此,我写了一篇《别拿汉语拼音当外文》(发表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9年10月号)。其中我试着用汉语拼音把101—109号元素名进行了标音转写,结果好得很。请大家比较：总起来说,如何使汉语现代化,术语工作走什么路不无关系。如果术语工作者注重词本位,不造新汉字,多采用一些字母词,我想一定会有利于汉语的现代化。四、民族语中的术语问题少数民族语言的术语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里我建议：在确定新术语时,最好直接采用汉语的字母词,不必再另翻译。也许某民族使用的是非拉丁字母文字,开始使用这种字母词,会感到不协调。不过,应该认识到,这是最可取的办法。说实在的,要说不协调,汉字与拉丁字母最不协调了,但是,又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采用字母词。过去汉语语言词典里不收字母词(最早收字母词的是《辞海》,《现代汉语词典》自1996年修订第三版时也开始附加字母词),而现在许多词典都以附加字母词作为一大优点。例如,最近商务印书馆在新版《新华词典》问世时就特别强调,这本词典收这类字母词比其他词典都多。我们应该认识到,字母词的涌现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词会越来越多。现在这类词不仅作为词典的附录存在,而且开始已有专门的词典收录它们。^①因此说,直接采用字母词是大势所趋。现在,各民族都在学普通话,并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了汉语拼音,还有不少人学习英语,这样也就为吸纳这些字母词打下了基础。但愿我们的兄弟民族能选择一条捷径,为发展本民族的科学技术创造有利条件。^②综上所述,恳切希望术语界从三个面向角度来考虑考虑术语的发展问题。最后我还想提两个一直没得到结论的问题求教于智者：(1)不言而喻,我们的术语发展同世界术语的发展很多方面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的学者总要记忆两种以上不同形式的术语。究竟是维持现状还是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好,尤其是在纯术语范围内？(2)印度直接用英语术语,日本用片假名吸收大量术语,对他们的科技发展有没有影响？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以上这两个问题希望有一些人专门研究研究。这绝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问题。 ---------------第13页① “三个‘面向’同样适合术语工作”,收入刘涌泉著《语言学现代化和计算机》,242—24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② 全国科技名词委当时公布推荐用“因特网”,并不否定用英文Internet,要根据媒体对象情况定。——编者注-----------------第15页① 我们的语法学家以前只承认前缀有两三个,后缀也不过十来个,而如今应该说各有几十个。详见《语文现代化论丛》5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② 参见Collins Cobuild的《构词法》：a mock-English public house一家仿英国式的酒吧,the too-familiar list of economic difficulties一张司空见惯的经济困难清单,that unique language known as computer-speak被称为电脑语言的专门语言,mother-to-be快当妈妈的人。据该书统计,现代英语的词缀约300个。③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8条。-----------------第16页① 参见刘涌泉编著《字母词词典The Dictionary of Lettered-words》,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② 交稿后四五个月,看到新出版的《藏英新词词典》(Paul G.Hackett编,2001),词条选自近几年的《西藏日报》和《拉萨晚报》,约5 000条,其中就收了BP机、T恤衫、X光等字母词,不过不是拉丁字母和汉字混合,而是拉丁字母与藏文合壁。     

“黑客”语义的流变及内涵

黑客,一个原本不含任何贬义色彩的词语,现在却成了网络入侵者、破坏者的代名词。人们更多地将它与犯罪、邪恶、丑陋、卑劣等语词联系在一起。笔者想对黑客一词的起源及其词义的延伸和语体色彩的变化作一简要分析,让读者对黑客能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一 “黑客”的本义“黑客”是英语词语hacker的音译。hacker一词来源于英语动词hack,意为“劈、砍”,有“开辟、创新”的含义。hack这个词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麻省理工学院(MIT)学生的流行俚语。1990年,MIT博物馆发行的刊物中说,50年代MIT学生所说的hack就是指非恶意并且又有创意的行为。对于hacker的定义,美国《发现》杂志给出了五种解释：1.研究计算机程序并以此增长自身技巧的人;2.对编程有无穷兴趣和热忱的人;3.能快速编程的人;4.擅长某专门程序专家;5.恶意闯入他人电脑或系统意图盗取敏感信息的人。日本的《新黑客字典》给出的定义为：“喜欢探索软件程序奥秘,并从中增长了个人才干的人,他们不像大多数电脑使用者只规规矩矩地了解别人指定了解的狭小的部分知识。”黑客的本义更多的是一个褒义色彩的词语。二 “黑客”词义的延伸20世纪50年代之后,hack这个词有了“更尖锐”“更叛逆”的意思。这一语义的延伸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20世纪中期的美国充满了喧嚣与激进。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的呐喊,亿万青年对约翰·列农摇滚的迷恋,47%的大学生有吸大麻的经历,嬉皮士与未婚先孕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烈话题……非洲丛林的铿锵战鼓,“古巴导弹危机”的惊险……冲击着一代青年不安定的心灵。从音乐、建筑艺术,到哲学、小说创作形成了反主流文化潮流,摒弃理智、感召激情,冲垮这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使人为所欲为,百无禁忌。那时的嬉皮士们一度谴责计算机是集权控制的象征,然而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很快就意识到计算机是一块飞向自由的魔毯,一件打破工业化社会清规戒律的羁绊、自由翱翔时空的武器。于是这部分人沉淀下来,一头扑进他们认可的独特的计算机世界。作为一个全体,这是一批商业意识薄弱、政治头脑缺乏、醉心技术,只知埋头钻研的工作狂,命运注定了他们要戏剧性地确定计算机迷的新形象——黑客。《新黑客网上字典》收录了一个MIT黑客菲尔(Phil Agre)的文章。菲尔是这样告诉读者的：不要被这些看似很有弹性的解释给蒙了,黑客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用精细高明的手段去挑战传统想法。三 “黑客”语体色彩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中的黑客(计算机迷),他们独立思考、精力充沛,热衷于解决难题,同时也奉公守法。60年代的黑客,他们利用分时技术允许多个用户同时执行多道程序,扩大了计算机及网络的使用范围。1969年,因特网的前身ARPANET出现。70年代,在黑客们的倡导下,进行了一场个人计算机革命,他们发明并生产了个人计算机,打破了以往计算机技术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局面,并提出了计算机为人民所用的观点,其领头人是苹果公司的创建人史蒂夫·乔布斯。在这一时期,黑客们虽然也发明了一些侵入计算机系统的基本技巧,如破解口令(password cracking)、开天窗(trapdoor)等等,但黑客仍是个褒义词。20世纪80年代,随着网络的进步及公开化、商业化,此时为数不少的自称“黑客”者,经常未经授权就通过网络擅自进入某个计算机系统,在应用软件、操作系统领域横冲直撞,对计算机系统及其网络构成了巨大的威胁。198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首次逮捕6名代号为414S的黑客,原因是他们对美国国家实验室发起了“攻击”,从此黑客一词变成了贬义词。当时,五六十年代的老牌黑客曾对这一称号形象的下降深表悲哀。后来,随着计算机重要性的提高,大型数据库也越来越多,信息又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黑客又“祭出”为信息共享而奋斗的旗帜,开始频繁入侵各大计算机系统。到了90年代,他们的注意力又集中涉及到公司机密和国家内幕的保密数据库上。而此时,黑客已经不仅仅代表某些个人,而发展成了一个地下集团的代名词,即使很难说有公开的具体的组织形式。他们互相攻击与对方有关的网站,以入侵别人的网站为乐趣,从而引起了网络世界的混乱。黑客也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四 现代“黑客”的内涵今天,网络不再是黑客们单纯的技术自由空间,而已经是人类经济行为、社会活动、生活交往、政治谋划的新舞台。自由与责任、崇高与卑微、伦理与放纵、报复与惩罚、公司利益与消费者利益、个人权利与社区价值等等,新时代的“黑客”正是这些矛盾的体现。黑客的队伍也开始分化、人员也变得杂乱,既有善意的以发现计算机系统漏洞为乐趣的黑客,又有玩世不恭好恶作剧的黑客,还有纯粹以私利为目的,任意篡改数据,非法获取信息的黑客。“纯种”黑客,已经永远成为历史。新时代的黑客年龄大多数在15～30岁左右。从行为表现上大致可以把黑客分为四类：一曰“快客”。这批人以发现别人计算机系统的漏洞为己任,以破解各种计算机加密系统的密码为乐趣。他们突破系统后一般并不破坏系统,而是将所发现的问题公之于众。这种黑客的行为虽然也会引起被破译者的不快,但却有利于计算机系统的改进和完善。例如,1995年美国加州大学的一批研究生和其他黑客就曾不断破译并公布网景公司新开发的商业交易软件及其校正版的密码,以及他们认为对因特网中商业交易构成威胁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方面的几个缺陷。这一行为最终促使网景公司公开举办“网景缺陷大奖赛”,对提高交易软件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批研究生黑客专门给计算机网络技术找茬儿,他们的目的是无休止地要求完善软件。应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计算机防护技术的不断升级和突飞猛进。二曰“朋客”。这批人有点我行我素、玩世不恭,他们或喜欢在网上搞点恶作剧以发泄自己的不满,或制造病毒以炫耀自己的才能,或篡改别人的交易文件以制造矛盾,而不考虑其社会影响和后果。例如,1995年8月17日,一群美国黑客为抗议美国司法部颁布的禁止在网上传播黄色图片和文字的“正派通讯法案”,入侵了司法部的网页,将司法部长的照片换成了一些抗议美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口号。又如一英国少年格雷,入侵微软网站窃取比尔·盖茨的账号、密码,给比尔·盖茨买了一堆“伟哥”。三曰“害客”,或曰“骇客”。这类黑客可谓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们没有丝毫道德法制观念,也不再扮演早期快客那种行侠仗义的角色,只是利用熟练的计算机技术为他们自己谋取利益。这是一群对社会危害极大的害群之马。他们故意入侵政府、军队、企业或私人的计算机系统,或获取情报或窃取账号或施放恶性病毒或销毁重要数据资料或植放逻辑炸弹进行讹诈……他们的行为使人闻之色变,是网络信息安全的大敌,是人们重要防范的对象。四曰“红客”。这类黑客是有一定政治目的,为民族自尊而战斗的计算机高手,是一批民族主义色彩很浓的“爱国者”。他们为了民族情感和国家利益而去攻击他国的网络,特别是对抗西方国家的信息强权和网络霸权。比如在美国袭击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中国红客对美国军方网站就发动了攻击。由于红客披上了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的外衣,因此很容易被人谅解甚至崇拜。这也是道德评价上的一个难点。张名章讲师：昆明理工大学文化传播系,650224     

全国名词委副主任潘书祥在科技新词发布会上的讲话

首先我代表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向到会的专家、记者、编辑和所有同志们表示热烈地欢迎和衷心地感谢。下面向大家汇报一下全国名词委的名词审定工作和新词定名工作情况。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名词委)是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原名叫做“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是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进行科技名词审定和公布的权威性机构。国务院明确批示：经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全国名词委自成立以来的十二年中,在中科院、国家科委的领导下,在中国科协、国家教委、国家基金会、新闻出版署、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语委、广电部的支持下按学科成立了51个学科的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大约有1700多位一流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这项工作,到目前为止,共审定、公布了近40个学科的名词。数、理、化、天、地、生这些基础学科的名词审定公布工作已基本完成,工程技术名词也审定公布了一批,基本上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各学科名词术语体系。这些学科名词的公布,对我国科研、教学和学术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我国名词统一工作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文革期间名词统一工作中断,所以全国名词委成立以来一直埋头于清还历史“旧帐”之中,主要审定各学科的基本词,而这期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等到清理“旧帐”接近尾声抬头环顾四周时,已发觉被许多新词包围。我们意识到应该立即开展新词的定名工作。当前科技发展迅猛,大量表达新概念、新技术、新事物的名词不断产生和引进,短短几年中,“多媒体”、“超媒体”、“信息高速公路”、“计算机网络”、“克隆”、“虚拟技术”、“黑客”等等,多得不胜枚举,这些新名词产生和传播速度之快、渠道之多、数量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加上新词定名工作有些滞后,由此造成社会上的名词使用相当混乱,使得人们,特别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无所适从,导致越来越多地出现中英文混杂的文章和报导。因此,全国名词委从去年开始决定立即着手开展科技新词的定名工作。只有抓好新词定名工作,才能使名词统一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事后追认变为主动定名,引导传媒,引导社会,使得名词工作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具有时代感,这正是名词工作的活力所在。如何开展新词工作？去年我们召开各种会议,进行调研,制定了关于开展新词定名工作的意见。新词定名工作的特点是要定得早、定得快,否则,等人们普遍所知时,就会形成约定俗成,再改就难了。但新词定名也要保证质量,应有很高的准确率。因此,新词规范化工作应分二步走,第一步是在保证新词概念准确的基础上,尽快直接向社会公布试用名。第二步是试用一段时间后根据各方面的反馈意见进行审定,然后再正式公布。新词定名工作要采取机动灵活的组织形式、审定形式和公布试用形式。在组织形式上要灵活多样,根据需要,组建有关学科新词工作组,人员要精干、不宜多,以保持其灵活、高效的特点。过去成立的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仍是新词统一工作的基本力量、继续担负各学科新词的收集、命名和公布试用后的正式审定公布工作。在审定形式和方法上,不宜采用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采用的“三审制”方法,应突破原有的审定程序和学科界限。根据新词提供者提出的初定名意见,学科新词工作组研讨后形成统一意见即可报全国名词委公布试用。当然,新词审定的原则仍应遵循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采用的除习惯性以外的所有原则,即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国际性等。在公布试用的方式方法上,我们将采用期刊、快讯、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充分利用新闻、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优势,形成快慢结合的灵活机制,造成大的声势和社会影响,以推动新词的规范化工作。此外,新词工作要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来开展,要将当前发展最迅速、新词最多、最混乱的学科列为重点,加大投入,以期尽快消除这些学科新词的混乱现象。全国名词委现在将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列为重点。其他学科也作了普遍发动,新词工作也在逐渐开展,计划成熟一批,公布一批。今天,我们公布试用的新词是信息科学方面的新词。在这些新词的定名中,我们打破了学科界限,电子学会、计算机学会、通信学会三方联合,抓住当前最混乱的难点,认真查资料,了解情况,反复研讨、多方协商。专家们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敬业精神和高深的学术水平。Internet系列词,20来个词我们开了四次正规的会议,会前准备、会下的小会、电话、传阅材料等就更多了。专家们那种认真的精神和雄辨的论证确实体现了代表国家进行名词审定的主人翁精神和权威性的工作能力和水平。这里我向到会的新闻界、出版界的同志和朋友提点希望,如何使全国名词委众多专家的劳动成果即审定公布的名词得以推广使用,变为全国各有关单位、行业、部门自觉遵守的规范,新闻界、出版界的同志们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年,我感到新闻媒体的力量、优势确实不得了,它可以在极短的几天之内、一二天之内,让全国乃至世界知道某一件事或某一个词。比方说“克隆”这个词,名词委于1989年就公布出版了,但有几个人知道呢？但“克隆羊”一出现,几天功夫就被新闻媒体炒得家喻户晓。希望新闻传媒在宣传、推广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规范词上给以大力支持,形式上可以多种多样,报纸上可以给我们开个专栏,电视上也可来个栏目,一词一议也好,成批公布也好,有趣味有意义的论文也好,都可以。另外,我们公布试用的新词还有个试用期间收集返馈意见的问题,这都需要我们新闻出版界的同志们大力支持。在这里我先向大家致谢了。     

蓝牙技术

摘要 本文试图对蓝牙技术及其应用作一概括性的介绍。首先说明了蓝牙（Bluetooth）的来历,阐述了它的两种中文译名及其特色,给出了作者对此的观点,同时对SIG的译名也进行了讨论;本文还介绍了蓝牙技术的主要特性,对它的应用进行了归纳,论述了它的前景及今后的发展。
一、 蓝牙来历简介1998年5月,由爱立信(Ericsson)、诺基亚(Nokia)、东芝(Toshiba)、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和英特尔(Intel)联合宣布了一种小范围无线通信的新技术,取名为Bluetooth,并以这5家公司为发起组织,成立了Bluetooth Special Interest Group,简称BSIG或SIG,旨在制定和修改Bluetooth的技术规范和推广其应用。Bluetooth最初几个版本的技术规范(Specification of Bluetooth System)公布后,迅速得到国际上许多著名的通信、计算机、软件、芯片及家用电器等几乎IT行业各个领域的设备制造商和运营商的重视,纷纷宣布支持Bluetooth并加入SIG;2000年12月,美国的摩托罗拉(Motorola)、朗讯(Lucent)、微软(Microsoft)和3COM公司宣布支持Bluetooth并和前述5个公司一样,作为SIG的发起公司。到目前为止,SIG的成员已接近3000个。据悉,作为一个单项技术规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得到这么多的著名公司这么热烈的响应,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究竟是什么使IT行业的巨头们如此动心并让众多的厂商走到一起？Bluetooth迷人之处何在？Bluetooth,它取自Harald Blaatand “Bluetooth” II —— 一位在10世纪为统一四分五裂的瑞典、芬兰和丹麦而立下不朽功勋的丹麦国王。发起者将其命名为一种技术标准,含有将IT领域四分五裂的局面统一起来的意思,期望着这种技术可在小范围内将各种移动通信设备、固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终端设备、各种数字数据系统(例如数字照相机、数字摄像机、监控设备等)甚至各种家用电器,使用一种廉价的无线方法将它们联结在一起。显然,这涉及到的设备面广量大,应用空间极为广阔,里面隐含着巨大的商机。从技术层面考虑,信息产业已保持了数十年迅猛发展的势头,特别是通信和计算机技术,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和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因特网的发展使人们似乎一刻也不愿意脱离“网络”,人们期望能够将网络随身携带,这就必然要去寻求如何使用一种廉价的无线方法,随时随地实现多媒体传输,因此宽带无线通信成为新世纪IT行业的显著热点。但由于频率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使得宽带和大容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任何可在低成本前提下有效解决这对矛盾的方案,都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其中小范围应用是引人注目的解决方案之一,而Bluetooth又是其代表作。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关心Bluetooth了。“蓝牙”是Bluetooth的中文直译名称。我国有些学者认为,蓝牙是“蓝色的牙齿”的简称,在字面上显得不够文雅;同时认识到这一技术必将对IT行业产生巨大影响,使得信息产业更加蒸蒸日上,于是提议译为“蓝芽”,作为“蓝色的萌芽”的简称,一方面在字面上显得更加文雅,另一方面赋予明确的涵义。因此,目前“蓝牙”、“蓝芽”这两种译名共存,这一状况同样出现在台湾、香港和海外的中文媒体中。究竟将Bluetooth译成“蓝牙”还是“蓝芽”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两者均基本符合信、达、雅的要求,但前者与英文原名有一个直接的对照,后者具有更深的涵义。虽然笔者完全赞成将其意译为“蓝芽”的理由,但在正规的译名上却倾向于直译“蓝牙”,一方面它直接保留了Bluetooth的全部内涵,“蓝色的牙齿”不仅不会给人以狰狞的感觉,反而会增添一些遐想和乐趣,而“蓝色的萌芽”可能会使Bluetooth原来的涵义荡然无存,甚至会出现需要更多的解释才能说清楚的现象。因此,在全国科技名词委尚未审定之前,本文使用“蓝牙”这一译名。类似的,SIG目前也有多种译法见诸媒体,如：特殊利益集团,特别兴趣小组,等等。为了更好地翻译这个名称,笔者认为有必要弄清楚这个组织的任务。众所周知,为了使蓝牙技术更快地推广应用,SIG将蓝牙标准定义为非专利性质,即只要支持蓝牙标准,按蓝牙标准去研制和生产设备,都可以免费地使用蓝牙标准及其中的技术,但任何冠以蓝牙名称的商标则必须通过SIG授权的专门机构的认证。任何机构(包括公司、大学和各类研究开发单位)都可以申请成为SIG的成员。目前,SIG的成员分为4类,即：发起会员(Promoter),为前述的9个公司,是蓝牙标准的起草者;高级会员(Associate Member),可以提出对标准的修改意见;早期会员(Early Adopter),有权进入内部网站提前浏览或下载尚未公布的内部文件;独立会员(Independent)。由此可见,虽然参加蓝牙SIG最根本的驱动是各自的利益,但其初衷却是SIG所标榜的“竞争前的合作”,因此首先是兴趣,故以笔者之见,SIG译成“专业兴趣团体”较为贴切。为了使更多的人对蓝牙有个初步的了解,下面对它的技术特性、应用、前景及今后的发展,作一简单介绍。二、 蓝牙的主要技术特性蓝牙的设计初衷就是将诸如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以及各种数字化的信息设备之间的联结都能不再用电缆,而用一种小型化、低成本和微功率的无线通信技术,进而形成一种个人身边的网络,使得在其覆盖范围之内各种信息化的移动或固定设备都能无缝地实现资源共享。其实质内容是要建立通用的无线电空中接口及其控制软件的公开标准,使通信和计算机进一步结合,使不同厂家生产的这类设备在没有电线或电缆相互连接的情况下,也能在近距离范围内具有互用、相互操作的性能。蓝牙从1.0B开始的各版本都是可生产的。下面的介绍根据1.1版本(SIG于2001年2月对外公布)的标准。(1)射频特性蓝牙设备工作在2.4 GHz的工科医频段(ISM,Industrial,Science and Medicine),在大多数国家为2 400～2 483.5MHz,使用79个频道,间隔均为1 MHz;采用时分双工(TDD,Time Division Duplex)方式;调制方式为BT=0.5的GFSK,调制指数为0.28～0.35;最大发射功率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100mW (20dBm),2.5mW (4dBm) 和1mW (0dBm),在4～20dBm范围内要求采用功率控制,由此可见,蓝牙考虑的最大通信距离大约为10～100米。(2)时分多址的结构到1.1版本,蓝牙的基带符号速率仍为1Mb/s,采用数据包的形式按时隙传送,每时隙0.625μs。不排除将来采用更高的符号速率。蓝牙系统支持实时的同步定向联接和非实时的异步非定向联接,分别称为SCO链路(Synchronous Connection-Oriented Link)和ACL链路(Asynchronous Connection-Less Link)。前者主要传送话音等实时性强的信息,在规定的时隙传输;后者则以数据为主,可在任意时隙传输。数据包被分成3大类：链路控制包、SCO包和ACL包。大多数数据包只占用1个时隙,但有些包占用3个或5个时隙。(3)提供的服务蓝牙支持64kb/s的实时语音传输和各种速率的数据传输,语音编码采用对数PCM或连续可变斜率增量调制(CVSD,Continuous Variable Slope Delta Modulation)。语音和数据可单独或同时传输。当仅传输语音时,蓝牙设备最多可同时支持3路全双工的话音通信;当语音和数据同时传输或仅传输数据时,支持433.9 kb/s 的对称全双工通信,或723.2kb/s、57.6 kb/s 的非对称双工通信,后者特别适合无线访问因特网。另外,还采用CRC (Cyclic Redundancy Check)、FEC (Forward Error Correction) 及ARR (Automatic Repeat Request) 以提高通信的可靠性。(4)使用跳频技术跳频是蓝牙使用的关键技术之一。对应于单时隙包,蓝牙的跳频速率为1 600跳每秒;对应于多时隙包,跳频速率有所降低;但在建链时(包括寻呼和查询)则提高为3 200跳每秒。使用这样高的跳频速率,蓝牙系统应该具有足够高的抗干扰潜力和多址能力。(5)设备的组网及其工作状态蓝牙根据网络的概念提供点对点和点对多点的无线链接。在任意一个有效通信范围内,所有设备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首先提出通信要求的设备称为主设备(Master),被动进行通信的设备称为从设备(Slave)。利用时分多址(TDMA),一个主设备最多可同时与7个从设备进行通信并和多个从设备(最多可超过200个)保持同步但不通信。一个主设备和一个以上的从设备构成的网络称为蓝牙的皮可网络(Piconet)。若两个以上的皮可网络之间存在着设备间的通信,则构成了蓝牙的分散网络(Scatternet)。基于时分多址原理和蓝牙设备的平等性,任一蓝牙设备在皮可网络和分散网络中,既可作主设备又可作从设备,还可同时既是主设备又是从设备。所以,它是典型的无中心网络。(6)全球范围内的工作蓝牙的基本出发点是可使其设备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应用于任意的小范围通信。任一蓝牙设备,都可根据IEEE 802标准得到一个唯一的48 bit的公开的地址码,可以通过人工或自动进行查询。以该地址码为基础,使用一些性能良好的算法可获得各种保密和安全码,从而保证了设备识别码在全球的唯一性以及通信过程中设备的鉴权和通信的安全保密。(7)软件的层次结构和许多通信系统一样,蓝牙的通信协议采用层次结构。其底层为各类应用所通用,高层则视具体应用而有所不同,大体上分为计算机背景和非计算机背景两种方式。前者通过主机控制接口(HCI,Host Control Interface)实现高、低层的联接,后者则以嵌入式应用为典型,可不用HCI。这种层次结构使其设备具有最大可能的通用性和灵活性。三、广泛的应用根据通信协议,各种蓝牙设备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人工或自动查询来发现其他蓝牙设备,从而构成皮可网络或分散网络,实现系统提供的各种功能。目前,蓝牙标准中提供了如下多种应用模型：基本接入模型、服务发现应用模型、无绳电话应用模型、对讲系统应用模型、串口应用模型、耳机应用模型、拨号网络应用模型、传真应用模型、局域网接入应用模型、通用对象交换应用模型、对象推入应用模型、文件传送应用模型、同步应用模型等。由此可见,蓝牙可使蜂窝电话系统、无绳通信系统、无线局域网(WLAN)和因特网等现有网络增添新功能,使各类计算机、传真机、打印机乃至各种室内电子、信息和电器设备增添了无线传输和组网的功能,应用空间极为广阔。跳频、时分双工以及时分多址和码分多址的混合多址方式等技术的使用,使得蓝牙的射频电路较为简单,通信协议的大部分内容可以用专用集成电路和软件来实现,因此从技术上保证了蓝牙设备的高性能和低成本。根据我们的体会,蓝牙产品将会较快地和如下设备或系统融为一体：各种电话系统、车载通信设备、无线电缆、无线局域网、无线公文包、各类数字电子设备、电子商务、信息家电、工业控制、智能化建筑物和各种特殊场合应用等。四、蓝牙的前景及其今后的发展蓝牙的出现使嵌入式无线电的概念悄然兴起。当嵌入式的无线电芯片达到价格可被接受时,它的应用可能会达到无所不在的程度,就像现在的微处理器和普通IC芯片一样,虽然到处在用,但人们并不知道或并不介意它们的存在。举例来说,若干年后每个家庭可能会使用数十片甚至更多这样的嵌入式无线电芯片,将家中的所有电子信息设备甚至电气设备构成无线网络;人们可以真正地把网络随身携带,无论是在家中、办公室、公共场所还是在车上、旅途中,形成以人为核心的网络,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功能强大的固定网络,采用小功率的无线接入技术将人所携带的便携式设备和这庞大的固定网络相联结,这就是“无线个域网”(WPAN,Wireless Personal Network)的概念。蓝牙直接催生了无线个域网概念的产生,并且已是后者的雏形,两者相辅相成,将对未来的无线移动数据通信业务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蓝牙并没有干扰躲避机制,跳频的抗干扰能力和潜力尚未发挥出来;1Mb/s的速率在多媒体应用中有较低之嫌;蓝牙芯片的价格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迅速下降,致使许多应用难以普及;大量的应用技术细节问题(例如硬件兼容性以及软件安全性等)还有待解决。这些问题已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正在逐步得到解决,相信在蓝牙的后续版本的标准中将陆续体现出来。综上所述,蓝牙技术虽然不能独立构成通信系统,但它可以和现有设备相配合,使其具有无线传输的能力,或者使其传输更经济,使用更便利;也可以派生许多新系统,提供新服务,让人们生活更舒适。它的应用几乎可以渗透到IT行业的各领域,相信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意义和背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事业实践中认识上的升华。也是广大干部从事国家各项事业建设与管理的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它的发表与实践,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领导意识与执政理念在今后社会实践中必将得到不断的深化与发展,这一重要理念的实践也必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未来。就此意义,我们应该广泛关注和研究讨论这一思想,使之切实得到贯彻。正像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的：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失掉这次发展的机会。落后,使我们一而再地失去大发展机会人所共知,“科学”从“生产技术”中分离并萌发是在奴隶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初期。此后,古希腊与中国志士仁人就有了科学活动。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中国的科学知识水平一直是西方望尘莫及的。唐宋时代,中国科学知识曾达到顶峰。第一次失去大发展的机会：明朝,中国在变本加厉地重农抑商政策和封建统治之下使中国科学思想停滞不前。恰在此时,即从十四到十七世纪西方执行重商政策,民主与科学思想涌动,此时出现哥白尼(1473～1543年)、牛顿(1642～1727年)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科学实验时代”,也引发了后来瓦特(1736～1819年)为代表的产业革命。也就是这三四百年,我们完全失去了原有的优势,也失去了进行一次科学、文化、经济大发展的机会,走上由先进到持久落后的漫长道路。第二次失去大发展的机会：在西方取得明显的科学与经济优势的时代,中国的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坐不住了。在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之间的35年,被历史学界称之为“洋务运动”时期,从清朝统治者到学界商界的科学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掀起兴办工厂、修铁路、办学堂、办报纸以引进外国科学思想、先进技术装备和军械武器的洋务运动的热潮。代表人物是湘军和淮军领袖,历史名人曾国藩与李鸿章。他们提出向“番邦”、“西夷”的洋人学习。引进一些工业设备和科学知识,也使中国社会发展发生不小的变化。涌现出一批科学家。但由于顽固派的实力强大,他们坚守保全封建体制不可动摇意念不变的思想,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使长达三十余年的封建王朝内部发起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了。与此同时,我们邻国日本,几乎与我国同时受到英、法、美、荷列强的入侵(1863年美国军舰炮轰日本下关,英军在鹿儿岛登陆),1864年,日本与列强签下不平等条约。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与中国清王朝处于同样被动挨打的经受侵略的境地。但日本没有“天朝大国”的包袱,也没有顽固不化的重农抑商思想,1862年,大规模派遣日人赴英荷学习,兴起“兰学”(学西方)运动。当时中国派遣到英国的人数11人,而日本人已经有500多人,赴荷兰学习的人数更是远远超过中国人。以科学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这些日人归国后,成为1868年明治维新的主力,明治维新的成功达到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目的。而我国比日本普及科学观落后了30年。30年前日人还学中国,30年后却使我们“泱泱大国”与“小日本”地位倒置,使我们屡遭日本帝国的迫害和侵略,中国学者留学日本者众。我国以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1873～1929年)和严复(1853～1921年)代表的革新派领袖与科学启蒙大师不甘心落后和甲午战争的失败,康、梁发动了“戊戌变法”,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改良主义运动。但这个提倡科学、鼓励发明、成立译馆、筹办学堂的“新政”又在清政府镇压中彻底失败了。第二次中国发展的机会又匆匆而去,而德国、日本获此良机崛起,它也埋下了新老殖民主义列强的世界大战的隐患。就是在这同一时期,德国引进和发展了英国的科学与工业,以霍夫曼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看到了化学的重要,开发了化学工业,形成了重要出口工业。1880年德国工业发展超过英国,1895年压倒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德国用40年(1860～1900年)完成英国100年的工业化历程,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我国一而再地失去经济大发展的机会。第三次失去大发展的机会：1911年,辛亥革命打倒了清王朝,是中国摆脱封建束缚,经济崛起的又一良机。1915年,中国近代史上兴起思想启蒙运动,它以陈独秀(1880～1942年)、李大钊(1888～1927年)、鲁迅(1881～1936年)和胡适(1891～1962年)为代表的思想家兴起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改革与科学进步大旗,宣传科学观,提倡科学精神。当时《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和《科学》杂志成为宣传革新与科学观念的最有影响的号角。1914～1918年,正是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在华欧洲贸易与商品大幅衰减,此时给中国提供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绝好机会。当时,仅1912～1919年,新建工矿企业多达470多个,其速度超过洋务运动以来的任何时期。日美两国也乘机在中国开办工厂。此时,社会思想活跃。于是在1919年中国爆发了欢迎“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斗争。1924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当时,政治形势好转,但随后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和日本侵华战争,又失去了第三次大发展的绝好机会。近代史上科学发展观成为“生死结”回顾历史,直到唐宋盛世,我国经济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成为西方、日本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向往追求的富国。明朝末年,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成为“工业革命到来的先兆”,而西方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认定,中国三大发明“成为欧洲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新精神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欧洲通过文艺复兴运动,解放思想,树立科学精神,到16世纪就兴起以哥白尼、伽利略为代表的科学实验运动。17世纪,我国康熙年间,以牛顿为代表的英国科学革命兴起,1760～1875年欧洲进入以瓦特为代表的产业革命时代,随后是美国(1865～1890年,清代同治与光绪年间)和日本(1868～1900年,清代光绪末年)相继完成产业革命。我们一而再地失去发展机会都在于政府高层决策者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历史事实表明,经济起飞与发展的机遇是人们思想解放与科学意识的统一的结果,西方靠文艺复兴运动,日本靠明治维新,中国靠改革开放,无不如此。思想解放带动认识世界的科学实验活动,随之,人们行动起来以科学精神去改造世界,这就是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从而改变了人类社会整体面貌,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这种人类社会变革过程无不靠认识科学、掌握科学,以科学精神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发展观。值得我们反思的是1840～1864年期间,中日两国同受英、美、法、荷炮舰威胁,而且也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皇权统治并且都是签订了与欧美列强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跻身列强,中国却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混乱漩涡。这个分野要害何处？在推翻封建王朝是一样的,日本推翻了德川幕府,中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以“求知世界,意志统一”;一个是“天朝大国”,目空一切,“耻言西学”,自我封闭锁国,内斗不止。但根本分野在于内忧外患之时缺乏科学的理性思维,不能解放思想,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因为如此,科学的概念滞后,“科学”名词出现也就晚了。本来日本引进的是中国近似于科学的概念,日本引用《中庸》“格物致知”的概念,提出：“致知学”,即“实践出真知”之学。但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科学启蒙大师、教育家福泽瑜吉在翻译“science”时译成“科学”,开始在日本广泛应用。1893年,在30年之后,康有为引进了日本用的“科学”二字。随后,中国科学启蒙大师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才把“科学”二字在中国加以推广和应用。现在正如温家宝总理一再指出的：我们不能再失去这次非常难得的经济崛起的战略机遇。为了和平崛起,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意义重大。它关系到现在和未来的祖国繁荣与富强。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一、提出科学发展观表明,我们全党全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机遇,明确和平崛起发展思路,不能再受干扰,也不能自己乱了阵脚。二、这也集中表现了全党全民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更进一步深刻认识的集中表现,它将使“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方针深入人心。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确实把经济发展这个硬道理吃透。“三步走”的战略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完全体现。坚决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永不动摇。三、树立科学发展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要求的指导思想。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党中央号召我们把全民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上来。发展观在于对科学本质的理解科学发展观,显然是“科学观”与“发展观”两个概念的结合,这就有必要弄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观”？1993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前后,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提出编一本科学技术教材,让全国县级以上干部学习,这本书就是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并作序的《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我在写第一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就首先遇到“什么是科学？”的问题。科学这个概念看似人人皆知,但严格界定其内涵并能服众,却十分困难。我拜访了科学家,也收集到很多种定义和说法,但都是从一个侧面揭示或描述其本质特征。正像英国著名科学家丁·D·贝尔纳说的：“科学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有不同意义。”经过反复研究比较,确认19世纪首创进化论的生物科学大师达尔文(1809～1882年)提出的科学定义对实践最有指导意义。他在1859年遍游三大洋四大洲之后写出永世巨著《物种起源》,之后29年,他悟到什么是科学的内涵和本质。他在1888年发表的《达尔文的生活信件》中提到：“科学就是收集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和结论”。这个定义,揭示了科学的过程,也揭示了科学的本质要素是“发现实事和规律”这个基因要素。他作为一位伟大科学家,他的一生业绩也证实了他对科学概念的界定与理解。科学概念第一要素是“事实”,这个“事实”可以是自然界的事实,也可以是社会的事实。科学家就是发现前人别人都没发现的事实。如法国居里夫人(1867～1934年)发现放射性元素镭,英国戴维(1778～1829年)发现钾和钠,又如苏联科学家N·D·康德拉季耶夫(1892～1941)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长波理论”,所有这些探索未知的学术研究成果,其共同特点就是“事实”。这就引申出科学的第一基因是“事实”,是“实践出真知”,是“实事求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人的言行与思考要“从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是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最近,在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党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一再强调和引用,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一句话：“我读书不多,但我知道‘实事求是’四个字”。这就把“科学”二字的本质点到家了。小平同志是被世界公认的一位诚实的领袖,实事求是的领袖。科学的本质的第二要素、基因,那就是规律。所谓规律,就是事实与事实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发现事实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发现规律。“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就是风与月、础与雨的关系。掌握这个变化关系,就可预知天气变化,为我所用。这就成为学问、知识。规律是客观的,很久以前就存在的,所以说,可发现但不能创造,但学问和知识是反映客观事实的主观范畴的东西,因此它是无中生有的“创造”。作为学科、专业就是事实与规律构成的知识体系。科学与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本质、内涵,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就是按规律办事。没有别的了。人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勇于进取、寻求变革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方法也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全民具备科学精神之日,就是经济与社会大发展之时,现在群众的科学素养与领导干部科学意识汇合而成的高位势能是明日国家高速大发展进入强国之林的取之不竭的源泉。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内涵“科学”的本质含义清楚了,科学的发展观的深重意义也就清楚了。其本质就是实事求是的发展观。清末,我国创造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学堂(后改为北洋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学前身,其校训即为“实事求是”。毛主席在延安给党校题词也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在复出之后说的很重要的一句话：“我看书不多,我知道‘实事求是’四个字”。可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伟人与科学家心中的重要地位。在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内涵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同志多次讲话中都有深刻论述。为了在本世纪前20年,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就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他强调两点：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即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二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树立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观念。因此,下面三个概念就非常关键了。一是“全面”。即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这五个方面实现“五个统筹”,从而达到持续发展,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此要正确对待GDP增长问题,不能一味追求,而忽视人与环境的问题。另外,也不能降低GDP增长速度。专家认为,要保持7%以上的速度。二是“协调”。即在处理好改革进程中的宏观与微观、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总之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才能保持改革与发展二者的稳定关系。三是“人本”。即把“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人本就是民本,就是把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放在首位。因此,提出人本工作就是在发展经济前提下,做到如下四条：第一项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幸福、身体健康;第二项是尊重保障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权利;第三项是提高全民素质;第四项是创造既能使人们平等发展又能发挥人们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说到底,科学发展观是国家、地方、企业发展的本质,是对全局的总体认识和基本观点,是它决定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影响。同时,它也是个思想方法论。首先分清主次,先要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历史的主体;二是坚持系统思考与重点发展的统一,即坚持事物普遍联系与主要矛盾的统一的唯物辩证思想方法,即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追求形式忽视本质,追求手段忽视目标,追求片面忽视全局,就成为我们走向小康在思维方式上的最大敌人。 *杨沛霆先生是《中外管理》杂志社社长、总编,长期从事科学思想、科学知识的宣传工作,给中央领导和地方各省市级领导讲课达18年之久,上文是他应编辑部所邀撰写的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编者     

在争论中前行的字母词

在改革开放以前,汉语中有字母词但是数量很少,如WC(盥洗室、厕所)、TB(肺结核)等,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也没有研究它的专门论著发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字母词成批地涌现了出来,气势汹涌,夺人耳目。1994年10月刘涌泉先生在《语文建设》发表了《谈谈字母词》的文章,提出了“字母词”这个名称。1997年9月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本仪教授主编的《汉语词汇论》,其中有《字母词问题》的专节。2001年7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刘涌泉先生编著的《字母词词典》,收字母词2000多条,这是第一部字母词词典。2002年2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了沈孟璎教授主编的《实用字母词词典》,收字母词1300多条。在这之后,对字母词的著述、研究逐渐成为词汇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因特网上争论的话题,引起了语言学界以至社会公众的关注。什么是字母词？刘涌泉说：“字母词是指汉语中带外文字母(主要是拉丁字母)或完全用外文字母表达的词,前者如B超,卡拉OK;后者如CD,UFO。它是一种新形式的外来语。”(《谈谈字母词》)字母词与汉语里其他的词在形式上的显著不同在于它带有外文字母或者完全用外文字母。从性质说,首先它是外来词,而不是汉语用自身的构词成分构成的词。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方式除了音译(如“逻辑、雷达”)、音译兼意译(如“基因、引得”)、半音译半意译(如“啤酒、摩托车”)等以外,还有就是借形词。老的借形词是从日语里吸收进来的用汉字书写的语词。这些借形词进入汉语后,改用汉语的读音,抛弃了日语的读音。例如：概念、干部、干线、具体、抽象、纲领、组织等。字母词和来自日语的借形词都是外来词,字母词与借形词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词形不是汉字,而是外文字母。有些用汉语拼音构成的缩写词,如GB(国家标准)、RMB(人民币)、HSK(汉语水平考试)等,词形虽然也是字母,但不是外来词。如果单看词形,GB等也可以叫做字母词,但它们不是字母词的主体。从使用的领域看,字母词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全民语言,如GNP(国民生产总值)、GPS(全球定位系统)、DNA(脱氧核糖核酸)、ISO(国际标准化组织)、e-mail(电子邮件);另一类用于网络语言,如IC(I see,我明白了)、VG(Very good,很好)、GG(哥哥)、PMP(拍马屁)。这两类字母词性质不同,在交际中起的作用也不同。网络语言是在城市里一部分青少年中流行的社会方言,流通范围狭窄,不具有全民性。网络语言有许多不规范成分,对通用语言有销蚀作用。有的地方规定,网络语言不能出现在政府公文、报纸杂志、课堂的教育教学等领域,不能超出网络使用的范围,这种规定是必要的。在这篇短文里,我们不讨论网络语言里的字母词,只讨论全民语言里的字母词。字母词为什么能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量地产生？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逐渐融入世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观念的更新,汉语里新的概念不断出现,原有的词语不够用,急切需要增加新词。用汉语的构词成分构造新词往往费时费力,不如直接引进国外已有的词语来得方便快捷。在时事政治和科学技术方面这种现象比较突出：前者如WTO(世界贸易组织)、ISO(国际标准化组织)、CEO(首席执行官);后者如CAD(计算机辅助设计)、CPU(中央处理器)、DNA(脱氧核糖核酸)。这两个领域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都十分迅速,也正是字母词大显身手的地方。时势造英雄,字母词生逢其时,自然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再者外文字母与汉字是不同性质的文字,汉字社会对外文字母本来有种排斥力,而改革开放以来外文字母迅速进入千家万户,汉字社会对这些异域来客改变了态度,不但不再排斥,而且是张开双臂表示欢迎,甚至引为时尚。字母词进入汉语后,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呢？刘涌泉先生归纳为四个字,就是：快(拿来就用)、简(写起来简便)、明(醒目)、广(用途广)。这正是字母词生命力之所在。字母词大量出现以后,在社会上就出现了赞成和反对两种对立的意见。赞成者认为：字母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汉语引进字母词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是大势所趋;反对者认为：字母词破坏了汉语书面语的整齐的美,破坏了汉语的纯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破坏了汉语也就破坏了汉文化,后果十分严重,因此对字母词的使用必须加以限制。我认同前一种意见,不赞成后一种意见。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势不可挡。各种语言和文化互相影响,词语互相借用,促使各种语言都得以丰富与发展,这是语言发展的自然趋势;相反,完全与外界脱离、拒绝吸收其他语言词汇里的有用的东西,必然使自身陷入绝境。现代英语的词汇有近一半来自法语和拉丁语,很多科学方面的词来自希腊语。现代日语中汉语词占半数以上。其中包括明治期间利用汉语的构词法创造的大量新词。英语和日语有大量的借词,并没有破坏英语和日语所负载的文化,相反增强了英语和日语的表达力和竞争力。同样,汉语自古至今不断吸收外来的有用成分,这不但没有损害汉语的规范和健康,反而更能增加汉语的表达力和竞争力,我们不能无视这个事实。我们赞成吸收字母词,但是同时也主张科学、合理地使用字母词,不赞成滥用字母词。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人人都懂外语,人人都熟悉字母词。人们遇到字母词时第一个困惑是不懂得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文章读不下去。写文章的人要尽量少用字母词,特别是那些社会不熟悉的字母词。非用不可的时候,要有必要的注释。字母词的使用在科技界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科技术语有很强的专业性,非本专业的人员不容易理解,这不是字母词本身有什么毛病。读文章的人要努力学习字母词,扩大自己的词汇量。遇到不懂的字母词要查字典,或向别人请教。花点工夫学习字母词是值得的,它可以更新或充实自己的词汇库,提高自身的语言运用的能力。对字母词开始时可能看不惯,但是因为它有用,所以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下去逐渐就会习惯。另外,政府主管语言文字的部门,要抓紧解决字母词的规范问题,为使用者提供方便。字母词从产生之日起就面对着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争论不但没有影响它的发展,相反它在争论中继续前行。赞成的意见固然使它受到鼓舞,反对的意见也使它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促使它不断克服缺点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名词工作随忆--写在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20周年之际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走过了20个春秋,许多往事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感动着我们。这个时期经过一二代科学家数千人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本文仅对某些往事作点滴追忆,以纪念那些为此立下过功劳的人们,并纪念名词委20周年华诞。科学春天的花蕾代表专门知识概念的专用名词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而产生、发展的。中国在20世纪初已有专册词书出版,1918年成立科学名词审查会,开始有组织地审查名词,主要有医学、化学、物理、算学、动植物等名词。1916年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就设立了“名词部”^[1],每年都举行医学名词审查会。1932年开始陆续有些学科成立学会,审查名词是各学会基本任务之一。1932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国立编译馆”组织审查并出版各种学科名词,直到1949年共出版各种学科名词大约60余种^[2]。这些名词工作代表并反映了那个时代科学技术的面貌,在当时都促进了国家经济、科教事业的发展。新中国诞生后仅半年多,在百废待兴的年代,于1950年5月2日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之下成立统一学术名词工作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并组成五个工作组：自然科学组(召集人竺可桢、杨钟健);社会科学组(召集人沈志远、王子野);医药卫生组(召集人贺诚、徐诵明);文学艺术组(召集人丁西林、蒋天佐);时事组(召集人纪坚博)。后来,一些专职从事名词工作的人员进入中科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这期间他们组织各学科专家审查出版了许多名词及工具书。此后,所有人员“连锅端”到农村。1972年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后,在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继续进行十分有限的名词工作,主要是编订双语工具书。7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的前后,科技发展的形势与国家发展的形势一样越来越好,人们高兴地称这是科学的春天。关闭的国门一打开,国外各种新科技、新知识、新理论迅速涌入,势不可挡。各种学术交流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来往越来越频繁,而许多新科技、新概念的命名和统一工作基本上没有人管,名词混乱,各说各的话,因而对科技学术名词统一工作的需求急剧上升。笔者当时明显地感觉到,过去国内科技类双语工具书主要都是由科学出版社编订出版,而此时,全国出版行业已出现了词书热,各出版单位,甚至机关、学校、行业都在编纂词书。这主要是形势发展而产生需求的反映,而其中混杂一些是在金钱利益驱动下乱拼乱凑,剪剪贴贴出版的低劣词书,为害社会。由于没有权威性的名词统一机构,结果书出得越多,名词就越乱,混乱情况与日俱增,社会上强烈反映要求做好名词规范化工作。记得当时笔者偶然有一次要查ergonomics的中文名,在那时的工具书中几乎一本一个样,笔者好奇地继续查下去,让人惊讶地发现,竟有20多种译法(如人机工效学、人机工程学、功效学、尔刚学、人类工效学、工程环境改造学、人类环境改造学……)。这种状况刺痛了我们,也促使我们思考,中国的学术名词工作能这样下去吗！？名词室的同志们对统一国家科技名词术语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大家都在思考如何变革的问题。不久,要给上级写报告反映情况,建议恢复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组建有权威性的审定机构的想法逐渐形成。1978年初,信写好后,有的同志借用方毅副总理(当时主管中科院工作)的住所与我们单位大院相邻的机会,将信通过秘书直接送到方毅副总理手中。在中科院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1978年10月6日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就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一事正式呈报国务院。同年12月方毅副总理及当时国务院几位领导共同签署了报告。1985年4月25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揭开了我国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历史性崭新的一页,它的特点是：1.建立了比较健全的专门从事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的全国性常设机构。国家赋予它在统一全国科技名词方面有最高的权威性。2.制定了名词审定的原则和方法,确保整个审定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3.按科学规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地开展审定工作,便于各学科间科学地衔接和协调,以及安排好学科名词工作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结合。4.审定的学科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工作之深入,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5.汇集了一批各学科有权威性的一流学者从事审定工作,到目前,参加审定工作的专家已有两千人以上。这也是以往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6.将国际上各国术语学派的理论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在实践中为创建有中国特点的术语学作努力。回顾历史,清楚地看出一个道理：国家兴,则科技兴;科技兴,则名词工作兴。全国科技名词委的诞生,正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科技工作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科学的春天中结出的花蕾,她必将逐步开出繁盛之花,在我国科技发展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结出更丰硕的成果。“三钱都来了”1987年9月全国科技名词委在北京远望楼宾馆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会议进行中,参加会议的国家地名委员会的专家周定国先生走过来轻声对我说：“名词委真不简单啊,今天的会,中国的三钱都来了。”本来我们并没有注意,他这么一说,我一看,可不是吗,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三位科学家都来参加会议了(当时大家都喜欢把这三位同姓钱的我国著名科学家称为中国的“三钱”)。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首任主任。此后8年,在他的领导下,聚集了全国各学科一千多位学者,全国科技名词委开展了一系列学科名词审定工作。钱老工作很深入,当得知一条重要的基础名词vector的中文名对于几个学科存在“矢量”与“向量”的分歧时,他亲自主持协调会,把相关的数学、物理、力学等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请来共同讨论。他既尊重科学,又尊重约定俗成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做出大家比较满意的协调意见。对某些社会热点问题,他还召开记者会,亲自介绍、说明。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初期的名词工作,因受当时中科院研究领域的影响,比较侧重在一些基础学科。1990年前后国家提出“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方针,钱老及时对我们说：“名词工作要与国民经济相结合。”后来,我们在一些工业、交通、能源、农、林、水产和高新技术领域组织名词审定。这一工作受到相关学会、部委的欢迎。1997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也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钱学森先生在汉语名词工作方面作了许多突出的贡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laser一词译名比较混乱,最初有人按外文全称译为“光受激辐射放大”、“受激发射光”、“光量子放大”等,也有音译为“莱塞”等,前后曾有近十种译名,比较混乱。后来钱学森建议订为“激光”,由原来较长的短语,变成二字词,并具有顾名思义的特点,很快被相关各学科和社会接受,实现了名词统一。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在谈到科技名词命名的问题时,常常赞誉这个命名简洁、明了,是意译词的成功典范。对于汉语术语的命名,钱学森先生说“要根据汉语习惯定名,要让人一看就有中国味。”在1987年9月全国科技名词委工作会议上他说：“‘laser’这个名词,我曾建议订为‘激光’,被接受了,我很高兴。‘space’这个词有的译为‘空间’,给人感觉是空空洞洞的。我根据毛主席‘巡天遥看一千河’诗句：建议把它订为‘航天’;连同‘航天飞机’,一般被接受了。我考虑在太阳系飞行叫‘航天’,在空气中飞行叫‘航空’,将来在银河星系以及大宇宙中飞行可叫‘航宇’”^[3]。航天、宇航、空间等词的用法一直比较混乱。1982年4月成立的航天研究院,以及后来人大决定成立航天部和航空部时,对名称有争议,最后钱学森的意见被人大接受,作出了决定,成立航天部。“我在这方面的经历,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经验”,钱学森坦然地说：“天文学上的‘black hole’,我建议叫‘陷光星’,现在我看到这里公布的还叫‘黑洞’。”钱学森先生一直很关心我国的科技名词工作,1991年他写信给钱三强,讨论mesoscopic和nanotechnology的命名问题。他说,“前者有译为‘介观’的,我建议mesoscopic汉语称‘细观’,从‘宏’到‘细’,再到‘微’不是更带中国味儿吗？我希望我们要把汉语名词定得妥当些。”直到前几年,在他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还亲笔写文给名词委,参加virtual reality译名问题的讨论。与统一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一样,统一名词术语是国家统一的一部分,是发展科学技术必要的基础条件。如果不能正确地了解科技名词,我们就无法正确了解科学;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地对待科技名词的命名,科学技术也就很难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中国的科学家们正是抱着一种强烈的为国为民的责任心来做名词工作的。名词工作逸事三位钱老参加名词工作,是巧合,也是必然。它说明中国的专家多么关心科技名词工作,“三钱”只是一种代表。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有千千万万的为汉语科技名词的发展作出无私奉献的专家。名词工作从编订词典开始,在我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1878年,清政府曾选派120名12～15岁的幼童去美国学习了近11年,詹天佑就是这批幼童中的一个。他在工作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名词统一的重要性。他说：“窃维工程学术之发达,必待名词之统一。西学东来,历时虽久,工学名称,迄未准定。南北既异其方言,文俗复不同乎称谓。且扶桑三岛,文化蹶兴,所用名称,多系汉字,而其义则不尽与中国合;留东学子沿而用之,本义尽失。于是西文一名,中国则有文义俗义之分,南言北言之异,以及日本名词之别;搀杂错乱,莫衷一是。学者既苦其纷纭,事业亦因之阻滞。天佑夙鉴于此,不揣浅陋,久欲编译工学名词,以便实用。”这是中国千万知识人士的朴实心声,也是汉语术语文化不断发展的原因和动力。詹天佑编的这部《华英工学字汇》于1915年得以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英汉工程学词汇。1918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成立后,算学名词开始审查,直到1938年出版时,著名学者在序言中写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事也。名词,器也。名词当则科学知识易于传播,学术亦随之增进矣。”作为科学知识中最基础的学科,物理学名词工作源远流长,有一些名词在先秦时期就已流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由学部审定科编纂了《物理学语汇》^[4]。近百年来一批批著名的物理学家都是优秀的名词工作者,例如何育杰、吴有训、严济慈、萨本栋、王竹溪、王淦昌、陆学善、杨肇燫、马大猷、钱临照、何祚庥、赵凯华等等,他们学识渊博,非常认真,真可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马大猷先生说：“名词工作是我科研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基础科学汉语名词,并积累了丰富的名词工作经验。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之前,他们就一直在有组织地审查名词。物理学前辈钱临照先生在一篇回忆近代物理学名词工作的文章中举例说：“中国物理学会于1932年春成立,设立了三个委员会,名词审查委员会是其中之一。翌年夏在上海淮海中路(当时称霞飞路),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召开第一次审查会议,到会者有丁燮林、何育杰、严济慈、吴有训、杨肇燫及编译馆人员。我任记录。记得当时议及damping一词,有译减幅、阻迟等说,总觉未妥。翌日继续开会,杨肇燫一到会即云,昨夜忽得一‘尼’字有逐步减阻之意,众咸称善,遂定译为阻尼^[5]。”这个基本的物理概念,中国科学家就是这样,用智慧将源自国外的学术名词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一个个简洁、明了、形象、生动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汉语术语。我国大多数专用的学术名词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中医学名词却不一样,是我国特有的。以王永炎院士为主任的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专家们就肩负着同时规范中文和英文的中医药名词的任务。他们以特别努力、认真的精神,为了使中医药走向国际,为了术语规范化,克服许多困难,团结了国内外各方面专家担起了这付担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前后参加工作的专家约有100人。可贵的是正如王永炎所说：“名词工作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千秋万代的事情,必须要培养年轻一代中医药名词工作人才来把这项工作长期做下去。”他们计划专门选派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培养新一代的高水平的中医药学名词英译人才。王永炎说：“出于新老交替,承前启后时期的责任心,以及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为全人类健康服务的使命感,正是这种使命感驱使着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像上述那样认真、努力、无私地做好汉语名词术语工作的科学家还有很多。北京大学地理学专家林超先生是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解放前他是中研院地理所所长,是地理学界的老前辈。晚年,因为癌症他做了多次手术,即使这样,他仍然一条条审阅名词草案,主持名词审定活动。有时因行动不便,把审定组的人员,请到他家去讨论。为了尽量掌握最新产生的名词,他还自费从国外购买新出版的相关资料和工具书。有一次召开地理名词审定会,我看到一份寄回来的审查草案,有不少页面的四周密密麻麻、歪歪扭扭地写了许多字。听同事说,草案是广州地理研究所罗开富研究员寄来的,他病了,瘫痪在床,那是他用左手写出的意见。我当时很感动,对这位同事说,要是能把它作为档案存下就好了,让后人看看前辈是多么认真地做名词工作。各种专用名词术语(包括社会科学、文艺、体育等等)浩如烟海,它们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活动等的发展的轨迹,名词术语在不断滚动、发展、积累。创造这些名词术语的,许多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下面把一部分所见到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审定出版的名词(中外对照)和参加审定工作的一部分科学家举例如下：1950年成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也汇集了当时各方面的知名学者,例如数学界的江泽涵、吴大任、段学复、姜立夫、华罗庚、苏步青;物理界王淦昌、吴有训、钱三强、严济慈;化学界邢其毅、唐敖庆、杨石先。社会科学界李达、艾思奇、于光远、吴玉章、陈伯达、马寅初、雷洁琼等等。两岸名词的沟通和架桥人两岸同祖同根,同文同语。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骨肉分离。这个历史阶段正处在国际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科技名词(主要是新术语)不一致。当两岸经济、文化、学术交流越来越多以后,许多人反映产品说明书看不懂,听学术报告很吃力,交流中常常发生因术语不同而影响理解的“梗阻”现象。台湾清华大学徐统教授1994年参加一次两岸专业学术会议后说：“会议是在大陆中文、台湾中文和英文混杂使用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对此十分感慨,希望“两岸可以维持”一国两字(指简体字、繁体字)的局面,但不要再有“一国两词”的现象了。很长一个时期,笔者总是很想了解台湾同行是怎样开展名词工作的,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能交流一下该多好。我曾利用国际书展、出版物、通信、请访台学者顺便帮助联络等机会,寻找沟通的渠道,均未成功。记得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北京国际书展上笔者看到台湾某两个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专业词书,随手翻翻,发现与我们出版的同名词书所收的词条数相同,只是改用繁体字,编者变了。再查看发现和我们的版面相同,名词相同,后来发现有好几种词书都存在这种现象,我们认定这是侵犯版权,并逐步产生要告状的想法。后来找出了一些“证据”,例如我们原书有的错误和问题之处他们的书原样照印,以及版面、命名相同等等。拿着这些自认为证据充分的复印材料去到新闻出版署。当时负责版权工作(国家版权局之前)的沈仁干处长接待了我们,他了解了情况后也认为是有问题。大约隔了半个月他约我们去谈。他说这种名词书,如果台湾人能看到,也用我们一样的名词不也很好吗？他这么说,我们突然像开了窍似的当即感到一点“气”都没有了,反而还挺高兴的(两三年后听说这家出版社向科学出版社作了适当赔偿)。1993年4月29日两岸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当时报上登载了会谈的“共同协议”,其中第四条提到要“探讨海峡两岸科技名词统一”的问题。看到这条消息我很高兴,但又感到奇怪,我想两岸刚开始接触,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商议,怎么会第一次会谈就提出了科技名词统一的问题？不久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好奇地就这个问题问了当时海协会副秘书长赵正豫,他回答说：“我们谈判当中自己就遇到名词不统一的麻烦问题,不好处理,后来不得不为此做了两个文本,互相把对方的用词以‘()’作了不同的处理,所以我们都感到名词统一很重要。”后来又听孙亚夫副秘书长说：名词统一工作是汪道涵主任提出来的。他还说要多交换出版物,有利于名词沟通和统一。1996年6月笔者有一次机会赴台参加两岸学术交流活动,踏上了祖国的宝岛——台湾的土地。许多事情至今仍深深的留在记忆中。一次,在台湾大学举行的学术会上,笔者发言中呼吁两岸学者共同携手推动名词一致性工作。发言后立刻有一位青年学者向学尧先生走过来对我说：其实两岸名词工作的事,你们应该与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联系,他们应该做这件事。向学尧还主动提出来帮助我去联系,找机会谈谈。6月20日,就在我们一行将要离台返京的前一天下午,台湾李国鼎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万其超教授在百忙中抽空从新竹赶来我们的住地。万教授是一位学者兼任管理者,十分热情而朴实,大家一见如故。关于名词工作,我们有许多共识。后来,与台湾“国科会”“教育部”“国立编译馆”等部门的名词工作的协商,和为促进许多学科相互间交流的实事,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等等,李国鼎基金会和万教授都给予很大的帮助。参访台湾“国立编译馆”是笔者此行的任务之一。馆长赵丽云女士和多位资深馆员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参观了他们特意准备的小型词书出版物展览。在座谈中,大家相互介绍了名词工作的情况和经验。笔者发现,两岸分隔前,近代上百年逐步发展的文化、科技、教育等相关名词,例如一些基础学科名词基本上是相同的,得到继承。名词命名的原则和方法也基本一致,大家都维护和发扬了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这些是做好两岸名词工作的共同基础。对此我多次从内心发出“本是同根生”的感慨。当然,在新发展的科技领域许多名词差异较大,个别情况,同一个名词,概念不同甚至相反。这种情况更易带来交流过程中的混乱,例如“特高频通信”(UHF communication)一词,台湾指的频率为30M～300MHz,但我们对此称为“甚高频通信”(VHF communication);我们的“特高频通信”是指频率为300M～3000MHz的通信。又如飞行员作业中的用语准确是性命攸关的事,必须明白无误。据知2005年春节海峡两岸包机,飞行员与指挥塔台的对话,其中互相问候语“你好”是一样的,其他专用术语有的不同。如起飞时台湾叫“带杆速度”,大陆叫“拉前轮”;降落时使用仪表自动设定,台湾称“精确进场”,大陆说“盲降进场”。有的飞行员说“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简直傻眼了”。所以,为了安全,大家只得用英语对话。近十年来,对两岸的名词工作,全国科技名词委提出了“积极推进,增进了解;择优选用,统一为上;求同存异,逐步一致”,“老词老办法,新词新办法”等工作方针。在数百位两岸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已有20多个学科开展编订两岸名词对照的词书。编订过程中大家认真研讨,平等协商,对不一致的词可以保持差异,也有的学科在比较中对有明显优点的命名,科学家们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选择推荐为两岸的统一用词。对于物质元素名称的中文命名,两岸科学家都遵从共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遵循共同的命名方法,但由于汉字有同音字的情况,93号元素以后元素名称各自造了不同的汉字,例如94号元素Np分别是镎、錼(台);95号元素Am为镅、鋂(台);99号元素为锿、锾(台)等等。自从两岸开启学者间交流的渠道后,两岸化学家经多次协商,对新元素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取得一致意见,避免分别造不同汉字的问题,有利于学术交流。例如104号Rf ,105号Db,106号Sg等等。参加工作的科学家们也是促进两岸沟通的架桥人,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例如,台湾清华大学材料系徐统教授给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院士写信,表示对“建立两岸共同的专用名词工作很感兴趣,愿为此效力”。捍卫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这里,把一百多年以来从事汉语名词术语工作的科技工作人员称为“捍卫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是近两年来观察和细细品味中国名词工作意义后发自内心的感慨。而引起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起因是两位著名科学家分别给名词委出的“题”。2003年9月,我们《科技术语研究》杂志社的几位同事作了一次专访,我们访问了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院士。他是名词委的领导和元老。谈话中叶老作了许多精辟的阐述,例如,“全国科技名词委的成立与其说是名词工作的进步,不如说是科学进步的一部分”,“不要把名词工作仅看成是名词本身统一的事,我们的眼光应看得更远些”,“它不仅会影响到科学的发展,也会影响到民族的凝聚力”,“名词发挥的作用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大”^[6]等等。这些讲话使我们思考：名词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到底是什么？2002年3月在一次全国科技名词委常委会会议上路甬祥主任提出了名词术语工作的文化建设问题,他指出：“科技名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所以在名词委工作中,应该提倡建立自己的文化。”这些指点开启了我们思考的大门。过去我们认识名词工作的重要性,往往只是直觉地从科技、教育交流和传播知识等方面的需要看,就是说术语是交流的工具。现在看来还应该从更深、更广的视野来看,这就是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一代代知识界人士创造了无数科技名词,它们记载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也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文化宝库,才能使我们今天优秀的民族文化能够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才能使中文成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才能在中国用母语进行现代的科研、教育工作,建造了无数丰富多彩的“大厦”(书籍、论文、教材等);才能在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代,将民族文化的精华发展、传承下去。由于历史发展的种种原因,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出现,中国科学家将它们引进到中国时,由于文化差异,作为知识载体的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就成为首当其冲的关键问题,所以,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科学家都很重视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在中国术语的本土化,就是使它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即把外文名词转化成中文。试想,如果没有掌握世界先进科技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他们没有做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工作,我们还能有中国自己的科技书刊、教材、知识读物吗？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许多中文软件,中国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能达到如此普及的程度吗？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样,我们与世界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差距必将更大。因为工作的原因,近30年来,我曾与许多从事过名词术语工作的各学科专家有过接触,很久以来就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化底蕴;有既专门又广博的科技知识;有优良的外国语言修养(早期,大部分人都是国外留学回来的);还有一点,他们都深深地热爱着中国的文化,他们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心,有无私奉献的精神。长期以来大量优秀的名词术语就是由这样一些综合素养很高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了有中国特点的术语文化。只有这样一些综合素养很高的学者,才能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之中,创造出优秀的汉语术语,成为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结晶。这一切常常使我们敬佩,使我们感动。这些优秀的名词术语与一个时期曾流行的大哥大、大姐大、依妹儿、镭射、看门狗(一种监测器)等等的浅薄性形成了对比。当然,对后一类现象,我们是否应当看成是流行性文化的影响,是民间俗语,并且往往是短期流行的。我们相信,以优秀的名词术语为代表的术语文化必然对我国的科技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的文化和文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1898年,著名学者严复曾对翻译工作提出了“信、达、雅”的原则。社会上不少人把名词术语的定名也认为只是把国外的名词翻译成中文,但即使是这样,那也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工作,对名词的翻译仅仅要求信、达、雅是不够的,笔者一直认为科技名词委的审定工作是根据科学概念的命名工作,还应该加上“简、明”的原则。对浓缩了科技概念的名词来说,“简”可比作“生命力”。实践证明,长和复杂的名词往往会因人们不爱用而被自然淘汰。为了做好“信、达、雅、简、明”,科学家们做了很多努力。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教授曾介绍了物理学名词的经验^[7],他说：“有些名词的译名曾经过长时间反复推敲,最后才择善而从,出现许多有‘中国味’的名词。”例如：charm quark曾被译成“魅夸克”。charm有“魔力”的含义,也有“娇媚迷人”的意思,又可作“美好”解。“魅”字只有前两者,但无“美好”之意,这将会引起不正确的联想。最后是由王竹溪先生建议,订名为“粲夸克”,取《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句中“粲”字“美物”之意。不但语义确切,同时照顾到发音与charm近似。又如“diffraction”一词原先有人译为“绕射”,但物理学名词订为“衍射”。“绕射”只描述波遇障碍物时发生转弯的现象,而“衍”字则可反映出惠更斯次波派生繁衍之状,更准确地表达了物理过程的本质,显然比“绕”字好得多。又如bremsstrahlung这个词,物理学名词订为“轫致辐射”。“轫”字在汉语中原指阻碍车轮转动的木头,可引伸为“阻止”、“刹车”之意,用它来表达这种由于高速带电粒子突然减速而发出辐射的机理,既简短又准确。赵凯华先生还认为,在西方创造科学术语时,为了强调某个词具有不寻常的专门含义,常常不惜借用古希腊文或拉丁文中的词根或前缀,而庞大的汉字宝库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在表达有独特含义的科学概念时,适当采用一些不常用的字会收到古汉语言简意赅的特殊效果。化学名词工作,在我国有一百多年历史。在引进外国名词实现本土化工作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自然界及人类创造的化学物质有几百万种,面对这么庞大又复杂的众多物质的命名,化学家们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在引进国际命名原则时,创造了我国特有的汉字命名原则,1934年就公布了第一个《化学命名原则》。他们遵从汉字的特点和规律,与国际相应的名称相结合,创造出一系列元素名、化学术语、化学介词,实现科学的系统命名的方法。纲举目张,基本元素和几百万化合物命名的难题迎刃而解,并且使这种名称能表达出化合物的分子组成结构,这是很了不起的事。熵(entropy)是热工学中的单字词,一个字就承载着比较复杂的科学内涵,受到大家欢迎,现已延伸引用到其他学科,甚至社会科学中。这个字就是由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刘仙洲先生创造的。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还是经清华大学工军宣队批准,并“陪同”的情况下(“文革”前刘仙洲是清华大学副校长),我和同事为编订《机械工程名词》的事前往他家中访问。那时他的身体已不太好了。谈话中他告诉我们熵字是由他经过很长时间琢磨才写出来的,因为对这个概念找不到更恰当又简短的词来表达。他对已为大家使用而感到高兴^[8]。其他如泵、化油器等也是他提出来的。刘仙洲1934年就编订出版了《英汉机械工程名词》,后经1936年,1941年,1945年,1958年,1987年,2002年多次增订、再版。目前在刘先生编订的基础上多次增补后出版的《机械工程名词》已包含词汇24万条,这些名词几十年来为工程名词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学者在创造汉语名词术语时,保持和发扬了汉语文化的好传统,例如,汉字是表意文字,名词的命名原则之一就是“以表意为主”,产生了一批好认、好记、简洁、明了的好名词。有的学者发现,同一本内容的著作,外文本与中文本的厚度大约是10：7左右,这恐怕要归功于汉字表意性和名词简洁性,也要归功于创造名词术语的学者。在统一名词的工作中,科学家们常有服从大局的胸怀。“苷”和“甙”(glycoside)是长期分歧的同义词,化学、生物化学、植物化学、医药学等许多学科都形成各自的习惯用法,统一起来比较困难。在一次专门的协调会上,各学科专家经认真分析,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推荐用苷。记得讨论中北大化学系张滂院士说,甙是1952年我提出的,现在我愿意放弃。这话多么朴实、简单,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朱照宣先生曾说应多考虑“为了三十年以后”,审定中常有为后代负责而“割爱”的情况。曾有一个时期有些学者质疑汉字,认为不好学、不好记、不好写,甚至认为计算机是汉语汉字的掘墓者,要让汉字走拉丁化的道路,汉字出现了存亡的争议。仅三四十年的发展,科学家们解决了各种困难,汉字不但可以用计算机键盘录入,又有手写、扫描、语音等许多高效、先进的输入和处理方法,进而研究计算机翻译技术,不但保住了汉字,而且发扬了汉字文化。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文化传播能力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汉语名词术语大大增强了这种软实力,增强了文化传播的能力。有学者统计说汉语新产生的词汇中有70%是各学科领域的专用名词术语。汉语名词术语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发展相联系的纽带。对于外来名词汉化的工作,学者们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以中文表意为主,也有中西融合,例如除了以意译为主之外,还有音义结合、音译、中西混合式,也有少量直接使用字母词等多种形式,以求达到名词术语的最优化,创造了一些为大家欢迎的好名词,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包容性的一面。汉语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名词术语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前进,一代一代学者用自己的智慧,在保持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加入了现代化的因素,将西方的现代文明成功地移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生根、开花、结果。科学家们不断往中华大词库中注入新名词,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提高了我国的文化国力。我们今天使用的千千万万的名词术语,没有记载首创者的名字,他们都是捍卫和创造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创造优秀汉语名词术语的学者(早期他们大部分是国外留学回国的学者)就是融会贯通中外文化,为祖国服务的典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需要有更多的学者继承前辈的好传统,担负起不断创建汉语新术语的担子,使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国现代化服务。     

英语科技新词与汉译名

编者按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名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量涌现。面对层出不穷的科技新词,译名工作应遵循怎样的原则才能适应科技的日新月异？欢迎广大语言和科技工作者来稿探讨舶来语译名中“音译”与“意译”的有关问题。摘要 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大量新概念、新词汇。了解英语创生科技词汇的方式及译名的法则,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和语言文字的规范有着重要的意义。英语主要通过合成、缀合、缩略、借用、反成等方式创生新词。译名是一切翻译的基础,本文论述了译名的准则。译名有意译、 音译、音意混译三种方法。音译词有利于国际交流和文字的计算机处理、机器翻译。科技名词应提倡音译,并易与国际惯例接轨。
三百多年前,英语不过是不列颠诸岛的地方语言,在世界上毫无影响。文艺复兴唤起了英国人对自己语言的热爱。此后,随着英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英语开始逐渐进入科学的圣殿。特别是随着英国国力的增强及其“日不落帝国”殖民地的扩张,英语逐渐从英伦三岛走向世界。1776年,美国独立后,还是采用了英语。此后不到两个世纪,美国的经济、政治、科技在世界上影响日益强大,引导世界潮流,英语流行全球。世界各国科学家都愿意首先用英语发表自己的新发明、新理论。现代科学技术的多数重大成果都源自美国或首先出自英语文献,新的科技词汇、术语首先在英语里出现,尔后才通过翻译、借用等方式流入其他语言。近年来计算机和因特网的普及使英语的扩张再次达到高潮,英语已成为本世纪的事实上的国际语。了解英语科技词汇的产生及其译名法则,对于我国科技的发展和语言文字的规范有着重要的意义。一、 科技是新词汇之母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电的发明,混凝土的出现,无线电和电脑网络的发展,哈勃太空望远镜……每一项科学技术的进步,都给我们的生活展开新的一页,同时也给我们以新的概念、新的词汇和语言。现代科技最令人心驰神往的成就,当是月球探险。宇航员在月球行走,那种踉跄的经历使他们造出了新词moonwalk。我们常用诗的语言描述日出(sunrise)、月升(moonrise),但宇航员们在月球上却领略过蓝色的地球从“月平线”冉冉升起的动人景象而造出新词earthrise。生物科学的进展创造了大量新术语：DNA(脱氧核糖核酸),genetic code(基因码),RNA(核糖核酸),AIDS(艾滋病),clone(克隆),等等。随着物理学家向微观世界钻得越来越深,他们也给英语创造了许多新名称：Kaon(K介子),hyperon(超子),antimatter(反物质)。工程技术的进展更是创造了无数的新事物、新名词：通过Internet进入cyberspace(信息空间),用fiber(光纤)通信,借助CT诊断疾病,使用solar cell(太阳能电池)驱动汽车,乘shuttle(航天飞机)往返太空……其他如教育、娱乐、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也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新词。M.Faraday(法拉第)在世时电学词汇不到100个,但今天,电气工程词汇已超过10万——实际上任何专业几乎都可编一本厚厚的“专业词汇”。据《美国大百科全书》介绍,到1992年时英语单词已超过100万;而100年前出版的、被认为把英语词汇基本上搜罗无遗的《牛津英语大词典》的全部词汇才41万。二、英语创生科技新词的方式旧瓶装新酒,仍是一瓶新酒。赋旧词以新义(谓之“转义”),就可产生新的词汇、术语,这是扩充词汇的一种重要方式。如“computer” 本指“计算者”,但计算机问世后,它就指“计算机”了;“angel”本指“天使”,但在电子术语里它指“雷达反响”;“father”本指“父亲”,但在计算机专业里却指“父目录”;“bug”本指“臭虫”,但在技术词典里它指：①故障,②双列直插式集成电路,③防盗报警器,④窃听器。这类由于增加词义而进入科技词典的词汇为数极众。但这些词汇严格说来不能说是“新词”,所以“转义”还不能算是一种造词方式。英语里直接创生新词的方式有：第一种方式是新创——由科学家或作家根据其对新概念的理解而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词。如W.Gilbert(吉尔伯特)创造的electric(电);M.Farady(法拉第)创造的ion(离子),cathode(阴极),anode(阳极);E.C.Lawrence(劳伦斯)创造的cyclotrone(回旋加速器);科幻小说家William Gibson创造的cyberspace(信息空间)……第二种是合成——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合成一个复合词。前述earthrise,moonwalk,blackhole等即属此类。这种造词法在英语里很活跃,词上叠词,几乎毫无限制,例如：current steering 电流导引current steering transfer 电流导引传输current steering transfer circuit 电流导引传输电路fast-than-light velocity 超光速metal-oxide 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晶体管这类复合词占整个科技词汇的70%以上。复合词的词序与汉语基本相同,不可颠倒,否则意思也就变了,例如：data input 数据输入input data 输入数据cabin pressure 舱压pressure cabin 压力舱design reliability 设计可靠性reliability design 可靠性设计但也有例外。有少数词受外来语影响,或系古英语残余,修饰成分放在后面(谓之“倒置”^①),例如：life expectant 预期寿命sum total 总和另外,一些复合词的涵义不可从字面猜度：fly coffin 滑翔机milky sea 乳白发光Milky Way 银河breakwater 防波堤floating breakwater 浮式防波堤复合词中的连字符问题,似乎没有明确的法则。据英国语言学家Leech称,复合词大多有一共同规律：开始时是分写(称为open compound)：wave length,star lan;用久了,就可以用连字符连起来(称为hyphened compound)：wave-length,star-lan;最后,就融为一体(成为solid word)：wavelength,starlan。第三种方式是缀合——在原有的词根上加前缀或后缀造出新词。这种方法灵活而多产。以compute(计算)为例,派生出来的词汇似乎是无限的：computer,computing,computerize,computerism,computerology,minicomputer,microcomputer,supercomputer,telecomputing……科技英语里的常用词缀,绝大多数是拉丁或希腊词根,派生出来的词大多是国际通用的。值得一提的是,生命力旺盛的英语对已有的大量词缀仍不满足,它还要借用或造出更多的词缀,如mini-,giga-,nano-,pico-,femto-,atto-,-oriented,等等。mini-是60年代出现的,来自意大利词minimature(小型化)。现代技术使一切产品都精巧化了,因此这个词缀妙用无穷：minibus,minicar,minibike,minicam(emra),minisub(marine)……几乎任何小型化的东西前面都可冠以mini-。大陆通常译为“小型”,如“小型机(minicomputer);在台湾则译成“迷你”,如“迷你裙(miniskirt)”,音意皆妙,堪称是译名的典范。第四种方式是缩略,就是取几个词的首字母或部分组成一个新词。如前面的metal-oxide 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写者、读者皆感累赘,现在就被缩略为mosfet。由此产生的新词极多,如：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laserlight-emitting diode→ledbinary digit→bitintegrated circuit→IC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radarmodulator-demodulator→modemcommon business-oriented language→COBOL单个的词也可“简化”：ampere→ampgasoline→gaslaboratory→labsubmarine→substereophonic→stereotelephone→phonecamera→cam这种简化在现代科技英语里已成为潮流。事实上许多新词都是为了简化而造出来的,如radio取代wireless telegraphy,ionosphere 取代upper conducting layer,conductivity取代reciprocal of resistance,等等。瑞典语言学家Kerstin Klassor说：“通过这种方式(指简化),物理学和工程技术英语开始模仿化学和数学的语言——使用公式化的长串符号来表达复杂的内容：类似‘Design techniques,using ecl,ttl,cmos,bimos and jfet circuitry……’的句子在科技英语里越来越多”。^①第五种方式是反成——从现有的词里删去假想的词缀而得到新词。如laser,看起来是由lase＋er组成,于是把-er去掉,得到一个新动词lase(发射激光)。其他如：tape-recorder→tape-recordsoft-landing→soft-landautomation→automateaviation→aviateholography→holograph第六种方式是借用——这里主要指从别的语言里借用词汇。英语的一大特点就是词汇的开放性,它很善于从别的语言里借用词汇： robot(机器人,捷),tungen(钨,瑞典),silo(导弹,西班牙),kamikaze(遥控飞行器,日本),sputnik(人造卫星,俄),cassette(盒式磁带,法),raster(光栅,德),wok(锅,中),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方式,如转化——将人名、地名、商标名转化为普通名词(wankel,diesel,tty,kodak,nankin……);翻译——翻译外语词(如,zero-point-energy译自德语Nullpunkts Energie);拟声——beep,ping-pong,whiz等等,方式多样,不胜枚举。1976年英国的《NEW SCIENTIST》杂志上出现一个新词ecneics(反科学),系science一词的倒写。如法炮制的词还有mho(电导单位姆欧,ohm的倒写),daraf(拉法,电容单位法拉的倒数,farad的倒写)。英语构词法的别出心裁于此可见一斑。以上是创造科技新词框架的几种基本方式。这些方式可任意组合,综合运用,从而变化无穷地派生出无限多的词汇用以描述这个变化无穷的世界——如可以先合成,再缩略：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MIDI;或者,先缀合,再合成,再缩略：multimedia→multimedia personal computer→MPC……如此无拘无束、灵活多变地构词,使得英语具有词汇丰富、表达力强、生动活泼等特点。但有时也出现过分随意的现象。如电视电话问世不久,就有picture phone,viewphone,videophone,videotelephone等四种名称。逻辑电路中的“与门”之类,居然多达11种叫法^①,这就与科学语言所要求的严谨简练大相径庭。这一点,虽然语言学家、科学家提出过解决办法,但还是非常“自由化”,因为语言毕竟不是由少数人规定得了的。三、科技名词的汉语译名准则译名是一切翻译的基础,译名错,意思必错。近年来我国出版了多种多样的专业词汇、手册,正说明了此项工作已引起重视。但是,也许正因为编译者众,出版者多,加上无明确的指导方针,有相当一部分译名是粗糙而混乱的。首先要确定一个衡量译名好坏的标准。英语中不少新词是由科学家为自己的发明或创见而创造的,如W.Gilbert(吉尔伯特)创造的electric(电);M.Farady(法拉第)创造的ion(离子),cathod(阴极),anode(阳极);A.G.Bell(贝尔)创造的telephone(电话);J.L.Baird(贝尔德)创造的television(电视);B.E.Rutherford(卢瑟福)创造的half life(半衰期)……这些词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语言学家都一致称善,因为它们是“明确而简练(exact and brief)”^②。“明确”、“简练”既是评价新造术语的标准,也是评价译名的标准。凡符合这个标准的译名必然成功,不符合的就不易被接受。如“aerospace”,曾被译为“航空宇宙”、“航空空间”、“宇宙空间”,既不明确,又不简练,大家都不满意,译名统一不起来。最后译为“航天”,就被普遍采用。分析一下我们现有的一些译名,可看出它们的毛病正是不明确,不简练。如计算机里的card,其复合词很多,下面抄录几条并附上《英汉计算机技术词汇》^③里的译名：card feed 片馈送机card interpreter 卡片解释程序card-proof machine 卡片验证机card reader 卡片阅读机“卡”在中文里本来就有“卡片”之意,如“资料卡”、“目录卡”,所以上述译名实是累赘,完全可以简化为“送卡机”、“释卡程序”、“验卡机”、“读卡器”等。类似情况在科技译名中十分普遍。Spooling一词的译名,可谓是混乱的典型。该词只有一个含义,但各种词典里的译名至少有9种：同时外围联机操作,假脱机输入输出,假脱机,预传输,缓冲传输,斯普林,斯坡林,思坡林,什坡林。这本是个缩略词(全称是simultaneous peripheral operations on-line),国际通用,完全可以不译,直接引用(如spooling 系统),或统一音译为斯普林。翻译外语名词的方法不外乎三种：意译：World Wide Web 万维网virtual reality 拟真horsepower 马力submarine 潜艇telephone 电话bomber 轰炸机computer 计算机cross 十字架音译(包括直接引用原文)：logic 逻辑 humour 幽默radar 雷达 TOEFL 托福(考试)motor 马达 bus 巴士JAVA 佳娃(语言) clone 克隆UFO 幽浮 DDT BASIC音意混译：Internet 因特网 minibus 小巴AIDS 艾滋病 motorcar 摩托车carbine 卡宾枪 ice cream 冰淇淋jeep 吉普车 beer 啤酒utopia 乌托邦 Europe 欧洲音译必须统一用字,使之尽可能接近国际上主要的语言的读音或拼写,同时要与中文已有同音的音译词区分,如当前非常热门的生物工程技术“克隆” (英文原文是clone),与计算技术里的“克隆(Kron)”不应用相同的汉字。意译则必须透彻理解原词的涵义及相关概念,进行构词分析,探本溯源,字斟句酌地寻求最佳译名。音译较少风险,而意译则有贻笑大方的可能。1994年杨振宁博士因“Yang-Mills规范场论”再获美国最高科学奖鲍尔奖,我国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将“Yang-Mills”译为“杨氏磨房”,成为和“牛奶路”一样的国际笑柄(Mills本是与杨振宁一起研究、同获鲍尔奖的科学家的名字)。所谓译名更富创造性,主要是针对意译而言。鉴于科技词汇的标准化是个国际问题,早在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向各成员国推荐过制定科技词汇的原则^①。该原则是在美国术语委员会主席D.Roller博士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确立的。其主要内容是：1.一个术语只应有一个技术涵义;2.一个概念只应有一个名称;3.相关的概念应有相近的名称;4.不相关的概念其名称在音、形上应有明显的区别;5.术语最好能见词明义;6.名称应简单而发音清晰;7.一个名称在国际上主要的语言里应一致。显然,这也应该是我们制定译名的法则。应该说,要做到这几条很不容易。部分原因就是新术语或译名首先都是科技或管理人员提出的,他们大多没有“字斟句酌”的经验,很少下“一名之立,旬月踌躇”的功夫。等到语言文字工作者要对他们的“创造”进行规范化的时候,那些非规范化的词语早已“约定俗成”了。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邮码”与“邮编”之争。国际上邮区代码统称为“zip code”或“post code”(邮码),中国邮电部却画蛇添足取名为“邮政编码”。“政”者,国家某一部门主管业务之总称也(如“民政”“税政”“渔政”等),“邮政”大大超过“邮区”的范畴,舍“邮区代码”而用“邮政编码”已属不当;“邮政编码”推出后,邮电部门又将它缩写为“邮编”,进一步违反了汉语词汇的简写法则,导致谬种流传。四、科技名词提倡音译意译、 音译、音意混译这三种方法各有长短,本无需扬此抑彼,但在我国,长期以来有重意译轻音译的倾向。有的人总认为音译不算译,不足以显示水平,宁可造出个非常笨拙的“意译”,也决不音译,甚至对已被公认的音译词,也必欲除之而后快。过去曾有人试图用“战车”取代“坦克”,用“假象牙”取代“赛璐璐”,未能成功。近年来,用“维生素”取代“维他命”,“青霉素”取代“盘尼西林”,用“激光”取代“莱射(雷射)”却被视为“当然”。这种竭力追求意译的倾向与国际潮流实在是背道而驰。随着国际科技交流的日益重要,世界各国都已认识到统一科技术语是个紧迫的国际问题,解决办法之一就是音译(包括直接引用)。如向来讲究“国粹”,对“英语垄断”耿耿于怀的法国人现在不仅经常照抄英语词汇,甚至放弃自己固有的词汇改用世界上通用的英语词：ingeniere→engineering,patron→pattern,conteneur→container,等等。^①参见Technical Translating Manual,ASLIB,1991。奉行拿来主义从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的日本人,几乎对每个英语科技词汇都采用音译。1950年日本文部省关于科技术语的提案明确指出：“对于国际通用的术语可以不加翻译,直接引用。”^②现在有人称日语为“Japlish(英式日语)”,正说明了日语吸收英语词汇的程度。我国如果走极端相反的道路,就可能使自己的语言趋于孤立、封闭,与世界的隔阂加深,不利于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不利于人类的知识共享,不利于文字的计算机处理和机器翻译,就像我们现在的图书分类体系,与国际图书的分类、检索体系格格不入。其实,周恩来总理早在1958年就指出过：“汉语拼音可以用来音译人名、地名和科技术语。”从文字发展方向来看,中文终究是要拼音化的。音译词在拼音化之后,接近英语词,这样会有利于国际交流和文字的计算机处理和机器翻译。鲁迅先生更是坚决反对杜撰新汉字和死拼硬凑译名的。他说,认识并记住“Cd”不是比生造并记住“镉”更容易、更有用吗？即使是译人名,他也坚决反对“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他说：“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南陀,实叉南陀,鸠摩罗什婆……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译例推出原音来。”^③——从译文能推出原音,这是音译的无可替代的长处。如何音译,哪类词用音译,总的原则是与国际惯例接轨：1.国际上已有统一拼写的通用科技术语及缩略词,应音译或直接引用原文,如JAVA、DDT、APC、FORTRAN、BASIC、DNA、ecl、ttl、cmos、bimos、jfet、spooling之类。当然,这些词汇首次出现时,必须注明其全称或技术涵义,以便于读者准确识记和理解。2.除已有传统、公认译名者外,人名、地名、元素名称、公司商标名、书报刊名、参考文献名等均可直接引用原文。3.一般词汇以“明确简练”为权衡标准。如果意译既明确又简练,如“World Wide Web”译为“万维网”,当然就不必音译;反之则应音译或音意混译。如“AIDS”译为“艾滋病”而不译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Internet”译为“因特网”而不译为“国际互联网”,tank译为“坦克”而不译为“战车”,等等。应该说,译名不仅是科技和翻译工作者的事,它事关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及科技、文化的发展。上述译名的准则和音译的惯例,社会上懂得的人越多,我们的名词规范工作就会越顺利,就越利于我们的文化融入世界。 ----------------第18页① 这种倒置的复合词在古英语里非常多,据估计,公元900年的文献中,倒置词占整个复合词的47.6%,公元1000年时占30.9%,1100年占22.6%,1200年时占12.6%,到1250年,降至0.9%以下。参见陆殿扬著《英语词序研究》,商务印书馆。------------------第19页① DEVELOPMENT IN THE TERMINOLOGY OF PHYSICS AND TECHNIQUES,P191。此处ecl=emitter coupled logic (射极耦合逻辑),ttl=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晶体管-晶体管逻辑),cmos=complementary metal-oxide-semiconductor(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bimos=bipolar combined with mosfet(双极组合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晶体管),jfet=junction field effect transistor(结型场效晶体管)。--------------------第20页① 这11个词是：AND gate,AND circuit,AND elementt,AND unit,coincidence circuit,coincidence gate,coincidence unit,conjunction circuit,conjunction gate,intersection gate,logic product gate。② 参见DEVELOPMENT IN THE TERMINOLOGY OF PHYSICS AND TECHNIQUES,1988。③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21页① 参见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ranslating,UNESCO,1954。---------------------第22页① 参见Technical Translating Manual,ASLIB,1991② 参见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ranslating,UNESCO,1954。③ 参见《鲁迅全集》卷1,第396页。     

水产加工品术语的规范与统一

摘要 当前水产科技术语的混乱严重阻碍了水产业的向前发展,对国内外学术交流,技术规程的制订和执行等均十分不利,因此水产科技术语的规范化亟待解决。本文简要叙述了当前水产加工品术语所存在的问题,并对水产加工品术语的规范化提出了几点意见。
当今世界正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产生,由此出现了大量的新词汇、新概念。然而,由于地域、学科、翻译等许多因素,原有术语和新产生的术语都存在着使用和定名的混乱现象。因此,如何对各行各业的科技术语进行规范和统一就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另外,随着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不断开展,以及计算机在科技图书文献的编撰、检索和科技信息交流中的普遍应用,也对科技术语的统一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本文针对水产领域的科技术语,结合我们在制订行业技术标准《水产品加工基本名词术语》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拟对水产加工品术语的规范化工作提出自己的几点意见,希望得到有关专家的赐教。一、当前水产品术语存在的问题1.一物多名和一名多物与其他学科领域类似,水产加工品术语中“一物多名”与“一名多物”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有人叫做“饲料”,还有人称为“铒料”;这边说“甲壳质”,那边却说“甲壳素”或“几丁质”;“西加毒素”和“雪卡毒素”两个同是表示ciguatera的词却出现于同一科技文献中等等。2.中英文互译上的混乱由于“习惯势力”、“外来语的移植”、“翻译新手命名的后果”^[1]或因为“不是由统一机构定名,而是由翻译家或科学家自己译出或定名”^[2]等原因,水产品领域中对同一术语的英译或汉译十分混乱。例如“水产加工品”的对应英文便有aquatic product、fishery product、fish product、marine product等不同翻译;“冷藏”的对应英文也有cold storage/preservation、cooling storage/preservation、chilling storage/preservation、refrigerated storage/preservation等不同翻译;“HACCP”的中文翻译有“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危害分析与重要管制点”^[3]等几种叫法;也曾有过把crawfish与fresh water prawn均译为“淡水虾”而导致一项对外贸易合同作废,使国家蒙受重大经济损失的例子。3.产品名称上的混乱由于一些厂家乱用产品名称甚至是生搬硬套,更是加剧了产品术语上的混乱。如直接用日文汉字作产品名称并在产品包装和报刊杂志上出现的“天妇罗”或“添福乐”,其实就是鱼糜制品;标着“海苔”的产品往往使一般消费者误认为是海带,实际上是日文的紫菜的直用;还有的将“海带”标示为“昆布”,使消费者不知为何物,而“昆布”实为海带的日文。4.海峡两岸术语的不统一中国大陆与台湾省由于长期缺少交流沟通等种种原因,水产加工品名词术语不一致之处也相当多。如“墨鱼”在台湾称为“花枝”;“冻鱼糜”称为“冻海鱼浆”;“鱼糜制品”称为“炼制品”;而“琼胶”则称为“洋菜”等,且这种不一致的状况在书刊和科技文献中大量存在。凡此种种问题,对我国生产领域中技术规程的制订和执行,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技人才的培养等等均十分不利。因此,对于水产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了。二、对水产品术语规范化的几点建议1.海峡两岸水产科技名词的协调与统一如上所述,由于历史原因和科学概念在传播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海峡两岸水产科技名词不一致之处还很多,严重影响了两岸的合作与技术交流。近年来随着两岸水产贸易额的增加和学术交流的加强,这种问题亟待解决。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教授建议,“大陆应该和港澳台联合起来,用超地区的观念来对待汉语的科技术语工作,建立起超地区的汉语科技术语学术机构,统一操作汉语的科技术语工作,共同建立成熟的汉语术语学派。”令人欣喜的是,两岸水产业的专家学者都已充分认识到这一协调统一工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并已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如东海水产研究所的陆忠康先生等针对这一现象,研究选择出5 000多条名词术语对照在有关杂志上发表,已引起各方人士的重视。在海峡两岸水产名词协调工作方面,应该本着“积极推进,增进了解;择优选用,统一为上;求同存异,逐步一致”以及“先急后缓,先易后难”的原则,采取“老词老办法,新词新办法”的方针达到统一。即老词暂以对照为主,逐步达到统一;而新词,两岸可在一开始就一起研讨,共同定名,取得一致^[4,5]。2.水产科技术语应积极与国际接轨当今世界各国的频繁交往和经济全球化,反映在术语上则表现为科技术语的国际化日趋明显。应该说,术语的国际化是术语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各国都很注重本国科技术语向国际靠拢的问题。以我们的近邻之邦日本为例,197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外来语新词典》收外来语40000条,其中源于英、德、俄等21个语种,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等51个领域;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编日语外来语词典》收录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军事、美术、科技(包括23个专业)等领域的词目共10万条。所以有人认为：“从日本语言发展的历史与世界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日本语言的发展一直追踪着世界上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日本的科学技术水平达到今天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说与通过外来语获得某些新的科学概念和提高科学知识水平不无关系,外来语在丰富日本语言的功效上功不可没。”^[6]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等领域融入世界大家庭,特别是将来我国加入WTO以后,术语的国际化工作就显得更为迫切了。因此,必须要积极同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和经验,逐步使我国科技名词同国际接轨。我国水产品的产量多年居世界第一,水产品每年进出口总量超过2000万吨,价值40多亿美元。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对水产品的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外便相应出现了诸如“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贝类净化”等一大批新的水产术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密切跟踪国外水产术语的新变化、新发展,进行规范化地吸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制定标准术语时,要根据汉语表达方式的特点,在使术语形成体系的原则下,吸收国外术语对我们有用的成分,而不是一概照搬。正如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名词委副主任路甬祥所说,“开展术语学研究和术语规范化工作,既要注意和国际上术语学的研究和标准化工作相衔接,又要符合本国的语言文字特点和科技状况。对于像我国这样有着独特语言文字的国家,更要使术语的国际化和民族特色结合起来。任何形态的文化,包括学术研究在内,都是只有充分而准确地体现民族的国家的特色,才更具有国际性,才能对世界具有更大的意义。”^[7]3.做好水产加工品规范术语的推广工作科技术语是学术性强的基础工作,许多专家、学者以矢志不渝、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如何使众多专家的多年劳动成果得以推广应用,成为全国各有关单位、行业、部门和公民自觉遵守的规范,是重要而急需加强的工作。并且,规范名词只有为广大群众熟悉和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所以推广工作就成了十分重要的环节。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项工作还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水产科技名词的推广需解决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目前,水产科技名词的推广主要是借助于新闻媒体和书刊,但覆盖面十分有限。一方面出版单位销售困难而不愿多印,另一方面不少单位需用时却难于买到。这一矛盾需要有关方面(特别是出版单位)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宣传,使已公布名词的发行量有大的突破^[8]。还有,主管部门应多召集各水产科研院校、新闻媒体和加工企业召开名词术语讨论会,或以标准的形式发送到各有关单位,以此来扩大规范水产术语对社会各界的影响。如正在制定的行业标准《水产品加工基本名词术语》,就是为了通过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对规范名词加以宣传及推广。另外,随着因特网(Internet)技术的日益普及,利用网上传播应成为我们今后名词宣传的主要方式。因相比于其他方式,网上传播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将发布的规范名词发送到全世界用户手里,从而加速了科技名词的宣传推广。(2)各类工具书应带头使用规范的科技名词工具书(特别是权威工具书)代表了我国的文化和学术水平,其社会影响极为广泛。更多读者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查阅工具书,而不是去翻阅科技名词刊物或标准。所以,在推广使用规范科技名词方面,各类工具书理应率先垂范。然而,我们平常查阅工具书(包括权威工具书)时,发现其中有不少科技名词不规范,并且不同的工具书对同一名词的解释或写法有时还不同。仍以水产加工领域的名词为例,如minced fish这一单词,《英汉食品科技词汇》解释为“鱼糜”,《英汉食品工业词汇》则解释为“绞碎的鱼肉”,而“鱼糜”和“绞碎的鱼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水产品”这一名词,《英汉食品科技词汇》翻为fishery product,《英汉水产词汇》为marine product。由此可见,各类工具书在编纂和修订时应充分采用规范科技名词并相互协调一致。有关部门应把“是否使用已公布的规范词”作为衡量该书的质量指标之一。(3)广大新闻和科技教育工作者应提高认识,主动、积极使用规范名词因为科技名词的推广不是靠强制手段,这就要求全社会提高认识,充分了解使用规范名词的重要意义,尤其是新闻和科技教育工作者更应首当其冲。因为,新闻媒体与广大读者有最广泛而密切的接触,许多名词会出现在各种报道、文章中,成为广大群众获取新信息、新概念最直接的途径,对他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近几年才出现的“绿色食品”、“转基因食品”等新名词一般是通过此渠道而获得。而教材是提高文化素质所不可或缺的出版物,特别对处于求知初期的青少年来说,从教材中接受的知识会在其一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如果接受的是不规范的名词,纠正起来十分费力。因此,新闻工作者在编纂教材和科技教育工作者在教授知识时使用规范的名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钱三强同志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中的贡献

钱三强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许多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倡导者和领导人。1985－1992年担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他近年来亲自主持的实体机构之一。在他领导下,委员会短短几年已从创立(1984年)走向发展的新阶段,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委员会现已组建了43个学科的术语审定委员会,包括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科学、地球科学、农业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以及医学等;形成了一支有千余人科学家、教授、工程技术专家组成的科技术语审定队伍。近几年来,他们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审定出一批概念清晰,反映科学内涵精确的术语,诸如：《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地理学名词》、《化学名词》、《植物学名词》、《地球物理学名词》、《土壤学名词》、《医学名词》等,共20余种。这批术语在学术上,既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又具有权威性,在国务院授权下,以委员会名义相继公布,由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批各学科术语的问世,繁荣了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动了自然科学术语的系统化和规范化,进而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委员会在钱老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条例》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初步建立起以适应自身工作需要的术语审定的原则与方法,为建立以汉字为特点的科技术语体系——科技应用术语学,奠定了基础。钱老的不幸逝世,对日趋发展的科技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是个莫大的损失,我们以极其悲痛的心情,追忆他在主持领导这项工作的动人事迹,以寄托我们的哀思！一、在制定科技名词审定与统一的方针方面他在1985年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提出：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工作,并引用了郭沫若院长50年代初提出的论断,来说明这项工作的性质和重要性。郭老曾是建国初期,政务院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曾着重指出：学术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乃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在学术工作上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实现学术中国化的最起码的条件”。这说明,我国对科技名词工作十分重视。在建国初期,就把这项工作提到了崇高的境界,钱老在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重温这个论断,就更具有其深远意义。钱老在《报告》中还根据当代术语学的发展,认为：“当代术语学的研究水平,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还提出自然科学术语是进行学术交流的语言工具的论断,并认为,对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引进、学术交流、科技图书文献的编纂、出版和检索,科技情报信息的传递以及计算机技术在科技信息的应用等都具有重要应用价值。钱老在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宣布：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属于自然科学广意范畴,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科学,更要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学科,在他的倡导下,委员会初建时,就建立了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以及计算机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等。1990年第二届委员会后,集中相当的力量,又相继建立起一批工程技术以及能源、交通等学科领域的名词审定委员会,诸如电工、化工、土木、建筑、煤炭、冶金、水利等,显示出钱老重视与贯彻我国当前提出的“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方针。钱老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强调告诫我们：“我们进行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需要,为迎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早日实现科技名词的规范化和统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二、钱老以严肃、认真、朴实、科学的工作指导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钱三强同志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科学态度,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在他主持的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中更是兢兢业业,他在成立大会上指出：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是负责全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的权威性机构。但他又强调指出：学术权威性不是自封的,它是要通过我们艰苦工作逐步被承认的,国务院的委托,正是对委员会工作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任重道远。他首先以科学民主的作风发挥了主任、副主任领导核心作用,他虽然长期患病,但从末缺席过一次常委会,每次会议他都亲自主持讨论,做出具体部署与安排;他坚定倚靠广大科学家智慧的正确方向,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及全体委员的积极作用,同时以他高尚的品德和社会威望,特别是他那种严肃、严格的态度和谦逊、朴实的作风,深得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得到学术界的有力协作,仅仅三五年就使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他经常告诫我们,科技术语是个复杂而又严肃的问题,既要坚持真理,恪守科学的内涵,又要尊重历史事实,就是“约定俗成”的原则,绝不能草率确定,更不能屈从于哪个学派,一定要组织本学科学者、专家共同讨论,反复协商而定,列举几个实例,显示他恪守上述原则的典范作用。1.1985年在公布《天文学名词》时,关于天文界长期争议的“格林尼治”和“格林威治”两词,译名上既有确切和不确切一面,也有“约定俗成”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责成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书面论证,由天文学名词委员会作出更改“格林威治”为“格林尼治”的决定,由钱老又委托著名天文学家王绶琯、龚树模等评审天文学名词委员会的决定和论证,最后钱老主持部分主任、副主任会议根据评审意见做出最后决定,正式改为“格林尼治天文台”,充分反映出钱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2.1987年在审定数学、物理学名词过程中两个专业委员会对长期不统一的“矢量”、“向量”,之争,在他亲自主持的专题讨论会上,认为“矢量”与“向量”这两个术语虽然科学概念基本相近,但两词在各自学科领域使用范畴和频率不一,钱老根据两词的归属,以及副科服从主科,主科尊重副科的原则,得到了两个专业委员会的理解,各自列入主科词外,另列入又称词,使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迎刃而解,显示出钱老作为科学家的组织才华,也表明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威望。3.钱老一贯重视科学家对科技术语定名的意见和建议,凡科学家们提出的意见,他都严肃认真的处理。如钱学森提出细观、介观术语概念及科学内涵,他责成委员会办公室认真处理,并亲自致函钱学森同志表示谢意。4.钱老经常盛赞从事科技术语审定工作的学者、专家、教授们的艰苦劳动及无私的奉献精神,多次教导我们要特别尊重这些科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并力争在可能范畴内,为他们创造较为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照顾。三、加强港澳台及华语地区名词术语的交流关心祖国统一大业钱老在科技术语审定中,十分重视加强对港澳台、华语地区以及海外侨胞华裔学者的联系与交流,他常说：汉字、汉语是世界上约四分之一人口的语言工具,是一个众多的群体,我们应该提到一个高度来认识。根据最近美国《洛杉矶时报》(1992年3月10日)资料统计,世界15种主要语言使用情况,使用汉语的人口为9亿,使用英语的人口为4.5亿。早在1990年,著名学者钱伟长、知名人士袁晓园、安子介等就提出：下世纪是汉语发挥威力的时代。正像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之科学研究时所指：“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术语的革命”。这就是说;新术语的提出,往往具有本学科或超学科的革命意义。“概率”、“耗散结构”、“协同学”、“人择原理”、“中性突变”等都显示出这个论断。汉语及其术语不仅代表了东方古老灿烂文化,而且是最悠久光辉历史的象征,更显示着中华民族跨入廿一世纪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成就。这就不难理解当今全球学汉语热潮不断高涨的道理。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汉语的学生超过10万人,设有中文课程的国家共有60余个,其中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共有1800名学生,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系,德国约有2000－3000名大学生申请学习中文,美国设有中文课的大学则有近500所。从上述资料表明,钱老的嘱托蕴藏着多么深远的意义！最近以张存浩为首的大陆7位著名科学家访问台湾,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访问大陆,开创了近40余年来两岸学术交流的新篇章。在参观、交流过程中,两岸学者都提及“学术对话”的术语媒介问题,像台湾《联合报》1992年6月11日报道说：“来访的7位大陆科学家分别与台湾的同行展开‘学术对话’。学者们表示,在科学上虽然两岸隔离40年,有些科学名词两岸不同,但科学还是他们最共通的语言”。报导华中一代表在介绍大陆所发展的“分子电子材料时表示,两岸电子学的中文译名有很大的不同,像台湾的“积体电路”,在大陆叫作“集成电路”,这是因为在两岸不交流的三四十年,正是电子学发展最快的时候,以致译名各行其是;相对地,那时物理学的变化较少,所以两岸的专业名词就比较接近。”台湾“文建会”1992年7月2通过推动研究两岸文字统一与加强文化资产保存发扬工作的五年计划,先着重两岸用语、译名、字形、音译等调查研究,再经由两岸文化交流而讨论彼此差异,寻求统一方案(台《联合报》)。由此可见,钱老生前对加强港澳台科技名词术语交流的倡导,不仅是推动海峡两岸文化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已成为祖国统一大业的组成部分。这正反映了他作为著名科学家、社会活动家的远见卓识。四、重视交叉学科术语的命名与审定首届交叉学科学术讨论会后,国家领导人对软科学的战略意义及其决策性论证,作了精辟而系统的论述,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钱三强同志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主席,对当前交叉科学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交叉地带,一贯是新兴学科的生长点”。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本体论上来说,都是以探索物质、事物及其运动规律为基础,而在方法论上,既不同于纯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纯社会科学,而应建起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法。两大领域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涌现出边缘科学、横断科学以及综合科学在内的新生学科群,像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以及协同学等,这些新学科群不仅具有深遂的自然科学内涵,在应用上对国家重大科学论题的决策起着论证作用,同时也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功能和强大的生命力。鉴于此,钱老在几次会议上提出加强交叉学科的术语的订名与审定,以资推动交叉科学的发展。在他倡导下,委员会建立了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以及自然辩证法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会在初建阶段,曾多次邀请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未来学研究会、人才学研究会、系统工程学会、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技情报学会、思维科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学者,共同讨论交叉学科的术语的订名与审定,并成立了专门协调组,做了大量工作,对上述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及学科体系完善起了积极作用。他明确地告诫我们：交叉学科的纵深发展,必然涌现出反映一批新理论、新概念、新思维的新术语,这批新术语中有许多还涉及命名、译名问题,要以当代术语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科学概念出发,构成概念体系,精确地反映出新兴学科所指概念的科学内涵。诸如协同学(synergetics),紊乱学(chaos),决策论(decision the－ory)等,都还有不同的争议,委员会应组织专家、学者认真讨论,从概念的专属性给出反映科学内涵的概念性定义,发挥委员会在学术上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作用,为繁荣学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传递递科技信息,培训科技人才起着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把术语规范化与统一工作,做在新术语广泛流传之前,以防止新的混乱,这项工作才是委员会的中心工作。虽难度颇大,但在当代术语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下,结合我国科技术语传统特点和优势,特别是以汉字为特征的文字学、语音学、语言学以及现代汉语学的规律,为建立自己的应用科技术语学体系做出贡献。在钱老的授意下,首先得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协会以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支持,成立了自然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自然辩证法名词审定委员会。通过两年的反复讨论,各自初步完成约两千条术语审定革案,值得提及的是,通过这两部分术语的审定实践,扩展了委员会审定工作的范围,丰富了科技术语工作的科学内容。1.这两个学科的术语历史上都是未经审定过的“空白区”,其中有许多术语,在表达科学内涵上,尚不能确切反映所指事物的特定概念,叫做名不符其义,要依照概念特征,导出事物专属性的内涵,重新予以命名,或译名。2.两个学科术语审定过程中,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较多,像科学技术史术语中反映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术语,大部分是比较确切地反映出中国古代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其特点是正确标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内涵,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形成了自己的独立体系,有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和方法,其结构体现了汉字、汉语表意性语言文字的特征。汇集的古代科技术语,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优先地位,代表了东方古老灿烂文化,也是标志着五千年光辉的历史象征;自然辩证法在我国通过几十年的宣传学习与运用研究,已使我国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规律,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自然观和方法论上,取得丰硕的成就。许多科学领域的成就,赋存有丰富的哲学内涵,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自然也就涌现出一套反映这些理论概念的术语,术语的形成与交流,将为建立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起着桥梁与推动作用。3.鉴于这两个学科的术语都具有我国独特的含义,不仅要命名、译名、审定汉语术语,还要确定其相应的外文(英文)名词,以利国内外学术交流。从上述这两个学科试点工作的实践及取得的经验和进展,更显示了钱老做为科学家的高瞻远嘱和远见卓识。     

谈国外大学的术语学教学

摘要 简要介绍了术语学教育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国外五所大学的术语学教育情况,并阐述了中国术语学教育可以从中得到的启示。一 国外大学的术语学教学情况1.奥地利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维也纳大学的术语学教学有较长的历史,术语学课程正式成为大学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的组成部分已近40年了。教授过术语学课程的老师包括20世纪70年代初的维斯特(Wüster),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费尔伯(Felber)和玻乐(Bühler),之后有欧瑟(Oeser)和布丁(Budin)等教授,从这个教学团队可以看出“维也纳术语学派”在维也纳大学的传承情况,特别是该学派对术语学教学的重视程度。维也纳大学的术语学教学传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即跨学科的属性和重实用的特征。跨学科是指术语学已经成为许多不同学科与专业教学的必然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参加术语学课程学习班或者研讨班(seminar)都是归属在应用科学哲学的名下,换言之,应用科学哲学教学计划的组成必然包含着术语学的内容,上课的学生也是来自各个不同的专业与学科,这样术语学的课程教学就有了独特的跨学科的背景特征。学生不同的经历自然要求他们须具备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意识,具备对不同语言知识结构的认识和对不同科技领域术语的意识。术语学的跨学科研讨班教学方式和重视知识工程学的发展成为了维也纳大学术语学教学新的传统。与术语学研讨班方法相配套的是：师生要共同参加一些应用性的术语研究课题,如历史术语学研究、多语言的知识组织体系研究、术语学与知识和信息工程学(包括参与欧洲范围内的超媒体术语课题的任务)等。术语学重实际应用的特征则具体地体现在对翻译人员(包括口译员和笔译员)的培训体系中,大学开设的以翻译为导向的(translation－oriented)术语管理班每年都吸引来自十几种主修语言课程的学生,这些不同语种的学生参加以实用为主的翻译术语学的课程学习后,反过来又强化了专门用途语言(LSP)中术语的应用。教授术语管理课程时既注意解决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问题,也注意解决实践层面上的问题,包括术语数据库的创建与有效的使用方法、在线的术语表、学生日后从事翻译职业后的发展等,教师时时处处都在关注术语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平衡关系。术语学的教学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个层面开设,还包括术语学方向的博士论文指导。此外,维也纳大学还与驻维也纳的联合国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由维也纳大学负责术语学与翻译高级课程的培训任务,培训重点是相关的理论培训、方法论的指导、翻译质量保证的落实与结合日常职业的实践等几个方面。面向译员的课程还着重探索如何利用好新的技术,如机助翻译系统,联机(在线)使用翻译与术语的工具和术语库管理系统等,这样,术语管理不只是翻译质量保证和信息管理的一个工具,而且是用来帮助译员增进了解、消除跨文化差异的利器。简言之,维也纳大学一直把术语学的教学与培训视为具有跨学科的特性,并且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大学注重为与术语相关的职业或者新的、变化中的职业提供实用方向的培训。另外,术语学的教学研究与一些术语研发(R&D)性的课题和活动相联系,与欧洲和国际合作的项目与计划相联系,而且出色地完成了许多重大的科研课题,取得了良好的声望。2.德国科隆应用科学大学(Cologn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德国科隆应用科学大学是德国最大的大学之一,2万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工程学、商科和社会科学这样的系科(又称为大学的传统系科)中学习,其中有1500名学生属于语言系,这些学生参加术语学培训可以获得翻译的文凭。在8个学期的课程学习中,学生要选择第一外语(从英语和法语中挑选)和第二外语(从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中挑选),由学生视自己的情况进行语言的组合。教学计划是根据商业、技术和法律的学科背景来设置专门用途语言翻译的一系列课程,因此,课程设置的术语部分是由4个主要的模块组成：术语科学的基础学习(侧重翻译方向),计算机化的术语工作,术语工作的课题实践及术语学论文。术语科学的基础学习授课的重点是：术语工作的不可或缺,术语学的基本概念,术语学的历史发展,专门用途语言与通用目的语言,概念与术语,概念的描述(特征与定义),概念体系,多语言的术语和术语的对等,计算机辅助术语管理面面观等。计算机化的术语工作是实践为主的课程,侧重术语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术语管理体系的介绍。要求学生创建术语库,记录术语的条目,掌握文字处理技术和万维网(WWW)的术语。术语工作的课题实践以术语研讨班形式展开,学生分成小组来创建一个小型的术语数据库。目的是要学生在术语课题的实践过程中能够说明术语的工作方法和多语的程序文档,能够善于利用因特网来从事术语研究,能够了解术语的资源,能够应用好研究的方法。课题的实践包括在多语程序的文档中输入术语的数据并且建立概念的体系。术语学论文要求学生在第8个学期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与学生前个学期须完成的“简练”的术语课题(即建术语库)相比,论文的篇幅要求是大约200到400页之间,包含有所选的专业术语的150个概念。论文与课题的特点都在于强调术语学科的基础知识,强调对某个专业领域术语工作方法的描述和研究方法的应用,要求学生能够用两种或者三种语言来表示论文中的概念体系,能够清晰描述术语的条目,会独立构建术语表,并且要有全部语言按字母顺序编排的索引,有参考书目和打印的文稿。除此之外,学生还要交一个带有多语术语数据库的软盘或者光盘。3.芬兰瓦萨大学(University of Vaasa)术语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瓦萨大学商务语言交际课程计划中的一门选修课开设后,发展到今天,术语学课程不仅是译员培训计划中的一个必修的组成部分,而且成为该大学所有专业学生的选修课程。1990年瓦萨大学人文学院的传播学系还专门设立了新的术语学硕士学位课程,它是一个跨学科的硕士教学计划,涵盖了该大学术语学、应用语言学、新闻学、信息科学、多媒体和符号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术语学研究导论和专门用途语言导论两门课还是传播学专业所有学生的必修课程。^①术语学的其他系列课程有：术语分析与概念分析(主要面向传播学和多媒体传播学专业),术语的构成(2个学分),术语库(2个学分),术语学的课题(5个学分)。对于有志于选择术语学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的学生,该大学还开设了术语学研究高级课程(2个学分),术语学研讨班课程(5个学分)和术语实践的培训。由于大学在“多媒体系统与技术交流”(Multimedia Systems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方向设立了新的跨学科的硕士学位,所以对翻译专业和文献专业的教学课程也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与同行或者业界展开课题合作对术语学的教学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例如,与从事技术文献工作的人一道开发职业发展教学计划。瓦萨大学的在职术语学培训计划就是与诺基亚(Nokia)电讯公司和ABB公司联合筹划的产物,其目标是为有术语学教学背景、后从事技术文献工作的专业人员进行在职培训,以填补急缺的工作岗位。与芬兰一家ABB分公司的研究课题则是用术语分析的方法为该公司开发新的文献著录系统。4.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该大学的教学特色是：重视术语教学中练习的配套与实践环节的精心设计,并且及时从学生的练习中获得反馈的信息。把不同类型的术语练习应用到不同的教学环境中,同时在课程学习的不同的阶段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加强练习,已经成为该大学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做法。教师把术语练习分为五类。第一类的练习或课程是关于术语管理的基本原则。在涉及“物体(object也译客体)与概念”的主题时,设计好的练习是鼓励学生在文本中识别术语,然后分出作为表示物体与概念的图示标记或者符号的表示法。这个类别的练习还包括如何确定提供文本信息的“概念”的实际语境,练习的目的是叫学生学会辨别原始的术语数据。第二类的练习是鼓励学生在术语库中、词典中、百科全书和专业的文本中找到术语的定义和释义,然后就定义与释义展开分析讨论,展开评判并且完成修订补充的工作,练习的目的是充分了解构成定义的条件与要求。第三类的练习是依据所收集到的术语集来创建或者重新构建术语的概念体系。最好是把教师收集到的术语总汇(术语集)按照不同的方式展示给学生,如有术语的定义、无术语的定义,或去除连接知识本体(ontology)层次的关键结点(node)等。教师把手头上的术语汇编展示给学生看与做的目的：要学生知道构建概念体系的难点,知道要构建清晰的概念结构需要突出完整的定义与术语集之间的互动关系。第四类的练习是在学生对概念体系有了初步的认识后,围绕不同的文本类型来研究包括语言和非语言在内的术语概念的不同表达手段与方式。第五类的练习是分析术语的“产品”和词典的“产品”。分析的目的在于透析术语和词典产品所使用的方法,包括每一种产品设计与展示的方法、质量与具体应用的情况。学生要依据ISO 12620(术语计算机应用－数据类别)之类的工具,构建起自己的术语数据库模型,以便日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能够选用最适合自己的数据类型。这类练习还包括能够应用商业术语库产品的一种模式来构建自己的术语库。术语学课程的期末任务是要学生亲自参与完成一个完整的、文本式的双语术语课题。5.美国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肯特州立大学属下的应用语言学学院要求：所有翻译专业研究生层次的学生都须修应用于翻译的“术语学与计算机应用”(Terminology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课程^①,该课程在研究生教学计划的第二个学期(共15周的时间)开设。显然,术语学课程需要讲授的内容是难于在一个学期内完成的,因此学院规定：在修完该课程后,学生要在提交翻译的毕业论文时,一并完成翻译研讨课程中的术语汇编任务和术语库的创建工作。术语学教学计划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的情况下,达到最佳的效果,特别是满足学生日后工作的期望与所需,一直是该学院术语老师的关注焦点。为了把更多的内容融合或者压缩到现行的课程设置中,教学大纲规定的主要内容有：术语管理基本原则和问题导论,术语数据库管理入门,术语管理实践应用(包括练习),术语库的准备(大约50个术语条目),因特网通讯和万维网研究,术语与翻译管理的高级应用(如翻译记忆系统和机器翻译)。教师为弥补课堂教学时间的不足,在术语的练习上重点强调课题或研究题目的作用,要求学生自己花时间完成不同形式的课题,如个人的术语数据库建设,个人主页的制作及小组课题等。学生需掌握的技能要形成自然的衔接,要相互关联、互不可缺。例如,学生必须在懂得术语构成的基本原则和术语识别的基本知识后,才可以展开具体的术语实践的工作;学生在掌握了术语数据库管理和数据模拟的基础后,才可以设计自己的术语库;学生要想有效地记录自己的术语条目,就必须首先找到与自己课题相关的信息(信息检索与处理能力)。这是学生着手开展必要研究的过程或路程。实际上,学生在第一个学期所获得的图书的查阅能力与经历,能够在此时帮助学生快速有效地在线检索所需的信息并且把所需的术语信息以便捷的方式并入到自己的数据库中。以上,笔者对上述国外五所大学的术语学教学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之所以选择这五所大学,是因为他们的术语学教学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与典型性,他们的术语学教学传统一直具有国际的声誉与影响。五所大学中的三所都是来自讲德语的国家,原因在于奥地利和德国是开展大学术语教学活动最早的国家,从维斯特20世纪70年代初的术语学讲稿到80年代初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提供的术语学课程的培训^②以及后来德语区几所大学的教学实践,可以看出,术语学早已被列为翻译课程、应用科学哲学和其他学科教学计划的自然组成部分。而就北欧国家而言,其术语学教学始于70年代中期,术语学教学是专门用途语言翻译或者传播学的一部分。就术语学教学的普及与发达程度、重视程度和教学水准来说,笔者认为,北欧几个国家均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实际上,除以上列举的北欧两所大学之外,还有：挪威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的文化、语言和信息技术系,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University of Stockholm)和耶特堡大学(Gteborg University)语言学系,冰岛的冰岛语言学院(Icelandic Language Insititue)和丹麦的南丹麦大学等,这些大学除培养术语学方向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外,还成立了术语学的研究机构,在学界有“北欧派”(Nordic approach)之称。美国是在80年代初开始术语学的课程教学,术语学归属于其他学科,特别是翻译学的一个部分。英美国家还有美国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莫尔比(Alan K.Melby)教授的语言学系翻译研究组,英国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的语言学、文化与翻译学系和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 ter)的翻译与跨文化学中心,英国这两所大学国际知名的术语学家分别是罗洁思(Margaret Rogers)教授和已退休的萨格(Juan C.Sager)教授等人。俄罗斯的术语学教学进入大学的时间也比较早,术语学的课程是融合在其他学科中,被视为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加拿大高校多年来也有非常先进的术语学教学理念和成功的培养术语人才的方法,如世界知名的术语学者乐霍姆(Marie Clause L’Homme)教授所执教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y of Montreal)语言学与翻译系,还有戴候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和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两所大学的语言学与翻译系等,其教学与研究水平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如果按照语种来介绍,这里没有把讲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地区的一些大学包括在内,这并非是其术语学教学不出色,而是因为受制于研究中语言上的障碍。据了解,法国巴黎的高级翻译学院(Institut Supérieur d’Interprétariat et de Traduction)等几所大学,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庞培法布拉大学(Universitat Pompeu Fabra)下属的应用语言学院和葡萄牙波尔图大学(Universidade do Porto)的术语学教学也都在业界赫赫有名,他们除开展博士与硕士学位及本科生的教学(包括网上在线的各个层次与类别的远程术语学课程^①)之外,还在一些学科带头人的领导之下,成为了世界术语学前沿研究的中心,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如西班牙的M.Teresa Cabré教授和葡萄牙的Belinda Maia教授等。另外,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的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和安提瓜大学(University of Antioquia),非洲大陆尼日利亚迈杜古里大学(University of Maiduguri)由安提亚(Bassey E.Antia)教授所创立的术语学教学与研究,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并且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 对中国的启示1.术语学教学既要具有共性也要具有个性。虽然在挑选国外五所大学做介绍时,有意地侧重他们不同的特色,尽量不要趋同,但是在他们实际的教学中,还是有许多共性与共通的东西可供我们借鉴。如在术语学的课程设置中,要充分考虑开课的时机、时间与内容的排序、考虑课程模块与单元的组合衔接问题、考虑不同程度学生、教学目标与需求的问题、考虑课程应该包括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知识等因素。各大学都注意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平衡,都注意术语学方法论的训练,如术语工具(包括计算机等),概念的分析方法等,要求学生达到学以致用的目标,因此都是强调术语工作的实践性特点,特别是强调当今术语管理与计算机和万维网的关系。另一方面,任何科目的教学活动总是会与一门学科的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以及学科的最新进展相关联,教学的内容与材料必然反映着这门学科的主导思想和方法,术语学的教学也不例外,这五所大学的术语学教学都重视内容与科研的关系并且把新的发展融合在不同的教学任务中。在个性特征方面,各大学逐渐形成了自己术语教学的特色,如维也纳大学的跨学科教学与重实用的特征,科隆应用科学大学的分模块课程设置,瓦萨大学跨学科交叉学习与培养方案,肯特州立大学精心设计的教学大纲和合理排序的教学内容。五所大学在共性与普适性中所形成的个性做法,为我们今后的术语学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参照范本。2.五所大学在术语学教学的过程中都特别注重术语实践的环节。各大学在传授术语学理论、原则和方法的同时,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实践性的活动方式。如课题研究的多样化,有与公司企业的合作项目,有参与教授的科研项目,有要求学生独立完成的小型术语库等等。课外的配套练习也突出了“任务”的落实并且对各种实践活动都有具体的要求。研讨班式的教学也是以提升学生的实际技能为导向,如侧重翻译导向的术语学课程和计算机应用的术语管理课程等。术语学方向的论文写作也与纯理论的学术论文有所区分,论文的内容有实践方面的要求,如术语的条目与概念体系的建设等。总之,形式多样的术语实践活动既强化了学生的理论知识,又锻炼了他们的应用能力,而且还为学生将来的成长与发展及从事具体的术语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术语学教学团队的组建、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和优良的教学传统与传承是构建术语学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这五所大学几十年的经验说明,成功的术语学教育离不开国际知名的术语学家,即学科带头人的领导,离不开围绕学科带头人所组建的教学团队以及一代接一代教学传统的传承。如维也纳大学几代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与接班是“维也纳术语学派”发扬光大的保证。瓦萨大学目前优秀的术语学教学集体,是使得该大学在术语学教育领域国际知名的重要原因。现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就是因为著名的萨格教授退休后而没有新的拔尖的学者接班而导致该大学的术语学教学与研究水平下滑,影响削弱。反观比利时布鲁塞尔高等学院的情况,笔者发现：正是由于学科带头人、社会认知术语学理论创始人兼CVC(术语传播研究中心)创立者Rita Temmerman教授,在其名下聚集了一批学者,形成了术语本体编撰学的研究方法(Termontography approach),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证明：国外较好地实施术语学教育的大学都离不开学科带头人及其团队的作用。4.以上三个方面,即术语学教学的共性与个性、术语工作的实践特征、学科带头人及其教学团队和传统的继承,应该是判断术语学教学能否成功的“参数”或者标准,不遵循教学的规律或者规范,术语学的教学就无从谈起。国际术语学的大学教育也只有40年的历史,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国奋起直追,尤为未晚。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作为有着丰富术语资源的大国,其大学层次的术语学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或者说尚未正式启动,这与国家的术语发展战略极不相称。中国一些有识之士近年来一直在呼吁要正视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术语学教育,把术语学教育看成是国家知识工程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今,要把术语学教育推向实践,不应满足于坐而论道,而是到了起而行之的时候了。---------------------------第7页①关于术语学教学与培训的院校：读者可查阅Vaasa大学的术语论坛(Terminology forum,atn@uwasa.fi.http：//lipas.uwasa.fi/termino/)。网页中的Teaching and Training in Terminology Work and Science列出了世界各地术语学教学与培训的院校。本文介绍的五所大学的一些资料来自该网站的指引,其余资料来自与相关学者的交流。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登录各大学有关的术语教学网站。-----------------------------第8页①关于该课程的电子课件及其详细的描述,请参考：http：//appling.kent.edu/resourcespages/courseware/terminology_cop muterapps/60011Syllaubs－2007.htm.②欲了解国际术语信息中心和国际术语网(TermNet)这两个国际组织提供的术语学培训班和每年的术语学暑期学校(Summer School),请登录Infoterm和TermNet的网址查询。------------------------------第9页①关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庞培法布拉大学网络术语学课程的模块教学情况,请登录Universitat Pompeu Fabra,Barcelona：Institut universitari de linguistica aplicada(应用语言学院)后,点击Teaching(有英文的介绍)即可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