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心理引导 为“留守学生”减压

近些年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农村学校的“留守学生”也随之增加，于是，“学校、家庭在‘留守孩子’的实际教育过程中遇到了‘四难’问题：一是溺爱放纵，教育难；二是缺乏管护，安全难；三是隔代管教，监护难；四是管理脱节，磨合难。”（摘自《中国教育报》2004年10月5日《谁来关爱“寂寞”的花朵》一文）因此，这种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了农村教育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第一段]     

诗歌本质论——中国诗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关于诗歌的本质问题是诗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诗论对这一问题有过较深刻的论述 ,但比较分散。诗歌的内涵从“诗言志”到“理、事、情”并举是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从“诗赋欲丽”到“诗与文之辨”,使诗歌的特征越来越明晰。诗歌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和“诗教”说。诗歌本质学说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经""史"之别:王闿运对《春秋》的基本态度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着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努力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在“诗”与“经”的矛盾中把握汉代诗学思想

汉代诗学其主导的、典型的诗学思想可以一言尽之,曰:“诗”与“经”的矛盾.汉人以《诗》为“经”,通经致用,《诗》成为现实政治讽谏的张本.汉代诗学便在以“经”解《诗》的矛盾中确立起来.“诗”与“经”的矛盾表现之一是“虚虚实实的历史批评”;表现之二是“拘拘挛挛的情性说”;表现之三是“是是非非的比兴论”;汉人从以经评《诗》、解《诗》中引伸出的文学理论与原则,又成为其衡《骚》评赋的标准.汉儒解诗形成的《诗》“经”精神,一方面涉及到诗的艺术本质,另方面又过分注目、牵附政教风化,以至于损伤了诗美,也未形成纯粹的诗理论与诗美学.     

浪漫的潜伏——后期新月诗派“主智诗”、“城市诗”创作简论

后期新月诗派在秉承前期新月诗派“理性”思想的同时，无论在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中都逐步渗入了许多现代主义的因素。在趋向现代主义大潮的过程中，后期新月诗人冷却诗情深刻冷静地思考人生，在诗的题材、诗感上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趋近。在后期新月派诗歌里，引人注目地出现了大都市的病态、现代人的精神异化。后期新月诗人对“主智诗”的寻求，“城市诗”的开拓，都是对中国新诗史的独特贡献。     

从《怀沙》、《惜往日》看屈原沉江的原因

屈原的临终诗作《怀沙》和《惜往日》无疑是考察其沉江原因的最有力依据。而二诗中均无“殉国难”的踪影。诗人当于白起拔郢之前，因其理想破灭而壮烈“殉道”。其自沉与郢都破灭无关。     

诗赋外交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中有很多以诗代言、赋诗应对的现象。古人认为“诗言志”,就是说诗可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和志向抱负。古人还认为诗可以“告诸往而知来者”,就是说指明过去,预见将来。当时人们引用的诗,多见于流传至今的《诗经》一书中。孔子等学者对这些诗篇曾做过整理。《诗经》是重要的儒家经典著作《五经》之一,在春秋诸侯国间的交往中,《诗经》具有独特的作用,经常被政治家们引用以娓婉地表达各自的意图。孔子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     

“人之死”：一个神话诗学措辞

随着福柯的大书《词与物》的问世,“人之死”似乎已成为一个风靡当今西方世界的口号。然而,语境中的“人之死”实际上有着独属于它自身的某种深刻的含义。这里的“人”指的并非抽象的作为人类的人类,而是特指由现代认识型所形构的人;这个古怪的命题当然也不是要陈词滥调地指明某个自然意义上的存在事实,而是表征出一个神话诗学性质的心灵期许。它是一个“通灵者”基于自己对现代世界的心灵排斥而“打赌”于未来的“诗的梦想”。     

《中国文学史》“孔子删诗”说之教学鉴赏设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论及“孔子删诗”说,但对“孔子删诗”说的提出、流布、影响等问题都未曾论述。通过清理相关材料,可知汉初陆贾首次提出孔子编定《诗》一说,而司马迁则在陆贾的基础上,从编《诗》方式、标准、目的等方面提出系统的“孔子删诗”说,但还未提出“删《诗》”一语。西汉末东汉初,《论语讖》在删减《诗》《书》章句文献的风气下,首次提出孔子“删《诗》”一语,此说得到王充、班固、应劭等东汉学者的接受而成为学界共识,并对汉代《诗经》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明末清初“诗史”观念下的注杜风潮

明末清初,风云激荡、天崩地解,有志之士历乎其交,中有所藏,不能默然,“以诗为史”“以诗续史”等成为诗人的自觉追求,素称“诗史”的杜诗成为诗人学习的对象。此际释杜者甚众,钱谦益史以证诗、诗以证史,可谓“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少陵诗史精神愈出。在传统“诗史”观的基础上,吴梅村提出了“史外传心之史”的新命题,这是对诗的抒情功能的回归,也启示着释杜者对杜陵“心史”的研读。     

“折枝”考辨

《孟子齐桓晋文之事》：“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日，‘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日，‘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其中“折枝”一词，历来各家注释各执一词，难成定论。笔者认为“折枝”应解释为“按摩搔痒”，其中“折”极有可能是“析”的误字。     

"淇水汤汤"考释

对《诗经·卫风·氓》中的“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历代所解颇有不同。郑《笺》以此为追述之笔:“我乃渡深水,至渐车童容犹冒此难而往,又明己专心于女”,其后孔《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均申郑说,以为本句乃“此妇更追溯来迎之时”,“冒此深水渐车之难而来,明己专心于汝”。然如依此说,则势必打断全诗由婚前至于婚变按时序追述的章法。朱熹《诗集传》别立新说,认为这是写女子婚变后“复乘车而渡水以归”,其后也多有承此说法者。但此说亦可商榷。因本句前之“自我”二句言婚后生活,后之“女也”四句斥夫之无德,均为叙事之笔,而中间忽以…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 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遇，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这一句继续承接“《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的章节主旨，并最终推出“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的大结论。综合来看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前半章强调对“果”之“因”的把握；而后半章则重点在于对“因”之“果”的阐化。     

《昭明文选》与骚

《昭明选》作为一部按体选录各类字佳作的总集，不论从体分类角度还是选录作录、作品方面，都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选》于“赋”之外另立“骚”体一类，是有其科学性和开创意义的；《选》把“骚”居于“赋”与“诗”之后是与《选》的性质及作编纂目的相关的；从《选》所录“骚”类作家、作品情况可以看出萧统既重“”又重“质”的学观。     

写好文眼 纲举目张

“设眼有致”。文眼，或是诗眼、词眼，在诗文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必后顾之，在篇末则前必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刘熙载的所谓“注”指的是“伏笔”，“顾’：指的是“照应”。这“伏笔”和“照应”的地方就是“文眼”。     

王夫之诗学中的灵感论

王夫之非常重视诗的灵感，他常用“兴会”、“即景会心”和“现量”等术语探讨灵感问题。在他看来，灵感是诗人即景会心、意无预设、呈现神理的创造性直觉。灵感具有突发性、直觉性、创造性和言与意的统一性等方面的特征。王夫之的灵感论散见于其诗学论中，与他的哲学思想、诗学观念和诗歌鉴赏经验相贯通．显得微妙、深遂而又富于创见。     

逻辑函数的“复合门”实现

在《数字逻辑》课程中，用“与”、“或”、“非”三种基本运算可以描述命题逻辑中任何复杂的问题。换句话说：不管逻辑电路多么复杂总可以看成是由“与”“或”、“非’等简单门电路组成的。但是，逻辑函数实现时不是用“与”、“或”、“非’门作基本的逻辑单元，而是大量使用“与非”。“或非”、“与或非’门，它们是数字逻辑集成电路系列（74LS00，74LS02，74LS10，74LS20…）的复合门电路。这是因为：“与非”、“或非”“与或非”门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实现“与”、“或”、“非”三种基本操作：一、用“与非’们实现“与”、“…     

加达默尔文艺诠释理论与“诗无达志”说

中、西诠释学理论在其各自的发展历程中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不论是董仲舒的“诗无达诂”说,还是王夫之的“诗无达志”说,都与西方以加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艺诠释学理论有惊人的一致,唯一不同的是西方现代艺诠释学更多地显出形而上的哲学性。     

论陈恭尹诗中的“雨”意象

诗人陈恭尹对“雨”意象情有独钟。他在诗中刻意营构多姿多彩的“雨”意象，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陈恭尹笔下的“雨”，既有冷暖之分，又有粗细疏密、新旧、动静之别。诗人赋予“雨”以人格化，在情景的交融中使读者获得美感。     

赞“《春秋》笔法”而非论诗──梅尧臣《寄滁州欧阳永叔》诗意辨

梅尧臣作《寄滁州欧阳永叔》诗，古代文学批评界通常认为诗中称赞欧阳修诗歌能继承《春秋》褒贬精神，表达了梅尧臣的诗歌创作思想。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梅尧臣是在诗中称赞欧阳修能以“《春秋》笔法”撰写《新五代史》。误解的原因应是未考虑此诗的写作背景。