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用“能源”和“能量资源”替代“能源资源”

能源 (energy)即能量 (power)之来源。能量可以直接来自自然界 ,也可以来自人工加工的产物。人们在谈论能源时 ,所指的就是能量资源 (powerresources) ,所以 ,能源是能量资源的简称 ,能量资源是能源的全称。它包括一次能源 (primaryenergy)和二次能源 (sec ondaryenergy)。目前习惯上将一次、二次能源通称为能源 ,但是有人将其中的一次能源错误地称为能源资源 ;从而在“能源”和“能量资源”两个科学名词之外就有了一个既不科学 ,又不规范的“能源资源”名词。为了正确使用能源名词 ,规范能源研究工作 ,建议用“能源”和“能量资源”替代“…     

磁盘和光碟应区别

信息技术中盘和碟是常见的词,但常常当作同义词混用而造成混乱。在英文文献中,磁盘与光碟用的是disk和disc。据字典(例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商务1997年版)说disc是英国拼法,disk是美国拼法,两者是通用的。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这种混用的情况容易引起误解,闹不清说的是光碟还是磁盘。有人建议将这两个字的意思分开,即disk指磁盘,disc指光碟。例如,1993年第4版Microsoft出版社的Computer Dictionary,1994年版的Webster's World Dictionary of Computer Terms都明确说disk是磁盘,disc是光碟。1993年版的第10版IBM Dictionary of Computing 在词条上就加以区分。Magnetic disk和Optical disc,Compact disc,也就把disk指磁盘,disc指光碟。在中文计算机报刊上,由于原来disk和disc的通用,造成许多译文中由于译者的不小心把该译成光碟的disk译成磁盘,把该译成磁盘的disc译成光碟。结果是使文章内容没法看懂。除此之外,由于全国名词委1994年审定的计算机名词中用“磁盘”和“光盘”,而港台文献常用“磁碟”和“光碟”,结果是混用严重,有的报刊同一期上一会儿是用碟,一会儿又用盘,甚至同一篇文章中盘、碟都混用。因此建议,按照国外目前的习惯用法,把disk译成磁盘,把disc译成光碟,盘和碟分开。盘和碟分开的另一好处是在加有限定词时可以省略去“磁”、“光”字样不致引起误解。如硬磁盘,软磁盘可简称硬盘,软盘。光磁盘是一种磁盘,磁光碟是一种光碟。不会因光磁盘,磁光盘字差不多而混淆。激光唱盘改称唱碟,激光视盘改称影碟,比较简短,易于推广。     

磁盘和光碟应区别

信息技术中盘和碟是常见的词,但常常当作同义词混用而造成混乱。在英文文献中,磁盘与光碟用的是disk和disc。据字典(例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商务1997年版)说disc是英国拼法,disk是美国拼法,两者是通用的。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这种混用的情况容易引起误解,闹不清说的是光碟还是磁盘。有人建议将这两个字的意思分开,即disk指磁盘,disc指光碟。例如,1993年第4版Microsoft出版社的Computer Dictionary,1994年版的Webster's World Dictionary of Computer Terms都明确说disk是磁盘,disc是光碟。1993年版的第10版IBM Dictionary of Computing在词条上就加以区分。Magnetic disk和Optical disc,Compact disc,也就把disk指磁盘,disc指光碟。在中文计算机报刊上,由于原来disk和disc的通用,造成许多译文中由于译者的不小心把该译成光碟的disk译成磁盘,把该译成磁盘的disc译成光碟。结果是使文章内容没法看懂。除此之外,由于全国名词委1994年审定的计算机名词中用“磁盘”和“光盘”,而港台文献常用“磁碟”和“光碟”,结果是混用严重,有的报刊同一期上一会儿是用碟,一会儿又用盘,甚至同一篇文章中盘、碟都混用。因此建议,按照国外目前的习惯用法,把disk译成磁盘,把disc译成光碟,盘和碟分开。盘和碟分开的另一好处是在加有限定词时可以省略去“磁”、“光”字样不致引起误解。如硬磁盘,软磁盘可简称硬盘,软盘。光磁盘是一种磁盘,磁光碟是一种光碟。不会因光磁盘,磁光盘字差不多而混淆。激光唱盘改称唱碟,激光视盘改称影碟,比较简短,易于推广。* 林兼研究员是计算机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还是叫“空间”好

“Ｓｐａｃｅ”一词的直译就是“空间” ,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和ｓｐａｃｅｐｈｙｓｉｃｓ分别译为“空间科学”和“空间物理学”。这种译法比较确切和广义 ,且不带有人为的色彩。假如把“ｓｐａｃｅ”译成“太空” ,它就仅限于研究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宇宙空间 ,这就把空间科学中比较重要的诸如大气电离层的研究排除在外了。假如把“ｓｐａｃｅ”译成“航天” ,这就夹杂着人为的因素 ,“航天科学”和“航天物理学”就变成只有人航行时的研究学问了。尽管有人在中文文字上下了功夫 ,将“ｓｐａｃｅ”译成“宇空” ,但它已不完全是“ｓｐａ…     

对语言学经典著作中术语的翻译应尊重历史

《中国科技术语》编辑部:贵刊2007年第2期上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三组重要术语的中文译名作了探讨,最后对于associatif(paradigmatique)这(两)个术语的翻译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意见,即认为“把associatif(par-adigmatique)译为‘聚合关系’,只强调了一种很多词堆在一起的特征;而把它译成‘选择关系’,就强调出在众多纵向的词当中,有挑选出某个词来组句的意思”。很显然,针对不同中译本对该术语翻译的不统一,作者想要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而且事实上,这两个词在后来的语言学理论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相同的,就其功能而言,将两个词根据…     

中国人的根

这是雅思培训课程的最后一天,中国籍英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几首最简单的中国古诗,让我们译成英文。 一位同学站成起来,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翻译成“ifyouwanttowatehmore,please即叩-stairs”时,老师笑了,说:“把你的句子再直译成中文就是:‘如果你想看得更多,请上楼。”’听着名诗变成这种味道,教室一片爆笑。 我们换了各种表达方法翻译,可依然感觉到总有什么东西不到位。 “为什么呢?你们想过没有?这就是文化差异。这些文字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沉淀,是永远无法用任何一种东西替代的。将来,无论你们出国走到哪里,一定要记得,这—…     

“生态建设”这个词是可以用的

“生态环境”四个字连起来用是不恰当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当然也不宜使用。但“生态建设”这个词应该还是可以用的。我们进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时，就用了这个词。我们专题的名称就是：“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科技问题”。“生态建设”一词若译成英文应该是“ecological restoration”。其内涵包括了修复、重建、建设等概念，     

可再生能源可以“再生”吗？

文章深刻分析了可再生能源的定义,仔细研究了“再生”在《辞海》和网络上的含义,并对再生的每一个含义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可再生能源是不可以“再生”的。用“可再生能源”来概括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和地热能等这类能源是不正确的。认为把“可再生能源”改为“可更新能源”更适合。     

信任

出租车把我载到一所大楼前。“劳驾,”我对司机说,“别关计价器。我到公司里去去就回来,然后我们再朝前开。”司机不满地皱了皱眉。“也许,先结账不是更好吗?”他问。“不不,我还要继续坐您的车呢。”我说,“瞧您,不信任我吗?您想我会溜掉?那好……我把我的帽子押在您这儿。”     

笑评“中央空调”

前些年 ,生产大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的江苏双良公司率先打出了“中央空调”广告 ,后来长沙的远大公司接过了这一旗帜 ,“远大中央空调”的广告词在电视屏幕上轮番“轰炸”。近来 ,家用空调行业也加入了这个合唱 ,推出了所谓“家用中央空调”或“户式中央空调” ,这就使得“中央空调”一词广泛流传 ,要想改过来几乎不可能。事实上 ,在国际和国内的空调专业术语中 ,并没有“中央空调”一词 ,该词完全是国内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商的大创意 ,具有中国特色。应该说 ,“中央空调”是一个炒作出来的文化词 ,而非专业词汇。在空调专业中 ,通常把建筑…     

编写科技词汇的一点体会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国际间文化科技交流的日益频繁,使我国社会各阶层学习和使用外语日广,特别是英语更为普遍。为了便于广大知识界的学习,我国近二十年来出版了大量中外文对照的各种科技词汇,词典或辞典等工具书,尤以英汉对照者为多,估计有四、五十种之多,这对促进我国科技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由于近代科学技术向纵横方向发展,各专门学科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和相互渗透。如电子学几乎和每门学科有关,计量学也不例外。因此近年出版的各种科技的专业词汇书所搜集名词术语的内容和范围日益增加,这类工具书有越出越厚之势。这样往往使一个英语科技名词术语能从几本或十多本词汇书中查到,而且常常译名不统一,使读者难以选择。例如：“metrology”一词有译成基本度量学,〔基本〕度量衡学,度量衡学,度量衡制,计量制和计量学等6种译法。“Izod impact test”中的“Izod”有译成“埃左”,“艾泽”,“伊兆特”,“艾卓德”,“伊佐德”,“艾氏”和“爱氏”等7种译法,使读者无所适从。我最近从编写有关计量测试的专业词汇书中体会到,在确定英文科技名词术语的译名时,应考虑下列五个特性。一、科学性所谓科学性就是要把外文科技名词的含义准确而又严格地译成中文名词。如“metrology”这个词原意是指“关于测量的知识领域”,因此将它译成“计量学”,显然比“基本度量学”,“度量衡学”和“度量衡制”等更确切,科学性更好。又如“Kilogram”这个质量的主单位过去被译成“公斤”,现在则按照该词的词头“kilo”(千)和词身“gram”(克)译成“千克”,则更直观,科学性更强。至于声学中的感觉噪声的单位“noy”,现在有译成“呐”和“纳”的。我以为“纳”现已作为我国法定计量单位中词头“nano”(纳诺)的符号,为了避免混乱,“noy”以译成“呐”更为严格。虽则在1977年7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计量局发出的,“关于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的通知”中规定淘汰“哩”,“呎”,“吋”,“”和“”,“”,“”和“”等所造的计量单位用字,但未提及“呐”,而且“呐”在我国并非新造的字。二、习惯性这里所谓习惯性就是对某一科技名词术语的习惯译法,人们习惯了,往往不愿轻易更改。我以为一个译名若用惯了而又不会引起混乱,就不一定去改它。例如“pressure”原来译成“压力”,后来有人认为科学性欠佳,主张改译为“压强”。但“强”比“力”写起来麻烦多了,也可说后面提到的“使用性”差多了,但我以为译成“压力”并不致造成很大混乱,故仍主张维持习惯的译法。但习惯并不是永远不能改的,遇到必要时仍以废除习惯译名为宜。如长度的主单位“meter”过去习惯译名为“公尺”,“metric system”过去习惯译名是“公制”。195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中规定我国采用公制。但该制度中的“公分”“公厘”既为长度的导出单位,又是质量的导出单位,这样在使用中容易造成混乱。因此近一、二十年来科技界、计量部门主张用“米”代替“公尺”,用“米制”代替“公制”二字,这样科学性更强,或者说科学性战胜习惯性了。1984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命令”中更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这个更改。三、使用性这里所说的使用性好,就是指一个译名易懂、易记、易写。若能使一个科技译名具有三“易”特性,则它就会有生命力。如把一些带外国人姓名的科技名词按拼音直译则显得繁锁。过去曾把“Avogadro number”和“Brinell hardness”直译成“阿佛伽德罗数”和“布里涅耳氏硬度”,但若译成“阿氏数”和“布氏硬度”则会大大提高译名的使用性。当然简化了有时也可能出现混乱。我主张在适当场合,尽量使外国姓名“氏”化。如我国现已常用的一些译名“摄氏度”,“华氏度”,“布氏硬度”,“洛氏硬度”,“肖氏硬度”,“麦氏真空计”和“莫氏锥度”等等。再如“resolution”一词,现有词汇书中,有译成“分辨能力”,“分辨本领”,“分辨率”和“分辨力”的。从科学性讲以前二个译名为好,但从使用性来看,则四个译名除前二字“分辨”均相同外,显然“力”比“率”,“能力”比“本领”易写且省时多了。所以我主张把“resolution”一词译成“分辨力”。四、对应性所谓对应性是指从外文名词译成中文或从中文名词再译成外文时的对应译法。一个外文名词有时可能有多个含义,我主张每个含义最好只有一个中文的对应译名,这样既便于使用又利于由中文反译成对应的外文名词。但目前我国已出版的一些词汇书中,往往有的外文名词的一个含义被译成多个中文译名,让读者选择。如物理学中的“noise level”、有的词汇书把它译成噪声〔干扰,杂音〕电平,噪声级,噪声水平,噪音级等。我主张单译成噪声级就可以了,因为它们的含义是相同的。误差理论中的“Standard deviation”现有译成“标准偏差”和“标准差”的。从对应性看,我认为译成前者为妥。因“标准差”在译成外文时,容易误译为“standard difference”。又如“strain gauge”有译成“变形测定器”“伸长计”,“张力计”,“应变片”和“应变仪”等的,从对应性看,我以为译成“应变仪”较妥。五、发展性由于科技的不断发展,一个名词术语也常会发生变化,个别老的会变得不合适而被废除,新的又被创造出来。如计量学单位的词头,过去曾用过“milli－micro”和“micro－micro”(曾被译作毫微和微微),1960年第11届国际计量大会决议分别用“nano－”(译作纳诺)和“peco－”(译作皮可)来代替。而“micron”(符号为μ)原译为微米,但因后来将“micro”(符号也为μ)作为单位词头使用,所以1967年第13届国际计量大会决议废除“micron”的使用,而微米的英文改用“micrometer”(符号为μm),符号“μ”代表“micro”作词头使用。可是我国在七十年代,或甚至八十年代出版的一些词汇书中,还列入“micron”(译作微米),“milli micro”(译作毫微)和“micro－micro”(译作微微)。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些已被废除使用的名词术语,我以为在新编或再版的词汇书中,可以不列入,或要列入时也应注明“已废”二字。上面提出的五个特性可供大家在编写或修订词汇书时参考。当然在确定一个外文名词术语的译名时,有时可能多考虑一点科学性或习惯性,而有时又可能多考虑一些使用性或对应性,这就要具体分析了。总之,要使译名定得确切,使读者乐于采用而使它有生命力,就要多多衡量上述五个特性。由于目前已有大量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的各种外文和中文对照的词汇(包括辞典、词典)书的出版发行,而科技名词的译名的统一工作没有跟上,因而已造成一定的混乱局面。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希望国家加强对这方面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加速制订各种学科专门名词术语(包括各种外文对照的)的国家标准或部门标准,作为编写各种专业或综合性词汇书的参考。同时还希望新编或修订上述词汇书时,多多参考其它有关专业词汇书的较确切的译法,而不应仅仅搜集各种词汇书中现有的各种译法,加以综合而成。以上所写一点体会,一定不够全面或有错误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建议用"能源"和"能量资源"替代"能源资源"

能源(energy)即能量(power)之来源.能量可以直接来自自然界,也可以来自人工加工的产物.人们在谈论能源时,所指的就是能量资源(power resources),所以,能源是能量资源的简称,能量资源是能源的全称.     

Prion译名商讨

英语科学名词中有不少缩写词。这些词的英语来源,通常是从一长串词组中,取其主要的词头字母,组合在一起而成。有时为了读音方便,略作变更。这样做可以有简洁明了的效果。简洁——原来一长串词组,现在成了一个字,而且往往音节甚少,易于拼读。明了——人们仍可以从缩写词的字母组成上,揣摩出这个词的含意与来龙去脉。但是,当我们试图把这类缩写词译成中文时,不免顾此失彼,难以两全：若按音译,得之简洁,但失之明了;若按意译,虽是明了,但常显啰嗦。prion就是这样一个例子。1997年度诺贝尔奖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S.B.Prusiner的主要功绩是,发现一类前所未见的病原物,该病原物可分别感染人或动物,造成致死的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如：羊搔痒病、疯牛病,以及人CJD(Creutzfeldt-Jakob)病等。令人惊讶的是,这类病原物与已知的霉菌、细菌或病毒完全不同,它的主要组成成分是蛋白质,不含核酸,而核酸一直被公认是所有生物的遗传物质。Prusiner在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时,为了突出表征他所发现的新病原物的特征,杜撰出一个新名称：Proteinaceous Infections Particle,缩称prion。这个新名字直译过来应为“蛋白质性质的感染颗粒”,或“有感染力的蛋白质粒子”。可是它的缩写词prion怎么译,就比较麻烦了。有人将它译成“朊病毒”(见周德庆著《微生物学教程》,高教出版社),以利于把它归纳到“病毒”这个大类别中去。但是,Prusiner工作的核心正是揭示出新的病原物在组成成分和作用机理上与传统观念上的病毒有本质区别,“朊病毒”这个译法恰恰体现不出这个核心。所以,我在一封工作信函中,建议暂用音译“普列昂”为好。音译为“普列昂”三个字,也是来自前面引述的周德庆先生的教科书。这封工作信函被编辑披露于1997年10月30日文汇报。后来,我收到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刘学礼先生的信。信中刘先生建议,把prion意译为“感染蛋白子”。实际上,在周先生的教科书中第91页上,亦提出了一个意译方案：“蛋白质侵染因子”。刘先生的译法显然又更简洁些。看起来,作为科学名词,单纯的音译总不如包含意义好。“感染蛋白子”似乎可以接受。若想更简洁些,可否考虑译为“染朊子”。用一个“朊”字来代表三个字的“蛋白质”,早已有之。不知什么缘故,近来不常用了,反而显得陌生。建议可以再把“朊”字在适当场合用起来。     

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不想讲原来的那个问题,而想从严老在他的讲话里提到的那篇文章《论公分公分公分》出发,讲几个有关的问题。严老那篇文章是半个世纪之前即1935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我昨天夜里找出来读了两遍,觉得这篇文章很值得我们这些后学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在五十年前提出来的许多问题,有些我们已经解决了,有些还没有很好解决。所以,我今天不想讲原来提纲里写的全部内容,只讲原来提纲里第五段,结合介绍严老的这篇文章以及就读这篇文章后我想到的一些意见。严老在这篇文章里讲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原文说：“今有长方形铜板一片,长50公分,阔40公分,面积0.02公分,厚0.5公分,重8930公分,故其密度为每一立方公分为8.93公分。”这段文章非常幽默,什么单位都是公分,满纸公分公分,因为当时长度、面积、重量的单位都定为公分。1932年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度量衡法。从1932年至1935年各个科学单位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并对此发表了一系列度量衡名词问题的文章。严老的《论公分公分公分》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逻辑严密,立论精辟,确实切中要害。他讲了上引的笑话后,认真地声称：“用中华民国度量衡法所定名称以写就之文章一段,其中长若干公分也,面积若干公分也,重若干公分也,密度每一立方公分若干公分也,固极正确而明瞭;其如满纸公分,令人望而生厌何！以我国四千余年悠久之历史,及丰富之文字,吾人于言长言重言地,尚不能得数个较适宜之度量衡名词而使用之,其将何以慰祖先而对来兹耶！实则采用任何三个不同之名词,如鸡犬豕或牛马羊,殆皆比公分公分公分略胜一筹。”作者沉痛地指出,以我国文明开化如此之早,语言文字如此之丰富,即使随便拿“马、牛、羊”或“鸡、犬、豕”来代表三个不同的概念,都要比用一个术语代表三个不同的概念好得多。这里提出了现代术语学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即一个术语代表一个概念,并且一个术语在一个学科内只能代表一个概念。文章附带指出,照中国旧时的语言文字的习惯,分、厘、毫都是不名数,即指最小单位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科学进步了,度量非常精密了,就更不能把分、厘、毫都当做名数来使用。这里虽然是附带提出了一个小问题,但它的立论符合现代术语学关于尊重语言文字使用习惯的原理——这同时也是社会语言学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如果不顾社会语言使用的习惯,常常会受到社会成员的抵制。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卓越的意见。他写道：“而同冠以无大意义之公字,……致有一名数义之失者,”什么都叫公,因为当时我国采用公制(C.G.S. system)所以凡是名词都加个公字,造成一个公字有三个意义。他指出,国民初年曾搞过公分、公厘、公毫,后来在长度单位中就改为粉、糎、粍,重量单位中就改为兝、兣、兞。文章指出,与其采用公分公厘公毫还不如用粉、兝这类字。后来在实践中却没有使用这些新造的方块字,却尊重中国语文古时的习惯,以分、厘、毫作为不名数去形容这些具体名数,就变成“分米”、“厘米”、“毫米”,“分克”、“厘克”、“毫克”等,这样既显得系统化,又比较好念。文章提出了一个现在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意见,叫做“约定俗成”。他是这样写的：“固非一二人强立之名,特经十余年千百万人试用修正后,应有之结果,大势所趋,孰能禁之！”文章中又提出了我们现在常常碰到的问题：“全国度量衡局近亦确有感悟。故特提倡凡长度面积重量小数之同名者,加偏旁以资识别：长度之公分,书作公;面积之公分,书作公坋;重量之公分,书作公;其它仿此。此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办法,决非善策。”文章对新造的方块字,坋,,持否定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后学深思的。总之,严老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很多到现在为止还是很有创见的意见论点。我想,大家如果有兴趣,不妨拿出来认真读一读。我昨夜读了,得到不少启发。因此,我按原来提纲第五段提出几点意见,向在座专家们请教：1.首先,我想到1935年严老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当代术语学的创始人维斯特(Eugen Wüster,1898－1977)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术语学著作。维斯特认为,术语学是处于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和分类学四门学科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命名时,首先要建立习惯基础上的技术标准,然后从这个技术标准出发,发展到规范化的标准,最后才照顾到国际化的标准。从习惯标准到规范标准,再从规范标准到国际化标准。这种分阶段的命名思想是有见地的,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这三个阶段不一定划分得那么明确,阶段之间的距离也不一定很长。他还认为,术语的制定,其概念内涵要非常准确,同时要照顾到系统性即分类,以及单一性,即在单一学科内一个概念只能用一个术语来表达,一个术语只能表达一个概念。但在多学科中共用同一个术语时可以称这术语为多义术语。2.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名词”,不是语法意义上的名词,而是当代信息科学中提到的术语。因为它不是语法上的名词,所以实际上包括了语法中的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等。比如“反馈”feedback,60至70年代香港出版的书刊译为“回授”,因此,biofeedback译为“生物回授”,现在我们用“反馈”,近来海外也用“反馈”了。“反馈”通常是一个名词,但有时却也可以当动词用。但它是一个术语,那是丝毫不用怀疑的。这里顺带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海外华人所用名词术语,常常同我们所用的不同,举一个最常见的例,computer海外通称“电脑”,我们则用“电子计算机”。是迁就即照抄海外译法还是根据我们的原则,科学地加以订定,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以为我们应当根据科学内涵、外延和祖国语言习惯加以审定,而不是简单的照抄或拒绝。3.名词术语采取音译还是采取意译的问题,是多少年来争论比较大的问题。例如,是“维他命”还是“维生素”？“维他命”是音译,“维生素”是意译。有人说,“维他命”只维他人的命不维自己的命,这就是望文生义,近乎诡辩了。又比如“雷达”,是望文而不能生义的。“雷达”(radar)是一种叫做acronym的缩略语,即把拼音文字几个字(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形成的一个新词——“Laser”(莱塞→激光)也是这一类词。在非拼音化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只能意译或音译,而不能抽取每一个词的头一个汉字形成一个新的术语,我举出过典型的例子,即MIRV,我们用汉字表达,只能是一大串：“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决不能略作“多分重运”。“莱塞”(laser)近来已习用“激光”了,这个是意译,好象还比较可取。此外,也有极少数名词术语,以音译传世,例如logic作“逻辑”,Hertz作“赫兹”——后者因为系人名转化而来,又当别论。有些术语半音译半意译,例如“分贝”(decibel)“分”是意译,“贝”是音译。那么究竟是译音容易望文生义,还是译意容易望文生义呢？看来两者都能望文生义。因为汉字同拼音文字不一样,所以我们搞名词术语工作比别的国家困难,别的国家拼音文字只要转写就行了,我们就不行。比如“控制论”(cybernetics),各国的文字如果是拼音的,转写过去就行了,如俄文、法文、德文都是这样。我们不行,只能用“控制论”,我在外国碰到一个台湾学者,他说他认为应该译成“制御学”,这也有道理,因为控制论这个词是从希腊文来的,原来有开船掌舵的意思。上海有个科学家写信给我,说不要用“控制论”这个词,因为容易同“自动控制”混淆。最近有同志发表文章,主张将cybernotics译成“赛博学”,这是音译了。由于我国还是一个以使用汉字为主要交际工具(甚至在目前是唯一的交际工具)的国家,除了人名、地名可以直接音译(转写)过来(最好初见时附原名),还有很多名词术语存在意译还是音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以为：一、用汉字音译,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常常会导致“望文生义”,因此,用汉字音译方法来引进新术语,一般地说是不可取的,尤其是某一学科的一级术语(即通用的基本术语)更不可取。二、如果用汉语拼音(拉丁字母)转写,比如二级以下的内涵十分细小的术语,是可能的。三、已经在社会上习用的音译术语,一般不宜改动,即使有缺点,除非会引起岐义,否则以沿用旧译为宜。4.是造新字还是用旧字的问题。如刚才一位同志提到因为事物发展了,《康熙字典》几万个字中没有一个字能表示这种新事物或新概念,就应该造一个新的符号来表达这个事物或概念。——这个符号究竟是创造一个新汉字好还是利用几个汉字组成一个新词好,值得考虑。据已故王竹溪教授统计,《康熙字典》共47073个字,一般讲是42174个字(因为有重字、复字和其它原因,所以总字数有出入)。现在邮电部颁布的标准电码本是从0001到9999,中间有空字,所以不多于10000字。国家标准GB231－80中,第1集收入3755字,第2集收入3008字,共6763字,这是输入电子计算机的信息交换基本字符。按照七十年代的字频统计,采用2163万字的材料,共使用了6374个不同的汉字(有称为“字种”的)。最近,国家标准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托北航电子计算机系抽查了1380万字的材料(包括科技材料),使用汉字达8369个。我举出这许多数字来,说明作为一种符号,方块汉字的数量已不少了,它们可以构成一个音节(即一个汉字),两个音节(即两个汉字)以至三四个音节的词,不造新字也能形成新词表达新的概念。如果承认这一点(即可以利用多个汉字组成一个词),那么,我以为不造新字更有利。过去已被社会公认并广泛流行的,如氕、氘、氚、熵等当然也不必去动它,今后我以为不必在造字上下功夫为宜。可以采取复合汉字组成新词来表达新的概念。例如kilowatt,过去造了一个新汉字：“瓩”,有人读做“千瓦”,有人读做“瓦千”,这个字究竟应该怎么读,旧字典里也查不到,现在好了,分写成两个字,即“千瓦”,两个汉字组成一个词,对应原文的kilowatt,我们把kilo译做“千”,把watt译做“瓦”,合成一个词“千瓦”,这不是很聪明么？5.约定俗成的问题。我不赞成改变已经习惯使用而在表达上没有重大缺陷的名词术语。例如,我不赞成用“赛博学”来代替“控制论”;即使“控制论”这样一个名词不能完全符合cybernetics这门科学的内涵,可是这些年这个词已经用开了,就不必改。再如“信息论”这样的词,也有不同意见,我看既已通行,就以不改为有利。当然,任何名词术语的使用,还有一个优选的过程,必要时会发生自然淘汰,最初创的不一定最后被采用。举个例子,去年美国突然流行AIDS.中央电视台1984年4月27日的国际新闻采用了卫星通讯的一段报道,AIDS译成：“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改译成“后天免疫力缺乏综合症”。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后天”比之“获得性”更好理解。这是个非常长的词组,不能用两三个字来表达,海外用音译。将来优选,或在优选过程中加以人工干预,这都是可能的。碰到新种情况,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就很容易办,如法文杂志把AIDS直接搬过去就行了。我想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优选,再加上人工干预(讨论审定)把它确定下来。6.一个术语可能有不同概念的问题,特别在不同学科里使用的时候会发生多义现象。比如information,信息论上译做“信息”,它至少还有下列几种意思：“消息”、“情报”、“问讯”、“资料室”、“通知”、“报告”、“见闻”等等。因此,一个术语在不同学科,不同语言环境中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不同的翻译方法。是不是都要统一呢？拼音文字很容易,直接转写就可以了(日文也不成问题,用假名译音)。我们汉语用多个术语对应一个,就比较困难。还有一个问题,特定概念在特定时间里的术语的翻译方法可能有特殊的考虑。如军事科学中俄文Воен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以前译成“战争艺术”,60年代译成“战争学术”,80年代争论这一问题,认为还是作“艺术”对,这不是学术,而是艺术,和领导艺术一样的“艺术”。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学科中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内涵是否清楚,如果清楚了,定名也许就比较好一些。拜读了严老的文章,使我想到了好些个问题,以上把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同大家讲一讲,不一定对,供大家考虑问题时参考。谢谢。     

中国古代“物理”一词原由来与词义演变

该文认为，就目前所知，中国古代“物理”一词厚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物理”在中国的广泛运用情况表明，其基本含义是泛指事理、道理、情理；通常是指万物之理，或称“大物理”，有时寓有自然规律之义。这种含义与西方古代“物理”一词的含义基本相同，该文还认为，日文“物理学”一词的翻译受到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深刻影响，且由西文ＰＨＹＳＩＣＡ或ＰＨＹＳＩＣＳ一词译成中文“物理学”的时间可能早于译成日文的时间。     

名词审定要注意历史和现有工具书——与安锡培先生商榷:“优生”英译名的不良影响

看到贵刊 2 0 0 0年第 2期安锡培先生《关于“优生优育”英译名的问题》一文 ,觉得终于找到了探讨“优生”一词的场所。作为多年从事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科普宣传的编辑 ,我还是想把我在工作中所了解的人们对有关“优生”一词的不同看法和认识转达给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专家们 ,毕竟现在这个词还没有正式审定命名。安先生的文章中提到 :“优生”一词原袭用的“ｅｕｇｅｎｉｃｓ”英译法 ,由于历史的原因已与希特勒臭名昭著的种族灭绝联系在一起 ,在国际上引起反感。 1 996年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明确指出不再使用“ｅｕｇｅｎｉｃｓ” ,并建…     

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由来与词义演变

该文认为，就目前所知，中国古代“物理”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物理”在中国的广泛运用情况表明，其基本含义是泛指事理、道理、情理；通常是指万物之理，或称“大物理”，有时寓有自然规律之义。这种含义与西方古代“物理”一词的含义基本相同。该文还认为，日文“物理学”一词的翻译受到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深刻影响，且由西文ＰＨＹＳＩＣＡ或ＰＨＹＳＩＣＳ一词译成中文“物理学”的时间可能早于译成日文的时间。     

科技书刊中外国专名的翻译问题

在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中,如何处理好外国专名(主要是人名和地名)的翻译,是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在科技书刊中除了纯专名以外,大量的还是由专名加通名组成的术语,如Galois field〔数〕伽罗瓦域,Faraday effect〔物〕法拉第效应,Halley’s comit〔天〕哈雷彗星,Sabin vaccine〔医〕萨宾疫苗……等等。下面想分四个方面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看法。一、外国专名要不要译成汉语？近来有不少人主张在翻译科技书籍和文章时,凡遇到专名都直接引用原文,这样做在有限的范围内(如在专业性较强的学术书刊中)是可行的,但对大多数情况来说是不切实际的,至少在近期内是这样^①。其主要理由如下：1)一些由专名组成的科技术语在文章中并不总是以英语出现。例如：牛顿定律(Newton’s law^②)在俄语中作эакон Ньютона;伊朗中北部卡维尔沙漠的学名为Dasht－i－kavir(波斯语)。2)一些由专名组成的科技术语不全是“名词加名词”一种形式。例如：华顿氏胶既有写作Wharton’s jelly的,也有写作jelly of Wharton的。在俄语中,门捷列夫定律写作менделеевский эaкон,门捷列夫序数(即原子序数)则写作менлелеевское число(前者修饰的是阳性名词,后者修饰的是中性名词)。3)有些专名或是直接转化成通名(如：Curie居里<放射性强度的单位>,newton牛顿<米.千克.秒制中力的单位>,ohm欧(姆)<电阻单位>……),或是派生出相应的通名(如：Darwinism达尔文主义,pasteurization巴(斯德)氏灭菌法……)。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近期内还有必要把外国专名译成汉语,因而也还有一个统一译名的问题。二、外国专名的译名必须统一科技术语的专名部分一般采取音译^③,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而在译法方面,“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这两条原则也是大家都表同意的。然而,由于每个人在应用这两条原则时所掌握的分寸不同,加上其他种种原因,外国专名的译名一直十分混乱,“文革”以来尤为严重。一方面是把不同的专名译成相同的汉语名字,如把Bauer和Bayer都译成“拜耳”(前者的通用译名应是“鲍尔”),把Bauer和Powel都译成“鲍威尔”等。另一方面是把同一个专名译成不同的汉语名字。例如：德国著名的细胞病理学家Virchow通常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译名——魏尔啸、微耳和(最近报纸上又出现一个新的译名——微尔啸),俄国著名的化学家Mенлелеев据说有20多个不同的译名(较通用的有“门捷列夫”、“门得列耶夫”、“门德列也夫”等,但它们的读音差别并不很大)。又如：细菌学中的Koch’s postulates,有的把它译作“科赫原则”,有的把它译作“郭霍氏要点”。病理学中的Chargres fever,在一本词书中译作“恰格尔斯热”,在另一本词书中译作“查格雷斯热”。更成问题的是有些术语在同一本词书中使用不同的译名。例如：Australian X encephalitis在一处译作“澳大利亚X脑炎”,在另一处译作“澳洲X脑炎”;Schwartzschild radius译作“施瓦兹希尔德半径,Schwartzschild black hole译作“史瓦希尔德黑洞”……。译名如此混乱势必给科技知识的普及、学术经验的交流等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困难。三、外国专名译名的订正与统一不可否认,由于种种原因,确有不少通用的外国专名,其译名的读音与原音相距甚远,按理需要一一加以订正。但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统一译名显得比订正译名更为重要。这是因为：1)与一般的名词不同,人地专名往往只被看作是一种没有什么意义的符号,虽然取名的人可能赋予它一定的意义。所以,一个专名的译名即使同原词的读音有些出入,只要已经流传开了,就不需要花力气去纠正。2)由于两种语言本身的差别,加上译者本人条件的限制,用汉语音译外国专名一般也只能做到近似。用一个近似音去代替另一个近似音,既没有什么必要,也缺少可靠的标准。3)一个外国专名译成汉语时即使发音一样,也可由于同音异形词的不同组合而产生不同的译名。例如：Reid既可译作“里德”,也可译作“李德”;Mary既可译作“玛丽”,也可译作“玛莉”。如果所遇到的外国专名是个音节较多的词,就有可能出现十几个或更多的译名^④。对这样产生的不同译名很难评定其优劣,只要求得统一就行了。4)有些译音与原词发音相差很大,但已经为公众普遍接受的外国专名,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一般也不宜轻易更动。例如：英国前首相艾登(Eden i：dn),苏联首都莫斯科([俄]москва),物理学中的波意耳定律(其中Boyle[bil]一般译作“博伊尔”)都与原词的发音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它们已经得到公认,再急于去订正反而会增加译名的混乱。为了作好译名的统一工作,我认为有一点是必须坚持的：即在一般的书籍文章中首次出现的专名后面必须附上原文(篇幅较大的书后最好附有专名索引)。四、外国专名翻译中的“优选”问题上面提到,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译音不准,但已通用的外国专名,一般不宜轻易变动。然而,“约定俗成”不等于“一成不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有些专名的译名已经被“自然淘汰”了。例如：Koch(科赫)的一个译名“郭霍”已经废弃不用了,San Francisco(圣弗朗西斯科)的一个译名“三藩市”也已废弃不用了。但是,为了加快译名的统一,我们应该加速“自然淘汰”的进程,实行“优选”。首先,一些明显有错、而又不是什么通用的译名应该加以淘汰。例如：物理学中的Pfund series,“冯德系”和“芬得系”这两个译名可暂时并存,而“普芬德系”这一译名应予废弃(因为在德语中,p在这种情况下多不发音)。另如天文学中的Schwartzschild radius,准确的译名是“施瓦兹希尔德半径”,而不是“施瓦茨柴尔德半径”(作为德语姓名,它的组成部分之一是schild,而不是child^⑤)。其次,一些读音和字形截然不同的译名应该“择优”先统一起来,如Schwann cell可推荐译成“施万细胞”,以代替旧的译名“许旺(氏)细胞”。(在词典等一类工具书中,旧的译名应该用括号或其它办法加以标明,因为这能起到“承前启后”的有益作用,防止可能造成的混乱。)第三,统一译名可以由易到难地分批进行。例如：首先要去解决“魏尔啸”和“微尔和”的统一问题,然后再去解决“魏尔啸”和“微尔啸”或“微耳和”同“微尔和”的统一问题(后一种不统一通常不会产生歧义)。另外,必须特别重视新译名的订定和统一^⑥,千万不要等到一个译名已经叫开了再去纠正和统一。目前,地名似应以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为依据,人名则应参照辛华(即新华社)编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或《英汉译音表》等。最后,鉴于外国专名译名的统一不是学术性很强的工作,“优选”中似应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应该在这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如分批公布经过审定的译名。在外国专名的翻译方面,也有若干学术性问题需要研讨并加以解决的——如外国人名的译名要不要完全“汉化”(Virchow要不要由“微尔啸”改成“魏尔啸”);外国地名是否要尽可能的采用音译(Cambridge是否要从“剑桥”改成“坎布里奇”);某些音节较多的外国专名在译成汉语时要不要适当简化^⑦;一些带有专名的术语在译成汉语时加上少量用以“定性”的词(如把Менделеевский эакон译作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把Haber process译作哈伯氏制氨法……)是否恰当^⑧……等等。我相信,经过充分的讨论,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篇幅的限制,本文就不去一一讨论了。(1)有的同志提出翻译外国专名可采用汉语拼音或其他替代办法,但这都不是在近期内能够做到的。(2)本文中引用的外文如果不加说明,一律为用英文拼写的专名。(3)专名部分如果是地名的话,有时会采取意译或音意合译的办法。例如：Newcastle disease过去译作“新城病”或“新城鸡瘟”(现仍沿用,暂时似不宜改译成“纽卡斯尔病”);West Nile encephalitis译作“西尼罗河脑炎”……。(4)俄国化学家Менделеев的众多译名多半就是由发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的不同组合造成的。(5)外国专名的读音一般应以所在国的读法为准,如Galois是法国人,应译成“伽罗瓦”而不能“望文生音”地译作“伽罗依斯”。(6)在新闻单位工作的同志要特别重视新译名的订定,一些错误的译名常常是通过报刊流传开的。(7)多音节的外国专名原则上应予简化,如近来通用的“门捷列夫”就略去了“耶”这个音。但有些简化(如《辞海》中把Schwartzschild从“施瓦兹希尔德”略作“史瓦西”把Sommerfield从“佐默菲尔德”略作“索末菲”)则引起较大的争议。(8)我认为这种加词如果应用得当,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值得肯定。     

“德育”能译为moral education吗

中外科技交流离不开术语的沟通,翻译是双向的,译介（传播）则应有指向——从创生处到目的地.把英语中的moral education汉译为“道德教育”无疑不错,而把“德育”这个纯中国的教育学术语英译成什么才准确呢？“德育”到底是一个独立的术语,还只是作为“道德教育”的替身？本文即以“德育”为引例,谈谈它以及与之相关的某些术语的含义和英译问题.     

能源哲学:对能源转型的技术哲学反思

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下,能源哲学从技术哲学出发反思"能源转型何以可能?"的问题.但是,能源供给转型方面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统治论"存在一些问题,即提高清洁能源供给效率不一定会提升用户的生活质量,提高其供给量也不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能源消费转型方面的"生态悲观主义"和"生态统治论"也存有缺陷,即无限缩减能源消费量可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